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

“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解读

摘要：中国在过去30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种体制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模式”。而在这30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全面进步，被公认为“中国奇迹”。这种“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切不可将它视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

一、“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的内涵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所谓“中国奇迹”，就是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的经济改革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O多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总之，“中国奇迹”概括了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中国模式”则概括了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

二、“中国模式”的由来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同时雷默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所以，“北京共识”在国内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国外，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

当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别关注主要基于几方面原因。

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

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

二是中国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赞扬。

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从理论上看，“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中国模式”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始终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这种模式明显地有别于所有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独创，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对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最适合的，同时它增强和丰富了发展的活力和多样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中国模式”下的三大成就

3.1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2007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13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净增9倍多，城乡居民收入净增5倍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翻了两番，城乡居民储蓄净增百倍以上，衣食住行都有了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居民电话、电脑和多种家用电器都是从无到有，迅速普及。这些统计数据无可争辩地证明，改革开放3O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快、幅度之大，是举世无双的。

3.2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成果显著，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对外开放成效显著；政府经济职能有所转变，宏观调控也有所成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基本框架的要求，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3.3社会全面进步。人的现代化初步显现

第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年平均以9．8以上的速度增长。第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全面进步，农业发展显著。全国城镇居民初步实现了人的现代化。第三，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初步小康跨越，正向实现全面小康迈进。

四、“中国模式”伴随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都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事物才能前进。改革是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改革30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中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4.1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表明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特别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4.2不同程度地受新自由主义干扰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老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讲的，它是当代右翼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适应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改革也受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私有制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收入分配方面已形成了贫富差距悬殊的格局；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过度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广大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这些年来的宏观调控乏力、金融过度开放和外资过度并购等等，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关。

4.3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恶化

上世纪9O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态安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传统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恶化的严峻挑战和直接影响，有些地方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生态风险甚至生态危机，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水资源匮乏与污染严重；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资源紧缺；草原生态形势严峻；海洋生态不容乐观；大气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耕地面积减少，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的结果又取消了。30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3倍多，这第一步是成功了，但不幸却被革命导师言中了，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五、“中国模式”的意义

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大多数学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的，认为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外部来看，它因带来经济高速发展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的一种模式；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中国崛起的映衬下，西方的衰退显得更为严重，所以中国模式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也是西方学习的榜样。显然，这是浅层次上的意义，并没有涉及其实质。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路径?

假若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同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手段是中性的，谁都可以使用。因而，中国模式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中国可以用，其他国家也都可以用。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那么，中国模式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因而中国模式的意义就应该主要是在中国自身，即便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也是通过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对世界产生问接的借鉴作用。如果把中国模式的意义集中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之上的话，那么，那些经济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在金融危机之下经济陷人困境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可以采用这种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正是西方散布“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不过，赞同中国模式的学者有一个共识：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发展战略。如果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那就把它的内涵缩小了，而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无论是把中国模式的内涵缩小还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这两种情况都错误地理解了中国模式的意义。

二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在特定国情下形成的、只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还是不分文化背景、不分国情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战略?

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模式就只能适用于中国。任何超出中国的范围来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都是对中国模式的错误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西方越来越担心中国模式会成为西方模式的威胁，因为它们担心中国把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方看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产出效应”早就对

西方产生了“经济威胁”，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并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三是中国模式究竟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

假若中国模式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最多是一种经验性的启示，而且这种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应将慢慢消退。假若中国模式既是对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未来发展的蓝图，那么它就具有长期的效应。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把30年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中国模式”，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概念可以概括。“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概念，有不少学者在使用，但这些概念的内涵显得太小，不足以概括过去30年这段历史的丰富实践及其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过去30年中，中国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发展滞后；而是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模式就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将创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对历史总结的意义与对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相比，两者虽然都很重要，但中国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四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还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

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是封闭型的；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那么它就是一个扩张型的模式。显然，两者情况都没有真正揭示中国模式的意义。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中国模式的意义就体现于，既要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又要兼顾外部的拓展，但主要目标是内部的发展。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模式的责任。中国模式是中国实践的产物，它必须回应中国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内部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现象，改革、发展、稳定仍然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发展进程的三大战略性问题，而发展则是中国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国模式首先是要解决中国内部的发展问题。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使中国的发展又必须关注外部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内部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不得不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与自身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从而有效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利益。这样，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就成为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内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作为中国内部发展的模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治理。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要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就要坚持内涵与使用范围的统一，即要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它被使用的范围；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即要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发挥中国模式的功效，而不可使之成为全球的价值取向；要坚持历史与未来的统一，即中国模式既是对中国过去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架；要坚持内部与

外部的统一，即中国模式是中国内部的发展战略，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某种全球治理作用。当然，中国模式还不完善，它需要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必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的基本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在基本骨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在内容上、机制上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