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与权利法案(一)

英国王室与《权利法案》（一）

作者： 备份0316

前言

在欧洲封建时代，英格兰的国王一直拥有强大的王权，其集权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大陆的封建王国，但同时也使反抗国王的力量很早就在英国形成，这是《大宪章》在1215年的英国出现的原因。之后，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展开，直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议会在与王室的漫长斗争中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此议会的权力高于王权，英国君主立宪政体诞生并确立下来。

英国王室与《权利法案》

安茹，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古地名。在法兰西卡佩王朝（987~1328）时，安茹是法兰西王国的一个伯国，其领地属于若弗鲁瓦家族。到了1128年，安茹的领主——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五世，娶了比他大11岁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1100~1135）的唯一女儿玛蒂尔达。亨利一世在临终前指定玛蒂尔达作为英格兰诺曼王朝的

继承人，于是，安茹伯国与英格兰王国就成为这对夫妻共同拥有的财产，1151年，安茹伯爵去世，这份财产就由儿子亨利继承。

1152年，亨利19岁，和他父亲一样，亨利娶了比他大9岁的妻子——法兰西阿基坦公国的女继承人埃莉诺（史称“非凡”的埃莉诺，分别是两个国王的妻子和三个国王的母亲，还有三位国王当女婿），当时埃莉诺刚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离婚，于是埃莉诺所继承的阿基坦公国也就成为嫁妆归入亨利一家。

亨利的父亲，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五世绰号“金雀花”，因他喜欢在头发里别上一枚金雀花头饰而得名。1154年，亨利继承了英格兰王国的王位成为亨利二世（1154~1189），因为亨利是老国王的外孙，按照欧洲中世纪父系继承的传统，亨利父亲的绰号就成了英格兰新王朝的绰号，英格兰也就从“诺曼”王朝（1066~1154）进入到了“金雀花”王朝(1154~1399)。

亨利二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安茹，并且得到妻子的阿基坦，这时的“金雀花”王朝拥有英国王室历史上最广大的的疆域。

然而，对于法国而言，形势却变得不那么乐观，亨利的妻子埃莉诺的两次婚姻使阿基坦公国瞬间换了主人，也彻底改变了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势力对比，法兰西面临失去大片土地的风险。

不过这块土地的归属并非那么确凿无疑，因为安茹和阿基坦是法兰西的公国（安茹后来从伯国升为公国）而非王国，公国是王国的下属封地，如果按照欧洲的封建制度，法兰西国王才是他们的最终领主；另外，公爵是国王的封臣，也就是仆人，如果英格兰国王亨利继承了爵位和封地，那么亨利与法兰西国王也就有了分封与受封的依附关系，事实上，亨利二世当时的完整称号应该是：“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及阿基坦公爵”。

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处于英格兰王室的鼎盛时期，亨利已经从叔伯那里夺得属于自己的王位，使分裂的王国再度统一，而且对外挽回了丧失的疆土，对内镇压贵族的反叛，还与大主教争夺教会的控制权。

尤其值得一提的，亨利二世后来还镇压了已是他们六个孩子的母亲——妻子埃莉诺策动的叛乱，据说这场叛乱是埃莉诺受不了亨利二世在她的阿基坦公国里颐指气使，因此联合前夫路易七世，带领亨利的两个儿子向父亲发动了战争。

最后埃莉诺被俘，父子和解，亨利二世加强了王权，其威信如日中天，英格兰王室的巨大影响力覆盖到欧洲的每个王国。

与此同时的法兰西王室却跌入低谷。法兰西王室正处于卡佩王朝时期，卡佩王朝从诞生之初权势就一直掌握在各公国手里，像安茹和阿基坦这样的强大公国，虽然形式上效忠王室，但几乎不受王室管辖，在紧要关头反而还要左右国王的人选。

可以想象，如果安茹和阿基坦归入亨利这样的强势人物，法兰西王室要想收回它们是何等的困难，何况当前的拥有者还是英格兰的国王！

然而，时间转眼到了1180年，事情再一次发生了逆转，这一年路易七世去世，雄才大略的腓力二世（1180~1223）继位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后人称之为“腓力.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至尊至圣”之意，当年丰功伟绩的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就被称为“屋大维.奥古斯都”，由此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

腓力的雄心壮志注定要洗清历代法兰西国王的屈辱，恰逢这时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意外身亡，法国和英国的实力此消彼长，双方在阿基坦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蛮族侵蚀并最终灭亡罗马帝国后形

