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发神谶碑》在清代的影响

《天发神谶碑》在清代的影响

郭锋利

摘要：《天发神谶碑》是三国吴碑刻，此碑自出土便因其文辞诡异、书体奇特而为人重视，在后世的金石志、地方志中多有提及，并为很多书法家和篆刻家取法，尤其是在清代，不仅很多书法篆刻大家涉猎此碑，而且很多书法篆刻家因取法此碑而成为大家。本文就着重梳理清代有哪些书法家和篆刻家取法此碑，并分析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认识此碑，并通过他们对此碑的取法方式指导我们的创作活动，从而形成自我风格。关键词：天发神谶碑影响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刻于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在晋宋时就已断为三段，因此又称《三段碑》、《吴天玺元年断碑》、《吴纪功三段碑》。此碑在宋元祐六年由转运副使左朝请郎胡宗师发现，据其在碑上的题字：“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门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窃疑以为天玺元年岩山纪吴功德段石冈之碣，因观之，果耳……寺僧不善获持，岁月之久、风雨所暴，必至泯灭，因辇置漕台后圃筹思亭。”1发现时此碑已断裂，后置于筹思亭，又几经周转徙至金陵（今南京）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翁方纲曾于乾隆四十四年秋到尊经阁亲自考察此碑，其重点主要是碑的尺寸、字数以及碑是否三段为拼接，纠正了前人的很多错误，具体详见其所著《两汉金石记》，这里不再赘述。

此碑碑文传为华覈撰，认为是华覈的首先是晋代的张勃，后唐代的许嵩延其说，其在《建康实录注》中说：“案《吴录》，其文东观华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谁书，或传是皇象，恐非。在今县南四十里龙山下。”2到了元代，戚光更是肯定是华覈，其在《集庆续志》中说：“……末后别书曰兰台东观令，曰巧工九江，曰吴郡，曰东海夏侯，盖列与事之臣于正文之后。华覈为东观令，是必华覈也。”3明《一统志》亦延张勃之说。后朱彝尊提出疑议，认为不可能是华覈所撰，并加以证明，其在《曝书亭集》中说：“碑文相传为华覈所作，盖本张勃《吴录》，而许嵩《建康实录注》、戚光《集庆续志》因之。以覈尝为东观令，而碑复有‘兰台东观令’字，遂以实之也。考覈为东观令时，犯颜数谏，号称直臣，又其免官在天玺元年，则碑之所云兰台东观令别是一人。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复藉符瑞取媚，未可遽信为覈之文矣。”4关于碑文多认为是皇象所书，到了明代的周晖，其又提出苏建说，其在《金陵琐事》中说：“《天发神谶碑》吴皇象书，又定为苏建。”5其后清代的周在浚又认为苏建可能是苏健，其在《<天发神谶碑>考》中说：“案诸书俱以为皇象书，周晖独言又定为苏建，建无能书名，亦不知为何时人。考孙皓封禅国山所立碑文，末有东观令史邱信中郎将臣苏健，或晖误引此邪。”6

对于以上关于撰文和书写者的争论，王昶的论述或许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张勃《吴录》以为华覈撰文、皇象书，许嵩《建康实录注》、董逌《广川书跋》、黄长睿《东观馀论》说皆从之。近朱氏彝尊据《吴志》辨其非华覈所作。昶考国山碑，以旃蒙协洽之岁（乙未）、月次陬訾之舍（十二月）、重光大渊献之日（辛亥）、受天玉玺于柔兆涒滩（丙申），月正革元

1王昶《金石萃编》，见《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17页。

2同上。

3同上。

4王昶《金石萃编》，见《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18页。

5同上。

6同上。

即为天玺元年，而告祭刊石，中有国史莹覈名意，覈虽因微谴免官，尤在左右，遂命以撰文，未可遂定为非覈，且并疑象书也。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张怀瓘《书断》云：‘象工章草，小篆入能，或即指此等篆书而言。然《书断》及张彦远《法书要录》并以象为官至侍中，《梁书》及《南史·皇侃传》并云青州刺史，惜《吴志》不为立传，不能定其孰是矣。”7对于《天发神谶碑》的争论与研究在清代达到顶峰，这主要得益于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在此背景下，理论上涌现出很多研究金石碑板的学者，如惠栋、王槩、朱彝尊（1629-1709）、王昶（1724-1806）、钱大昕（1728-1804）、翁方纲（1733-1818）等，他们或专重考据碑刻，或长于搜罗著录，或擅长拓本的鉴赏。作为三国吴碑的代表，《天发神谶碑》自然成为很多学者研究、考证的对象。在实践发面亦出现了很多取法、借鉴《天发神谶碑》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他们或沉浸此碑，如徐三庚；或兴到偶尔效之，如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张廷济等。下面就谈谈他们是如何取法此碑的，并进一步分析他们书法或篆刻的风格。

