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发展概述

课程论文

题目《宋词概论》

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业汉语言专业

班级中文13A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史（3）学号1319110105 学生姓名易倩雯

二○一四年十二月

宋词发展概述

中文13A 1319110105易倩雯一、词的产生

宋词是在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词被称为曲子词（因为词与诗歌不同，它一般是先有乐，然后按乐填词），作为俗乐的一种。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词为诗余”，诗作为正统的文学形式存在，而词则是从民间的俗曲转化而来。诗歌可以用来批评朝政、促进社会发展，在孔子那里就有“兴、观、群、怨”的说法。而词主要用于娱乐、消遣。一般认为，词的渊源是胡夷之曲和中原里巷之曲融合而成。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胡夷音乐深受人们的喜爱。刘禹锡在朗洲作司马时，当地人所唱的竹枝曲被刘禹锡改成了竹枝词。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认为江南的地域、民情风俗以及政治状况对词产生了很大影响：（1）江南多水，帮助造就了词境的柔媚（2）斜桥红袖帮助造就了词情的香艳（3）江南小气帮助造就了词风的软弱。

词为曲而填，因而词的体式受曲体的影响。词的分片、句式的长短、节奏的缓急、音调的抑扬等都依曲而定，因为曲有曲调，所以词也有词调，词调的名称就是词牌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词牌名看词的格调，比方说满江红就是激昂的格调，临江仙谈的是游仙之事，渔歌子写的是打鱼之事。另一方面，作者在填词时虽按乐谱填写，但在某些音节，可以你多填上几个字，我少填几个字，在个别音律处还可以略变一下平仄韵律，使演唱更为悦耳动听。可是“宋代以后，乐谱逐渐散失，再加上多数诗人本来就不懂音乐，他们填词意在作诗而不在演唱，于是干脆不去理睬曲谱，只按前人已经填了的某调，一字字、一句句地照填下去，‘依样画葫芦’——你叫《更漏子》，我也叫《更漏子》，你开头三字的格式是‘仄平平’，我也照填‘仄平平’。这样一来，格式反而固定了，严格了。明清两代更有人归纳旧词，厘定词谱，使填词者有所依据。于是词便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一种格律十分严格的诗体。”（陈振寰《读词常识》，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词的内容与格调渐渐与词牌相分离，使词渐渐独立于音乐之外。同时从字数上分为小令（58字）、中调（58——90字）、长调（90字以上）。

宋词不像唐诗与宋诗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诗歌流派，但对宋词风格划分自古有之。明代张綖在《诗余图谱?凡例》后的“附识”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

宏。”此论一出，词分婉约、豪放即不绝于耳。然而宋代词人并没有有意识的词派，词人中有纯粹的婉约词人却没有纯粹的豪放词人，写豪放词的人往往多有婉约之作。晚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细分宋词的流派，有十四体之说；近人詹安泰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提出八派之说；今人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按照宋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了划分。

二、宋词的发展历程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1、北宋初年，很多人认为奢靡轻软的文风助长了社会政治的腐化而导致了前后蜀、南唐的灭亡，再加上当时的官吏选择制度考察的主要是诗、赋、论、策等，而词是不入流的，因而在这个时期词坛沉寂，60年间词人与词作寥寥。

2、北宋中期，宋仁宗好词，他在位40年，使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承袭晚唐五代词风，在风格上以个性化的色彩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创新。词发展到柳永，他因为仕途坎坷而自我放纵，沉溺于歌楼妓馆之中，在词的创作中以市民生活入词，并把传统的小令发展为慢词（依慢曲而填的词。慢曲，唐宋杂曲的四种体制令、引、近、慢之一，每片八拍），丰富了词的体式。词发展到苏轼，他以旷达超逸的襟怀与深沉的思考开创了词的豪放风格。同时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再有任何的局限。

3、北宋后期，秦观、贺铸走得依然是柔婉词风的道路，把婉约词写得更加细密、更加柔弱。周邦彦在词的章法技巧上更加纯熟，成为婉约词的集大成者。

4、北宋与南宋之交，最杰出的词人当是李清照，她奉行“词别是一家，形成了柔丽清新的‘易安体’”。在此之后，张元干、张孝祥、陆游等词人在词中诉说报国之心、内心之苦。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在南宋气势最盛，更加逞才使气。

5、南宋后期，周邦彦影响下的格律词复兴，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注重词的典雅精巧、音律和谐。

三、宋词在体制上的演变

词根据乐调上的变化，发展出长短不同的篇章，一般分为“小令”，“中

调”，“长调”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

宋初小令独盛。小令又称“令曲”，唐五代文人词多为小令，少则十六字，如《十六字令》，多可至二百一十五字，如《胜利令》。北宋前期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令。中调长于小令，一般又有“引”和“近”的称呼。“引”是引歌的意思，原是指唐代大曲的先头部分，“引歌”做为词调填词，比小令长。“近”又称为“近拍”，也是长于令曲的词调。中调词一般在词牌上就加有“引”，“近”，“近拍”的字样，如《清波引》，《翠华引》，《荔枝香近》，《隔浦莲近拍》等。

