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常识 百书之首 易经的 补充知识

关于《易经》与《易传》的常识性介绍已经在课堂上讲解了，而关于卦象的录入比较困难，所以这里从略。需要补充的内容如下：
一、《周易》的年代与真伪
现代学术界对《周易》考订的首要成就就在于证明了《周易》不可能为文王或周公所作。不过，早期评论家仍断定《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叶。后来的研究推测《周 易》定本形成于西周末叶，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这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语言学的分析。这是通过对卦爻辞中的诗歌语言与《诗经》中“雅”的比较，以及其 次通过贞兆之辞与西周铭文间语言结构的比较来加以证明的。尽管极少通过甚至根本没有人试图把文本的写作与特定的作者联系起来，但是通过假定《周易》代表的 是西周时期卜史积累起来的占卜经验。
即便说《周易》的确有过绝对本真的面貌，也没有哪一个通晓《周易》的人还会坚持它以本来面貌保 存了下来。被认为是公元前七世纪的《左传》、《国语》中所见的卦爻辞引文，他们实质上与通行本一致。从汉代到现在所知的文本流传情况来看，也表明《周易》 中大部分内容的可靠性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二、《易经》的年代和真伪
传统的经学家普遍认为《易经》十翼出自孔子之手，其依据是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6）在《史记?孔子世家》（卷四十七，第1937页）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然而，从欧阳修（1007—1072）起，人们开始怀疑十翼非孔子所作。欧阳修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可概括为三点：（1）其言乖戾，可见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2）注解平庸无奇，甚至没有意义，可见非圣人所作；（3）至于“子曰”的出现，则表明出自后世弟子之手。
千年之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古史辨》派不仅赞成欧阳修的说法，而且认为《十翼》实际上是汉代的作品。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的最新发 现，现在看来，这些现代学者有点疑古过勇。《十翼》并非孔子所作，这几乎还是定论。尽管每篇都应独立标定年代，但总的说来，它们可能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中 叶至公元前二世纪初，其中《序卦》可能例外，它看来形成于东汉。
三、文献源流
从《周易》的流传中可以看出它能承担从最初作为占筮用书到后来作为智慧之源的经书这两种不同用途的原因。《周易》大概为西周史官所作。可是《左传?昭公二 年》所载表明《周易》的流通至少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之前是受限制的。如果《左传》可以作为信史的话，则此后的这个世纪标志着对《周易

》用途的丰富和发展， 它作为卜筮手册不仅向贵族也向平民等人开放，它还经常被作为智慧之书而加以引用。也正是到这个时期，《周易》首次得到道德角度的阐释，例如用“四德”去解 释“元亨利贞”。
无论是否巧合，反正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好与上述时间段相吻合。传统看法认为孔子传播和编辑了《周易》经文，并作了《十翼》，现在已经证明孔子作《十翼》的说 法纯是受后来圣人传记传统的影响。不过在《论语》中，一些证据表明孔子不仅研究过《周易》，而且赞同时人以道德立场对《周易》所作的重新阐发。在《周易》 流传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孔子个人的参与情况，那么直接涉及到的就是儒家了。
《汉书?儒林传》追述《周易》的传授情况，是从孔子的第一代学生商瞿（约生于公元前523年）开始，经五世传于汉初的田何（约公元前202—前184）。 由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因而在秦火中幸存下来，田何又将《周易》传于四个弟子，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丁宽（约前180—前140）这一脉。丁宽又传《易》 于田王孙（约前140—前90），田王孙又授《易》于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三家，皆列于学官，成为正统经学；此外还有孟喜的第二代年轻弟子京 房（前77—前37）经过进一步修正而创立的京氏易学，随后也列于学官，成为正统经学。
东汉末年，上述本子已经明显失传。其中施仇和梁丘贺的传本消亡于公元三世纪，而孟喜和京房的传本虽在隋代仍然存在，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与此同时，还有 另外一种古文经传本，由费直（约公园前50年—公元10年）传授，出现于西汉末年。尽管费氏易学未列于学官，但在东汉200年中历经马融（79— 166）、郑玄（127—200）、荀爽（128—190）、陆继（188—219）等这些大家之手而十分流行。现在全本保存的最早王弼（226— 249）注本，就采用了费氏易的传本。在孔颖达（574—648）时代，王弼的周易注本取得了正统地位，从那时起，实际上所有尚存的数百家注本及研究皆以 王弼的本子为底本。
本世纪的几个考古发现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早期经文传本的兴趣。如在敦煌，发现了唐代初期的古写本周易王弼注本的两个残卷（见罗振玉〔1866—1940〕： 《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王重民：《敦煌本周易王注校记》。两者皆见于严灵峰编《易经集成》卷一六七）。不久之后，又刊行了汉代石经残文拓片，它们刻写于 公元175至183年。到目前为止，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经文被隶定为梁丘贺之易学派，并已得到恢复，其摹本及释文已由马衡（1881—1955）刊入《汉石 经集成》（北京：国学出版，1957

