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人们在研究古代文人思想时，往往喜欢界定某人为某家。其实，在文人中，特别是在后来的文人中，是很难找到纯粹的儒家人物，或道家人物，或其它各家人物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古代文人，对他们前辈的思想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态度，他们对这些思想的运用，又显得特别灵活，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采用不同的思想来指导、调节自己的生活。我经常想，中国能够出现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实在是中国文人的一大幸事，有了这三家，才使得中国文人在生活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使他们处处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一、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追求：修齐治平

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达则兼济天下”，但也不可忽略了紧随其后的另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他们刚刚打开书本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读书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年幼时，自然是由长辈们向他们灌输这一思想；年龄再大一点，他们便自觉地以治国为己任，认为凭个人的才能取卿相之位易如反掌，辅佐天子、平一天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士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羞羞答答地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向人表白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琴，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酷爱神仙的李白心甘情愿地不去方丈蓬莱过逍遥生活，而要先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业。当然，他最为理想的人生设计是“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先立功立名，然后再修仙登天，入世第一，出世被放在第二位。

可以说，“修齐治平”几乎是所有的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第一步，但能够把这个第一步走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人们少年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人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官宦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唐代的韦执谊身为宰相，韩愈在《顺宗实录五》中记载了他的生活状况：“虽尚为相，常不自得；长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致败死，时才四十馀。”身为宰相，但一听到人声就惶惶不安。于是乎，无论是进入这片苦海的，还是没有进入这片苦海的，都有诉说不完的怨言。他们甚至抱怨是孔老夫子骗了自己。面对这些抱怨，孔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深感委屈。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败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自杀的多，而中国的文人自杀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禅这样的缓冲地带。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讲清楚的一点是，孔孟也给人开辟过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没有引起人们的更多的注意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

定要在社会中碰壁。屈原是一位倍受后人敬仰的大诗人，然而对他的处世态度，我实在不敢赞成。我认为，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就是单相思。用《离骚》里面的比喻，屈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单相思者。屈原为那位已经不爱自己、实际上也不值得自己去爱的楚王痛不欲生，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不仅是可怜的，而且还有一点滑稽。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每当我读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这类词句时，心中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不是为“混浊”的世人，而是为“独清”的屈原。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屈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一丝改变自己生活态度的意向。既然如此，人间自然是住不得的，于是，他就只好到汨罗江底去寻找知音了。

贾谊的遭遇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贾谊论》）。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男子汉，充其量可以成为一个多情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家。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二人的结局并不一样，屈原自杀了，贾谊虽然因忧闷而活的年龄不大，但他毕竟没有自杀，为什么呢？读读二人的作品就明白了。

对贾谊提出批评的苏东坡的遭遇比屈原和贾谊更惨，屈、贾都只被贬到长沙一带，而且贾谊还是长沙王太傅，他的这次唯一的长沙远行还不能视为真正的贬谪，而苏东坡却被一贬再贬三贬，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但苏东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实在是因为他得力于庄子和儒家的独善思想。苏轼对庄学有极深的研究，对庄子的齐万物、片面观运用自如，在他不高兴时，总是借庄子的一只眼看世界，于是他总是能够在无边的痛苦中找到快乐，哪怕这种快乐只不过犹如寂寞荒凉、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视黄沙而不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根小草上，于是他的心中就充满了绿意和希望，于是他就高兴了。

屈原苦恼得自杀了，贾谊很苦恼但没有自杀，苏东坡苦恼少而愉快多，他们的心态好坏是与他们心中庄学的多少相一致的。而庄子思想就是儒家“独善”思想的一个变种。

屈原的生活态度是撞着南墙也不拐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九死而不悔”。这种执著而不知变通的处世态度是可敬的，但我并不赞成。我不是反对他的执着精神本身，而是反对他执着的不是地方，他是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殉情的。

孔子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为尊者讳”、“无可无不可”等等，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是处世的良方。在孔子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弑君弑父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孔孟都是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的，但他们同时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准备，并没有把治理天下看作自己的唯一生活乐趣和生活目的，这就使他们在政治失败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不会产生绝望情绪。

