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乐与君子之平和 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程海霞

“说”、“乐”与“君子”之平和

———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程海霞

摘要　《论语·学而篇》第一章所体现的可能逻辑结构是多重的,主要表现为由

“说”而“乐”进而“君子”之平和的递进结构、或“说”或“乐”或“君子”之平和

的并列结构、“说”统“乐”与“君子”平和的总分结构、“君子”之平和统“说”与

“乐”的分总结构、“乐”统“君子”之平和与“说”的分总分结构。特定的结构所呈现

的生活场景各有分殊,但皆通过对文字本义的探寻来实现。其间所体现的文化的多样性与

传承性及其关系值得深思。

关键词　《论语》　“说”　“乐”　“君子”之平和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8)06-0056-10

作者:程海霞,女,1975年生,江苏射阳人,哲学博士,扬州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儒

家哲学研究。江苏扬州　225009

《论语》的解读方法众多,但大抵是基于伦理学、文化学等西方的分类模式,有其裨益,但于体现中国文化本身的特色而言,收效甚微。作为语录体,《论语》应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就文本本身亦即从文字的本义以及特定时代的生活场景而言,这种逻辑结构并不过多存在于《论语》的各篇之间以及每篇的各章之间,而是更大可能存在于每章内部。正是基于这一更大的可能性,本文对《论语·学而篇》第一章进行另一种解读,力图通过其内部可能存在的逻辑结构的多种梳理,为研读文本特别是语录体文本的方法探寻提供某种尝试。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论语·学而篇》第一章的内容。如果说“学而时习”、“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代表了一种原因,那么“说”、“乐”与“君子”则代表了一种由此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与“说”、“乐”相对应,此处的“君子”应是指君子所应具有的心态。

“人不知而不愠”正是对这一心态的解释,笔者将之理解为“君子”之平和。在此基础上,对于此章文字的不同梳理以及对于生活场景的不同选择,必然使其内容呈现出不同的逻辑结构。试举以下几例进行分析。

一、由“说”而“乐”进而“君子”之平和

在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注释中,“学”有“诵习”(

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之义,亦有“觉悟”①之义。此两义区别较为明显②:前者更倾向于初学阶段的识记,是在对于所学内容还不能进行义理爬梳的情形之下,力图通过语言上的反复吟诵、练习来实现对所学内容的朦胧把握;后者则有了义理把握的倾向,即有了明显的目的指向,甚至有了“学为圣人”的目标界定。在春秋时代,与强调为学的内容与觉悟相比,孔子可能更为强调如何去学,因而,此章之“学”为“诵习”之义更为可取。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将“学”解为“诵习”,并以此化解了“觉悟”与“诵习”之对立:“学:诵,习义。凡诵读练习皆是学。旧说:`学,觉也,效也。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谓之学。然社会文化日兴,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著述,则二义仍相通。”③此时的为学,可视为孩童的最初学习,通过诵习实现对所学内容的把握。与义理把握相对模糊的情形相应,此一阶段,语言自身的能力得到重视,这在对“说”的注解中有所体现:“时习,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何晏:《论语集解·学而》引王肃说)“说”与“怿”相关,表示内心喜悦。“说”亦与“诵习”相关,表示语言训练本身所形成的良性结果。因而,此时的“学”,强调的不是学的内容,而是作为方法的“习”。“说”体现为“习”的结果,而与所“学”内容关系不大。由此可见,无论从“学”、“习”还是从“说”的注解中,都能看出语言的表达在此阶段更为孔子所关注。

唯有学到一定阶段,即“学而时习”、“习”有所“说”之时,才谓之学有所成。唯学有所成,才能实现“有朋自远方来”。“方来”为“并来”之意④,“朋”指“同门”(何晏《论语集解·学而》引包咸说)。在此涉及两种可能:其一,是与孔子志同道合·