成的，所谓蛮族，是指罗马帝国疆域外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部落，其中日耳曼人来自北欧，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等。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罗马统治时期开始陆续进入英格兰，到9世纪时已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829年，韦塞克斯（Wessex）国王爱格伯特统一了英格兰，但之后被丹麦占领（1016年），直到1024年韦塞克斯王朝在英格兰再度复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1028~1087）率军入侵并征服英格兰（诺曼征服），建立诺曼王朝（1066~1154），至此英格兰进入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可以看作是蛮族的氏族文化与罗马的帝国文明在某

种程度上的结合，最早的蛮族以狩猎与游牧为主，没有固定的土地，

社会核心组织结构是一种上下严格隶属的军事化组织，军事组织以外是一种基于庇护关系的氏族社会结构。

西罗马帝国在末期时（约公元400年）土地兼并严重，自由农减少，帝国集权制度衰落，庄园和贵族势力兴起，这些庄园已具有未来封建庄园的雏形。蛮族侵入罗马后，生产方式从狩猎与游牧转为相对固定的土地耕种的农业。在上述多种模式的作用下，社会的主体关系逐渐形成了基于契约的依附关系。

封建的依附关系并非完全的人身依附，而是分封者与受封者各尽权利和义务，分封者把土地封给受封者，受封者拥有了土地及食邑（产出），与此同时，受封者对分封者负有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例如上交相应的赋税，为分封者的骑士提供给养，或者直接作为骑士为其服兵役。

封建关系在确立时有一个仪式，如国王对贵族的分封，封臣获得土地后要向国王行臣服礼，如合掌、亲吻、宣誓，表示对国王的效忠，如果未来有背叛行为，则国王可以收回其封地。

封臣受封以后可以对自己的封地进行再分封，因此欧洲封建社会是一个多级分封的金字塔结构。对于各级分封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是分封双方只对订立契约的对方负责，受封者对于分封者的更高级领主并没有义务，哪怕这位更高级的领主是国王，也就是常说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但英格兰的情况和欧洲大陆有所不同。在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的王国设有咨议院，重大决策需要和咨议院商议，包括国王的继位问题，因此还留有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风格。

1066年，法兰西威廉公爵带领军队征服英格兰，给英格兰带

来欧洲大陆的封建体制，威廉对随去的数百人进行了分封，并且要求所有的受封贵族、以及再次分封后的受封者，包括所有骑士、平民都必须对国王效忠。因此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更像是封建与帝制的结合，国王与各级封臣的关系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仍然是我的附庸”。

由于英法两国不同的封建制度，在安茹和阿基坦公国受封的英格兰贵族必然忠于、而且只忠于英格兰的国王，所有的赋税钱粮也归入英格兰。而土地的最终领主、法国的卡佩王室却不能分得丝毫。

在强盛的亨利二世时期，安茹和阿基坦的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了金雀花王室，法兰西王室只能嫉火中烧。

1203年，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利用英格兰的国内矛盾，开始大举进攻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领地。这时的英格兰处于“无地王”约翰一世（1199~1216）的统治之下，约翰是亨利二世的幼子，“狮心王”理查一世（1189~1199）的弟弟（理查意外身亡无子嗣），在长子继承制的封建社会，约翰在亨利二世过世时几乎没有分到什么土地，所以约翰绰号“无地王”。

“无地王”约翰从小最受亨利国王的溺爱，但从小肆意妄为，后来连亨利也认为约翰是他的子女中“最容易背信弃义”的一个。

约翰继位后性情残暴，是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暴君，其性格多疑，狡诈凶残，但在处理事情时又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在面对强敌时几无胜绩，因此约翰的另一个绰号又叫“软剑王”。

约翰王与腓力二世的较量完全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开战数月约翰就丢掉了布列塔尼，失去对安茹大部分领土的控制，而且诺曼底的城堡在腓力刚刚逼近时就纷纷投降，“诺曼底的防御就像沙子搭建的城堡一样，迅速土崩瓦解”。到了1203年秋天的时候，约翰就不得不离开法兰西逃到了英格兰。

1214年，约翰联合他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向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展开反攻，双方在“布汶”展开决战，战争中的腓力充分展现了其领导才能，彻底击败了敌人的联军，此战被历史学家成为“法兰西诞生之战”，腓力也成为“腓力.奥古斯都”。

