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封驳

明朝的封驳制及其现代价值[转贴]221.218.118.* 1楼

明朝的封驳制及其现代价值

甘正气

封驳，是指有关人员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及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这种做法自西汉就已产生，至隋朝趋于成熟，到了唐朝已经基本定型，以后各朝有一些小的完善。笔者在此仅谈一谈明朝的封驳制及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在明朝有权实施封驳的是六科。六科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简称，六科设官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等。除了科印一般由都给事中掌管外（所以都给事中又称掌科），都给事中与左右给事中以及给事中的关系，既非长贰，也非堂属，遇事都可以单独上疏，后者无须请示都给事中，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纠劾。六科为独立机构，直属天子。

六科所享有的封驳权，包括对皇帝制敕的封驳以及对六部的封驳两方面，具体来说是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给事中要对其进行核查，审查有无不妥之处，如发现不当时，可以封还并奏报；无误则抄发到六部执行，即“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若有未当，许封还执奏”。凡六部奏请施行之事，均经给事中审查，认为不当，即可驳回。有时，问题尚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六科给事中便用“科参”的形式，让旨章通过，但六部等政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科参”指示执行。

对六科封驳权的行使有两项限制，一为时间上的限制，万历年间规定，对过往章旨均须在五天内作出批决，崇祯帝时期又改为十天。二为内容的限制，对于文字的错误，不得封驳。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诏令就是法律，封驳是在皇帝诏敕下行和百官章奏上行未发布以前进行驳正和封还，因此，六科给事中行使封驳权从监察学上可以定性为一种对立法和决策的监督，是一种事先预防性的监督。对比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制度，可以发现明朝的封驳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现行的立法监督（广义上的）主要是一种事后监督。如全国人大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等。这种事后监督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有关立法一旦生效就会有新的法律关系产生，事后监督导致的结果——有关法律被废止或修改，新的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并且重新立法的成本是巨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实行类似封驳制的事前监督是可取的。

六部奏请施行之事，均需经六科给事中审查，认为不当，即可驳回。有时，问题尚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六科给事中便用“科参”的形式，让旨章通过，但六部等政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科参”指示执行。这可以视为对行政权的一种控制。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这就使受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失去了诉讼这一极为有力的事后救济机制，因此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事前监督就显得更加重要。六科行使封驳权对于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起到了很大作用，笔者认为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可以借鉴“封驳”的这种做法，以使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更为慎重，也可以将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可能性减到最小。立法以及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做出的，如果有不当之处其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所以由有关机关对这些行为在其发生效力之前进行审查是非常必要的。

唐代

谏官机构是唐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的中书、门下两省都有进谏的官员，但门下省的职责就是审查政令，如果认为不当，有权退回或加以纠正（即古书所说的“封驳”。门下省的官员还可以在敕书后面用黄纸加上批语，叫作“批敕”），所以门下省被认为是正宗的中央言谏机关。主要的谏官有给事中和谏议大夫。大诗人白居易在谈论给事中时，说过这么一段话：“诏令有不对的地方，可以退还；司法判案不公，可以纠正；遇到申冤无门的人，可与御史共同受理；用人部门选人不当，可以和侍中一起将其辞退。”按照他的说法，给事中手中握有封驳权、部分司法权、监察权以及人事审查权。当然，给事中的主要工作还是发表意见。

最佳答案内阁和六科的封驳权：内阁除有票拟权，还有封驳权，即如认为皇帝诏书因不合时宜而不便下达时，可将诏书封还加以驳正。六科也有封驳权，内廷拟旨交六科，六科认为不合理者，六科给事中可加以驳正缴回，称为科参。

皇帝在票拟批红决策系统中的作用：内阁票拟后由皇帝作出最高裁决，即用红笔在奏折上批答，称为批红，对票拟不同意时，皇帝可加以改动或发还内阁令其重拟，称为改票。后来，宦官弄权，司礼监秉笔太监取代皇帝批红，成为皇帝处理机务的最贴近的助手

明朝内阁有权封驳皇帝圣旨，唯独明朝有！日月汉魂

Yit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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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有权实施封驳的是六科。六科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简称，六科设官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等。除了科印一般由都给事中掌管外（所以都给事中又称掌科），都给事中与左右给事中以及给事中的关系，既非长贰，也非堂属，遇事都可以单独上疏，后者无须请示都给事中，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纠劾。六科为独立机构，直属天子。

