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武兰亭之前世今生

定武兰亭》的前世今生

2011-05-18 20:04:27| 分类：读书笔记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周汝昌著、周伦玲编《兰亭秋夜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本书是周汝昌先生一本关于《定武兰亭》和《〈兰亭序〉帖》的研究论文集。在文字方面包括两大部分：《兰亭秋夜录》专门研究《定武兰亭》刻本；《兰亭杂稿》专门论述《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两文稿皆完成是五十余年前。图片有《兰亭秋夜录》手稿影印、周先生自藏兰亭帖题跋和背临《兰亭》三种。周先生在书中说：“中国文化史有三大恨事：一是王右军《禊帖》原迹的迷失，二是刘彦和《文心雕龙·隐秀》篇的残而被人妄补。三是曹雪芹《石头记》之‘后三十回’真本被毁而出现伪续。”（169页）周先生称它们是中华文化的“三大国宝”，并说：“又因为三者皆有研究上的‘多迷性’，异说多，争议多，难解多，麻烦多，千百家下功夫多……唯三者称最，别的也

难与之比并。”（177页）

王羲之《兰亭序》，今有传为唐人虞世南、冯承素、禇遂良等八种摹本墨迹传世。虞摹本(又称“张金界奴本”或“天历本“）、冯摹本（又称“神龙本”）今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禇摹本有三种：清宫“八柱兰亭第二本”，今藏北京故宫；黄绢本（又称“岭字出山本”），今已流出海外；清人梁章钜藏本，今藏湖南省博物馆。《兰亭帖》的唐摹本谱系还不是非常复杂。但是定武刻本谱系却极为错综

复杂，而原刻本、翻刻本和伪刻本更是多如牛毛，堪称中国法帖史之冠，也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定武学”。

在《兰亭》石刻本中历来首推《定武兰亭》，原石已佚，仅有宋拓本传世。何谓《定武兰亭》？今人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卷四中云：“初刻石置唐禁中，唐末朱全忠篡位，石运汴（今河南）。五代晋石敬塘占开封，传石于晋，退出开封时，携载此石至河北定州，为辽耶律德光所破，石弃定州。宋庆历中，为李学究所得，其子负官债，时宋景文守定州（称定武军）纳入官府。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定州，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后靖康乱，宗汝霖为留守，犹驰进高宗于扬州，石失所在。后世称此石拓本为‘定武本’。”《定武兰亭》拓本今传世最早为宋拓，未有更前者。原石拓本今传仅二本，一为全本，即元代柯九思旧藏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为残本，即元赵孟頫旧藏“孤独长老本”，后有赵氏著名的《兰亭十三跋》。今

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定武《兰亭》真本（柯九思旧藏本）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评价《定武兰亭》说：“实则只存梗概，无复神采。试与唐摹并观，如棋着之判死活，优劣立见矣。”周先生《兰亭秋夜录》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来质疑《定武兰亭》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自宋代时起，历代鉴藏家收藏《兰亭》拓本者极多，南宋贾似道藏有“八千盒”之多，堪称古今第一。而且有许多藏家皆自诩是“《定武兰亭》”，其实十九皆“家摹户刻”之物，当然也不乏精佳之作。《定武兰亭》为什么从南宋起会风靡天下？周先生认为始作俑者是北宋黄庭坚，并称其为“祸首罪魁”。黄庭坚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云：“笔意清峻和畅，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瀋太深，失其微细笔划耳。”黄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定武”刻本而轻唐

摹本的真正用意，似有与苏东坡“唱反调”之意，因为苏氏一直是赏唐摹而贬“武定”者。南宋初高宗初学黄庭坚书，天下翕然学山谷书。后高宗又转崇《兰亭》，天下遂翕然学《兰亭》。周先生因此说：“此即纷纷追求‘定武’、翻刻‘定武’、阿谀‘定武’、迷信‘定

