君子文化

君子文化

编者按作者：《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1日11版）“君子”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概念，“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君子文化在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完善个人品格、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君子文化中的仁爱、正义、诚信、友善等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高度契合，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滋养。为此，我们要充分挖掘君子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我们干事创业、阔步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君子之道“智”“仁”“勇”

君子文化不仅是儒教文化之精华，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儒家学说中关于君子的人格理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君子被描述为介于圣人与小人之间的一种人格。《论语》对此有种种具体描述，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不胜枚举。而第十四篇《宪问》中的一段描述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按

子贡的理解，这段话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即在孔子自己看来，他在“智”“仁”“勇”三个方面都还做得不够好：“智”方面的欠缺是尚未达到无惑，“仁”方面的欠缺是尚未达到无忧，“勇”方面的欠缺是尚未达到无惧。孔子的这些自我评判表明，他是从“智”“仁”“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君子标准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换言之，孔子所谓君子，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自子贡提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以后，儒家的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不再有本质性区别，实际上都是指本于人性自觉采取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人。这种人性自觉包括两个方面：对自己来说，是自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说，是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是同类，因而同自己一样也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并且自己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的文明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人性自觉包含着对他人的爱，正是基于这种爱和由这种爱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责任感，才会有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生活的道德意识。对

于儒家来说，将自己对他人的爱转化为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这是君子的人生境界；而当这种道德实践从日常生活领域转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治国者“化成天下”的“人文”实践时，它就不只是君子的人生境界，也是圣人的治理境界了。也就是说，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屏障，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只是其“成人”的外延有大小之别——在圣人境界中，“成人”的外延扩展至全天下，其“成人”是“成天下之人”，然其实质还是为了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天下之人都脱离动物界而以人的生活方式

生活，或者说使天下之人都摆脱野蛮状态而进至文明境界。要之，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其差异只是由于具体实践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现象性差异或形式上的区别——圣人境界是特定实践条

件下由君子的“为仁”转化而来的“为圣”——“以礼义之文，化

成天下”的“为仁”。这种形式的“为仁”所达到的“成人”——“天

下归仁”，既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内圣”的人生境界，也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外王”的治理境界。这也意味着君子和圣人都可以被理解为“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从现代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在认知过程中，“智”所涉及的是事实关系，它表现为事实判断；“仁”所涉及的是价值关系，它表现

为价值判断；“勇”所涉及的是行为关系，它表现为行为判断。其中，行为判断是认知过程的最高阶段，是根据事实判断和

价值判断来作出行为决定。行为判断之得当与否，取决于事实判断的正确与否和价值判断的合理与否。故行为判断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集中反映与综合体现。这意味着“勇”集

中反映与综合体现着君子人格特征。根据孔子“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解说，“勇”的含义就是“见义而为”，其意义要素包

括“义”和“为”，而“义”是“勇”的核心意义，“为”之为“勇”是由“义”决定的，当且仅当“义为”时，才是“勇”。孟子有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荀子则谓：“不学问，无正义，以富

利为隆，是俗人也。”“无正义”的意思就是“人不行正路”。按

荀子“礼”“法”并重的思想，他所谓“无正义”实际是指行为不合“礼义”“法度”。《韩诗外传》卷五中的“正义”（“耳不闻学，行无正义”）以及《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正义”（“今游侠，其

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也都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行的规则。要之，“正义”的基本意义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具体而言，“正义”又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制定人应遵守的行为规则所依据的一定原理或原则（属于价值范畴），一是依据一定原理所制定出来的某些相互关

联的具体行为规则（属于制度范畴）。在儒家看来，前一种

意义的“正义”就是孔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的“仁”，后一种意义的“正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的“礼”。进而言之，“仁”

是正义原则，“礼”是正义标准。就其二者的关系而言，作为

正义原则的“仁”是“礼”的价值依据，作为正义标准的“礼”是“仁”

