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迟子建及他的小说《雾月牛栏》
一 迟子建其人
㈠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她在黑龙江畔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她的父亲非常喜欢曹植的《洛神赋》并且希望她能够像曹植那样富有文采，所以给她取名为“子建”，小名叫“迎灯”。
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在那个广阔的空间里人的感觉本来就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迟子建的写作。自读书时候起，迟子建就非常喜欢写作文，故乡的森林、河流、清风、明月，童年的木刻楞房、白夜、极光都成为了她写作的素材，这些景物为她的创作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迟子建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96年，她以短篇小说《雾月牛栏》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2000年，她以《清水洗尘》再获“鲁迅文学奖”；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2004年—200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迟子建是当今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她是唯一的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两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在所有这些奖项中，包括了散文奖、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等。同时她的作品还入选中高考试题。例如：2008年重庆卷《时间怎样行走》和2010年天津卷《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等等。
迟子建的好友苏童曾这样评价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貌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1］可以说，迟子建在写作上一直坚持着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从未改变。
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迟子建的创作态度是“忧伤而不绝望地写作”。“忧伤”是迟子建作品弥漫着的一种气息。在迟子建看来，这种“忧伤”表现在对生之挣扎的忧伤，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的忧伤，对苍茫世事变幻无常的忧伤。“不绝望”可以理解为，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能照亮人生的一缕人性之光的向往，这些又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动力。
㈡ 生活经历
迟子建，1981年参加高考，但是写作跑题了。1983年开始写作，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山村，先后在永安学校、塔河二中任教。1985年参加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的小说创作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北极村童话》，由此正式走向文坛。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
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分配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北方文学》做编辑。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二 “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雾月牛栏》
㈠ 人格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本我是人格结构的基础，自我和超我都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发展的。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遵循享乐原则。本我代表所有驱力能量的来源。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其作用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自己意识的存在和觉醒。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遵循道德原则，有抑制本我、自我监控和追求完善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而当三者不协调的时候，人就会因为内心欲望和道德的冲突而痛苦不堪，或者为自己某种丑恶而惶恐。
自我的作用就是调节“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某种对立。自我指导着人们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秩序。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求满足本能欲望的方式，从而使个人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与社会规范达到一致。自我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制上。任何能成为意识的东西都在自我之中，但在自我中仍存在无意识状态的东西。自我处在夹缝里：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努力调节三者之间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以说自我是永远的矛盾产物。”[2］
在《雾月牛栏》中，男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他的性格中充满了多重人格力量的冲突与对立。《雾月牛栏》是一篇关于继父的赎罪之路的小说，迟子建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用这种温情的力量作为批判的力量，所以她在《雾月牛栏》里，用长达八年的内疚感去惩罚宝坠继父即男主人公的一时失手，并使之最终病弱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种惩罚并未解除，继父仍然惦记着宝坠的痴傻，仍然无法唤回被自己错手打伤的宝坠的记忆。毫无疑问，继父并非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甚至可以说他原本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是男主人公本我的一个方面。然而当宝坠被他误伤之后，他的本我的潜在的特征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于他并非道德上的恶人，在面对自己的“恶行”的时候，他备受自身
道德的谴责。这种惩罚是来自于自身心灵的而非外部的，事实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宝坠致残的元凶。受害者宝坠始终无法逾越回忆的高墙，对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始终毫无印象。母亲对真实的一幕也毫不知情，只是认为“丈夫善心肠，对原方的孩子这么好，是宝坠前世修来的福分”。但是，继父本质上的善使他无法从旁人的毫不知情中蒙混过关。曾有人说:“人是欲望的动物,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充满着喧嚣的欲望,平时人们或许要用面具把欲望遮蔽起来。”[2]在男主人的思想深处，他的欲望便是他自己能够把宝坠被自己误伤的事情真相说出来，并且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这是他性格中超我的一面在发生作用。在他的内心中，他始终向往的是另一个自己，那就是能够在家人面前坦白自己的过错。受道德观念的影响，他希望另一个自己能够坦荡、敢作敢当、崇高……然而，他的关于超我形象的构造并没有在现实中出现，本我要求他冲破内心的防线向世人坦白一切，但自我却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我始终带有冲动，这使男主人公迫使自己想去达到理想中的超我的人生状态，可是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束缚以及利弊的衡量让本我最终占据了其性格的主要位置。最终他在善的驱动下，带着人格的面具，走上了心灵赎罪的道路，这是一条悲怆的路，为此他付出的是除了对宝坠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和自己的生命。
在这场悲剧中，继父同时担任着审判者和被审判者的双重角色，他必须陷在审判和自我审判之中饱受煎熬。唯一能够结束这种内部审判的钥匙是宝坠的恢复记忆，重获新生。因此，继父给予了宝坠一切作为父亲能够给予的关爱，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继父仍然把宝坠放在第一位，妻子张罗给他去大城市看病的钱，他坚决不同意，他要把钱都攒着，留给宝坠治脑袋。然而，宝坠的痴傻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善，命运继续用自责折磨这个本性善良的男人。作为家庭的核心，他的自责也赔上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快乐。
继父思虑成疾，最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赎罪者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自己的罪过依然无法释怀。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他这样僵持了大约不到两分钟，忽然觉得更浓的雾气涌来，白色的牛栏狡猾地隐身其中，仿佛一道云层后的闪电让人捉摸不定。他的眼前渐渐模糊，先是无边的白色，接着是强大的黑色，再接着是激烈的紫色，他摇摇晃晃地冲进牛栏唤了一声：‘宝坠———’然后扑倒在地。”[3]通过这段文字隐现着在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