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在国防大学总结大会上的发言

金一南在国防大学总结大会上的发言（转）
今天站在这里面对台下同志，不知从何讲起。在多年前，我们当时上中学，我的一位同学的哥哥是军人，我们凑上前去问他当了多少年兵，他回答说“八年”。当时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八年”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时间概念。今天，我入伍33年了，四个八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疾速奔驰在我们的军旅人生，刚才屏幕上那些过去的片段让我想起33年前，在那趟满载新兵的列车上，周围战友在新兵连长指挥下唱《我是一个兵》、《日落西山红霞飞》，整个车厢热血沸腾，我坐在车厢一角也跟随着唱，但声音很小，仿佛不是这群欢乐群体的一份子，我觉得周围哪个同志都比我强，自己是这群体中最差的一个。这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

参军之前，当过两年工人，从最简陋的工厂——街道小厂——最艰苦的工作烧玻璃瓶干起。记得在师傅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车间，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车间四壁被煤油灯熏得漆黑，室内布局是，两条长长的木桌上，四个煤油灯在风机作用下吐着蓝色的火焰，工人坐在长桌两边的木椅上，急速转动手中的一节节的玻璃管，炼制着阿斯匹林药片的药瓶，一张张脸分不清男女，都是鼻灰脸黑，满头流汗，面孔被高温煤油灯烤得通红。这个烟熏火燎的车间就是我走向社会第一个起点。三十多年来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或什么挫折都没忘记自己的起点。
2003年我被学院评为学院杰出教授，有人说我是天生当教员的料。我一下就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工厂时被称为天生的好工人，当时我一天能烧2000多个瓶，作为一个学徒工我被选为外厂学习车工，为了磨好车刀，在充满氧化铝粉尘的砂轮间一待就是四十分钟；为了支援越南前线，我在C620车床上连续突击了解情况36小时，下班时脚下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昏沉沉的不知怎么回的家。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右手手背被车床的顶尖划破，因为当时转换车刀时右手没抓住车刀，打到车床的顶尖上，血一下就涌出来，当时紧张的金属切割不能停止，我就一边往裤子上擦一边干，一会师傅走过来，看见我工作裤的右侧都是血吓了一跳，大叫起来，以为我受了严重的工伤。他强硬地将我从车床上拖下来，为我进行了包扎止住了血，在车间门口车间主任说了一名我至今难以忘记的一句话：“金一南天生是个好工人”。

从天生是个好工人到天生是个好教员，还相离很远，其中还包含了参军入伍十二年基层连队的生活。当我在全团技术竞赛活动中取得优胜，被破格提拔为技师时，有人说我天生是当技师的

料；后来又到图书馆工作了十一年，下部队搜集资料，学计算机，学英语，开发“国防相关信息情报系统”，当该系统获得全军科技进步奖成为全军军事信息网，又有人说我天生是干图书馆的料；从天生的好工人到天生的好技师，从天生的好技师到天生的好教员，这些经历恰恰证明没有什么事是注定的，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走来，注定没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注定了在同样的时间内，要比别人做更为艰苦的工作，走更为艰苦的路程。

我从没有赶什么潮流，做什么时代弄潮儿，在刻苦自学的道路上，我也没有找到捷径，用的是最简单和最笨的办法。在埋头工作的过程中，我更没有进行今天十分时髦的“自我设计”，当工人时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当兵，更未想到有一天还能当上“杰出教授”。人生旅途中有许多事情无法把握，我能把握的唯有一条，就是从来没有厌弃过、后悔过自己干的任何工作。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一心一意把它干好。我相信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热爱生活，就从热爱工作开始；一个人如果热爱祖国，就从干好工作开始”。

对事物的热爱，源于对它的珍惜，珍惜则源于深知来之不易。回想走过的路程，每一步都非常不易，多么不易才当上工人，多么不易才参了军，后来多么不易才进入国防大学，多么不易才成为一名教员。别人那里也许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必须竭尽全力。就是这些“不易”使我不管干什么工作，内心很少埋怨，总是充满感谢。有人说这就可以安于现状了吧，这样不是也能创新和前进吗？我觉得不是，正是这种充满感谢的心理状态，使我从来不把工作看作是累赘或重负。我从工作中感到的从来都是欢愉而不是苦难。
我十分同意一句话，“人们不是先产生灵感再去工作的，而是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灵感”。如果说自己在工作中还能够有所创新的话，那么其中的悟性并非来自聪明的大脑，而归功于长期对工作专心致志的投入。这种在平常人看来比较愚笨的投入使我最终能够超越。哲学家*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他说的自胜就是超越自己。我体会所谓超越，一是超越艰难，二是要超越功利。人，哪个人没有个人问题：家庭的难题，工作的难题，事业的难题。这些难题有些目前能解决，有些迟些能解决，有些问题甚至无法解决。我们哪个人不曾面对各种各样的功利，获取权力、评定职称进职进衔、立功授奖，一个人如果被眼前的难题和心中的功利框住，那失去的是向前看的视野和超越自身的境界。
1980年我在北