六科所享有的封驳权，包括对皇帝制敕的封驳以及对六部的封驳两方面，具体来说是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给事中要对其进行核查，审查有无不妥之处，如发现不当时，可以封还并奏报；无误则抄发到六部执行，即“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若有未当，许封还执奏”。凡六部奏请施行之事，均经给事中审查，认为不当，即可驳回。有时，问题尚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六科给事中便用“科参”的形式，让旨章通过，但六部等政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科参”指示执行。

对六科封驳权的行使有两项限制，一为时间上的限制，万历年间规定，对过往章旨均须在五天内作出批决，崇祯帝时期又改为十天。二为内容的限制，对于文字的错误，不得封驳。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诏令就是法律，封驳是在皇帝诏敕下行和百官章奏上行未发布以前进行驳正和封还，因此，六科给事中行使封驳权从监察学上可以定性为一种对立法和决策的监督，是一种事先预防性的监督。对比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制度，可以发现明朝的封驳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明朝的原因之一，知道本吧很多人对明朝没有好感，或者是对明朝了解不多。我想说，明朝的专制仅在朱元璋和成祖时期，成祖之后明朝的内阁非常民主！

明代内阁专用讨论帖之浅析明代内阁制度

管理提醒: 本帖被读史之人执行提前操作(2010-09-06)

内阁是明代朱元璋废相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机构，关于其职能，定位和实际权力向来是明史爱好者所关注的，然则内阁发展过程复杂多变，致使今人对内阁看法往往容易因为某一特例而出现认识偏差，有鉴于此，在下查阅了诸位先人的研究和明史相关史料后写下此文，一则可以让有兴趣的朋友稍微系统的了解明代内阁，二则希图抛砖引玉，期待明史方家指正，三则让本帖作为明代内阁专用讨论帖，在一个专帖中讨论，纠正，提高。

内阁在政府机构中的法定地位

《明史.职官志二》“内阁固翰林职也”“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另外，万历《大明会典》中关于内阁的职权部分也同样附录在翰林院条目中，终明之世皆是如此。这说明了在明代的机构制度上，内阁只是翰林院的下属机构，不是行政机构。

古代官署皆有印信，作为自己权力象征。内阁专用印信是“文渊阁银印”。《大明会典.翰林院》中记载“（银印）自宣德中特赐，凡机密文字钤封进呈，至御前开拆。其余公务行移各衙门，皆用翰林院印，而各衙门奏章文移，亦止曰行翰林院。”此处说明了内阁所有的银印，只能用于上呈皇帝的密奏，不得对外使用，也不能用于六部公文。

万历时“掌院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图出城候旨（欲辞职），封印送阁，诸事悉停。一应官吏俸银等项，俱不得支。大学士叶向高酌处以为请，故有是命”（叶向高请示皇帝批准其暂借翰林院印批复）。此事也印证了内阁对六部是没有印信的，内阁行文六部衙门，必须借用翰林院印信，也就是说，在制度上，内阁无权管辖六部。而管辖六部的权力正是宰相所必不可缺的重要权力！

小结：内阁在明代制度上只是翰林院下属部门，此制度的设定是因为明初设内阁时对其职能要求就是“备顾问也”。虽然内阁权力在后来的发展中实际上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但是明代皇帝出于祖制，维护皇权，防备权臣等等原因，终明之世，始终不曾提高内阁在制度上的法律地位，也正因如此，内阁始终无法在制度上变成宰相。

PS:明明内阁的权力在明中后期已经超越制度安排，在这里为何要谈及内阁的制度定位，这是因为明代对制度特别尊崇，也可理解为尊重祖制，内阁在张居正时期权力之大，已然接近宰相，但是依然需要翰林院印来行文六部，同样的，权势滔天的皇帝，面对祖制上赋予的内阁权力，也极少肆意践踏，并非二者权力有限，而是制度制约，使其不得肆意妄为。后面

