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

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

姜毅

[内容提要]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成熟、现代化的社会，以及整合、有效配置各种资源的国家制度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和国际形象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惟一条件）。尽管俄罗斯最近两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些许成绩，但它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道路依然漫长。因此，第一，俄罗斯今天已蜕变为地区性的大国，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改变；第二，艰巨和复杂的培育新社会的任务决定了俄罗斯的大战略首先是关注国内的发展，决定了其外交不可能再承载积极进取的任务。这就是普京外交政策调整的根源。“搭便车”是这个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即在尽可能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不挑战主导国家的地位，

不追求彻底打破已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采取顺应国际主流的态度和政策，以便学会先进的管理制度、思想和国际行为方式；力图与西方形成宏观的协调关系，在必要的妥协与斗争中寻找平衡。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国际竞争力社会制度政策选择

[作者简介]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007)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集团对抗，也结束了冷战时期的力量平衡。对俄罗斯来说，这种力量状况的变化可能更为刻骨铭心，影响也极为深远。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处在欧洲列强角逐权力的中心，更不用说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时期的荣誉了。因此，如何面对世界和地区新的权力结构、如何安排自己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的位置，成为今天的俄罗斯急需解决的不仅是制度上、而且是心理上的严重课题。

人们常说，外交的主旨就是维护一国在国际上的利益。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利益都不是凭借其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而是有赖于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是一个变量，是随着力量的消长、获取利益手段的增减、外部形势的状态而变化的。因此，本文在考量俄罗斯外交的发展方向时，主要的不是依据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构想，而是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情况，关注影响外交活动的力量基础。

一

西方的一些人把苏联的解体与1917年沙俄帝国的垮台进行了对比，指出了许多不同之处1 [1]。

笔者认为，就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而言两次变革有着本质的差别。新俄罗斯的领导人设计的变革并不是要创立一个与目前主流世界对立的制度体系和“平行市场”，不是要打破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而是决心尽快融入世界大家庭，参与冷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进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对近10年的转轨历程反思颇多，但在进入新世纪时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这个态度依然未变：“我们选择了民主和市场改造，选择了融入国际社会，这种选择不会改变。”2 [2]换句话说，开放和参与国际社会是这场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在过去的10年里，新俄罗斯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制度规则、法律体系、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等诸方面已做了相当的准备。与此同时，它除了继承了苏联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以外，还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既存和新建的国际性、地区性合作体系中。在这10年里，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并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参加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俄罗斯离世界越来越近了。

显然，一个国家参加世界体系的程度和它在其中的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意愿和意志。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体系一直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政策为三大支柱。其中实力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因素。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各国多种力量综合的竞争。在考察一个国家实力状况时，将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进行综合评估，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视角。由此产生了许多方法，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富克斯提出的“国力方程”、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莱因提出的“克莱因方程”、日本的“综合国力概念”等等3 [3]。本文依据瑞士洛桑管理与发展学院(IMD)形成的国家竞争力（World Competitiveness）的评估方法，主要从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这个视角考察其今天的力量状况。其理由是：

第一，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高低并不仅仅是其各种力量要素简单地相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并对国情民情有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是否能够有效地整合这些要素，是否能将这些综合起来的要素充分发挥其单个的和总体的效用。一个很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1840年时的大清帝国在几乎所有的统计数字方面是绝不亚于大英帝国的，而就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庞然大物在一役之后即土崩瓦解，并由此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痛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从各种统计数据上看，很难想象，在许多方面站在世界前列的苏联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消亡。比较而言，考察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大国，以一般的硬指标即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由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不符合俄罗斯实际的竞争力水平。何况这个国家最近10年在一般的统计数据方面也乏善可陈。而IMD的方法更多依赖于软性因素和指标，更重视各国的制度、创新能力和环境条件，特别是政府在这个经济和社会中的组织和管理功效。以今天世界强国美国为例，如果它现在的所有物质财富丧失殆尽，可以相信，其复兴的速度仍然是惊人的。再次强调，这里的关键是国家是否拥有整合、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是否拥有良好的制度。

第二，虽然IMD方法主要针对的是一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但在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最主要战略目标的今天，在国家实力地位、国际角色份量和国家安全其他领域越来越取决于经济状况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失为检验一国力量效能的一种参照物。事实上，当今国际舞台的现实证明，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往往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在国际上的政治感召力、军事威慑能力和文化渗透力的基石。同时，在经济愈益全球化、国际市场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成为衡量这个国家参与世界市场程度、并因此获得何种地位的重要标尺。