的制度表现。准此，在“智”“仁”“勇”的关系中，“见义而为”的“义”应是指作为“仁”的制度表现的“礼”之所宜。所谓“勇”，就是行其“礼”之所宜。按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如此依“礼”行事乃是“仁”的行为表征。“见义而为”之由“见义”到“义为”，这个过程还包含被称作“权”的活动。“权”字的本义为秤砣（《广雅·释器》：“锤谓之权。”），引申为称量物品轻重的秤：“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上》）进而派生出称量物品轻重之义：“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梁惠王上》）知轻重者，心中有数也，是“权”含有把握分寸之意。由是衍生出在度的范围内灵活应变之义。《孟子·尽心上》有云：“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其中“权”的含义与“执一”相反：“执一”是举一而废百，“权”是举一

反三、以一统众。《日知录·艮其限》云：“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扞格而不通，则忿懥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孟子反对“执中无权”，顾炎武反对“执一不化”，其指事不同而意实相通，都是强调了一种灵活变通的精神。《孟子·离娄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和“嫂溺，援之以手”之“权”都在“见义”之“义”（宜）的范围之

内。“见义而为”的“勇”既要守常而行“礼”，又要变通而达“权”，如此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君子“仁”且“智”的表现，也是君子为人处事的特点。综上所述，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君子的人格特点是“见义而为”，其体现于为人处事，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此乃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作者：周可真，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道、法的国家治理哲学研究”负责人、苏州大学教授）从《周易·大象传》看君子精神的现代价值传世本《周易》一般包括经、传两个部分。经指卦辞、爻辞，传则包括了解释经的《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十种文献，后世称为“十翼”。其中传为孔子所作的《大象传》以“君子以”的形式，表达了对君子品质与行为的期许，是古代君子人格的投影与反映。其“推天道以明人事”，将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则推衍到君子的品德与行为，显示了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还是消极沉沦是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是决定一个人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能否实现的重要分际。《周易》倡导一种积极进取、有为奋进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周易》首卦《乾卦》的《大象》辞。《子夏易传》解释说：“健而不息，天之运也；自强而成德者，君子之事也。”天道运行变化日夜不息，君子应该“以天为则”，

向天学习，不断地积累德行、创建事业。天行健，是人生自强不息的根据；而自强不息，正是天道运行在人事方面的体现。天道是人事的基础，天道运行不辍之刚健正是君子自强不息品质的内在根据。宋代李光《读易详说》：“至健者，乾之用也；自强不息者，君子取法于乾也。天所以历万古而无敝者，以息息不停运而无迹也。君子体之以进德修业，如成汤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暇食，固足以继天道矣。”天道运行不息，是君子学习的榜样，古代圣王，如成汤，天不亮就坐在朝堂等待处理政事；周文王，日已偏西都来不及吃饭，求贤若渴。这都是自强不息，勤以修身、勤以理政的典型。《论语》记载：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子路回答不出来，孔子对他说：你何不说我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呢？孔子一生孜孜以求，“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写照。厚德载物的人生格局《坤·大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宋代胡瑗《周易口义》解释说：“柔顺者，地之势也，故能生成万物之形质也。君子以厚德载物者，言君子之人法地之道，以宽厚其德，使其器业广大弘博，无所不容，以载万物，使万物无不得其所，皆如地之容载也。”大地的品德是柔顺而包容，君子要向大地学习，在与人相处时秉持包容精神，虚怀若谷，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坤·彖传》说“含弘光大”，《坤·文言》又说“含万物而化光”，说明人

越能含弘越能光大，越能包容越能成就其人生的大格局。

要做到含弘光大，兼容并包，首先要“厚德”，积累自己的德行。杨万里《诚斋易传》说：“地之力不厚，则载万物不胜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则载万民不胜其众。”地力不厚，不能容载万物；德行不厚，则不能包容他人。要想含弘包容，首先要厚积其德行，宽弘其器宇。而积累德行，首先要做到“仁”和“谦”。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说：“若以厚德载物，体之身心，岂有他道哉？惟体吾长人之仁也。”所谓仁，就是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成功，也希望别人成功；自己不愿失败，也让别人免于失败，这就是仁。用这种“仁”的方式去行事，自然能感化他人，自然有包容的气象。要做到厚德载物，还要为人谦和。明代潘士藻《读易述》说：“君子中虚，心实无疆，无疆则何所不容，何所不载？”故君子应常怀谦敬之心，卑以自牧，尊贤容众。“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个谦敬的人，更能与自我、他人、社群达成和谐一致。惩忿窒欲的人生修养《损》卦的《大象传》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孔颖达《正义》解释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者，泽在山下，泽卑山高，似泽之自损以崇山之象也。君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动，境有顺逆，故情有忿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损》上卦为艮（山），下卦为兑（泽），山高泽深，泽自损