道家的人生追求：逍遥适意

提起道家，人们往往老、庄并提。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老子注重的主要是修齐治平，虽然他与儒家在具体的治国方法上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与儒家的目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政治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在政治。而庄子则不同，庄子在论述治国思想的同时，更大的注意力是放在个人生活方面，这就使庄子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庄子是一个异常聪明的思想家，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呼吁，如何努力，在这个衣食匮乏、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人的肉体自由都是极其有限的，于是，他就特别重视人的精神自由。庄子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庄子的精神自由，只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体验，如果把它外化为具体的现实生活，那就是行为的“适意”。适意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适意生活风气最为盛行的时期。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恣意所为，一切都是为了适意。

道家看重人生的适意和自由，后来这一主张又为禅宗所吸收，他们甚至认为，佛法西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要想获得自由闲适的生活，首先要解去各种

名利欲望对自己的束缚，也就是庄子讲的“悬解”和佛教讲的“解脱”。印度佛教的解脱方法，就是通过累世的修行，把自己从世俗苦海、五道轮回中解脱出来，成为不生不灭的佛祖。印度佛教的这种解脱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道路。而禅宗则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解脱，关键在于自己的“心”。要想自由，要想解脱，不必向外求援，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爱自由是人的天性，所以一旦有人揭示“自由”以后，便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同。自从庄子决心当一个泥坑里的自由龟以后，许多人步其后尘，我们分别看看其后一些文人、道教和佛教代表人物的行为：

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帝（梁武帝）手书招之（陶弘景），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敩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南史·隐逸传》）

有僧辞乐普，乐普曰：“四面是山，阇黎向什么处去？”僧无对。乐普曰：“限汝十日内下语，得中即从汝发去。”其僧冥搜，久之无语。因经行偶入园中，师（善静禅师）怪问曰：“上座岂不是辞去，今何在此？”僧具陈所以，坚请代语。师不得已，代曰：“竹密岂妨流水过，山高哪碍野云飞？”其僧喜踊，师嘱之曰：“祗对和尚，不须言是善静语也。”僧遂白乐普。乐普曰：“谁下此语？”曰：“某甲。”乐普曰：“非汝之语。”其僧具言园头所教。乐普至晚上堂谓众曰：“莫轻园头，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随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只曳尾涂中的龟；嵇康是文人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头长林丰草中的鹿；陶弘景是道教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头水草间的牛；善静是禅宗的代表人物，他要当无遮无碍的行云流水。他们使用的比喻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当然，要想自由，要想适意，还必需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修养，这就是内圣外王和不执不著。

道教的人生追求：铸造天梯

要想过一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还必需解决人的死亡问题。庄子主要是用理论在精神上淡化死亡、甚至美化死亡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但这绝不是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死亡”就会像一片永远也不会消散的乌云一样，时刻笼罩在人的心头上。在中国古代，有一大批勇敢的人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解决这一人生大难题的重任，他们就是道士。

对于人的生命是否能够无限延续的问题，道士们有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他们看到人们总是吃一些容易腐烂的果蔬、粱肉，然而人们还能够活到数十岁，于是他们想：如果人们吃的是永不腐烂的金属物，那他们的寿命将会有多长呢？回答是肯定的，只要人能够消化金属物，把金属物的永存属性吸收到人的肉体之中，那么人也就可以长生不死了。但道士们也清楚地知道，金属物是不可以直接像瓜果那样入口可食，于是就出现了炼丹，把某些金属物炼成可以食用的丹药，然后通过一段服食，逐渐使这些金属物像雨露润物那样渗入人的肉体，于是便成了不死的神仙了。

道教出现于东汉末年，大批服食金丹的现象也就出现在紧随其后的魏晋时期。王弼、曹操、左思等一大批文人都曾服食过不同的金丹。这种服食金丹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上千年。丹药是用各种金属矿物炼制而成的，烧炼的过程又相当复杂，需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金丹不是一般人所能服用得起的。金丹有一定的毒性，服食后会浑身发热，严重的还会使全身溃烂，以致于丧失生命。

唐宋时期，服食金丹的风气依然强劲如初。唐朝的几位皇帝，如太宗、宪宗等都是因服金丹而死的，服食金丹的还有高宗、玄宗、武则天、武宗等。服食金丹的文人学士就更多了，以反对佛教和服食金丹著称的韩愈就是因为服用金丹而去世的。韩愈深知金丹有毒，这是他反对服丹的主要原因，但他又抵挡不住长生的诱惑，结果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白、杜甫也都炼过金丹。白居易比较信佛，但他炼丹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李、杜，他爱神仙爱到了入迷的程度，常焚香生烟，造成一种云雾缭绕的仙境气氛，在这人造云雾中舞手振足，作冉冉飞天状，当时一定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