第三，冷战后各国竞争的胜负标准较之一个世纪以来有了重大的改变，秩序与合作正取代无政府主义和冲突，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方式不仅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且也越来越不“经济”。各国的国家战略都把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一国安全与否首先不仅是以军事力量强弱来衡量。国家之间竞争的胜利往往以获得或控制市场、资本、关键技术及劳动力供给为准；而失败也往往不是被军事入侵或被征服（特别是疆土广阔的大国），而是失业、技术落后和国力衰败。

俄罗斯是1994年参加由洛桑管理与发展学院组织的国际竞争力评估的，但由于其当时的竞争力指数较低，只被列入比较表。1996年起俄罗斯被列入这份著名报告的排序名单。按照瑞士洛桑管理与发展学院(IMD)报告的定义，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定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的强弱程度，或者说是一国创造增加价值的能力以及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综合了被普遍认可的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4 [4]后，IMD 的结论是，俄罗斯这些年几乎一直处在国际竞争力排名的末位。表1反映了最近5年来俄罗斯和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际竞争力的状况5 [5]：

关于表内位置需要指出的是，1996年参评的国家为49个，以后两年增加为53个，1999年后为59个6 [6]。当然，这个排序主要是考察与经济相关的因素。它并不能完全反映或替代国家综合要素，及由此影响的国际地

位。比如意大利和韩国无论如何也难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

表 1

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9个主要国家的排序所有参

评国家

的排序

9个主

要国家

的排序

所有参

评国家

的排序

9个主

要国家

的排序

所有参

评国家

的排序

9个主

要国家

的排序

所有参

评国家

的排序

9个主

要国家

的排序

所有参

评国家

的排序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中国俄罗斯1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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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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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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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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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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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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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5

3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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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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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0

20

41

55

根据IMD的评价，俄罗斯的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和企业管理等要素不仅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在转型国家中也表现不佳。换句话说，它不仅在一般的经济统计数据方面，更主要的是在管理、整合各要素的效能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其实，早在1996年俄罗斯就有人指出，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经济已使国家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俄罗斯国内总产值是美国的1/10，中国的1/5，已落到了世界前10名之后……如果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俄罗斯已滑到了欠发达国家的水平。”7 [7]俄罗斯人承认，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加工工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66%～75%。而在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则落后西方发达国家93%～95%8 [8]。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成分至少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有相当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其主要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以上；二是有相当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其主要衡量指标是外贸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9 [9]。而俄罗斯的这两个指标都令其国人十分懊恼。1997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世界工业生产的1.8%。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而同期美国占世界的21％，其国民生产总〖CM(21〗值在全世界的比重为1.6％，对外贸易额在世界〖CM)〗〖LM〗贸易中的比重为1.3％10 [10]。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状况越来越成为评价该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与其他方面相比，俄罗斯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似乎有些许亮点。然而，如果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和国际分工的层次分析，就不难发现，近年来俄罗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一枝独秀”的对外贸易也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世界经济交流在今天已从原始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往形式向实现资本增值方向发展。而俄罗斯基本上是依靠传统的货物贸易参与全球化。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依靠的要素禀赋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资源密集型，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物质成本与人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显然，俄罗斯目前仍然处在依靠起步要素禀赋的阶段。2000年石油出口对国民经济增加值的贡献率为70%，2001年为30%。而它只有6%的工