武’之真正由来也。”（15页）

其实周先生此说颇有误解。南宋以后，唐摹《兰亭》绝大多数已收藏于内府，或是一些私人藏家手中，一般人已根本无缘鉴阅。在此情况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开始推重《定武兰亭》。姜夔因此曾说过：“《兰亭》真迹隐，临本行于世。临本少，石本行于世。石本杂，定武本行于世。”遂家摹户刻，蔚然成风。此虽与黄庭坚、宋高宗等人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黄庭坚、宋高宗之后，将《定武兰亭》“学术化”的是著名词人、书法理论家姜夔（白石道人）。姜氏推崇《定武兰亭》的原因在其跋“定武”一刻本中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漫书于此。”周先生对姜氏之说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夫习《兰亭》者二十余年，皆无入处！其故安在？二十余年全无入处，一夕灯下，乃竟‘悟’了，有了‘入处’，真耶假耶？若真二十余年全无入处而一旦有了时，岂能不有几句痛痒语，而但以‘漫书于此’四个大字了账乎？如谓此处写不下，此时写不齐，何以又终未见先生他处他时而一谈此个大事？先生莫骗人好，人未必皆如是其容易骗得也。”（16页）姜夔后来写有《禊帖偏旁考》和《禊帖源流考》，他其实是“定武学”和“《兰亭》学”的创始人，有筚路蓝缕之功。

到桑世昌《兰亭考》之后，“《兰亭》学”才得以正式确立。

我认为周先生在《兰亭秋夜录》中，对黄庭坚和姜夔两人的评价有失偏颇，也稍有些情绪化。黄氏之所以推重“定武”本，是因为他不满当时人临学《兰亭》仅拘于外形的方法。他认为学古人书法应该得其笔意，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另外，黄氏不喜“姿媚”一路的唐摹本，而更喜“清劲”一路的“定武本”，也与他自己独特的书风有关。黄庭坚在两宋书法家中最具“碑学”倾向，而《瘗鹤铭》对其之影响即是世人皆知的明证。至于姜夔跋中的“颇有所悟”，可能并非是指在笔墨技法上，而应是说在鉴定《定武兰亭》的真赝上“颇有所悟”。他的《禊帖偏旁考》十五条（见周密《齐东野语》）；另在《兰亭考》卷七《审定下》中亦有姜氏一跋云：“今定州赝本略以十数，亦各有好处，然余辄能辨之。”以我的浅见，皆是“颇有所悟”之注

释也。但不知周先生以为然否？

在《定武兰亭》谱系中，有一件著名的“公案”：就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薛绍彭损坏“定武”原石，并以赝石偷换充真石。熙宁年间，薛绍彭之父为定州郡守，其深知此石为稀世之宝，遂找人精摹复制，

再以赝代真。在捶拓数本之后，竟将原石有意残损“湍、流、带、右、天”五字，以此抬高自己所拓原石本的身价。故在《定武兰亭》谱系中，有“五字损本”与“五字未损本”之别，也还有“九字损本”。如按现在的法律，薛绍彭岂非是一名破坏文物的“罪犯”？周先生为此特别写了《洗薛》一节，即为薛氏“翻案洗冤”。周先生引桑世昌《兰亭考》卷十《咏赞》中一诗：《河东薛绍彭勒唐拓硬黄本，尝赞其后》（诗长不录）。周先生说：“此一诗赞，实为无比重要。其实重要尚不在足以辨明《定武》鑱字之诬妄，端在其说著吾国书史上最最紧要之关捩也。”（20页）其实，周先生还漏引了《兰亭考》卷十一《传刻》中一段重要文字：“唐硬黄本：薛绍彭勒唐拓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锋鋩。又清閟堂本，后有绍彭二字。”薛氏将自藏唐硬黄本《兰亭》摹刻上石，其精微之处，不让“定武”。故后来元明人凡遇《兰亭》拓本，倘辨明有薛氏鉴印，则往往

视为珍本。

薛绍彭刻《兰亭》（游相本）其实薛绍彭也是北宋著名的鉴藏家，他收藏晋唐法书甚富，其中就有“唐硬黄本”《兰亭》。他是否有冒天下之大不违去“以赝换真”