道教发明的其它长生办法还很多。比如饮菊花酒。人们认为既然菊花能在寒霜中开放，那么就说明它有抗衰老的功能。陶渊明就特别喜欢菊花，经常采菊。现在的读书人不知道陶渊明采菊的目的是为了养生，就说陶采菊是因为他爱菊花的高洁。松树也是一种耐寒长寿植物，所以道士就吃千年古松根部由松脂形成的块茎植物－－茯苓，甚至吃松叶。到了后来，道教又提倡内丹，所谓内丹，就是以身体为“炉鼎”，以体内的阴阳之气炼成“真丹”，以达到不死的目的。这种内丹修练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气功。

道教的主观愿望是美好的，从理论上也多少找到了一点根据，但结果是一败涂地。道士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但他们所铸造出来的“登天梯”的那一头总是够不着天堂边缘。每当我想起道士，总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善于想象的、异常可爱的、但又使人感到有点荒唐可笑的失败者。他们在深山中为铸造天梯而忙碌了一生，到头来可能一无所有，因此他们的失败又显出几分凄凉和悲壮。当然，道教的求仙养生活动并非完全无意义，他们的养生理论中有大量合理的因素，他们的炼丹活动开化学先河。道教为人类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

思考题：结合所学诗歌，分析儒道思想在李白身上的对立统一。

二、儒教的影响及三教的统一

佛教的人生追求：磨砖成镜

在禅宗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磨砖成镜的故事：

开元中，有沙门道一住传法院，常日坐禅。师（怀让禅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

（师曰：）“坐禅岂得作佛邪？”（《景德传灯录》卷五）

怀让禅师认为，要想成佛，靠的不是“坐”，而是“悟”，只要能够悟得佛理，是坐是卧、是立是行，都无关系。怀让认为道一的以坐禅求成佛，犹如磨砖成镜，终身不成。我们不妨也给怀让下一转语：以悟道求成佛，也犹如磨砖成镜，终身不成。在佛教徒中，除了少数禅师在不执著的口实下，成了闲云野鹤般的自由人外，大多是青灯古佛，虚度一生。即便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祖的说法，成佛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尔时，世尊见学无学二千人，其意柔软，寂然清静，一心观佛。佛告阿难：“汝见是学无学二千人不？”“唯然，已见。”“阿难，是诸人等，当供养五十世界微尘数诸佛如来，恭敬、尊重、护持法藏。末后，同时于十方国，各得成佛。”（《法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

所谓的“无学”，是指达到相当高的佛学造诣而无须再学的僧人。这些僧人要想成佛，需要多少岁月呢？其数目是无法用我们现有的概念来表达的。把五十个世界磨成小灰尘，那么这些小灰尘的数量能说得清吗？佛祖的寿命十分久长，每一“劫”相当于宇宙天地生灭一次，而佛祖的寿命长达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劫”。一个佛学造诣很高的僧人必需供养五十个世界微尘数的佛祖，然后才能成佛，也就是说，他们必需在无数无数……（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个数目）的轮回以后才能成佛。如果有人告诉我：“你下一辈子会成佛的。”我就一定会感到太遥远，太虚无飘渺了。更何况释迦牟尼把成佛的时间定在遥遥“无期”上！

其实，僧人是非常苦的。他们为了追求虚无飘渺的来世许诺，不少人过着一种严格禁欲的生活，这实际是对人性的一大摧残。穿着僧衣，受着戒律的限制，如果不能做到自觉地禁欲，那可是一种比住在地狱中更为痛苦的生活。

除了聪明的、以自由适意为生活准则的禅宗大师和以谋利为目的、或无可奈何而遁入空门的人之外，其他那些虔诚的佛门弟子实际上过的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磨砖”生活。“他生未卜今生休”，他们为了虚无飘渺、难以预卜的来世－－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而付出了整个的今生。

当然，换一个角度讲，真正的宗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会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变得十分的充实和自信，比我们这些欲望四溢世俗人少却了多少烦恼和痛苦。