业产品在世界市场有竞争力，新经济成分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只有1%11 [11]。正如俄罗斯学者承认的，今天加强国家竞争力的条件已从依靠自然禀赋（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转为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12 [12]。原料、武器和初加工工业品的生产不是衡量加入全球经济世界的标准；高技术和高信息含量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绝对份额或垄断地位的产品，才是加入全球经济世界的条件。同时，在缺少资金、技术和新机制引进的情况下，在进军国际市场未取得突破的情况下，自1998年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未必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难说国家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此，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那份著名的报告倒是有清楚的认识：“除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俄罗斯没有别的理智的选择。可以有不理智的选择，那就是只片面地注重绝对和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13 [13]〗虽然在新世纪的最初两年，俄罗斯经济有了某些起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国人期盼的强国地位能很快复苏。按照世界银行等一些机构的估计，到2010年，俄罗斯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程度虽有所提高（1.7%），但仍然处于健康市场的培育期和经济微弱的增长期。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这个国家的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善。按照俄罗斯学者的估计，到2015年，俄罗斯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方面与四个发达国家相比也只是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14 [14]。确实，摆在俄罗斯人面前的任务庞大且繁重，它面临的不仅是一般的生产发展，而且有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改造，管理、运营方式的改造。对于这样的转轨国家而言，更重要的还有社会的重组、制度的创新。所有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培育一个新的社会远比培育一个新的市场更重要，也更艰难。而没有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市场不可能稳固，国家不可能真正现代化，其国际地位也未必能赢得足够的尊重。在经历了近10年的衰败后，没有人能肯定，俄罗斯的这个进程将有奇迹发生。

经济的衰退直接影响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能量和军事实力。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国际法的地位，尽管它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之一，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仍主控着独联体地区的事务，尽管它保留了仅次于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打击能力，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事实表明，这个昔日庞大帝国的“后裔”无论在主导世界和地区发展趋势方面、在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方面，还是在使用资源的成效方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其国际地位和传统的影响范围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即使是在仍有相当份量的军事力量领域，俄罗斯的状况也十分不轻松。以往10年俄国部署的核潜艇从５５艘减少到16艘，而美国却增加到70多艘。海军部队减少了80％，战略核武器维持在1 500枚都有困难。在谈到俄罗斯军事实力严重衰败的情况时，2001年５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说，俄罗斯军队现代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拥有率不超过20%，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他说：“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五六年，我们的军队将进入博物馆，再也无力保卫祖国。”

二

在一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比准确的定位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了。只有准确的定位，才会有正确的政策，才可能获得正当的利益。所谓定位就是指这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力量状况、发展需要和国际格局判断，明确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角色定位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利益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原则、主要活动方向，而且还影响着国家内部的发展。显然，一个定位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在政策目标、利益范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方面，与一个世界性大国相比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而且，由于辐射范围、参与程度的不同，这两种国家内部的政治思维、经济结构和军事准备情况也是不同的（参见表2）。在形成外交定位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准确判断自己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位置、如何清楚地理解外部对自己的看法，是否能理智地对待任何虚拟的权利的诱惑。当然，所有的定位都只是相对于一定时期、一定发展阶段而言的。国家的发展或衰败、国际局势的变化等等都会改变角色的定位。我们在这里评估俄罗斯的力量状况正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俄罗斯现在和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国际定位的标准是什么。

西方学者克劳斯·诺尔把大国分成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两种类型：前者可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后者则有能力限制他国对自己的影响。一般来讲，在国际政治中，既能最大限度地对他国施加影响，又能将他国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且拥有向海外投放军事力量的意志与手段的国家，堪称全球大国。罗伯特·考克斯等国际政治学者指出，霸权国家应致力于“发现和捍卫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被其他大国和平采纳、能与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兼容共存的世界秩序”，并通过游说诸大国达成共识的方式获得其在这一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然，霸权国家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意志、有能力向海外投放大量军队，对他国施加巨大压力，其霸权不能与他国分享。如果以这种指标来评判，今天的俄罗斯当然不属于代表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且其深重的危机正在把它推向第三世界的行列。

表 2

看待事务更多的是从全球的角度；积极地努力主导世界

发展趋势；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获得一些势力的帮助

首要任务是致力于在周边创造稳定和可控制的环境，参

与世界性问题的解决，但对其发展方向难有根本性的

影响

也正因为准确定位自己在冷战后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新俄罗斯在最近10年里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艰难的选择。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莫斯科的民主派确信，走上新轨道的俄罗斯是能够很快加入最发达的民主国家行列的。然而，冷战后世界和地区发展的现实却给了这种浪漫情调以沉重的打击。俄罗斯大多数政治势力很快就将民族主义当作了广泛政治动员的资源，俄罗斯国内的气候也立即有了几乎180