在谈及内阁与皇帝的冲突我会再讲。

内阁成员出身，任期与任命

阁臣出身

这里谈的阁臣出身，不涉及其出生地，而是其学历出身。那么明代入阁条件是什么呢？《明史.科举》中记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也就是说，只有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否则是不能入阁的。这个制度在明代可以说是几乎得到完全的执行，从永乐到明亡，164个阁臣中只有7个不是进士出身，而且这7人还都是在内阁设立不久时，尚未定下非进士不入内阁之例时入阁的。

原本内阁是作为皇帝顾问设立的，阁臣选拔追求学历本无不妥，然而内阁是向着宰相制度发展，而内阁制度又始终限定了非进士不得入阁。细说这164个阁臣，除了崇祯朝为改革阁臣无实际经验而大量启用有地方官经历的进士11人外，此前的明朝阁臣中只有18人在入阁前担任地方官，而且这18个人中就有3个是上述提到的非进士出身而入阁的人（胡俨，张瑛，陈山）。由此可见，明代内阁长期都是由一些无实际执政经验的进士文人在担任阁臣。这种做法，弊端甚多，尤其是在明中后期内阁权力增大，对朝廷决策有重要影响力时依然坚持进士出身这种制度，自古“汉相俱由郡守，宋相须历州郡，盖取其知阖闾之疾苦，与人情之练达也”，书生出身之阁臣，对国事多有不通，更别说在国家危急时力挽狂澜。

PS：明之内阁始终不是宰相，本来就不应该拿他与宰相相比，然而内阁又多少用于宰相的一些权力，故而还是将二者做了些许比较。另外，我不否认明代书生出身的阁臣也有栋梁之才，但是呢，更应该看到那164个阁臣中能拿得出手的栋梁才几个。

阁臣任期

明代阁臣任期是没有制度安排的，即只要你肯卖力（讨好皇帝或干好活，活的够久）你就能担任多久。虽说如此，但是实际上阁臣大多数任期不长，任期低于5年的阁臣有107位，占阁臣总数的67%，此中原因很多，大致有几种；第一，与皇帝冲突，被迫引退；第二，阁臣之间为争夺权力互相倾轧；第三，阁臣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悉国务，自行退出；第四，外力原因，比如阁臣自然死亡。上述这几种原因，不只发生在任期短的阁臣身上，在其他阁臣也有类似情况。纵观明代阁臣，被罢免，勒令闲住，外放，下狱，论死，充军者凡48人，退休阁臣中亦有相当部分是因为看不惯皇帝恣意妄为，而又无力改变，被迫致士以示抗议。由此可见，在明代担任阁臣安全系数不高，也可看出皇权对内阁的压制，当然，这只是表现，原因在于下部分要谈及的阁臣任命。

阁臣任命

明代阁臣任命有两个途径：特简和廷推。

特简又分两种，一是阁臣密荐（阁臣密荐之权是皇帝特许，阁臣密荐时大多会先摸清皇帝心思再行动），然后由皇帝决定是否任用；二是皇帝发现可用之才，任命其入阁。例如英宗时召见岳正，询问其年龄，省籍，进士与否后就任命其入阁。

廷推

廷推又称会推，是由吏部，九卿，六科等一起参加的会推大典，然后推举出几个阁臣人选，再送经皇帝定夺，如果皇帝对所推荐人选不满意，可以下令再推。这个在神宗朝表现得最为明显，万历22年，吏部会推7人皆被神宗驳回再推。万历27年，吏部会推人选送达神宗处后得不到批复，一直到万历29年，神宗另行任命沈鲤，朱赓二人入阁。此二例皆可说明即使

荒淫如神宗者，对阁臣的任命权依然紧紧掌控。类似的例子还有世宗朝，嘉靖28年，吏部廷推人选送达皇帝处，世宗命严嵩检用，严嵩以“古者论相之命自天子出，今制，每以付之廷推，而简用悉由辰断，非臣所敢拟议”为由推辞不敢接受。

内阁的法定职权

关于内阁的法定职权，《明史.职官二》中记载“...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审署申覆而修画，平允乃行之”而严格意义上的内阁即入值文渊阁，其职权则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由此可见，内阁最重要权力实际就是票拟，献替可否（通过密折，面陈等方式向皇帝提供建议，此职能本文将不涉及）和草拟诏书以下之诸司。