年）关于这些佚文的详细情况可见屈万里（1907—1979）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
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中发现了书写在帛上、约属于公元前168年的完整的《周易》写本（照片见《文物》，1974年第7期，图版一和《文 物》，1984年第3期，图版一、二；释文见《文物》，1984年第3期，第1—8页），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发现。1977年在安徽阜阳又发现了与马王堆帛 书本约同时代的第二个稿子，写在约三百个竹、木简上（见《文物》，1983年第2期，第22页）。
四、校勘本
汉代二十几家解经之作的佚文可见于三种唐代典籍中：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李鼎祚（8世纪时人）的《周易集解》，以及陆德明（556—627）的《经典释文》。马国翰（1794—1857）等清代学者已经据此对众多著作进行了辑佚。
宋代之前，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注解自然是王弼的《周易注》，它由韩康伯（约卒于385年）最后完成。王弼对经文的系统注解也许比历史上其他任何著作在使 《周易》成为中国哲学的奠基石方面贡献都大。他的注解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阐发。其中尤以程颐（1033—1107）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 在众多杰出之作中更为突出。然而正如王弼的注解是对汉代正统易学的一个反动，宋代新的正统易学也在兴起一次变革运动；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恢复《易 经》原有含义的努力。
这次运动中第一批值得注意的重要学者之一是明代的来知德（1525—1604），他著有《周易来注图解》。到了清代，这一运动达到全盛，其中顾炎武 （1612—1681）的《易音义》、惠栋（1607—1758）的《周易述》、焦循（1763—1820）的《易章句》等著作成为这一运动的代表。另外 一部值得一提的清代著作是李光地（1642—1718）的《周易折中》，该书是应皇帝1715年的诏令而写作的，在西方的《易经》研究中该书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理雅格和卫礼贤都是以此书为底本而翻译《易经》的。在近年写成的数百种注解中，杰出的易学家高亨所作的《周易古经今注》是最杰出的考证著作之一，并 且几乎是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详情可见下文。
五、近期版本
上面所列的注释仅可以认为是中国关于《易经》宏富的二次文献中的入门部分。实际上在中国思想史上，每一位著名的以及许多不太有名的思想家都要讨论这部著 作。幸运的是，当代学者已经作了一些努力，试图集中有关《周易》的众多著述。至今为止这些努力中最有价值的是严灵峰所编的《无求备斋易经集成》（台北：成 文书局，1975年）。这部195册的丛书主要影印了现存最古的版本；它包括了汉代道民国