度的大转弯，对加入西方集团的理想和“自动依附”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15 [15]。也就在这时，公众的自我意识中也出现了一种受到侮辱的大国主义综合症，即反复地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天赋使命，强调俄罗斯仍然是强国俱乐部的成员。政策的制定者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追随这种平民主义的逻辑。在叶利钦第二任期内，追求独立的强国地位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核心，建立以多极世界为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俄罗斯外交的努力方向。在民族主义和大国情调的影响下，在以后的相当时间里人们可以发现，莫斯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与西方处在对立的位置。但是，民族主义在一定时间里固然可以成为团结国民的武器，但不是消除一切威胁的灵丹妙药。简单地处处说“不”与正确地维护国家利益也不能画等号。历史证明，把民族主义当做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资源往往不能持久。事实上，长期困绕俄罗斯外交的两对矛盾使其外交工作陷入了两难的状况：其一，力量衰微的现实与保持大国地位企图的矛盾；其二，争取良好外部环境以利国内转轨的需要与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挑战的矛盾。前者通过外交实践中的种种困难反映了力不从心的无奈。后者则折射出既要保持“独立性”，又怕刺激对方；既欲维护传统利益，又担心被隔绝于世界之外的两难局面。在这时，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依然有着太多的情绪化的成分（1992年后进行的调整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变化），对自己实际的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也就使它与世界主要力量之一——西方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怪圈：一旦西方不能、也不愿全面满足俄罗斯的最初理想，俄罗斯人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政府对内外政策作某些调整，西方就自然会加强对俄罗斯的怀疑和戒心；它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更加强了俄罗斯对西方的不信任和敌视。俄罗斯政策中的大国主义情调与现实国际作用的反差常常使它处在尴尬的境地。

这种情况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90年代后半期的俄罗斯外交似“救火队”一般，几乎是疲于应付。莫斯科努力争取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以此稳固其在国际政治中心地位的设想遇到了巨大的困难。2000年出台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初关于俄罗斯外部环境的一系列计划未能实现。后来有人准确地指出，俄罗斯在过去10年里外交的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准确、对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认识不到位、对自己能力估计过高所造成的16 [16]。

其实，早就有人指出，俄罗斯外交应该学会在逆境中工作，应该有科尔查科夫17 [17]的等待精神：俄罗斯不生气，它在养精蓄锐18 [18]。外长伊万诺夫后来在充分肯定科尔查科夫外交思想的历史意义时也指出，克里木战争后俄国外交的调整对国家目前的状况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19 [19]。普京执政前后，俄罗斯外交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对前一阶段外交定位的反思。这些分析都指出，俄罗斯的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在世界上都只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大国的实力。因此，俄罗斯应该承认自己地位和影响的衰落，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的事，关注国家内部的发展；应当放弃自己追求虚无飘渺的大国地位的旧习惯，把外交政策只看作是使国家发展的一个手段20 [20]。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的决策者认为，“业已形成的国际局势要求对俄罗斯联邦外部的总体情况、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及其保障手段进行重新认识。”21 [21]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不能不重新调整22 [22]。新政权工作伊始就明确提出，俄罗斯要从国家现实的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这个利益就是内部发展高于一切。伊〖KG-*4〗·〖KG-*4〗伊万诺夫引用的沙俄总理彼得〖KG-*4〗·〖KG-*4〗斯托雷平的一句话可以视为新政权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请给我们20年外部和内部的安宁，您就将不认识俄罗斯。”23 [23]普京承认“俄罗斯正处于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最近200年～300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处于第二梯队国家，有时甚至是第三梯队国家的实际危险。”俄罗斯是拥有巨大国际影响潜力的国家，但它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在国家蜕变为地区性、而非世界性强国的情况下，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没有彻底摆脱危机的情况下，在俄罗斯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手段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振兴经济，加强国力。

依据这样一种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判断，普京政权要求，“俄罗斯联邦成功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使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保持合理平衡的基础之上。集中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及其他手段解决外交任务应看其是否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而参与国际事务应当真正有助于加强国家地位。”24 [24]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外交要量力而行，不再关心和介入远离自己或与自己无关的事务，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事；要注意与所有国家合作，不与任何国家对抗，尤其要注意与能向俄提供资金、技术、市场的国家合作；处理国际问题要灵活变通，善于妥协。莫斯科强调，“在某个时段理智地有选择地‘与世隔绝’对国家可能是有利的：它可以让国家集中精力解决首要问题，积蓄人力和物力，把它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25 [25]俄罗斯意识到，最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多极化的政策主张在两个方面遇到了挑战。首先，目前和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他力量中心都不可能拥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力量，这也就使希冀的那种传统的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设想难以实现。其次，俄罗斯推行多极化外交有可能在美国引起反感：后者判断，俄罗斯的企图是对现有的国