（一）书法家

1、张廷济

张廷济（1768-1848)，原名汝林，字顺安，一字说舟，又字作田，号叔未，又号海岳庵门下弟子，晚号门寿老人，浙江嘉兴人。工诗词，精金石考据学，是与阮元同时期重要的乾嘉金石学代表，阮元督学浙江时与之订为金石交。收藏鼎彝、碑板及书画甚丰，能篆隶，精行楷。初规摹钟、王，五十后出入颜、欧间，晚年兼法米芾。张宗祥云：“叔未早岁学王，小楷宗《黄庭》、《乐毅》，中年以后顶礼襄阳，大字楷书锋挺毫齐，至饶刷意，惟终觉金石之气充溢纸上。”著有《清仪阁题跋》、《清仪阁印谱及诗钞》、《眉寿堂集》、《桂馨堂集》。

刘靖基先生静寄轩藏有其“将军更解神谶字；太史合书大有年”七言联，辑入上海书画出版社《明清楹联集》。张廷济对《天发神谶碑》十分衷爱，他曾评价此碑：“雄奇变化，沉着劲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8此联虽为集古字，但仍体现出“刷字”的用笔特征，笔画刚劲挺拔，使笔如刀，竖画飞白悬针收笔；结字取长方，纵横恣肆。诚如张宗祥评价：“能将金石端庄气，一变襄阳狂放姿。海岳重来应大笑，刷书今竟化钟彝。”

2、吴让之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吴廷飏，字熙载，后以字行，字让之，自号让翁，又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包世臣入室弟子，工篆隶，善篆刻。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师慎轩印谱》、《晋铜鼓斋印存》等。

目前见到的吴让之取法《天发神谶碑》的作品有《吴让之临<天发神谶碑>》，此作是吴让之同治二年（1863）所书，时吴让之六十五岁。此时吴让之无论是书法还是篆刻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吴让之共临此碑一百二十四字，可见其对此碑之喜爱。临摹此碑刻，首先要弄清它是何种书体，该用什么笔法，但是对于《天发神谶碑》而言，把它归入五体之中，便显得不是那么容易，正如北宋黄伯思评价：“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业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9此碑似篆似隶，于奕正认为是八分书，他在《天下金石志》中记录：“南直隶-应天府-吴纪功三段碑-孙皓天玺元年立，皇象八分书。”10刘熙载则认为是篆书，他在《艺概》中说：“《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矣《天发神谶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

7王昶《金石萃编》，见《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19页。

8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陈其荣编辑。见《丛书集成续编·九二》，新文丰出版公司，第267页。

9王昶《金石萃编》，见《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17页。

10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9页。

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曰《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11康有为亦偏向篆书，他在《广艺舟双楫·分变第五》中说：“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碑》尤有此体。”12他在《广艺舟双楫·说分第六》中又说：“《三公山碑》、《是吾碑》、《天发神谶碑》-右以隶笔作缪篆，亦可附于西汉八分。”13笔者认为，《天发神谶碑》应归于篆书。首先，此碑虽有隶书用笔，但隶书典型的用笔——波磔却不是那么明显，而仅仅是受到隶书影响，字形趋方，笔画起笔有隶意；其次，从书体演变的规律看，先有的篆书，后有的隶书，只能是篆书受到隶书影响，而不可能是隶书受到篆书影响；最后，从书法家和篆刻家取法的角度来说，吴让之精于篆书，并用篆书的章法临习它；赵之谦、黄牧甫将其引入篆刻，显然是将其看做篆书。徐三庚亦是取其用笔，形成自己“婀娜多姿”的篆书风格。

我们将《天发神谶碑》原碑、《吴让之临<天发神谶碑>》以及吴让之的其他篆书作比较（表1），发现《吴让之临<天发神谶碑>》有几个特点：从用笔来看，篆书用笔和隶书用笔相杂，篆书用笔多体现在弧形笔画，而隶书用笔多体现在笔画的起笔和平直笔画。从字形来看，吴让之所临体势变长，更似小篆，如“天”字。从章法来看，章法似吴让之所书篆书《宋武帝与臧焘敕》和《三乐三忧帖》，采用长方界格，写的规规矩矩，所以更像是《天发神谶碑》的临摹范本。

此外吴让之还有两幅取法《天发神谶碑》笔意的对联，对联以自家篆书结合《天发神谶碑》笔意写成，所以算是创作作品，但由于《天发神谶碑》风格之强烈，所以其影子依然很明显。

表1：

《天发神谶碑》吴让之临吴让之篆书《天发神谶碑》吴让之临吴让之篆书

3、徐三庚

徐三庚（1826-1890），浙江上虞人，字辛榖，一字袖海，号井罍、金罍、上于、大横，又号金罍野逸、金罍道士、金罍道人、西庄山民、诜郭、翯嘫散人、馀粮生、似鱼室主、荐未道士等。有《似鱼室主印谱》行世。

徐三庚对《天发神谶碑》浸淫之深可谓超越任何人，从书法到篆刻，无不脱胎于《天发神谶碑》，而篆刻又是书法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即“印从书出”，所以我们将《天发神谶碑》对徐三庚的影响主要归入书法一类，但是徐三庚的篆刻作品中亦有直接体现取法此碑的，如

