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中国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贯穿了玉文化，它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玉器中，良渚玉器及后来的战国玉器以其不可思议的精湛技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

在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史中，当推战国、汉、清三个历史时代为鼎盛期，其工艺水准为一个时代的颠峰，究其原因首先是玉器及玉文化融于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礼教及生活之中，从当朝的统治者到黎民百姓，对玉器有着一种崇拜，将玉器所具有的玉德融于社会的道德之中；其二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文化发达。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中，对现代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清代，它不但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是为后人留下大量艺术珍品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玉作及皇家贵族完整的玉文化理念也对后人有着极深刻的影响。但清朝玉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顺治建立政权到康熙时代止（1644—1722），此阶段为清朝刚刚建立政权时期，根基未稳，而经济也处于恢复期，加之崇尚节俭，所以像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基本上在宫廷玉作中是没有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统计，万余件玉器藏品中，未发现顺治到康熙年号的作品。雍正经乾隆至嘉庆（1723—1820）为清中期，经康熙这位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君主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乾隆酷爱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玉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乾隆

24年之后至嘉庆初年，在约40年的时间里，出现中国琢玉史上新的高潮时期，遗存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珍贵玉器，展现出琢玉史上的辉煌成就。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属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国力不振，列强入侵，玉文化日渐衰落，而玉雕技艺也日渐西落。

清代的玉文化鼎盛时期在乾隆盛世的后期。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界将乾隆盛世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宫廷玉器发展缓慢，主要琢治了一些仿古玉和时作玉，乾隆二十五年后，玉器制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回部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玉料四千斤，玉料增多，促进了宫廷的玉业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繁荣，富有的商人、庶民都在购买各式玉器，扩大了玉器的供应量，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促使乾隆提出了一整套治玉理念：端正俗样、崇尚师古，提倡画意、推广痕玉。

所谓"俗样"即玉肆在玉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顾玉质玉性，制作了大量的样式庸俗、做工粗糙的大路货，同时"华嚣"之风盛行，一些纹饰浅浮轻巧，有失庄重大度的玉器涌现，被乾隆称之为"玉厄"。"崇尚师古"是乾隆为了扭转"俗样"的局面，同时也为表明其慕古意识而提出的，并且大批制作了仿古彝玉器，以推动玉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乾隆后期大量仿商周到秦汉青铜器的玉器，客观上带动了玉文化的发展。同时他还提倡"良材不雕"、"古尚简约"的艺术准则。"提倡画意"也是提升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玉不但是

一种珍稀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其表现内容及手法与图画相似，故乾隆提倡画意，在制玉石山水时，将中国山水画精髓融入其中，写实写意相结合，如同画家追求笔墨情趣一般，如"关山行旅"、"大禹治水"都是以绘画为蓝本，雕制而成，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此种思想的推广，极大地带动了玉文化的提升，为后来玉雕山水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广痕玉"，痕玉即痕都斯坦玉的简称，即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作品，痕玉有着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其造型、图案都充满着异国情调；在做工上"莹薄如纸，纹饰细如毛发，器表圆混光滑，抚处不留手。"由于乾隆对痕玉的赞美及喜爱，仿痕玉的风潮波及扬州、江宁、北京等地，一时间仿制痕玉之风盛起，民间玉肆称痕都斯坦玉器为"蕃作"，称"仿痕玉"为"仿蕃作"，流传至今不衰，所以说"蕃作"的纹饰的工艺特征的十八世纪以来的玉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此时的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

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

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

造琢成。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

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

汉代的人们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天然的玉石凝结了天地的精华，人死后，只要把玉器覆盖在尸体的表面，便可以保佑尸身不朽，

灵魂升天。

在这样的信仰下，汉代玉衣应运而生。

人们用人体做模型，把上千块玉片连缀起来，做成玉制的衣服套在死者的身上。，在玉器如此贵重的年代，制作这样的玉衣无疑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它要耗费大量的玉料和大量的人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死者的口中放置精致的“玉含”，在手中放上精致的“玉握”，人的五官也用专门的玉器堵住，甚至连人的生殖器都要用特制的玉罩盒加以保护。

在这样周详而严密的防护下，他们坚信，即使是在令人畏惧的地下世界，依然可以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

而这种玉能使人不朽的理念，逐渐地便赋予玉器驱灾避邪的内涵，它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古代玉器文明以连绵不绝的姿态在中国发祥了近万年的时间，而在西方的任何一个民族中，竟然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照的对象。

研究员卢兆荫认为，这不同于其他的古代文明的国家，像埃及、巴比伦、印度是没有的。

对于玉料矿藏而言，中国只是众多出产国中的一个，在中美洲和新西兰，它们也同样有着悠远的制玉传统。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延续时间将近4000年，在它的鼎盛期，玉器文明一度非常发达，玛雅文明中的玉面具，相比较于中国同时期的古代玉器，无论是造型能力还是制作工艺都毫不逊色。

遗憾的是，随着玛雅文明的消亡，中美洲的制玉传统也随之中断

了。

新西兰的毛利族人，同样有着久远的制玉历史，但奇怪的是，它的玉器制品似乎始终停留在装饰品的层面上，对于玉器文明而言，它的内涵显得太过单薄了。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

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

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