其高以显山之巍峨，君子体会损道，所以要惩止忿怒，窒塞情欲，使品德日高。宋代杨简《杨氏易传》说：“山上有泽，其山日损；人有忿欲，其德日损。”足见忿欲之害人。朱熹《周易本义》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切于此。”遏制忿怒与欲望是积累德行的关键所在，损减忿、欲而德行日进，正是用“损”而得“益”。《益·大象》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惩忿窒欲，改过迁善，则尤悔日少，德行日高。李光《读易详说》：“山下有泽，所以为损者，损下以益上也。君子体此象以修德，则在我者，必有所损，乃能有益。忿欲，害德之大者也。人生不能无忿，惩之则忿气不作；人生不能无欲，窒之则欲心不萌。颜子不迁怒，不贰过，皆损己之道也。一曰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则损己者，乃益己之大者也。”人生有所损减，才能有所增益，不迁怒，不贰过，克制自己的忿怒与欲望，看似于己有损，实则于己、于他皆有利益。损、益之间，足见《周易》的人生智慧。居德善俗的人生责任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个人德行日进，事业日隆，但个人价值的实现必依赖于对社群的贡献。《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要求君子从个人德业的积累与成功走向引导社会群体的富庶与和谐。“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推己之心及于社群，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社群繁荣的伟大

实践中，才是儒家君子最高的标准与境界。《周易·大象传》多次强调君子化导社群的责任，如《师·大象传》：“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蛊》：“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这都是说作为君子，不仅要自懿文德，开拓事业，而且要教导、启蒙、振育、容纳、保有人民，使社群和谐，人民富庶。《渐·大象传》：“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程颐《程氏易传》说：“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渐之义也。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善之德，化美于风俗。”山上有木，木因山而高，君子观于渐进之义，先积累德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然后化美风俗，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易祓《周易总义》说：“君子自居贤德，先得其所止，而后优柔巽入，以善其俗。”先修其身，推己及人，使风俗醇美，人群和谐，正是身为君子的人生责任。《周易·大象传》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君子经”的表达形式，由卦象所表现的天道自然引申出人事活动的准则，《大象传》对君子的要求与劝诫显示了古老《周易》的现代价值。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的人生格局、惩忿窒欲的人生修养以及居德善俗的人生责任，在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中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冯国栋，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文佛教目录研究”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君子文化先秦儒家有诸多对于君子人

格的论说，树立了君子人格的理想。这些关于君子人格的理想，构成了君子文化丰富的内涵，随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在后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并转化为普遍的文化实践，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关于君子人格理想的论说，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典籍之中。这些儒家典籍成为经典之后，历代学人不仅反复习诵，而且不断进行注疏阐释，在泱泱典籍中，形成了“经学”。先秦儒家关于君子的论说也就不断被传承和

弘扬。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所以经学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而对于先秦儒家关于君子论说的解释和阐发也绵延不绝。它们既是君子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让一代代学人承接了君子文化的血脉，进而转化为君子文化的实践。君子文化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士大夫层面。士大夫是读书之人，他们所读之书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执政或参与执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更要熟悉儒家经典。因此，君子文化对他们有着更深入的浸润，也更容易转化为实践行为。例如，宋代的苏轼仰慕古代君子的风范，“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序》）。他对君子的人格有着自己的思考，认为君子应该是明“大义”之人，“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屈到嗜芰论》）在他看来，君子也应该报

效国家，“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其以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其以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尽管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谪，却保持着永远的君子风范。君子文化的熏陶和他本人对君子人格的思考，使他成为君子理想的践行者。与苏轼的情形相近的，还有明代的王阳明。他对于君子人格同样有自己的思考，其《答友人》这样论说君子：“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唯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群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王阳明结合自己曾经被“左右交谗”“祸且不测”的经历，阐发了“君子之学，务求在己”的观点。君子通过学习，有自己的见识，从而内心有定力、有自信，毁誉荣辱不足以让自己情绪波动。他从人生实践中获得对君子人格的认识，又以此实践自己的君子人生，遭到贬谪并不气馁，忠君报国依然如故，最终成为一代圣贤。君子文化的实践突出体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中。在明代后期，阉党专权，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士大夫横遭打击，左光斗就是其中一位。面对朝廷小人当道，他说：“君子之别于小人者，清与浊而已矣。君子之不