票拟

有不少人以内阁拥有票拟权，所以认为内阁可以限制皇权，其实不然。依明制，所有奏章必须先经过皇帝阅览之后再下发文渊阁，随后由阁臣拟定皇帝的批答，再用小票墨书贴在奏折上，进呈皇帝，如果皇帝对内阁拟定的批答不满意，则会要求发回要求再拟，直到满意为止。这就是票拟。其实票拟过程皇帝对内阁最大的限制就在于奏章须先由皇帝阅览，因此内阁在拟定批答时会先探清皇帝心思再行拟定或者由司礼监传达皇帝意思后再有阁臣票拟，因此阁臣拟定的批答是不可能违背皇帝意愿的。另一种情形就是不少人常说的皇帝疏于政务，所以奏章由票拟批答决定，实际不是如此，因为皇帝固然会玩乐，但是皇帝那里是设有御案存放奏章，因此皇帝不处理政务，奏章就堆积在皇帝那里，又或者皇帝本身对票拟不满，但是明白发回重拟还是一个样，就会采取留中不发，这种做法在孝宗时已经很常见，到嘉靖，隆庆时更是泛滥。这种情况下内阁连奏章都碰不到，又何谈票拟批答呢？其三，皇帝对票拟不合意，然而也不愿意发回内阁重新拟票的话，可以自己改易，例如正德时李东阳埋怨皇帝“往往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易”，明人范守己“臣于徐少师阶处....,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凡于擅国柄，乃不然。见其所拟，（嘉靖）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删到剩下不了几个字）。虽全当帝心，也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帝王之术），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谴责，也就是皇帝骂人）随之。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事实上一直到隆庆帝才“不设览本，御案，司礼监官奏文书，帝止接在手，略览一二，也有全不览者。”由此时到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十几年间，大概就是明代票拟威权最大的时期。当然了，皇帝可以要求改票，内阁也可以坚持原票，这时就看谁先退步，但是这种对峙对阁臣很不划算，皇帝想通过内阁下旨，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混个公费报销”，比如万历时宫廷开销要内阁拨款，当内阁封驳后皇帝就自己下中旨意派宦官去开矿收税。

票拟在首辅制出现后还出现另一个现象，即首辅剥夺其他阁臣参与票拟的权利，独自掌控票拟大权，如夏言为首辅时，拟票后就径直送内廷批红，偶尔才送给严嵩过目；严嵩继任后同样如此，以至于阁臣许瓒感叹“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后来的高拱，张居正都是如此。由此又导致一个严重问题，阁臣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毕竟入阁乃是文人一生梦想，入阁后却只能当个傀儡，这种现实让他们如何忍受？结合上面讲到的皇帝对阁臣的任命权，阁臣要当上有实权的首辅，就必须讨好皇帝（青词宰相），构陷首辅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而这又削弱了内阁作为一个集体时对皇权的限制能力，使之沦为皇帝平衡阁臣势力的工具。至于万历后期，内阁势力衰微，首辅专票现象已经不见，取代的是阁臣分票制，这个就不细说了。

草拟诏书以下之诸司

这项权力本来是翰林院掌管的，明代划归内阁。就本身而言，这项工作是无实际权力的，但是结合到祖制规定，它又是对抗皇权的最好手段。为何呢？因为每个朝代都对这种朝廷下发到地方的诏令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格式，用语，适用范围都不得有丝毫逾制。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皇帝旨意却需要内阁以诏令等形式公布出去，因此当皇帝恣意妄为时，内阁便可以祖制规定，不奉皇帝旨意起草相关诏令，皇帝本身又无权起草诏令，故此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屈从祖制规定，要么撇开内阁，直接下达中旨。

关于内阁以祖制规定为由不奉命起草诏书的例子可见杨廷和拒绝皇帝要求写“威武大将军敕”。当时宁王反乱，正德欲亲征，要求内阁起草“大将军征南敕谕”，杨廷和即拒绝，理由就是“朝廷亲征逆贼，奉行天讨，谁敢以差遣为辞，又谁敢称威武大将军耶？”最后以次辅梁储屈从皇帝意愿草敕了事。类似的还有正德欲以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为名征蒙古时，内阁也以同样名义不奉诏。这些例子表面上是内阁以不合祖制规定为由驳回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皇帝与内阁的交锋，皇帝希望内阁无条件服从自己，服务于皇帝私欲；而内阁不愿意失去仅有的权力，同时出于希望皇帝勤政爱民，以为贤君的目的，力图借助祖制规劝皇帝。