时期319位不同学者的362部著述。该丛书分为注释、综述、札 注、问答和解答、音韵、图解说明、一般的举例、占筮、纬书、文本的修订、校注的修订以及杂作等众多类别，按时代顺序加以排列。虽然《易经集成》也有一些遗 漏（尤其是未能将台湾近年是著述收入），不过它确实便利地搜集了几乎所有传统上中国对《易经》的研究成果，并至少提供了一些对于所有主要经学释义传统的介 绍。
六、西文译本
最早把《易经》意译成西文的是由耶稣会士雷孝思（1663—1738）译成的拉丁文本，共上下两册，于1834年和1839年分别出版。但大多数说英文的 学生所用的是下列两个译本之一：（1）理雅格的《东方的圣书》卷16，这一译本经过多次再版；（2）卫礼贤的译本（由卡利?伯内翻译，2册，百顿丛书第 19，纽约：1950年）。卫礼贤的译本在这两者中更可读，虽然它不能被用作对经文的历史研究，但它有忠实地提供了直到晚清为止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者对经文 所作的理解这一特点。利用这一译本多少需要注意区别《周易》的不同部分、十翼与卫礼贤自己的注解。
卫德明曾穷竭性地罗列了近年来所出版的译本，见《西方传统中的〈易经〉》（Parerga2,1975）。
七、日本版本
1. 《汉文大系》第16，1913年，星野恒和伊藤东涯编。
2. 《汉籍国字解全书》第3、4，1910年，真势中州和松井罗州编。
3. 《国译汉文大成》第2，1927年，宇野哲人编。
4. 《汉文丛书》，1927年，冢本哲三和林泰辅编。
5. 《经书大讲》第81939年（只有《系辞传》）。
6. 《新释汉文大系》第23，24，63，今井宇三郎编。
7. 《中国的思想》第7，1965年，完山松幸编。
8.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1972年，赤冢忠编。
9. 《中国古典新书》，1974年，赤冢忠编。
10.《新订中国古典选》第1，本田济编。
八、近期研究和辅助研究
（一）任何对列举近期对《易经》的历史性研究都必然从《古史辨》第三册开始，它由顾颉刚（1893—1980）编，出版于1931年。其中有顾颉刚、钱 穆、胡适（1891—1962）、李镜池、余永梁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章。这一册的文章使得根据《易经》的上下文对其加以考据成为在现代对《易经》的研究中 最重要的分支。最近50年中属于这一派的众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有：
1.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该书是作者对1947年的《周易古今注》的修订本，把十翼也纳入讨论范围中。
2. 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本书是李镜池关于《易经》考据研究主要的论文集。
3. 张立文：《

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本书有对《周易》和《易经》的历史性研究。
4. 高怀民：《两汉思想史》，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丛书，第54，1970年。该书是第一部、也是至今最重要的一部研究汉代易学成就的著作。
（二）西文译本中有价值的注解研究有：
1. 阿瑟?韦利：《易经》，《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5册（1933年），第121—142页。
2. 卫德明：《〈易经〉八讲》，卡利?伯内译。伦敦，1961年。
3. 卫德明：《〈易经〉中的天地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4. 鲁连?休斯基：《易经研究》，麦克多纳和长谷川强以及卫德明等译，伦敦和亨莱：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5. 密哈德?斯格特：《从思想史背景看〈易经〉》；柏林，德国柏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第76，1970年。
6. 陈启云：《一个儒学大师对政治暴力的看法：荀爽（128—190）对〈易经〉的解释》；《通报》第54辑（1968年），第73—115页。
7. 威拉德?帕特森：《制造联系：〈易经?系辞传〉》。《哈佛亚洲学报》，第42卷1期（1982年6月），第67—116页。
（三）今年有不少博士论文考察了文本的早期历史：
1. 杰拉德?斯旺森：《〈系辞〉：对〈周易〉的传注传统》，华盛顿大学，1974年。
2. 夏含夷：《〈周易〉的成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理查德?昆斯特：《原初的易经：经文、音义、翻译、引得，及大传》，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
4. 霍华德?顾得曼：《三世纪的解经家和解经之作：王弼历史性的和学术性的语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
5. 小保罗?约瑟夫?芬多斯：《费直在〈易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最有用的研究辅助物有：
1. 《易经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第10，北平：1935年初版。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1966年。
2.《易学论丛》，台北：1971年；该书有对经文的最完整的文献研究目录。
3. 严灵峰编，《易经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一册有195册的总目录，有作者的简短传记和所选择资料版本的参考文献选目。
4. 卫德明：《西方传统中的易经》，参见（七）。
九、索引
1. 高怀民：《两汉思想史》，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丛书，第54，1970年。该书是第一部、也是至今最重要的一部研究汉代易学成就的著作。
2. 《周易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