京军区通信团当技师，当时夏季炎热不堪，蚊虫叮咬的全身都是包；冬天滴水成冰，早晨起来，洗脸毛巾冻的梆硬。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学《世界通史》和《西方哲学史》。没有任何功利，只为探求未知，当时根本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它成为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取得优异成绩的基础；1987年我进入国防大学图书馆，那种感觉就象高尔基说的“扑在书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的看了很多书，这种多学科的广泛涉猎既不为求学问也不为评职称，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考虑的追求，恰恰是能够成为国防大学一名合格教员的基础。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正是来自于对工作的热爱，对求知的执著，才使自己能够不断超越周围环境，超越工作分工，超越业务范围，虽然没有“有心载花”却实实大大“无意插柳”。1997年到美国国防大学学习，在完成对其图书馆业务和信息管理技术的学习外，我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对美国国防大学以至美军院校的编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详尽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没有人赋予我这个任务，都是自己自发完成的。从这个军事基地到那个军事基地，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整理，回来后撰定了三篇报告，《美军院校信息化建设》、《美军院校编制体制及教育训练情况》、《美国人与战争》，后两篇报告超出了当时从事工作的业务范围，也超出了去美国学习领受的任务，但也正是这两篇文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篇《美军院校编制体制及教育训练情况》引起了总部有关部门的重视，随后多个机关和院校请我去讲“美军院校建设情况”；《美国人与战争》经过处理后被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采用，反响强烈，在网络上广泛转载，后来很多媒体记者认识了我，就是从那篇文章开始。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到中南海向江主席汇报，也许是一个更为突出的事例。那次大家都已事前准备好汇报的问题准备撤出，突然间听到江主席点名“金一南同志你能不能上来不拿什么东西，不对着这张地图，讲一讲伊拉克战争”。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否听错了，第二个反应是我上去怎么讲。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方铃同志说我当时站起来步履沉重的走上去。当时我确实毫无准备，站在那里真不知道该怎么讲，尤其不知道军委主席要问些什么。江主席感兴趣的问题十分广泛，问了美、伊双方的地面部队调动部署和作战情况，行动意图；又问美、伊双方主要领导人持的决策意向和各自中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涉及到十字军东征、阿拉伯世界民族英雄萨拉丁等历史人物和事件，所谈问题的宽泛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

围。当时之所以能够在近40分钟的问答中完成任务，的确得益于自己长期对多学科领域知识的广泛涉猎和无形中形成的对本专业学科的超越。
这些经历使我深深感到，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全付身心的投入工作，往往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超越自身，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成为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基础。安徽武警部队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能控制他的宽度；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能掌握今天；你不能样样胜利，但你可事事尽心”，这就是超越自身所应有的习性。

作为最高军事学府，军委6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国防大学建设成为符合信息时代要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我军特色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这就决定了如何在国防大学当好一名教员。这不但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需要具备以下几点：

首先，这种更新，决非仅仅通过坐在那里看书看报就能完成。它主要通过向自己挑战，向轻车熟路挑战，学习掌握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向前沿追踪，向新的领域开拓，这是信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在今天这个被称为知识爆炸的时代，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不断进行知识更新，这是任务所迫，责任所追，形势所迫。我曾经对一些同志讲过：“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一定要有勇气将自己迫向墙角，没有很强的紧迫感和很深的危机感，不更新原有知识，强项也会变成弱项，所长也会变成所短。”

第二，是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仅仅掌握所学本科知识，在今天工作中已难以出现质的提升。当今世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生物学科，容易实现突破之处就是边缘。所谓“容易”其实包含着了一个更大的艰难，对多学科知识的掌握和融会贯通；所谓“边缘”，实际把“综合”的意思包括进去了。国防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学校性质本身就要求我们在打牢专业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有综合多门科学知识的能力。高质量的课，往往是多学科知识综合的贯通的课。