上述事例事件本身就是皇权意图把内阁塑造成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奴才内阁，内阁艰难抗争，以祖制维护权力，其体现出的是皇权的强大与阁权的低微，但是很多人却将内阁不奉诏令草敕曲解为内阁对皇权的限制，大谬也！

PS：诏令是皇帝下旨，内阁领受后起草诏书，再送回皇帝处修改，发回内阁确认后再发布出去，代表着政府，皇帝共同认可。而中旨只是代表皇帝个人的意愿，不代表内阁，六部意见。另外由专门机构起草诏令的做法具体哪个朝代有我不清楚，但是魏晋的中书舍人，宋的知制诰都是掌握起草诏令的权力，非明代才有。

封驳权

内阁因为负责草拟诏书以下之诸司，而诏书又可能有各种问题，因此内阁又有封驳权。有不少人同样对内阁的封驳权十分推崇，其实内阁的封驳权没什么了不起，更谈不上什么限制皇权。

所谓封驳权，自汉代就有，当时主要由宰相掌握，到唐专设门下省左相主管封驳，到了明代，封驳权主要分给内阁和六科给事中，二者都可在圣旨有问题时封驳。可见封驳权不是明代专有，封驳权的掌握者从宰相一步步被削弱到明代六科给事中和内阁那些位卑言微的官员手中体现了封驳权的弱化。

内阁封驳权的使用主要有几个情况：第一，圣旨本身出现问题，例如皇帝处罚官员的做法超出法律范围，第二，怀疑圣旨造假，例如宦官假传圣旨。

明代有杨廷和封驳世宗派遣宦官赴江南督织造，也有后来神宗朝屡次请求皇帝削减内府开支的做法，这是否构成内阁对皇权的限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楚何为强大的皇权。

皇权的强大应该包含两部分：其一，皇权的稳定。其二，皇权的效能。所谓皇权的稳定，是指皇权在各种政治力量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皇权能够有效地防止和镇压任何企图反抗、颠覆、或者威胁皇权的异己势力。而皇权的效能，是指皇帝能够不受阻隔地贯彻自己的意旨，并且作为最高权力载体，有能力指导和推动整个国家机器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本身的

政治功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皇权不稳定，自然谈不上强大，而皇权无效能，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个中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有不少人往往把皇帝大权独揽、恣意妄为视作皇权强大的标志，实际上皇帝过分集中权力、独断专行就会使皇权失去效能，并破坏本身的稳定性。

其次，内阁多次限制皇帝的奢侈花费是一种限制皇权的行为吗？如果你稍微了解明代的财政制度，你绝对不会这么认为，而且你绝对会举双手双脚赞成内阁限制皇帝，觉得限制得太少！

明代田赋峰值是永乐朝的3000万石，此后逐渐减少，而皇帝内府固定收入就有400万石（400石折金花银100万两，清代皇帝内府和国库已经分开，内府每年固定收入白银10万），此外宫廷消费的牲畜，米粮还要民间额外加派，到了隆庆5年，光是宗室男性成员俸禄一年就得支付870万石，老朱家一个家族就要消耗掉全国近一半的税粮，就算这样，皇帝还不满足，宫廷花费要国库报销（万历朝尤其明显），百姓加派分摊，不够了，再派遣宦官到江南督织造，到各地开矿收税，这样穷奢极欲的皇室，代表的是皇权的强大还是内阁的强大？内阁封驳皇帝的无耻要求与其说是在限制皇权，不如说是在哀求皇帝明白天下是老朱家的天下，别折腾成亡国。

回到主题，内阁草诏的权力与前代相关机构并无特别变化，也没有特殊之处，但是制度是死的，阁臣是活的，内阁权力的壮大，实际上恰好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利用起草诏书的权力来得到扩大的。关于这个后面再说。