长调又称“慢词”，是词调中的长曲子。从词在文坛上的演化和发展上看，最早出现的是大量的令词，稍后才出现了大量的中调和慢词。唐五代词作中，也有个别的长调作品。虽然唐代民间已有长调出现，但文人很少仿作。由中唐至宋初，文人词仍以小令为主，及至张先，柳永出，才打破小令独盛的局面。

柳永大量创制长调。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喜作慢词，对词的形式起过一定的作用，而柳永则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制长调词的词人。此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词人也创作大量的慢词。在他们的努力下，北宋词就由小令发展到慢词的成熟阶段。由于慢词的出现，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能够把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尽致，所以它不仅影响了婉约词风，也影响到豪放词的风格。

周邦彦审定词的格律。词的体制发展到北宋后期，便进入了集成的阶段，代表词人是周邦彦。在柳永的努力创作下，长调篇目甚多，但当时的长调，在字句和音律上，仍未达到严整的地步，审诣协律的工作，最后留待周邦彦去完成。周“好音乐，能自度曲”，并且“尽力于辞章”，故其造诣之高，无与伦比。他曾任职大晟府，整理并创制词调，尤其是他创制了《花犯》，《倒犯》，《绦闷》等诸调，对宋词体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宋后期，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词人务求辞句雅正工整丽和音律谐协精密，使词的体制更加完美。

四、宋词在风格上的演变

宋初词风绮丽婉约。北宋初期，词坛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以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为代表词人。他们的词作内容多写男欢女爱，或上流社会闲逸生活和离情别绪。作品内容空虚，辞藻华丽，是《花间集》风格的延续，形式上多是字数较少的小令。

随著诗文革运动的兴起，范仲淹，王安石等为宋词开辟了新境界。他们写词是为了即景抒怀，打破了花间派词人托女性写艳情的的局面。

柳永开拓词的内容。词至柳永为一小变。他在都市的歌楼酒馆中致力于“变旧声作新声”，反映都市繁荣，以其不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趣味，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开拓了词的内容，形成深婉含蓄，感情真摰，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

这样柳永便成为北宋婉约词派的早期代表。

苏轼建立豪放派词风。苏轼别开生面地建立了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词风。在词的语言上，他以诗为词，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在词的风格和内容上，他扩大了词的领域，涤除了当时词坛上那种“绮罗香潭之态”，使词和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开了先路，对后世有著深远的影响。

秦观博取婉约众家之长。北宋后期词坛，在意境，声律各方面有所开拓。其中秦观沿著婉约词派的道路，博取婉约众家之展，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作品平易含蓄，文笔淡雅轻柔，虽然与柳永词同属婉约派，但不像柳永那样尽情倾吐。

周邦彦讲究词的格律。格律派词的创始者周邦彦则善于巧妙而自然地融化古人诗句入词，尤其注重词的雕琢，章法的严整和声律的谐美，于是形成了含蓄蕴藉，工整典雅的艺术风格。

李清照词婉约中带豪放。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是公认的婉约派正宗词人。她能在书写语言和口语基础上，锻鍊出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象。她是继秦观之后的另一个婉约派的大家，却形成了婉约中带有豪放的艺术风格，也是秦观所不能比拟的。

五、宋词繁荣的原因

1、国家之统一，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初的以词来“娱宾遣兴”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

2、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宋史·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

既视词为“小道”，又如此喜欢写它，似乎矛盾，其实这是宋人特殊心态的反映。宋代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君臣逸乐、享受成风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必须忠君爱国，克尽职守，必须维系伦理纲常，一副正人君子脸孔，而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荒淫享乐又是其本能欲望。他们一面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声色。要维系这种心理平衡，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阴与阳两个自我，带来正统与邪艳两种创作。因此他们要说理论道时就找来传统的言情抒志的诗，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与欲时，就找来不避浮艳的“诗余”，这种双层人格，这种特殊的心态，就是宋人既鄙弃艳词又不遗余力制作艳词的原因。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大力制作与提倡，也刺激了词的发展，带来了词的繁荣。它终于没因为观念上的鄙弃而终了它的生命，反而显出勃勃生机。

3、宋词之繁荣，是文学内部规律所致。

正如诗进入盛唐时期，其体式虽经晚唐五代，但仍刚具备，正是文人施展创造性的有利时机。“他们不能诉之于古文的情绪，他们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4、宋词的始终没有成为正统雅文学，也是它长足发展的一个原因。

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大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文，是“贯道之器也”。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虽经过东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虽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学），是“小道”、“诗余”、诗文成为正统，“言志”、“贯道”的要求范围着它，使它走向狭窄，使它日趋老化、保守，宋词的非正统化从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间的泛滥，刺激了它的发展。它可以写进各种各样的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言志”“贯道”的老态龙钟的诗文反而在它面前显得步履蹒跚了。这从宋词发展到后来因文人的日趋染指而趋渐缩短与正统化的距离，因而其青春活力也趋渐减少终于衰老，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