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管理知识)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转型

任保平钞小静1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影响经济发展结局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转型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形成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节约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和治理机制。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变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对我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体现我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经济转型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十分富裕，而有些国家却非常贫困？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经济体如何实现产出的持续增长？穷国怎样快速地转变为富国？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内生增长理论，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奠定了很多呈现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成分。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弗兰克·拉姆齐1928年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储蓄的一个数理理论”，之后哈罗德（1939、1948）、多马（1947）、索洛（1956）、斯旺（1956）、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推进了经济增长在理论方面的进展，此外还有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相应的定量分析和检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要素分析来阐释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大多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都集中

1作者简介：任保平（1968—），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钞小静（1982—），陕西佳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于狭义经济变量的决定上，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研究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决定问题上。

我国建国40多年来, 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以年均近10%的高速度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中国经济依然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过调整之后的GDP增长率达到9.9%。但是，影响经济增长结局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经济增长的质量。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收入差距扩大的背后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我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即将进入第30个年头，在认真总结数量经济增长所取得的经验和积累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我们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殊因素，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如果有，这种相关关系的方向又是如何呢？

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经济转型视角来阐释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并在我国1978-2004年间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问题。相应地，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对关于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从经济转型视角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进行理论解释；第四部分对我国1978年-200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与测度，并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的简要结论。

二、相关文献评述

国际上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大多是从实证层面上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决定问题。钱纳里、鲁宾逊、费德等人（1989）从统计意义上验证了部分经济增长质量因素对经济增长数量的作用问题，他们通过在新古典公式中加入若干结构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其研究并没有包括全部因素，从而不可能全面估算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Patha Dasgupta（2002）从经济增长结果层面上探讨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问题，他认为测度经济增长结果最常用的两个指标GNP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都有其缺点，很难测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指标即人均财富，它不仅包括普通的物质资本，还

包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用这个指标衡量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得到一个令人诧异的结论，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率很高，但是人均财富的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值，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与人均财富的增长率基本吻合。Robert J. Barro（2002）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健康水平、人口出生率、收入分配、政治体制、犯罪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存在密切关系。通过经验验证得出：经济增长总会伴随有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往往伴随着民主政治的扩大、法律规则维护的增加以及官员腐败的减少；收入不公平略微的改善可以被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所解释；用谋杀率来代替的犯罪率与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大，但是其与收入不公平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明显伴随有去教堂人数的减少和宗教信仰程度的降低，但是在经济增长其他指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一定与教育有关。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的效率，即进行经济活动所消耗和使用的要素投入与经济活动总成果之间的比较，经济增长质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所反映出来的，因此国外许多学者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绩效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有学者（Wright，1990；Delong and Williamson，1994；David and Wright，1997；Gylfason and Thorvaldur，2001；De Feranti et al.，2002)通过各自国家的经验验证得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自然资源利用能促进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和布局，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而还有一部分学者（Sachs and Warner，1995；Gylfason and Zoega，2001；Hausmann and Rigobon，2002；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2003)却得出了刚好相反的结论，他们通过对跨国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依赖性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质量往往越差。

国内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依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来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学者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上考察经济增长的绩效问题（沈坤荣，1998；王利、张炳发、初凤荣，1999）。沈利生、王恒（2006）认为增加值率是一个经济体增长质量的度量指标，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中间投入贡献系数”进行测算后，得出新增加中间投入品的贡献系数下降是造成总体中间投入贡献系数进而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由于他们仅从单一的指标入手，而没有全面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各种反映指标，使得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联系被忽略。有学者提出了对经济增长质量评估的基本思路（杨长友，2000），有学者建立了具体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单晓娅、陈森良，2001；樊元、杨立勋，2002；李变花，2004）。还有学者在建立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的基础之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估（李岳平，2001；彭德芬，2002）。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绩

效问题，我国学者周海林（2001）从成本角度出发，将自然资源特性的约束纳入经济增长问题中，认为在资源的储备有限制时，单位自然资源成本随着自然资源利用的递增而递增，经济增长的成本将会递增，从而经济增长质量降低。傅允生（2005）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问题，认为自然资源短缺与人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资源约束递增会导致经济绩效下降。徐康宁、王剑（2006）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自然资源的丰裕以及对这种资源的依赖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的转移机制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此外，刘海英、赵英才、张纯洪（2004）实证分析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认为以技术进步为依托的经济增长不仅是高质量的，而且是可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高质量经济增长循环的基点。人力资本由知识、技能的累积构成，知识、技能在经济系统内的分配状态体现了人力资本的“均化”水平。在借鉴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经典理论基础上，量化了人力资本“均化”指标，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以上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层面进行的，仅停留在统计意义上测度的研究不够深入，而通过跨国数据来阐述经济增长质量决定问题所得的结论可能与我国具体的国情不相符。我国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问题上，而且主要是从统计意义上进行的，缺乏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支撑。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经济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并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入手，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来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作用进行评价和判断，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经济增长质量：一种经济转型视角的理论解释