第三，是结合我军建设实际，结合军事斗争准备进行实践的能力。理论本身做到无懈可击并不难，难的是一旦进入实践，要能做到不被实践穿射的千疮百孔。2001年国防大学第一次办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战略班，课表安排4月4日我在该班第一次讲授“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这门新课。结果4月1日发生中美撞机事件，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事件上，我们的课还没讲大家就兴趣很大。我压力更大，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考验，如要按照事先装备的内容讲很容易，但如果理论不能触及现实或回避现实，那么理论的生命力又在哪里？当时我立

即做出调整，就以危机处理的理论和规则为手段，从分析撞机事件处理入手，展开对一系列国际突发事件的分析探讨。该课引起学员的强烈反响，有人说我“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一课一炮打响，我说之所以打响，关键不在于理论的精彩和完善，而在于将理论直接用于复杂的演变中的实践。就战略研究来看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战略理论，而是对军事力量不甚了解。国家力量的核心就是军事力量。而对军事力量的不了解则长期是地方大学和研究院所研究战略问题的最大掣肘。

对我来说我这种优势不是天然发挥出来的，如果不对我们这支军队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不对军队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已经出现的新变化新发展有所感情，蹲守在国防大学或科学院所圈子将自身或国内一些条文奉为不可动摇的经典，哪怕再高深的理论，也会在军事实践面前变得单薄和苍白。去年八月，清化大学，北京大学等六所大学联合举办“高校国际政治高层研讨”，并邀请我参加在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当听到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权威和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部门领导评价国防大学在战略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的时候，我感到了这绝不是对个人的夸奖。
我军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肩负的历史使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形势新使命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把握这些变化和要求，真正以理论结合军队建设实际，才能使我们的教研工作如虎添翼。这些年来我除了紧张的教学工作，还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的主持人，每周一次进行国际军事形势点评；还被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聘为军事专栏作者，每月要写三篇军事评论。这是《学习时报》继为党史界权威龚育之同志开辟专栏之后，开的第二个个人专栏。正由于这些压力，让我少去吃饭，少去应酬，少去游玩。当然更多的，还是靠集中精力做一名国防大学教员的使命和责任感。这种使命和责任感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交代与督促，更来自我们内心。

我常常想，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在闪闪放光的八一军旗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也许正因如此，有些人便只为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已荣辱而不是承担使命，胸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肩负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队的荣誉，即始他的财富让他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孝子孙。

今年初利用讲课的机会，我又去了一趟黄埔军校。大革命时期的军校门口那幅门联，至今读来依然如雷贯耳。“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

发财，请走别路”，就靠这一条，多少名将由此产生。我们国防大学前身是名震中外的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校歌至今听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英雄辈出，战将林立，和平时期能否继往开来，无往不胜？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大学在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负有什么责任？刘伯承元帅说的一句话：“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国防大学的责任浓缩于刘帅这句如同洪钟震响的话语中，映射出我们最艰巨的任务和最神圣的使命。今天，刘伯承元帅和其他各位老帅的塑像，就竖立在教学楼大厅，日日夜夜注视着我们这些进进出出过过往往的教员和学员。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步伐、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什么样的教学科研成果去实践刘帅这句话，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未来军事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重大。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能踏上我们的肩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任、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荣誉、更是我们的尊严！

一名中国军人，一名国防大学教员，当你真切地用自己内心感受和体验这一切的时候，就会在胸中升起一杆旗帜，并且让他永远飘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的话，那么提供的也决不是个人奋斗史，造就我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国防大学。一个人哪怕有再大的能耐，离开了战友，离开了组织，离开了为之奋斗的将来，终将一事无成；而一个人如果能够将自己溶入到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之中，所获得的能量，就能远远超出自我。这就是那个开头自己问了不知多少回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还要再加上一个问题，我向哪里去。30多年前我们那一车厢欢歌笑语的新兵，现在仍在部队的，仅剩我一人。我是有幸的，八一军徽在头上顶了30多年，至今还能站在这个队伍里，还能够成为国防大学的一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应完成的历史责任，谢谢大家。
[金一南教授，出生于1952年，于1972年入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副军职），军事问题专家，解放军报特约撰稿人，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军事评论员，中国军事统筹学会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空军后勤学术研究会客座教授。这篇讲稿是金一南教授从工人、战士、通信技师、图书馆资料员到今天的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杰出教授”的人生感言。50多年来，金一南教授经历过多种岗位变换，多次人生浮沉，却从未放

弃过对知识的索求，从未改变过对工作的热情，那是因为在他的心中积聚着人生中最执著和深沉的爱――守望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