内阁权势的变化与取得权势的途径

宰相地位为何尊崇？原因就在宰相统辖六部，科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朱元璋废相就是为了自己担任宰相，自己亲自统辖六部，科道，也由于此，内阁从设立起就没有被赋予统辖六部，科道的权力，故此内阁要成为真宰相，就必须有统辖六部，科道的权力。终明之世，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张居正。

明代内阁权势消长基本可以这么说，永乐到嘉靖前是发展期，嘉靖到万历前期是鼎盛期，万历后期到天启是衰落期，崇祯朝不论，因为崇祯朝对内阁的一些弊端进行了改革，但历史没有给其机会充分实行，遂不加入讨论。

内阁权势的消长也可通过阁臣在朝堂，内宴上的礼仪地位看出来，景泰时期，阁臣在经筵上的班次首次高于六部，随后弘治时期宫廷内宴，阁臣座次首次六部。嘉靖时期，阁臣在朝堂上班次首次超过六部，严嵩当政时六部尚书路上相遇时须避让，万历时因阁臣地位下降，吏部尚书孙鑨甚至要求恢复平等礼仪。（事实上内阁权力就是靠侵夺六部，科道的固有权力为己所用，因此明代不仅内阁阁臣之间矛盾不断，就是内阁与六部，科道也是势同水火，内阁通过票拟，以皇帝名义迫使六部服从，而六部则通过吏部主持的廷推阁臣来把六部的人安插进内阁）

为何内阁权势的发展会是如此呢？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内阁本身制度定位很低微，因此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权力，因此趁皇权不稳时获取权力造成既定事实就成了内阁的惯常手段，比如英宗年幼即位，太后既不愿担外戚干政之名，亦不让宦官干预朝政，因此赋予三杨票拟批答大权；此外，内阁起草诏书的权力使得其可以在皇帝去世时草拟遗诏和新君

即位时的即位诏，而内阁权力的扩大很多就是靠诏书获得的。比如万历小皇帝的即位诏有41条，武宗遗诏关于革除豹房，皇店，教坊乐人，番僧等，世宗即位诏甚至有87项，其实都是内阁趁皇帝死去，新帝年幼或权势不稳时趁机扩大自己权势，施行自己心中抱负的行为。可以这么说，内阁其实就是一群趁你病要你命，专门破坏祖制，然后又处处利用祖制做护盾的人。当然了，这种行为在皇帝权势稳固后必定会施加报复。此外，制约内阁权势的还有宦官势力和皇权，宦官势力强横时或者皇帝疏于政务又不信任时内阁权势自然受到打压，比如英宗，正德，万历后期和天启，这些时期皇帝要么信任宦官，要么极度不信任内阁，时常撇开内阁直接下达中旨。

内阁与宦官：票拟与批红

票拟在上面已经说过，在这里就只说批红权。所谓批红权本来是皇帝专属，但是自朱元璋废相后，本来归宰相处理的奏章全都归皇帝处理，这就导致皇帝体力不堪重负，因此出现票拟分担，而批红就是按照皇帝对票拟的最终批复抄写进奏章（照阁票朱批）。除非皇帝完全不管政务，然后宦官又极度受宠，像刘瑾，魏忠贤时期能偶肆意朱批外，其他大部分时期司礼监批红只是照阁票朱批，一个抄写的体力活罢了。绝非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的都宣宗抵挡不住内阁，所以把宦官作为权力拔河中的帮手。

如此是否说批红权无实际权力？也不尽然，这涉及到一个技术问题，本来奏章是要经皇帝阅览后下发内阁票拟再发回给皇帝批答，为了加强沟通，减少皇帝与内阁对票拟意见不一致导致经常改票的麻烦，皇帝遂常派司礼监宦官到内阁传达自己的旨意，然后让内阁依意拟票（“凡本章进御，固由内阁票拟，或因事降旨，不召阁臣面谕，则会司礼监粗写事目送阁撰拟”，“本章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这个做法也可证明所谓用票拟限制皇权是不现实的。）正是司礼监在这种技术沟通中充当的作用，让司礼监权势倍增，每当皇帝不理朝政时，司礼监就可以利用这个沟通作用，以自己意思为皇帝意思，逼迫内阁票拟，随后自己批红生效。此外，司礼监还有绕开内阁直接传达中旨的权力，正德年间“凡有政令下各衙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而出”此时的司礼监起到的作用就是协助皇帝，否定内阁的票拟权。

