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十二讲书评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书评

本书作者为周一良先生，其学贯中西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诸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尤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用功颇深。《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为周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文章的选集，按照时序与专题结合的原则进行编排。本书共分为十二章节，其包括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代前言），第一讲论诸葛亮附：白羽扇，第二讲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第三讲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第四讲两晋南朝的清议。第五讲《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附：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第六讲《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第七讲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附：萧衍以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第八讲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第九讲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第十讲论字文周之种族，第十一讲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附一：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附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第十二讲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零拾 1.曹操遗物 2.鲑 3.晚有子 4.乐舞杂伎 5.珠襦玉匣及其他附录一学术自述。附录二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出版后记。

周一良先生，于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

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而在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周一良先生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其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

还探讨了《牟子理惑论》的著作时代，提出独到之见，研究并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敦煌研究方面，参加了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写本文献和敦煌文学作品中词语，并曾协助《敦煌变文集》的编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写本书仪，撰写关于书仪的分类、源流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

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期地理人物，时间，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地理，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人物，是指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是那些民族。而在这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竞技，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政治制度是封建帝王赖与统治和实行剥削的主要制度，体现在封建政权的官制和法制上。而经济和军事制度则保证的是封建帝王的统治。而在我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门阀制度由形成到极盛发展的时期，世族大家与寒门矛盾不断。而研究南北朝史，门阀制度与士庶关系是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很多问题的关键之一。士庶区别于两者内部的阶层，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各色人等，们发制度的起源，发展，南北士族的异同，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因素错综复杂，而其延续时间，总共将近400年，其时期之长没仅次于绵延四百余年的两汉，比起唐，宋，明，清等时期都更为长远。单从这一点看，魏晋南

北朝也是古代史中应当重视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是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门阀制度的萌芽，始于东汉时期，政治上，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经济上，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门阀制度，其形成于曹魏、西晋，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而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

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而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

族地主乘机以军供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参考书目：《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参考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