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祠堂

肃穆而磅礴的徽州祠堂，是山区古村落中最为显眼气派的大型建筑。她集徽派建筑与宗法精神于一身，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富有极强的文化个性，留有鲜明的艺术表征，是徽州祠堂文化的缩影，家族血统维系的化身。

祠堂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载体，是族权自治的象征。作为栖息祖先魂魄场所的祠堂，源于人类对自身祖先的自然崇拜。最初由民间的祖庙和宫庭的太庙祭祀建筑发展而来，也称宗祠、家祠、支祠。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通过开祠致祭和其它家族追远活动，将族民紧紧地纽结在同一神圣的祖宗牌位之下，形成一个严密的血缘组织。从徽州祠堂的演变看，可分三类。一类是由前辈的住所改建而成。一类是按朱熹在《家礼》中设计的模式修建，以供奉和祭祀高祖以下的四代先祖。一类是在居室之外另行修建的祠堂。在这类祠堂的中轴线上，从前至后，依次建有牌坊、大门、享堂和寝堂。除了宗祠、家祠、支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祠堂。如行祠、女祠、专祠、特祭祠等。唐宋以前，徽州人的“家祠”“家庙”还不具有宗法意义。真正意义上的“祠堂”，应是明嘉靖十五年明世宗对民间“联宗祠庙”的开禁。此后，徽州的祠堂才大量出现。徽商致富后，“盛馆舍以广招宾客，扩祠宇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显荣”，捐资建祠一掷千金，其目的在于光宗耀祖，在一定的区域内营造了一种文化信念，一种宗族归属感。据《绩溪县志》载，乾隆二十年，县境有祠堂一百一十五幢。嘉庆十五年，分布全县一百个村镇的祠堂有一百八十九幢，县内三十八个姓，其中胡姓就建有三十幢。可见，徽州民风习俗无不对建祠、联宗、睦族倍加重视，至此，形成了“邑行宗法，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的局面。族谱是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在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后，按照朱夫子的理论，若三世不修宗谱即为不孝。通过修宗谱维系尊卑等级，彰善除恶，推行封建伦理，缓和宗族内部贫富矛盾。他们正是以宗祠族谱为载体，通过各种简朴的民俗活动，宣传宗法理念。如建“保安会”，纪念张巡、许远，倡导“忠君报国”。演目连戏，宣传“因果报应、惩恶扬善”。春节认亲拜年，加强血缘姻亲情感联系。清明节认祖归宗，巩固同宗共祖子孙的归根意识。在封建政权难以顾及的徽州广大偏僻乡村，宗族观念在这种特殊的人居环境下，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族长（祠董、执事）权威的神化，“祠堂”实际上被赋予了许多社会管理功能。如祭祀祖先，隆礼报本，商议处理本族大事，管理宗族财产，建立道德教化体系。在偏远山区，宗族自治成为社会运转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村民心甘情愿地把一切大小事务托交给祠堂安排，祠堂实际上充当着土衙门的角色，进而成为徽州人基本的生存环境。徽州人在宗族自治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物化形式——祠堂管理模式。

祠堂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高度物化，徽派建筑艺术的典范。“祠堂高耸郁云烟，松柏苍苍不记年。”祠堂作为一村一族最重要，最注目的大型建筑，切合了当时徽州族人共同的社会心理需要。作为宗族权力象征，不同类型有不同规制。宗祠一般采三进七（或五）开间构造。一进为仪门（楼），由大门和过厅、仪厅组成，大多以重檐歇山式建成“五凤楼”，主要是祭祀时供鼓乐之用。大厅后是天井。二进享堂，为主体部分，是祭祀祖先和处理本族大事的场所，大的可容纳上千人。享堂中间正壁，悬挂祖宗容像或祖先牌位图。三进为寝室，为供奉祖先牌位及祠堂中贵重物品的地方。支祠一般比宗祠规模要少。但如果支族中出了大官，或经商爆富，可超出宗族总祠。家祠一般与居宅相连，设有寝室、仪门。祠堂建筑占地开阔，由低及高，立柱横梁，错落有致，翘檐走壁，空间饱满，给人以厚重威严感。祠堂的构架，为达到隆重目的，柱梁门窗均饰以“三雕”。“三雕”的点缀，使祠堂威严和审美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徽州人取当地砖木石资源，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设计制作，意在承木雕的华美丰姿，取砖雕的清新淡雅，借石雕的浑厚洒脱，使每一座祠堂都成为“东方文化的艺术宝库”。如绩溪龙川胡氏祠堂，座北朝南，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六十多平方米。祠堂青砖白墙，厅堂典雅庄重，环境临溪望远，清幽一片。门厅堂廊之间，有一页天井。两傍甬道，植木种花，富有江南人家诗意。祠内隔扇裙板木雕图案，采浮镂相配，线浮并用，以“多、精、美”著称，

雕梁画栋，图案美观大方，画面立意精巧，散布在显眼构件上，被誉为“木雕艺术的殿堂”。歙县潜口汪氏金紫祠，不论从工程技术上，还是造型艺术上都极为高超。堂内计有一百根硕大的木柱和石柱，尤其是宗祠的石雕狮子、飞龙、蓬瓣，形态逼真，线条优美。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的罗东舒祠和“宝纶阁”，耀眼夺目，美仑美奂，木雕堪称一流。可以说，徽州的每一座祠堂，都是徽派建筑艺术的精品杰作，都是劳动智慧的结晶。