能容小人，犹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浊异，则其好恶不得不异也。”（《左忠毅公集》卷二《科臣挟逞私心倒飜国是疏》）他坚守君子操守，与杨涟等人弹劾阉党魏忠贤，被诬陷下狱冤死，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学生史可法曾经到监狱探望他，写下了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在抗击南下的清军期间，史可法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弟虽庸陋无闻，窃愿附正人君子之列……左老恩师立朝正色，怜士清心，行者颂之途，贾者谈之市，况我辈抠衣绛帷、亲承知遇者乎！”（《史忠正公集》卷二《致某》）可见，正是在左光斗的直接影响下，史可法追步乃师的君子人格，希望自己也附入“正人君子之列”。正是君子人格的熏陶，史可法才在扬州城破之后，纵身投江，和左光斗一样，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先秦形成的君子理想人格，不仅被后世诸多的士大夫所仰慕、所实践，而且由他们进一步弘扬和传播，推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从而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传之弥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三原学案》引杨爵《漫录》的记载：明代吕泾野先生过某府，太守陪坐。太守的儿子读书楼上，声音很大，太守就让儿子“当微诵，恐损伤”。过一会又让人催儿子按时吃饭，曰：“勿令饥。”吕泾野就对太守说：“公之爱子，可谓至矣，愿推此心以爱百姓可也。”吕泾野经过顺德府，太守为他饯行，地方靠近养济院。他让人送一桌馔食到养济院，

对太守说：“愿公体我此心，以惠恤鳏寡可也。”杨爵听到这两件事后感叹不已，认为“使志道君子常得与先生相亲焉，获德容，闻至论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在杨爵看来，吕泾野的君子之道，能够感化更多的人成为君子。他记录下了吕泾野的事迹，黄宗羲又将其录入《明儒学案》，让这样的君子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文学作品是传播和弘扬君子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少古代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对君子的赞赏，塑造君子形象。诗人李白《赠韦侍御黄裳二首》有句：“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既是对韦黄裳君子风范的赞美，也表达了“受屈不改心”方为君子的看法。杜甫《天末怀李白》中以“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诗句，既表达了对李白的牵挂之情，同时也将李白视为君子。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读书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有对伪君子的辛辣讽刺，如戴着秀才头冠的王德、王仁，也有对真君子的书写和赞美。作品第三十六回所写的虞育德就是一个有君子美行的人物。他有仁爱之心，碰到一个乡民因为无钱葬父，尽管自己不富裕，却慷慨接济。他不贪图功名富贵，参加科举考试也只是为了衣食饭碗，考中进士后，别人都想谋个肥缺，他因为年届五十，只得了一个南京国子监博士的“闲官”，却也欢喜万分。他秉承着先秦君子“诚之为贵”的品格，以诚待人、以诚处事，中进士时，别人都将年龄改小，他却填实足年岁；他接济乡民，也实话实说，自己刚刚得到一点

银子，也要养家糊口，所以只能拿出四两让乡民回家安葬父亲。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虽然没有用“君子”赞美他的品格，但回目却大书“常熟县真儒降生”，将他视为“真儒”，令人敬重。历代士大夫文人对君子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在记载古徽州宗族的《休宁名族志》中，我们就看到诸多山村乡民有“古君子之风”：任梦桂“性沉默好读书，入太学，不乐仕进，尝筑别业于松萝之阿，隐居其中，农樵自给，足迹鲜入城市，有古君子风”；陈世淳“承家诗礼，好学不倦，有古君子风”。《新安名族志》中记载，一个叫韩钦的过早去世，其妻子金氏“冰蘗守节，抚三孤子成立，家业过前，乡人咸称女中君子”。这些小民君子的事迹，说明君子文化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作者：朱万曙，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