经济增长质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问题，是指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而实现的一种有效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方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不是依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来实现。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中，否定了传统增长理论提出的资本积累

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新观点。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学家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指在索洛提出的生产函数中不能由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解释的产出余值。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索洛的著作中，他用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长。他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有12.5%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而87.5%的增长剩余都应归因于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研究也发现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后来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进一步内生化，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在短期内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真正源泉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对诸如原材料以及对能源、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度降低，更加强调知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转型具有层次性,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三是社会转型，即由不发达经济转向现代化经济。经济转型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形成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按照诺斯的理解，“使制度正确”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定“游戏规则”，“设计形成人们互动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指节约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和治理机制。总体来说，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制度基础。具体表现在：

1、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激励，使经济增长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从而实现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相等。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可以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激励,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济增长中节约和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很高，而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则缺乏积极性？为什么同样一个企业或厂商在这个国家进行生产经营时非常注重采取各种措施防治环境污染，而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办厂时却对自身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熟视无睹、甚至肆无忌惮呢？原因就在于是否能够提供有效激励制度。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所提供的有效的激励，就是使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为促进经济增长付出努力所得到的个人收益，接近于或至少正比例于社会从这种努力中获得的社会收益，即实现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相等，把经济增长中外化为社会的成本内化为经济主体的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2、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施加约束，抑制经济增长中经济主体破坏生态环境

的机会主义，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施加约束，主要是指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可以按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规范，把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相应抑制经济增长中经济主体可能发生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机会主义倾向，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标准和规则，这主要是指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可以提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所要求的各种有关的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与活动的准则等，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标准。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条件,这主要是指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可以为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实现合作创造条件，通过促进合作减少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和减少信息成本，规范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减少或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阻碍合作的因素，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使个体的环境理性转化为集体的环境理性,进而为人们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中达成合作、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条件。

3、经济转型可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减少经济增长中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可以使外部经济效应内部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浪费和过度消耗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生态平衡等有违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各种现象，往往都是经济活动中外部经济效应的表现，而通过一定的制度如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就可以使外部经济效应内部化，在经济增长中使经济主体承担自身经济活动所引起的成本或收益，促使经济主体的行为符合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要求。制度可以降低经济增长中的交易费用，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等而降低经济增长中的交易费用，科斯就证明企业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同样，在经济转型中通过建立和完善一定的制度，也可以降低和减少人类为实现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交易费用，提高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

4、经济转型可以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减少由于不协调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代价，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但是创新只有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永恒，而且只有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的情况下才能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和制度安排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从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上来看，

全球各国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历史阶段上都表现出道“U ”型演变的规律，这一变化规律被经济学界称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破坏不断严重，经济增长的代价不断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协调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缺乏激励性和约束性的制度安排使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利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由于缺乏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制度安排，导致了经济增长中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灾难，即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失调。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经济增长的代价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降低。因此，在经济转型中，只有进行制度创新，不断强化制度安排，克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建立起一套激励和约束相互结合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才能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四、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现有研究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主要采用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增加值率。国内外学者最常用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投入要素“量”与“质”的提高，其中投入要素数量增加是经济增长贡献中量的部分，而生产率提高则是质的部分。由于核算口径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不同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增加值率是利用投入产出表来从总体上度量一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效率，它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测度指标。中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经济背景之下，经济增长质量的背后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如资源配置的效率、技术进步以及体制的变革等，从经济增长过程质量意义上很难通过一个笼统的指标来量化，因此本文从中国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出发，借鉴张军、施少华（2003）的基本思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对其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βαt t t

t H K Y r = ⑴

其中，t r 、t Y 、t K 、t H 分别为第t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产出、物质资本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α、β分别代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产出弹性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算，随机回归方程为：

t t t t e H AK Y μβ

α= ⑵

两边取对数得：

()()()t t t t H K A Y μβα+++=ln ln ln ln ⑶

我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产出的基本指标，并且按1990=100的平减指数进行折算。资本存量以1990年为定基的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并采用由Goldsmith 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其中，物质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度量并假定折旧率为5%，人力资本投入用社会文化教育支出来度量并假定折旧率为3%。利用计量软件Eviews 对式⑶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H K Y ln 179.0ln 822.0985.2ln ++=