57·“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①

②③

④《说文》云:“学,觉悟也。”《白虎通·辟雍篇》云:“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转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页。胡志奎言:“孔子所言之`学',究是指`诵习'(读书)?抑是指`效'乃至`行'(德行)?适成相对相反者。”引自胡志奎:《论语辨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36页。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页。“友朋自远方来,犹云友朋自远并来。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并来。”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页。

的朋友或同学(同出于一个师门)从远而来。“大抵学中境次,从党庠肄习之后,既已

分开,又复来合,致足娱乐。”(

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这是一种可能之情形,但在孔子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其二,“方来”者之间为“朋”。同来孔子门下学习,彼此同门,且相互为友朋。这一理解更能契合孔子自身的生活经历。“宋翔凤《朴学斋札记》:《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弟子至

自远方,即`有朋自远方来'也。”(

同上)当然此理解并不妨碍孔子视其部分学生为友朋、为知己,亦即此“朋”之理解可贯通孔子之朋友与孔子之弟子两种意义,因而更为可取。由“学而时习”到“有朋自远方来”、由“说”而“乐”,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学记》言:`学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

然则朋来,正是学成之验。”(

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此处的“远”与“方”皆值得重视:“远”字“形容知己之难得”①、相知的程度;“方”则体现了“知己”的数量之多。这本身都是学有所成并有所应验的体现,同时亦表明“乐”与“说”相比所增加的内容。

在此结构中,“学”与“说”的强调,是作为基础而言的。在由“说”而“乐”的实现过程中,以孔子的学说为其核心内容并由孔子及其弟子作为组成人员的学术共同体也趋向形成。这一学术共同体必然要将其坚守的理想作为最高价值并对外界施加影响。“人不知而不愠”即是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人不知'者,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人不知”即是指因不为所知故而不为所用。如果孔子倡导的价值本身不涉及“礼崩乐坏”的时代中“救世治弊”的主张,更确切地说,如果孔子所倡导的理想式社会并未被其自身与其弟子所坚信不疑、并未为他们的热情与信心所倾灌,那么,作为一种普通的学说,为人所不知、不用,是正常的状态。对于这一正常状态保持“不愠”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事。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孔子坚信唯此能救世并一生为之践履的学说。他以胸怀天下之心,践履其学,力图为人所知、所用,结果却不见知、不见用。因其付出的艰辛,孔子有足够的理由“愠”或“怨”,但他表现出的是“不愠”。“怒”与“恨”于事无补,而连发泄情绪的“怨”都没有,这是“君子”平和人格的体现。在此处,孔子不仅用“愠”与“不愠”来体现“君子”与“常人”之境界差别,而且用“人不知”与“人知”来体现与圣人相比,“君子”独特使命中所具有的无奈。因而,此处的君子不仅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同时亦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践履。由此可见,在“由`说'而`乐'而`君子'之平和”的结构中,孔子的论说及其经历皆是一个由低而高的递进过·

58·孔子研究　2008年第6期①南怀瑾言:“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这个`远'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引自南怀瑾:《论语别裁》,台北,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3页。

程。这一过程虽基于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却成就了《论语·学而篇》空间架构上的最为完美的现实诠释向度。

二、或“说”或“乐”或“君子”之平和

从事理上对此章进行解读,“学而时习之”,体现了为学之事;“有朋自远方来”,体现了为教之事;“人不知而不愠”,体现了为仕之事。“孔子生平,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许。以`学而时习'为可悦,乃`学不厌'的气象;以`朋友自远方来'为可乐,乃`教不倦'的气象。”①与为学、为教相比,为仕则表现为“知而不悔,不知不愠”。“夫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是故学而不厌,时习也,知也;诲人不

倦,朋来也,仁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圣者能之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为人所知时的“不悔”与不为所知时的“不愠”皆是“勇”的体现,因而此三种事理,体现了“知”、“仁”、“勇”的并列关系。

从为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此章即言学为“道术之总名”(

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毛奇龄《四书改错》: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此开卷一学字,自实有所