而金雀花王朝从此彻底失去了约翰祖父家族的安茹公国和母

亲家族的阿基坦公国大部分，最痛心疾首的，是祖上沿袭300多年的“诺曼底”公国也丢给了腓力（这因此导致英法在中世纪成为世仇），于是“软剑王”约翰又拥有了一个新的绰号——“失地王”约翰（约翰一世以后，英格兰王室再无“约翰”称号）。

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建立契约的基础是基于双方的守信，这本来源自欧洲的文化特点，但早期契约很难做到条款和细则详尽，因此经常出现严重争执，而且中世纪的土地归属情况复杂多变，加上契约也没有现代社会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作为保障，争执往往演化成了战争。

中世纪契约在遇到纠纷时一般通过领主内的法庭来裁决，因此很难做到公正，虽然国王设立了中央法院与巡回法庭，但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国内众多复杂的问题，况且国王本身就是矛盾冲突的主要来源。

于是，实力就成为实现契约关系的保证，契约执行或者不执行的决定力量不在契约本身，契约外的因素往往成为真正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封建社会战争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

在约翰与腓力开战以前，很多英格兰贵族在诺曼底、安茹，阿基坦都有封地，当腓力二世占领这些公国以后，英格兰的贵族们因此失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封地，这种巨大的损失不仅使约翰威信扫地，而且在贵族心中积累起巨大的不满。

不仅如此，丢失领土的约翰把失败迁怒于跟随他出征的男爵们，除了加重他们的税负，还把得罪他的人绞死、甚至关起来活活饿死。不堪忍受的英格兰贵族纷纷逃到苏格兰、爱尔兰甚至法国。后来约翰又与教皇闹翻，大肆没收教会土地，对主教们横征暴敛。

国王的暴行终于激起了贵族、主教，以及骑士们的联合反叛。

1215年，约翰向教皇妥协，与教皇英诺森三世达成密约，双方准备联合镇压叛乱。于是，英格兰北方叛乱的男爵们不得不首先发动了对国王的战争。

男爵们率军南下，不过在攻打忠于国王的贵族和城堡时，却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战果，所幸国王的军队也组织不起有效反击，战争陷入僵持，双方都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

但僵局很快被打破，1215年的5月，伦敦的市民发动起义，反叛的男爵军队被接入城内，双方胜负已定，约翰顿时陷入绝境。

在英格兰的封建时代，贵族的反叛时有发生，但如此有规模又有组织的叛乱却是第一次。这个固然和约翰在欧洲大陆失去大量领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中国王拥有过于强大的权力，与同时期法兰西王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相比，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更接近君主集权（“我的附庸的附庸仍然是我的附庸”），因此，王权的强大反过来导致英格兰社会各阶层能够团结起来，国王成为各方共同对付的目标，例如伦敦的市民倒戈就成为这次反叛成功的决定因素。

1215年6月，在伦敦以西二十多英里的兰尼米德，约翰国王与反叛的男爵们展开谈判，这是欧洲建立封建社会后贵族与国王的第一次谈判。男爵们提出的条款主要是依据亨利一世时期的《加冕宪章》，但将权益从贵族扩张到骑士和平民，甚至还包括了农奴，

这样男爵们团结到全社会的力量，谈判的代表力图体现出英格兰所有臣民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条约关于权益的内容并不限于国王与下面的男爵，还包括男爵与下面的骑士和平民，因此这导致一种超越具体权益的社会机制——权利机制的出现。另外，鉴于约翰国王总是背信弃义，男爵除了提出要求，还在条款中加入了如何保障执行的内容。

尽管男爵一方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中世纪的封建契约关系仍然规定了国王是男爵的主人，因此国王并未被推翻，贵族的胜利只是以权利（贵族的特权）方式得已体现。

经过数日谈判，长达63条细则的条约最终达成，国王在极不

情愿宣誓后，无奈地在写有条约的羊皮纸上盖了章。男爵们则重新向国王效忠，战争暂告结束。

尽管达成的条约里面包含一些值得斟酌的内容，甚至还有许多冲突矛盾的条款，但毫无疑问，这张写着条款细则的羊皮纸注定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文件，这个文件最后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宪章》，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

《大宪章》是欧洲、也是人类社会开启权利关系的起点，同时也开启了未来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权利与权力的漫长博弈，《大宪章》以后，英格兰的臣民在申明自己的权利时有了依据。另外，《大宪章》的部分条款旨在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因此也被认为是“王在法下”的开端。总之，在英格兰的宪政道路上，《大宪章》为未来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打下了第一根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