11刘熙载《艺概》，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684页。

1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779页。

1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793页。

朱文“白门史致道仲庸父章”，边款云：“辛榖仿王（皇）象字。乙丑二月。”另一方为白文“惟庚寅吾以降”，边款云：“拟皇象书，为春畴仁兄鉴。上虞徐三庚记。”此外还有朱文“聱亭生”、“袖中有东海”。

白门史致道仲庸父章惟庚寅吾以降聱亭生

袖中有东海

要想梳理出徐三庚书法的发展轨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徐三庚生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著作，而且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又寥寥无几，有纪年的更少，目前所见的有纪年的徐三庚的篆书作品多为其晚年所书。在徐三庚的书法作品中有两幅落款署明仿《天发神谶碑》的，一为上海博物馆藏“典校兰台书史；敷陈丹桼文章”，一为其六十三岁所书“烟霞问讯；风月相知”，可见其《天发神谶碑》之衷爱。

（二）篆刻家

1、王石经

王石经（1833-1918），字西泉，一字君都，山东潍县人。工铁笔、篆、隶，耆古最深，与陈介祺、郭麐折柬往来。其所刻石印，一笔一划，悉从古印玺中得来，尝从陈介祺检定《万印楼印谱》；同王懿荣、盛昱、徐坊诣太学观石鼓；同宫本昂赴琅琊拓秦碑，

一时交游皆海内金石名家。辑有《西泉印存》、《甄古斋所刻印谱》等。

故宫博物院藏有两方王石经印章，二印由陈元章捐献，除大小不同外，其余基本相同。其中一方有陈介祺题款：“余年四十有二有病归故里，卧海

滨者十有六年矣，衰老日至，有不学之叹，时梦觚棱，有玉堂天上之感。爰

浼吾良友西泉以《吴天玺碑》法作印志之。印篆之奇前此所未有也。同治己

巳秋九，陈介祺记。”14陈介祺评价印文篆法之奇前所未有，可见风格之独特，

这也间接评价《天发神谶碑》的奇诡。

对于王石经的印艺，吴重憙描述：“合周秦汉法，西泉学所

述。能使笔如刀，又使刀如笔。”15这主要是说王石经印章取法

秦汉，使刀如笔。接着，吴重憙又说：“君偶出别裁，不落恒蹊

想。上摹古鼎钟，下摹吴皇象。”这说明王石经刻印别出心裁，将古鼎文字和皇象的字引入自己印章。

2、赵之谦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撝叔、铁三、冷君、悲盦、无闷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书初法颜真卿，后专意北碑，篆隶师邓石如，能以北碑写行书，尤为其特长。著有

《二金蝶堂印谱》、《悲盦居士诗賸》、《补寰宇访碑录》等。

提到赵之谦与《天发神谶碑》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其所刻“丁文蔚”印，边款云：“蓝叔临别之属，冷君记，颇似《吴纪功碑》。己未十

二月。”此印文字结体颇似《天发神谶碑》，略作小变；刀法上单刀、双刀

并用，尤其是一些“倒韭叶”笔画，上粗下细，以单刀入石，逐渐深入，惟妙惟肖。值得一提的是，赵之谦借鉴《天发神谶碑》入印，仅代表了自己“印外求印”所

14见《金石千秋——故宫博物院藏二十二家捐献印章》方斌、郭玉海主编，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15吴重憙《题<甄古斋印谱>》，见《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页。

达到的广度，是偶尔为之，非自己偏爱。

赵之谦虽仅有一方取法《天发神谶碑》的印章，但其影响是空前的。齐白石受其启发，开创了自己单刀刻印的风格，他在《<白石印草>跋》中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为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祀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16

3、黄士陵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牧父、穆甫、穆父，号倦叟、倦游窠主，安徽黔县人。通六书，工篆刻，兼精绘事，尝客吴大澂幕府。

黄士陵篆刻受赵之谦影响，尤其是其“印外求印”思想。黄士陵在赵之谦的基础上，将入印文字的范围，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作了进一步探索和总结，但二者又有不同，正如黄士陵的弟子李尹桑所说：“悲盦之学在贞石，黔山之学在吉金；悲盦之功在秦汉以下，黔山之功在三代以上。”

在黄士陵的篆刻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方取法《天发神谶碑》的印章，一为“鲲游别馆”，边款云：“仿天玺碑为华老制印。穆父时寓羊石。”一为“受想行识”。我们将印文与碑中可以找到的原字（包括偏旁部首）作比较（表2）可以发现，黄士陵几乎完全遵照原碑，着力表现原碑的本色美，这也是黄士陵“印外求印”的一个重要特征。“鲲游别馆”一印单刀痕迹较明显。

表2：

总之，《天发神谶碑》自出土便因其文、其书之诡异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因其风格过于强烈，不适合广泛临习，更不易从中走出自我风格，一直以来仅作为书法家、篆刻家把玩的一种选项。到了民国亦有书法家对其有新奇感，如上文提到的齐白石，此外还有沈尹默等。

16王振德、舒俊杰《齐白石全集》，第十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