际体系和基本规则实行彻底的“革命”，从而恶化了俄罗斯最需要的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出于政治考虑，莫斯科虽然在某些场合依然不放弃多极化的旗号，但更强调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多层次、快速变化的”；多极化不是要争取上个世纪那种大国力量平衡，而是指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26 [26]。

另一方面，俄罗斯正试图在国际上表现为一个“正常国家”，即一方面追求合理的基本利益，更力争遵循国际普遍认可的公共利益和行为规则。实际上这是一种“搭便车”的政策。“搭便车”并不是成为附庸（事实上，如俄罗斯这样有着独特历史、广袤国土的国家是不可能依附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而是在尽可能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不挑战主导国家的地位，不追求彻底打破已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是以顺应国际主流的态度和政策，以便学会先进的管理制度、思想和国际行为方式，是力图与西方形成宏观的协调关系，在必要的妥协与斗争中寻找平衡。

三

普京的外交调整在“9·11”事件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核心就是争取利用新的战略利益契合点，突破俄美关系的僵持局面并改善两国关系，以便尽可能地争取到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2001年11月22日，普京在议会两院国际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对新方针做了定性。他强调，俄美关系现在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认为两国关系的变化只是最近事态引起的战术性考虑，那就大错特错了”。

普京的“搭便车”政策能否成功，俄罗斯外交是否能避免过去10年的摇摆、实现自己的构想依然有待实践的考验。

外交从来就不是“单行线”，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国，一方面，其外交政策对世界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采取何种政策又是对外部世界状态的一种反应，是与其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在其政策选择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美国的对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杜马外交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罗戈津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斯·阿尔巴托夫对此十分清楚。他们说，〖HTH〗如果〖HT〗俄美关系能够顺利发展，〖HTH〗如果〖HT〗美国在处理全球和地区问题时能够照顾俄罗斯的利益，并与之保持合作态度，美国军队进入中亚就不会在莫斯科引起大的震动27 [27]。而这个“如果”的前景却未必那么光明。人们还注意到，俄罗斯的决策者和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并不完全认同普京在“9·11”事件后的政策。先有谢尔盖·伊万诺夫在美军进入中亚问题上与总统的政策有分歧；后有伊戈尔·伊万诺夫在美国军事人员抵达格鲁吉亚问题上与总统的表态有出入。更有消息说，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家、高级军官和战略学家一再警告政府避免重蹈戈尔巴乔夫“一厢情愿”亲美外交的覆辙。在理想的预期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俄罗斯依然有重新修改政策的可能。

在讨论俄罗斯外交和安全的未来时必须要指出，对俄罗斯安全威胁最大的根源不是别人，而是它自己。今天它所面临的几乎所有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即国内的混乱和国力的衰微。正如普京总统所说：“一个被软弱和贫穷所主宰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大国的威力的。该明白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富裕程度以及我们新的权利全都直接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28 [28]显然，一个集中了35%的世界资源、一半以上的战略资源,其总价值应使其国民比美国人富裕3～5倍，比西欧富裕10～15倍的29 [29]俄罗斯，一个拥有广袤的国土和具有良好素质的劳动力的国家跌落到今天这种状况，可能不是任何外力所促使的。因此，欲消除对国家安全各个方面的威胁，欲巩固和加强自己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包括要实现对外政策构想的种种目标，最关键的是俄罗斯要尽快摆脱危机，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建立能够整合其所有潜力的制度体系并使之有效地运行。改变自己是俄罗斯力量的源头，也是其改变世界的前提。而如果这些它不能完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再现一个苏联。毫无疑问，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活动方式、主要活动领域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转轨进程和进展。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关的、或者说是比现实和潜在利益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国民的心理状况，即国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他们在与其他国际大家庭成员交往时的心态。遗憾的是，在过去10年里，虽然历届政府在政策上都以对外开放为导向，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在与世界接近，但是就国民心态的层面而言，总体上封闭的心态并未有大的改善。甚至政府的高级官员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未必更好些。而这可能更集中表现在经济方面。据统计，在俄罗斯96%需要资金支持的企业中，只有3%～7%的企业愿意公开分配股权和转换所有权以得到外部资金30 [30]。这样，在俄罗斯发展道路上可怕的障碍不是资本短缺，而是封闭的心态。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外部文明、对外交流有更积极的态度，如果对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没有更进取的精神，国家的力量在封闭状态下就不会有根本的提高。外部世界对封闭的俄罗斯也将缺乏明确和积极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未必能有良好的保障。俄罗斯有必要放弃某些不合时宜的自负，有必要加强学习和增强自我改造的能力，有必要具备成熟民族心态，坚持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心理上以一种开放、融合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才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收益。最近几年里，俄罗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是，各方似乎首先关注的是入世后可能解决的某些产品遭歧视的问题。考虑到市场开放后巨大的冲击力，仅将入世的目标定位为每年扩大几十亿的出口额似乎有些“得不偿失”。事实上，参与全球化进程即是一国经济成长的结果，也是培育成熟社会的动力。因此，融入世界主流经济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将促使俄罗斯更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改革。这里指的是：政权立法和执法逐步符合国际规则，创造通行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和社会环境。