指而言。”(

同上)由此来看,此学可分为“独学”、“共学”与“教人以学”。“盖独学共学,教人以学,皆学中事。”(同上)毛奇龄还指出应将“人不知”理解为“不知学”,

而非“不知我”,此乃与“本章言学之意”相契。依此理解,与“独学”相对的是“说”、是“独乐乐”,与“共学”相对的是“乐”、是“人乐乐”,与“教人以学”相对的是“众乐乐”②。此三者亦体现了并列之结构。

从人生立世之关系中解读,此章体现了个体与己、与人、与天的关系。“学而时习之”,正体现了个体与自身的关系,是“正己”而“说”的过程。此时的“学”,则兼“诵”、“行”之义;而且,“学而时习”,“未有不朋来”③。由此在个体与自身关系的处理之时,亦须进行人己关系的处理。此处的“朋”可为弟子亦可为友朋。与“正己”的过程相对应,“朋来”体现了“与人同正”而“乐”的过程。“人不知而不愠”则是己与天关系的体现。《礼记·中庸》:“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

59·“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①

②③王云五编、毛子水释:《论语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此“三乐”之名称,取于南怀瑾先生之引言:“如何是独乐乐?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如何是与人乐乐?曰: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如何是众乐乐?曰: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引自南怀瑾:《论语别裁》,第14页。

阮元《研经室集》:“此章乃孔子教人语,即生平学行始末也。……朋自远来者,孔子道兼师儒。……盖学而时习,未有不朋来。圣人之道不见用于世,所恃以传于天下后世者,朋也。”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7页。

人。”《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是“有待天正”而内心平和的过程。刘宝楠认为:“正谓己之为学,上达于天,为天所知,则非人所能知,故无所怨尤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这种“天所未达,亦不求人达”的平和人格,既体现了“君子”与天在“如何作为”上的差距,又体现了此种平和人格对天的理解与敬畏。此与己、与人、与天的关系处理亦是并列之结构。

以上三种解读结构中更多强调了一种“或`说'或`乐'或`君子'之平和”的并列关系,此不仅在孔子自身的经历中多有证实,而且在当下亦有意义。时虽不同于孔子,“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不愠之辨”,将来“亦复如是”①。这即是说,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可能存在这三层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三重心态。这三重心态不一定同时拥有,但其意义上可以相互补充。一方面,在为仕而“人不知”之情形之下,亦即在“众乐乐”的愿望不能得以实现时,从“人乐乐”与“独乐乐”的实现中依然会对社会充满希望。即便是在“人乐乐”亦不可得之时,“独乐”仍是一种意义的替代,从而使内心的平和有其最后的根基。另一方面,个体与自身、与别人以及与天的关系处理,是一个自身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个体的作用进行正视仍是必须的。孔子内心的平和正是来自于对自身作用的正视: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独学”、“正己”,“不亦说乎”?“共学”、“与人同正”,“不亦乐乎”?而在无法展示人格魅力的环境之下亦即无法实现“教人以学”、“有待天正”的情形之下,依然保持“人不知而不愠”之平和。由此可见,“君子”平和人格的实现并不依赖最终的功成名就,而更多地体现为自身努力过程中的无怨无悔。此种结构展示了个体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意义,此众多的意义可以服从一个最终的意义如“众乐乐”,亦可各自独立。因此,无论面对何种生活,应如孔子一般,珍惜能够拥有的意义并努力去实现更多的意义,在追求某种意义而不得时,应能在意义之间进行合理替代。此乃“或`说'或`乐'或`君子'之平和”的并列结构之启示所在。

三、“说”统“乐”与“君子”之平和

此例着重探讨南宋朱子对本章的解读。朱子在其注释中,引程子及程门弟子谢良佐之言来阐述其思想:“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

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

朱熹:《论语集注·学而》)在程子的思想中,此学仍是理论的、书本的学习,此习亦是思维的时时温习,强调自我与理论之间达到接洽。与程子强调“习”为学与思的结合有所区别,其弟子谢良佐更为强调学的·

60·孔子研究　2008年第6期①

钱穆:《论语新解》,第3页。

实践指向。朱子在此两种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学”的含义:

学而,说此篇名也。取篇首两字为别,初无意义。但学之为义,则读此书

者不可以不先讲也。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

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

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

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所谓“儒者之学”是也。……夫子之所志,颜

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其精纯尽在此书,而此篇所明又学

之本,故学者不可以不尽心焉。

①朱子虽然承认此“学”初无意义,但是若要读《论语》亦先须讲“学之义”。为学是总纲。首先,朱子认为,“学”之含义应被理解为“效”。“学之为言效也。”(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效”具体是指“有所效于彼,而求其成于我之谓”。朱子从两

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一,

“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目的是“以求其知”;其二,“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目的是“以求其能”。可见,为学的内容在此时既包含了理论上的学知亦包含实践中的学能。其次,在涉及为学的具体目标与内容时,朱子认为,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为学应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为目标,以“儒者之学”为内容。“儒者之学”有其传承,从孔子之所志到颜回之所学再到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其体现。此乃《论语》“精纯”处。再次,朱子强调为学要以“圣人”为目标。朱子认为若不学、不效,则是“冥行”;若只学而不习,则“工夫间断”,危而不安。此两者都无以成圣人。只有学有所效,才能知其“当知”,能其“当能”;只有学而时习,才能“心与理相涵”,“身与事相安”②。此乃学为圣人之法。最后,朱子重点强调了读书与其他方法相较所具有的优先性。朱子强调为学作为总纲的意义中,强调学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承认了为学方法的众多可能性。但在具体方法的比较中,朱子特别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黄式三《论语后案》:学谓读书,王氏及程子说同。朱子注学训效者,统解学字于第一学字之中,如`孰为好学'、`弟子不能学'、`愿学'、`学道',必训为效而始通。其引程子说学为读书,时习为既读而时思绎,则此章之正解。”(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对读书以明理这一方式的推崇是与朱子强调为学的内容、目标等思想相统一的,因为唯有读圣人所传之书才能明圣人之道。

朱子不仅从“学”上强调其思想,而且从“说”上强调其对于“乐”与“君子”之平和的统括。“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

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

朱熹:《论语集注·学而》)这是一种“学而时习”与“自不能已”的良性循环,而导致这一循环实现的原因在于内心有“说”。时习·

61·“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①②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页。

以上引自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孔子研究　2008年第6期

是一种无间的功夫,正是这种为学不已使得由“学而时习”而来的“说”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朱子言: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朱熹:《论语集注·学而》)

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愚谓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

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

(朱熹:《论语集注·学而》)

朱子将“人不知而不愠”视为“成德者”的境界。但他仍强调“德之所以成”是“学之正”、“习之熟”的结果。为学之“说”贯穿于“有朋自远方来”与“人不知而不愠”的过程之中。一方面,“有朋来”是为学的正面取向,“说”发散而为“乐”。另一方面,“人不知”是为学的负面取向。“人不知”有更为复杂的情形。“张履祥《备忘录》:朱子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不知岂特为人忽易而已,甚者贱辱之,咎责之,怨恶之,无所不至。舜之于家,文王于朝,孔孟于春秋战国之世,一时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当时而能不愠,岂非甚难?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身处如此复杂的人生困境,唯有内心有“说”,才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才能保持“君子”之平和。此时的平和更是“说”的散发。这是一个由学所“说”而来的弥漫过程。在此过程中,“学而时习”所达到的“本体流行”这一最佳状态必然发散为“乐”与“君子”之平和。由此可见,为学的每一步皆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一种呈现,而“说”代表了最高的境界与为学过程的最佳状态。