祠堂是徽州基本的人居环境，浓缩着众多鲜活的历史信息。古祠堂，作为民间最直观的社区活动载体，反映着底层平民的心态，流露出地域的世俗，很自然会将日常情趣在祠堂中得到充分物化。这种活“化石”，凝固着原始的生活本真，浓缩着冰封的史实，记实着内心追索的痕迹。每年清明，族人共同举行祭祖扫墓，藉以叙人伦，凝族力。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载：“新安各姓……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后来又演化成一种祭祀节日。每到规定时节，族人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由族长主持。族长是依世袭“嫡长制”产生。族中有文化有地位的“礼生”参加，并摆设丰盛的祭品。按照行礼、作揖、鼓乐、宣读祭文等程序进行，或鼓乐仪仗绕村(祠)一周，以追念祖上恩泽，颂扬贤德之人，求祈宗族旺盛。每年，按朱子修订的“高、曾、祖、考”要求，要迎奉祖宗牌位，理晋主、越主等事宜。宗祠祖宗牌位，分单牌、统牌，单牌乃表彰始祖、显祖、支祖或有贡献于宗族的“功劳户”。徽州祠堂有严格的“寝室之制”，即中龛供奉的是始祖神主，左右两龛根据昭穆齿德等资格条件，对先祖进行排列。“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祠兼理族内一切事务，一般采“不告不理”原则。只有重大事项才开祠堂处置。如惩戒不孝子孙，须“赶出祠堂”。不祭祖宗的要革出祠堂，或施以族(私)刑等。遇大灾赈济灾民，至岁末救济老幼病残。遇丰年分送祭谷、祭胙或遇大事举行大典。祠堂祭祖属“展亲大礼”。因此，在徽州人看来，“报本之礼，祠祀为大”。透过祠堂，我们不仅从祭祀中，深深地领略到当时的宗法气氛，体味到宗族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格，蕴藏的人性精髓。这些，仍是当今我们了解徽州民俗的一个重要窗口。

程刚

歙县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棠樾牌坊群，7座牌坊坐落在棠樾村村口，逶迤300多米，好生壮观。棠樾村名的来历，据说是其先祖迁居这里时，见这里遍植棠梨，于是化用《诗经·召南·甘棠》之意，取名“棠樾”。

看看镌刻在牌坊上的“功德录”，不难知道，这个村住的基本上是鲍姓人家。鲍姓是在晋太康年间从青州迁居过来的，后来生齿日繁，人丁兴旺，分出了棠樾、西门、蜀源、岩镇四派，其中以棠樾这一派最显赫。

棠樾鲍氏的始祖名鲍荣，他是在北宋中期的时候来到棠樾的。棠樾鲍氏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后来建造的那些个牌坊，便是一段段宗族血缘感情的历史见证。除牌坊以外，棠樾的鲍姓人家还陆续在村子里建造起了自己的祠堂，他们在祠堂里祭祀自己的祖先，开展宣讲族训、修谱会谱等各项宗族活动。

古徽州一府六县中，有的族姓对这种宗族事业非常热衷，他们修宗谱，建祠堂，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遗存。像黟县的西递村，据记载，明经胡氏建造的祠堂多达26座，有宗祠本始堂，总支祠敬爱堂、常春堂，还有分支祠和家祠。这座座祠堂，是西递村落中最为抢眼的地方，也显示了西递明经胡氏宗族蓬勃健康的活力。

过去的徽州人认为，祠堂是祖先魂魄的栖息之所，如果老祖宗的魂魄能栖息在富丽堂皇的祠堂里，老祖宗不但高兴，对整个宗族来说也是脸上有光的事情。这种宗族意识积淀得越多，结果就越发膨胀，于是宗族之间为了光宗耀族，开始互相攀比，大兴土木。

像西递这样祠堂林立的村落，古徽州还有很多，如婺源县游山的董氏宗族，据记载，他们建造的祠堂有23座之多。绩溪龙川（今名坑口）的胡氏宗祠是徽州祠堂的杰作之一，它

坐北朝南，前后三进，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享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9大部分组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大堂内竖有14根直径达166厘米的银杏树圆柱，架着大小54根冬瓜梁，柱基全部采用枣木并刻成莲花瓣托形状，极为豪华。

现在去徽州旅游，祠堂的遗存，仍然是处处可见。徽州各个族姓建造的这些祠堂，与其它地方的祠堂建筑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祭祀祖先、教育来者。宗族的大迁徙，使这些世族迁到了徽州，但他们与祖先的时空距离却变得越来越远。如何振兴宗族，如何凝聚人心，成了他们迁到异域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祠堂的后寝是祖宗神灵的栖身之所，这一个个灵位的排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世家大族到了徽州以后，并没有把远在北疆的始祖放在祠堂供祭，而是把那些在徽州立下赫赫功名的先祖作为自己一宗在徽州的始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仔细想想，有它的道理，如果把远在他乡的始祖供奉起来，显然是没有感召力的。而徽州这些功名卓著的先祖，不仅为自己认同，也为本地的其他人或其他族姓所认同。加上他们来到的地方又是山越苗裔的世居之地，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在文化传统上与山越苗裔区别开来，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族姓政治地位的优越，建庙祭祖之风气就渐渐流行开了。

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历来是宗族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工程。今天，我们几乎在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可以看到的座座巍峨高大的祠堂，它们就是当年这些世家大族进行宗族文化建设所留下的遗迹。

下期预告：《徽州族谱》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2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