真正要说让宦官作为权力拔河的帮手可能是嘉靖帝。嘉靖朝是内阁和宦官权力都得到提高的时期，这个现象很奇特。本来司礼监批红只是照阁票朱批，而嘉靖赋予了司礼监政令裁决的大权。例如霍韬“阁臣参预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臣起干政之渐”，嘉靖6年，谕内阁“今各处内官也非朕能亲用，皆系司礼监指名奏请也”，按理说批红照阁票朱批是早就存在，霍韬再指出司礼监干政，显然不是指批红，而且他还特意提到裁决归近习，联系到从后面的嘉靖说内官是司礼监奏请非其所用，司礼监指名奏请，没有皇帝批准，怎么可能上任？皇帝不知道而能合法上任，只能是皇帝允许司礼监在一定范围内自行批红。也就是说，嘉靖朝时期司礼监的批红权绝不仅仅是照阁票朱批这么简单。

最后谈一点关于明代万历后期为何内阁权势会下降。造成内阁权势下降原因很多，有皇权打压，有宦官势力抬头，有政局动荡，阁臣书生不堪重任等等，然而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阁臣看清楚了，在明代入阁当首辅，无论你是想当个有作为首辅，还是碌碌无为，最终都没好下场。为何这么说？因为有三个前车之鉴-严嵩，高拱，张居正！

严嵩和张居正是正反两极的人，严以谄媚取悦皇帝，典型的揽权，捞钱，混日子；而张则是锐意改革时弊，倾力打造中兴之世；然而二者最后都没好下场，严因失宠而死，张因越权处事（张虽权同宰相，然而其权并非制度赋予，而是趁皇帝年幼获得的，其权盛之时，甚至敢代替皇帝特简阁臣！）而累及家人，这就告诉后来者，如果你想混日子，哪天皇帝看你不

爽，你就悲剧了；如果你想好好干活，势必处于越权办事的地步（祖制赋予内阁的权力与现实内阁权力的矛盾），哪天皇帝看你不爽，你还是要悲剧！

那么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呢？比如改革内阁制度，让他真正成为宰相？没办法！因为高拱试过了，结果同样悲剧了！高拱在隆庆帝去世后担任顾命大臣，为加强内阁权力，将之提高到真正宰相地位，他写了一道奏章《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提出几点主张：第一，“凡各衙门奏事，俱是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不敢预也”“内外一应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余尽数呈览毕，送票，票后再行呈览，果系停当，然后发行”第二，（朝后）“令臣等随入叫见，有当奏者就随便陈奏，无则叩头而出。此外，若有紧急密切之事，容臣等不时请见。”第三，“伏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外，其余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第四，（奏疏）“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一切奏本，尽行发下...有未下者，早容科道官奏讨明白。”

可以说，高拱的这道奏章如果得到施行的话，内阁权势将得到极大提高，获得与宰相一般的决策权，不仅摆脱了司礼监的制约，还废除了皇帝将奏章留中的权力，让科道官监察皇帝；皇帝必须像古代贤君一样事事亲掌，退朝后还须把时间让给内阁，听从内阁奏事。更厉害的地方是表面上要求皇帝亲政，而现实是皇帝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于是其所提出的皇帝亲政，实际上是让他自己代替皇帝掌控这些权力，他将成为真正的宰相！

理想是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班习惯了趁皇帝病要皇帝命的人，夜路走多也终于撞到鬼了。这次趁皇帝年幼居然敢提出从制度上提高内阁权力，限制皇权的决议，下场注定了悲剧。这份决议提出来不仅宦官势力不答应，皇帝更不可能答应，更别说内阁成员本身也不是全部赞成这么做！最后此事以高拱欺君罪被罢官了事，于是，从制度上改革内阁制度的路也给堵死了。