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重点的朱子时代的解读结构,与孔子时代的解读相比存在众多不同,这是其时代内涵决定的。在朱子所处的宋代,佛学与道学的发展使得儒学面临挑战,首先必须在内容、目标与方法上进行自我维护,因而此时的为学,与孔子时代相比,更多的是思考与鉴别。朱子强调为学的实质是“明善而复其初”(朱熹:《论语集注·学而》),这与其时代理学对人的先在规定性相联系,既体现了朱子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又体现了他力图通过对人之道德修养结果寄予厚望来实现救世治弊的良苦用心。另外,朱子在理解“不愠”时强调“逆而难”的处境,亦是体现了朱子自身所面临的“人不知”的社会现状以及道学遭到排斥的政治现状。由此可见,朱子解读所体现的结构反映了其对孔子思想阐释向度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体现为坚持并坚定了本章中的为学之道,维护了《论语》的学术权威;发展主要是在于为解决时代难题而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侧重,从而形成了与孔子时代不同的解读结构。总之,以“说”统“乐”与“君子”之平和的结构,是以与“说”相关的“学而时习”为标准,并将“乐”与“君子”之平和视为标准贯通与实现的手段,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朱子的阐释因未能充分强调与“说”、“乐”以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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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平和相关的众多内心状态,从而使其成为理学之苛严特征的一个重要诱因。尽管如此,朱子对为学重要性的强调、对正面价值的积极倡导以及对实现正面价值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对于当前的传统文化之倡导,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四、“君子”之平和统“说”与“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须时时温习,内心有所体会从而表现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指“志同道合”之“同类”①。朋缘何而来呢?《易·系辞上》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礼记·学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方面,“出其言善”自能使朋由远而来;另一方面,避免“孤陋而寡闻”亦须朋来。此朋或为朋友,强调理论的横向影响;或为弟子,强调理论的纵向影响。有志同道合者由远并来,这必然可“乐”。“说”与“乐”相比,前者表现为内心愉悦,后者表现为外表喜乐。这是人生的常态,是人们因有所成就而进行的情绪表达。无论从“学而时习”、“有朋自远方来”的事理上,还是从“说”与“乐”的心态上,这都是一种可能的现实。但与此现实相比,“人不知”则是另一种现实。这在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那里常有体现。然而,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则是由现实向理想的提升。孔子自身成就了此提升,他以自身的行为成就了自身的“君子”之平和人格。但此处要强调的是,“君子”之平和人格作为理想,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此体现在“成己”、“成物”两个方面。“《礼·中庸》云:`诚者,非

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

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可见,“学而时习”为“成己”,“有朋自远方来”为“成物”。在“成己”过程中,有了“说”的体验;在“成物”过程中,有了“乐”的感受:这皆是“君子”平和人格的部分实现。这是处于“顺而易”之境因内外有得而来的满足感、从容感。但人生还存有“逆而难”(朱熹:《论语集注·学而》)的状态。若说前者体现了为学的进取状态,而后者则体现为此种进取中的不为主观所控的无奈情形。君子面对这种由不被人知而不被人用的情形时,应始终保持平和的心境。“王衡《论语驳异》:罗近溪谓`愈学而愈悦,如何有厌;愈教而愈乐,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以其不厌不倦处'。此却说得好。”(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不愠”正是不厌不倦的体现,亦是“说”与“乐”的反说。此时的君子是一种境界的体现,是一种德性的充足,君子因有此德性而成为圣人激励人之为学的一种方式。

以“君子”之平和人格为最高境界,以此作为理想向现实的投射与指导,这是此结构的突出特点。在此结构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理想向现实中的自我投·

63·“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①

钱穆:《论语新解》,第2页。

孔子研究　2008年第6期

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乃理想向现实的人我投射。“说”与“乐”体现了“君子”之平和人格的部分实现,而现实中所涵盖的理想指向在君子人格上得以完全实现。在此结构中,“君子”之平和人格作为价值之源,以“说”与“乐”的方式体现其人格的多重魅力。而在实现“君子”平和人格的过程中,要在顺承与逆难的环境中表现如一,才有这种价值的最终实现。如果说“说”与“乐”体现了一种满足心态的量的变化,那么“人不知而不愠”则是不满足心态的质的飞跃。在满足与不满足间保持住平衡,从而就会达到“不怨天,不尤人”的境界。此种结构是研究《论语》思想所经常提及的,如果说第一例体现为实践行为之结构,此例则是体现为价值倡导之结构。

