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我国的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特色和内容

浅述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特色和内容

S090828 杨启先

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是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cult ural anthropology ，亦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的边缘化所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交迭领域为“语言、思维、文化及其关系”，这是当今语言研究中最具动力和潜势的一个探索点。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思想史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学科扇面，而当代最活跃的几个语言学分支如语用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理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都可以从中获得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换言之，开展人类文化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直接介入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领域，推进和融合当代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特色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土性。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本土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本土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通》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丢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观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其二，多样性。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

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不足的原因。

其三，传统性。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学者，在矫枉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其四，时代性。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定，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发展视野，这首先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

的闪耀。跨世纪之际，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其五，实用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服务。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

其六，温和性。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氛围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达到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氛围趋于客观平和。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成功的学科必定既有继承和又有创新，文化语言学也应如此，但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却也在于此。文化语言学力图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观照语言学，放弃了在语言学上的全盘西化，这便是继承的开始。许多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个典范的传统文化角度上，如称谓、地名；某些特殊词汇上和某些传统典籍上，虽然写来内容扎实，论证有据，但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无明显建树，往往只是囿于具体的材料整理和考证上。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文化语言学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

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黄金贵和常敬宇的著作都从词汇方面切入。黄著在同义词和文化史的系统中辩考词义，无证不言，证则有据，既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扩展新视角，更是为现代训诂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尝试。而常著也从事分类整理工作，分析汉语文化历史系统的特点，不过角度有所不同，目的也有所不同。此外，刘志基的《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则从汉字的考释入手，透过汉字这一语言现象，探究先民在生育、婚姻、丧祀等方面的礼仪、风尚、习俗。女书的发现和女书文化以其特有的风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对它的分析与解释又取得了进一步成绩。赵丽明撰写的《女书与女书文化》展示了作者多年孜孜专研女书的成果，而《奇特的女书》是对目前女书研究成果的综述。近年来对文化语言学西学渊源的追溯，也是有不少学者陆续为之，例如姚小平的《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出版，这又是一部集各家之言的论文集，收录20多篇90年代初的代表性论文，集中展示了当下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特色。邵敬敏所作《前言》持论明达，分析了收录的四类文章，及其收录的思路，并指出该书的意义所在。在1994年至1997年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论文集中，本书是对各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剪裁最为得当的。1996年有许多著作问世。戴昭铭所著《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是通论文化语言学的著作。此前，这种著作问世已有几种，与同类著作比较，此书的特点是：注重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力图从理论上整合各家说解。持论明达宏通，而无偏激之词，浮躁之论。站在超脱的立场上，看待文化语言学内部的论争或不同观点，对所谓“本体论”和“关系论”的批评和期望辞恳意切，所言颇为允当。胡裕树所作序言认为，此书持论并无偏执和武断之做学问易犯之病。胡序对文化语言学有所评论，所言甚为中肯。

戴著认为“语言差异反映着文化的差异，思维的差异和世界观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相对论”，并无二致。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毕竟是尚未证实的理论。其实，一个民族的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了，但是仍然可能保留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风俗信仰等，这并不罕见。文化形态本身极大的丰富性，势必带来文化语言学的多样性。陈立中的《阴

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岳麓书社），因其所选专题特别而独树一帜。在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阴阳五行文化历来被视为秉赋独特中华气息的文化瑰宝，这是汉民族所独具的对宇宙天地事物的产生和整体结构上的认识。借鉴阴阳五行的传统理论，在天文学、化学、物理、医药等学科的研究中已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佳绩。至于将语言现象——汉语词汇系统和文化的具体门类——-阴阳五行文化结合进行深入严谨的考察，还是前所未见的。作者试图在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两方面追寻阴阳五行学说的足迹，词汇形式方面包括：1，汉语发育非常完备的反义词体系与阴阳说密切相关；2，“阴”、“阳”本是两个表示自然现象的单音节词，后来逐渐升华为两个抽象符号，用以表示宇宙间无处不在的两种互相对抗的势力；3，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次将相关的事物根据“同类相召，同气相求”的法则进行分类。在词汇的意义方面，作者认为词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附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陈立中《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导言》岳麓书社1996）。

方言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中国文化语言学起步的动力之一，目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学者，纷至沓来。崔荣昌潜心而作《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黄尚军锋芒初试《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都是这方面的成果。两者皆属意方言学，且都以四川方言为落脚点，概与四川境内的汉语方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同时也与四川风土文化之丰厚独特有关。臧克和主编的《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是对汉族文化积淀的又一次发扬和深化。这系列丛书包括：刘志基的《汉字文化综论》、姚淦铭的《汉字与书法文化》、臧克和的《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以及宋永培的《〈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各自彰显特色，皆以汉字文化精神的张扬为己任，落笔坚实，视角不一。如刘著纵横汉字文化的整体领域，姚著着眼中华民族独特的书法文化，臧著围绕中华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展开，宋著紧扣《说文解字》，揭示遥远的中国上古历史。

总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张公瑾《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载《民族语文》1997）力图从社会价值方面探讨文化语言学的存在与发展。他认为文化语言学只能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民族独立的语言学，是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学，是与西方传统语言学相对立的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本身就具有中国的特色，有中国深厚的文化背景。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将使语言学从20世纪形式主义自我禁锢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它依附于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使命，从而获得新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