道冠儒履释袈裟：儒释道共同铸成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儒家理论好比一张弓，读书人好比一支支长短不齐、正斜各异的箭，“修齐治平”好比箭靶。搭上了儒家这张弓，自然会向“修齐治平”的箭靶上飞去，然而，能够射中靶心的箭十不有一，其它大多数的箭都白白落入草莽之中。箭是无情之物，落在哪儿都能够做到真正的随遇而安。而人，特别是读书人，却是有情之物，十年寒窗后如果一无所有，那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是需要安慰的。释、道在这时就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了，释、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抚慰这些失意士子的心灵，使他们能够多少找到一点精神上的依托。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数量相对于总人口来说不是太多，但朝廷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官职就更少了。大多数的读书人挤不上这条仕途，即使挤上了，还会随时被挤下来。少数读书人在仕途上成功了，但宦海沉浮，使他们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危机感。而能够使他们的紧张神经松弛下来的主要不是儒学，而是道学和佛学。因此，无论是当上官的文人，还是没有当上官的文人，都需要释、道来调节自己的思想、心态。对此，文人们往往入仕时就做好退隐的思想准备，这当然是一种明智之举。飞箭离弦，谁知道它最终会落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落到了草莽之中，那就到“草莽”之中去寻找佛寺道观。

曾国藩是一位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能算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牢牢地扎着老庄思想的根。曾国藩一生以儒生自居，但他却要以庄子之道自怡，把道家的清静无为看作“体”，看作根本，而儒家的一套主张只不过是“用”，这事实上是把道家置于儒家之上。他在另一篇日记中说道：“细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由此可见，老庄之学在曾国藩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读书人无论是当上了官还是没有当上官，都离不开佛、道思想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调节剂。但从总体来看，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是主，消极引退的道、佛思想是辅，一个文人头

脑中道、佛思想所占分量的多少，除受出身、经历影响之外，另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这个文人在仕途上走得是否顺利。士大夫们得意时，就去做官，把禅书放进书套搁置一边；不得意时，就再把禅书拿出来静心参禅，姑且又将做官的事放在一边。儒释道的完美结合，使中国的文人能够过着一种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生活。

儒释道对文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儒家主要是培养了文人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周易》的“象传”里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可以看作儒生的性格。《论语·述而》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孔子精神的真实写照。孔子一生都在奋斗，从不停息，早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晚年是为了教育和学术。在孔子看来，人的一生就不应该有休息的想法。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是可敬可佩的，曾国藩的“屡败屡战”精神大概就来源于儒家吧！

佛、道对文人的影响主要是淡泊世事名利，同时在精神领域里，使文人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性。这对儒家的思想的确是起到了补充的作用。文人们对三教的思想都有所接受，运用得好，就能进退自如；但运用不好，就会进退唯谷，使他们的生活态度便变得极为复杂和矛盾。陶渊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入世做官时，他惦记着隐士的逍遥自由生活；出世当隐士时，他又放不下“大济苍生”的宏远志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心处两端”，思想一直没有安宁过。

关于三教对文人的综合影响，明人宋懋澄在他的《与家二兄》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

宋懋澄以儒家的五经四书为正妻，以正稗史书为奴妾，以佛经道书为宾客，以诗文辞赋为情人。明媒正娶的夫人虽然年老色衰、固执呆板，却不可或缺，也不得不畏；婢妾家奴，可供驱使，虽然也缺少不得，但也不必十分认真对待；佛道二氏，时来访谈，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少的高雅情趣，甚或带来意想不到的神祗福佑，对于这些方外来的客人，自然不能不敬；“外宅儿”虽然难处正堂，但她们年轻貌美，活泼可爱，实在也让人难舍难分。

这个形象新颖的比喻虽然有点轻佻变味，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是把儒释道“煮成一锅粥”以作为自己的精神营养，因为史稗、文赋之中所蕴涵的依然是三教思想，只不过它们的表达方式更活泼随意一些而已。

因为有了儒释道，中国的文人是幸运的，三教为他们开拓了极为广阔的现实的和精神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既有现实的家园，又有精神的家园，于是他们的生活就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因为有了儒释道，中国的文人又是不幸的，三教给他们的许诺－－或成圣、或成仙、或成佛，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使他们在渴望博取功名的同时，又艳羡山林的清静与高雅，更期盼蓬莱仙山和西方净土中的仙佛生活。儒释道在整合中国文人性格的同时，又在撕裂着他们的性格。中国文人的精神是儒释道精神的矛盾统一体。

思考题：

1分析王维诗歌中的禅思。

2就自己所熟悉的古代文人，探讨儒释道思想对于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