)093.0(=s )077.0( )100.0(

)450.7(=t )718.10( )621.5(

998.02=R , 350.7678=F ,并且在显著性水平1.0=α下通过检验。由此可得，经过正规化后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为821.0=α，人力资本产出弹性179.0=β，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⑴可以得到1978-2004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图1所示，改革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相对缓慢的递增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从绝对值大小来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水平并不算高，基本还处于投入推动型的粗放增长阶段。

图1 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序列

（二）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1、 模型的设定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人力资源以及利用各种资源的经济体制的效率有很大关系。我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现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与经济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转型牵涉到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在经济转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新制度安排，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经济转型主要体现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建立如下的基本回归方程式：

t t t t t Urb Ind Mar C r εθθθ++++=321 ⑷

式⑷中，t r 、t Mar 、t Ind 、t Urb 分别代表第t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化水平、工业化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C 为常数项，1θ、2θ、3θ为对应变量的系数，t ε为随机误差项。有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以1999年和2000年的对外开放度与樊纲等人（2003）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相关分析，两者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522和0.613，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以对外开放度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替代变量。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根本上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可以用GDP 总量中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与从业人员中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比的平均值来度量工业化的进程。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复合指标法和主要指标法，本文采用对城市化表征意义最强且便于统计的主要指标法，即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代表城市化的水平。

2、 数据说明与初步的经验观察

出于研究目的考虑，结合数据资料收集的可能性，本文实证分析的研究样本选取1978-2004年间的相关数据，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在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我们先作一些初步的经验观察，以便于了解两者之间关系的大致轮廓，并为后面的计量分析奠定研究方向。

图2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

图2绘出了我国1978-200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率、工业化率以及城市化率所对应的曲线，四者基本上呈同向上升趋势，只是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这种趋势相关性程度各异。初步的经验观察显现了经济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正向关系的可能性。我们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目前，计量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但由于拓展的Dickey-Fuller(ADF)检验方法更为普遍一些，因此本文使用ADF 检验方法。利用计量软件Eviews 对变量t r 、t Mar 、t Ind 、t Urb 进行单位根检验，分别记一阶、二阶差分为ⅰ和ⅱ。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知，t r 、t Mar 、t Ind 、t Urb 的水平值、一阶差分不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其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I(2)单位根过程。也就是说本文所研究的变量t r 、t Mar 、t Ind 、t Urb 具有相同的“波长”，它们随着时间流逝而共同“漂移”，这使得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线性关系，由此可以预期这些经济变量间存在均衡关系。

表1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非平稳）的原假设。

3、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AIC 、SC 准则，选定滞后阶数为1。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法检验变量t r 、t Mar 、t Ind 、t Urb 之间的协整性，可得t r 、t Mar 、t Ind 、t Urb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关系，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 ，得到：

t t t t Urb Ind Mar r v 833.0376.0222.0902.27----=

对序列v 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于是t r 、t Mar 、t Ind 、t Urb 有一个长期均衡关系：

t t t t Urb Ind Mar r 833.0376.0222.0902.27+++=

)446.7(=s )087.0( )193.0( )230.0(

)746.3(=t )564.2( )950.1( )615.3(

913.02=R , 754.80=F ,并且在显著性水平05.0=α下通过检验。由结果可见，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与理论预期相吻合，在显著性水平05.0=α下每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Q 统计量的P 值比较大，各阶滞后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值都接近于零，则回归方程的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变量t Mar 的系数值为0.222说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变量t Ind 的系数值为0.376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变量t Urb 的系数值为0.833远大于市场化率和工业化率的系数值，这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比市场化和工业化更加明显。为了明确各变量间的因果方向，我们进行Granger 检验，所得F 统计量值较大而P 值较小，则拒绝市场化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Granger 成因的原假设，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Granger 因果关系。

五、结 论

在从经济转型视角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基础上对中国1978-2004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中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⒈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呈递增趋势，对产出的增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也充分说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卓有成效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相对较低，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水平不高，基本还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目标，以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措施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⒉初步的经验观察表明，从中国1978年以来的总体发展历程来看，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呈同步上升的趋势。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体现在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化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的相关性程度以及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它们随着时间流逝而共同“漂移”，存在均衡关系。经济转型与表示经济增长质量的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市场化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制度激励，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结构的转化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转型中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作用，引起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⒊样本数据的经验分析证实，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关系是成立的。中国1978-2004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市场化率t Mar 的系数值为0.222，工业化率 t Ind 的系数值为0.376，城市化率t Urb 的系数值为0.833，这说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工业化进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城市化率的系数值远大于市场化率和工业化率的系数值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比市场化和工业化更加明显。因此，在以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进程，弥补制度缺口。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作好工业化路径的转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中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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