和残损“定武”原石的必要？除非他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小

人”。但米芾曾有诗赞其云：“世称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老来书兴未能忘，颇得薛老同徜徉。”能够得到米氏如此称誉之人，应不会做此违众犯怒之事吧？南宋著名鉴藏家王顺伯（曾收藏过黄庭坚《砥柱铭卷》）亦说：“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后，而谓薛氏錾去五字以自别，未为至论。”其实，在米芾与薛绍彭的年代，《定武兰亭》尚未受到时人的重视和推崇，多鉴藏唐摹本《兰亭》。而“定武本”为人追捧则是在南宋以后。又从传世薛氏刻本看（即南宋游相旧藏本中之“潼川宪司本”，第一行“会”字未损），其书法风格近禇摹本，与《定武兰亭》明显属两个系统。故知“以赝换真”之说，纯

属后人附会穿凿，以讹传讹。

《兰亭秋夜录》一文的最后一节《疑欧》，是关于《定武兰亭》原石究竟出自谁之临本？历来传为是以欧阳询（率更）的临本上石，此说以南宋人李之仪首先提出：“近类欧阳询，疑询笔也。”后清人翁方纲又加以发扬：“要以《定武》为欧临本，《神龙》为禇临本，自是确不可易之说。”李之仪尚是“近类”或“疑”，而到了翁方纲已变为“确不可易”。故周先生认为翁氏《苏米斋兰亭考》此说：“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煞是可笑。”并列举翁文予以驳之，实是有理有据之论。翁方纲一生服膺欧阳询，并尊《化度寺碑》为极品。在清中期，金石学和考据学已成为学术主流，在书法上亦出现“重碑轻帖”的习尚，故翁氏以自己的审美观念，遂为《定武兰亭》与《化度寺碑》寻找“血缘关系”，也应该不难理解。但《定武兰亭》最初究竟是以何人临本勒石？今已无从考知，应似唐初高人手笔。

本书《兰亭杂稿》专论《兰亭帖》墨迹本的真伪问题，主要是支持高二适的论点，并为反驳郭沫若的观点而作。在该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张伯驹、启功、徐邦达、商承祚等人的支持。但在当年并未发表，直到1980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原来的文字未作改动。在论证《兰亭序》文本和文字内容的真伪上，周先生此文堪称是一篇“经典之作”，只可惜未引起后人的注意和重视。该文涉及内容极广博，我无力予以详评。虽然其中某些论点尚值得推敲或商榷，但皆为受当年学术条件所限制的缘故，晚学后辈不应予以求全责备。在学术研究上，我一向认为，就是错误也有永久的价值，因为它至少可以使他人不犯同样的错误。周先生一生深爱《兰亭》，在研究和摹临上皆用力极深，是一个值得令人尊敬的“《兰亭》学”家。

周汝昌背临《兰亭》之一局部（1965年）米芾的《书史》中认为在北宋年间，传世唐摹《兰亭》有三本最佳，均在苏耆（987-1035）家。第一本有苏简易题赞；第二本在苏舜元房，此本题跋颇多。米氏认为是“下真迹一等”。第三是唐粉蜡纸摹本，在苏舜钦房。米氏将三本排优劣名次为：第二本、第一本、第三本。周先生在文章里说：“苏家三本皆有遗影幸传，并未断绝：第一本后来附会题为‘冯承素本’——旧时则题为‘禇（遂良）本’。第二本的‘子孙本’是三希堂陆继善摹本与张珩捐献的元代摹本，曾为诒晋斋摹刻入石，极为精彩（此见《诒晋斋法帖》，皆刻古法书，以《平复帖》为首。世传的《诒晋斋帖》乃是成亲王的书迹，易混为一事）。第三本即相沿为‘颖上本’的残石的祖帖。”（178-179页）这到是周先生的独家发现，而与以往之说迥异，颇值得参考。但未见

有具体的论证。

随着照相和印刷技术的日益普及，《定武兰亭》的实用性早已消亡。但它历代的拓刻谱系却成为了中国法帖史上的“活化石”和“标本”，故仍有巨大的文物价值和鉴赏价值。当年《兰亭》谱系曾是“月印千江，在处可爱”，也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少有的奇观。而《定武兰亭》一系又是其中最绚烂耀眼的群星，它对中国书法史和鉴藏史均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它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