严嵩，高拱，张居正三人的悲剧下场摆在那里，后面的阁臣论受宠程度，谁能及严嵩；论皇帝信任程度，谁能及高拱；论才能，谁能及张居正？如此谁还敢在这样的内阁里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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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驳编辑词条发表评论(0) 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汉代封还诏书之事多有，然无封驳之名，亦无专官执掌。唐制规定，凡诏敕须经门下省，如认为有失宜的书可以封还，有错误者则由给事中驳正。五代时废止。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恢复唐制。明代罢三省，设六科给事中，诏旨至六科给事中，有不便者，给事中可以驳正。清雍正（1723－1735）以后，六科给事中与御史职掌合而为一，旧制遂废。《新唐书.萧仿传》：“大和中，擢进士第。除累给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尝以李璲为岭南节度使，遣优工趋出追之，未及璲所而还。后以封敕脱误，法当罚，侍讲学士孔德裕曰：‘给事中驳奏，为朝廷论得失，与有事奏事不类，不应罚。’诏可。”又《李藩传》：再迁给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裴垍白宪宗，谓藩有宰相器，会郑絪罢，因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河东节度使王锷赂权近求兼宰相，密诏中书门下曰：‘锷可兼宰相。’藩遽取笔灭‘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还奏之。”清顾炎武《日知录.封驳》：“汉哀帝欲封董贤，丞相王嘉封还诏书。胡三省曰：后世给、舍封驳本此。”清汤鹏《浮邱子.直解中》：“能纳诲之谓直......能封驳诰敕之谓直。”参阅《宋史.职官志一》。

给事中给事中

jǐshìzhōng

官名。以在殿中给事（执事）得名。秦置，西汉为大夫、博士、议郎的加官，掌顾问应对，位在中常侍之下。东汉省。魏重置，或为加官或为正员。晋始全为正员，员无定，在散骑常侍下、给事黄门侍郎上。南朝属集书省。北魏不置。北齐属集书省。隋初不设，开皇六年（５８６），在吏部设给事郎。炀帝移归门下省，掌省读奏案，为从五品官。唐改名为给事中，位从五品官。唐改名为给事中，位五品上。高宗曾改为东台舍人，旋复旧称。唐给事中掌读署奏抄，驳正违失，诏敕若有不当，亦可于涂改后奏还，号为“涂归”。又与御史、中书舍人审理天下冤滞。宋、辽皆置。元无门下省而单设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成为史官。明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与六部相对，每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六科掌侍从、规谏、拾遗、补阙，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可封还制敕，钞发章疏，稽察违误，权颇重，成为监察机关，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六部,纠弹官吏。但明都给事中不过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为从七品，品秩远低于前代。清六科属于都察院，各有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均满汉各一人，尊称给谏，又称给事，为言官，职权较明为轻。清代只设“六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隶属于都察院，与御史之职权无别。

给事中戴凤翔。——清·张廷玉《明史》

回答：2009-10-23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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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

jǐshìzhōng

官名

秦始置。西汉因之，为加官，位次中常侍，无定员。所加之官或为大夫、博士或议郎，御史大夫、三公、将军、九卿等亦有加者。加此号得给事宫禁中，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每日上朝谒见，分平尚书奏事，负责实际政务，为中朝要职，多以名儒国亲充任。东汉时不置。魏、晋时，或为加官，或为正官，亦无定员，五品。所加之官或三公、将军、中书监令、博士、郎等。隶散骑省，位在散骑常侍下、给事黄门侍郎上。南朝隶集书省，地位渐低，在遗直散骑侍郎下、员外散骑侍郎上，入选者地位亦不高。

南朝宋为五品，梁为四班，陈为七品、六百石。常侍从皇帝左右，献纳得失，谏诤纠弊，收发传达诸奏闻文书，虽可封驳，权不甚重。亦负责管理图书文翰、修史等事，燕负有监察之现。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定为从三品上，二十三年改从六品上。北齐隶集书省，常谏议献纳，定为从六品上，额定十人。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于门下省置给事郎，位仅次于黄门侍郎，员四人，掌省读奏案。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名给事中，正五品上，为门下重职，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具体负责审议封驳诏敕奏章，有异议可直接批改驳还诏敕。百司奏章，得驳正其违失，事权甚重。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名东台舍人，咸亨元年（670年）复旧。又，吐蕃仿唐制置官，设给事中，掌诏令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