五、“乐”统“说”与“君子”之平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刘宝楠认为:“此文`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验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学相长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乐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由此可见,“说”与“乐”可统一于“乐”,而“不愠”是“乐”的前提。“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同上)从怒的角度理解愠,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亦有体现:“君子易事,不求备于一人,故为教诲之道,若人有钝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在此解中,君子对于“钝根”即资质较为落后的人所采取的态度是原谅而不动怒。而焦循在其《论语补疏》中引用一例来说明“君子”之“不愠”:“《〈后汉·儒林传〉注》引《魏略》云: `乐详字文载,黄初中,徵拜博士。时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又不熟悉,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质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刘宝楠认为,此是“教学之法”,“语之而不知,虽舍之亦可,无容以不愠即称君子”,并指出此《注》“不与经旨应也”(同上)。由此可见,此处“君子”之做法,与较高的道德境界之理想并不匹配。但是此例却为“君子”之平和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另外的视角,即从“有位者”的角度来诠释“君子”之平和。“人不知而不愠”之义即:不为人所理解而不怒恨,不失为有位之人。此处的“愠”理解为怒与恨,而非怨。因为对于“有位者”而言,不怒恨要比不怨来得容易。“有位者”是指有一定影响之人,在其主张不为人知解的情况下,从客观上是有能力怒恨并产生影响的,但却保持了与此地位相称的涵养。这种涵养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基于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而带来的不屑,不如说是基于人际关系中一种最基本的同情与宽容。这是孔子时代对“有位者”的首肯。笔者更认为,“君子”一词既然能同时表示“有德者”与“有位者”,其本身说明两者是相通的,虽存有侧重的不同,但其相通之处仍是主要的方面。因此,在“有位者”的阐释中,笔者对其所具有的道德亦进行了承认。在此前提之下,此种结构则表现为:“君子”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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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一种最起码的心理基础,正是在这种平和的心态中,才有“学而时习”以及“有朋自远方来”的可能。“不愠”是“说”的前提,亦是“乐”得以实现的基础。这种解读结构以“乐”为最高境界,以“君子”之平和为底线,逐步实现由平和向“独乐”与“众乐”的提升。这是“乐”作为最高境界被强调。

乐也可以作为前提被强调。在“有朋自远方来”之后,才有“学而时习”之“说”,才有“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的平和。在这一结构中,强调人处于“有朋”的关系之中,亦即处于人伦关系之中,此乃人作为个体必须面对的一种处境。对此处境保持“乐”的态度是创造生命其他意义的前提。此时,“乐”代表了对外界的信赖,亦是基于个体的存在对群体有所依赖的现实。此为人伦之“乐”,亦即“不离人世”、“不离感性”,但这只是起点,不能满足于此而要“超出它们”①。只有对外物的认识中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受,“乐”的超越才有可能。在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把握中,“说”代表了一种成功后的心态,“不愠”则是失败后的心态。这两种心态虽是比“乐”更高的境界,亦是人自身与外物关系处理中必然涉及的状态。内得于心时则“说”,不得于外时则分两种情况:“我所知而人不知”与“人所知而我不知”。处前者,“不愠”为“不矜”;处后者,“不愠”为“不忌”②。此才是“君子”平和人格的体现。由此可见,处于远比“有朋”更为复杂的人伦中,能有此面对成败的心态,才不失为自己,既不为外物所诱亦不沉溺于自以为是,既不为“无得于外”而消沉亦不为“有得于心”③而过于张扬。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适中状态。

以上两种解读,于前者而言,“乐”为境界是以“君子”之“不愠”为前提;于后者而言,“乐”为起点是以强调人伦为前提。此两者虽不为前人所强调,但其对心理调适状态提供的指向却是处于焦躁中的现代人所渴望的。·65·“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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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焦循:《论语补疏》,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8页。南怀瑾言:“`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见所著:《论语别裁》,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