31[1]〔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章。

32[2]弗·普京：《２１世纪的头１０年》，俄新社1999年12月27日。

33[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发表了自己的关于世界主要七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评估的报告。其中关于俄罗斯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接近美国的40％。

34[4]这八大要素是：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开发能力和国民素质。35[5]资料来源是洛桑管理与发展学院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这些年参评的国家包括三类，即工业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

36[6]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评价国际竞争力的八大要素中，科技开发能力这些年一直是俄罗斯最具有竞争实力的一项。其中的几个具体指标（如全社会教育水平状况、科研机构数量、从业的科技人员数量等）俄罗斯甚至还进入了前20位。

37[7]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报告：《越出危险线：关于经济安全现状和今后的经济政策》，〔俄〕《独立报》1996年12月19日。38[8]В.Д.安得利亚诺夫：《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2000年第3期。

39[9]以上两项指标按1999年的标准计算，前者为1.5万亿美元，后者为6千亿美元。

40[10]谢尔盖·罗戈夫：《俄罗斯将左右全世界？》，〔俄〕《独立报》1999年12月11日。

41[11]В.奥勃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42[12]Ю.库列科夫、В.波波夫：《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6期。

43[13]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报告：《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的挑战》。

44[14]这四个国家是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参见В.М.古德罗夫：《21世纪初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45[15]关于这个方面，国内学者已作了充分的阐述。参见李静杰、郑羽主编的《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和薛刚、姜毅主编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6[16]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报告：《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的挑战》。

47[17]阿·科尔查科夫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出任俄国外交大臣，他向沙皇提出了改革外交的主张，即外交要首先服务于国家内部的改革、积聚力量，俄国在无力使用军事手段的条件下，应更多地依靠外交技巧恢复欧洲均势。

48[18]维·安菲洛夫：《俄罗斯在集聚力量》，〔俄〕《独立报》1998年4月28日。

49[19]伊·伊万诺夫：《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创新与继承》，〔俄〕《独立报》网络版2001年6月15日。

50[20]参见德米特里·特列宁：《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方案》，〔俄〕《独立报》2000年2月17日；谢尔盖·卡拉甘诺夫：《新对外政策》，〔俄〕《莫斯科新闻》周刊2000年第８期和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报告：《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的挑战》。51[21]《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俄新社2000年7月11日。

52[22]普京外交政策调整情况在郑羽和许志新先生的研究中已有较系统的总结。

53[23]伊·伊万诺夫：《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创新与继承》，〔俄〕《独立报》网络版2001年6月15日。

54[24]《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俄新社2000年7月11日。

55[25]爱德华·巴塔洛夫、维克托·克列梅纽克：《俄罗斯与美国：朋友？对手？伙伴？》，〔俄〕《独立报》2001年10月6日。56[26]关于多极化主张潜台词最丰富的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那份报告。

57[27]上述二官员2002年1月17日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访谈录，题为《如果俄罗斯与美国保持伙伴关系》。

58[28]《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俄〕《消息报》2000年2月25日。

59[29]И.古达洛夫：《经济奇迹的自我模式》，〔俄〕《独立报》1998年10月8日。

60[30]В.康德拉季耶夫：《俄罗斯竞争力的宏观经济问题》，〔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