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 于 利 而 行 多 怨
——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
义利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儒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义利学说的研究上，一直以来尽管人们对其价值认识存有很大分歧，对于儒家是否一概排斥、否定利的积极意义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但在认定儒家“重义轻利”方面，大家的认识相对说来比较一致。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儒家为什么主张“重义轻利”，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在儒家思想史上，朱熹曾就此追问说：“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囿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苷受祸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总体上看，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与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原因。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儒家义利学说的认识，有助于对其做出合理的价值评估。
（一）
义利问题涉及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群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在儒家思想中，“义”即道义，也就是合符道德要求的行为，故“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谓之义”(韩愈：《原道》)，“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利”是指利益，又指功利或功效，通常指个人利益、私利；群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在儒家的义利理论中属于“义”的范畴。一般认为，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为本孰为末的问题上，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应该说这些看法是符合儒家思想实际的。那么，儒家为什么做出这种价值选择，它为什么不倡导利以为质、利以为上、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儒学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这种价值理论首先是基于“惟利是求”、“见利忘义”社会普遍现象及其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并力图改变这种价值选择而发的。儒家认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是：“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
子·万章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人亦孰不欲富贵”（《孟子·公孙丑下》），追求富裕和显贵、厌恶贫穷与卑贱是
人们的共同心理和渴望。“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人的欲望和要求永无止境，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求自己利益和欲望的满足，“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同上）在追逐利益、好处与厌恶害处的方面，君子与小人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像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除去民众追求私利的欲望。“夫万民之求利也，如水之走下。”（《汉书·董仲舒传》）“利者，众人所同欲。”(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三)“人无利，直是生不得。”(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利是人
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圣人、君子也讲利、求利，“圣人岂不言利 ……若说全不言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六)儒家的这种看法既是对人的欲望和要求客观事实的理论说明，同时也是对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认定和尊重。
然而，在儒家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讲利、求利，而在于是否“放于利而行”、“惟利是求”。实践经验一再告诉人们，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与人、与己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孔子之论言简意赅，质朴而深刻，发人深省，说出了人生行事的常理、常道。孟子更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处处以私利来计算，惟利是图，“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结果是“终去仁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惟利是求”的行为方式、价值选择不仅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而且还会造成“上下交征利”并导致“国危”。“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只追求一己的私利，就会诱发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的争夺，造成争斗和混乱，最终使国家危亡。荀子则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说明“惟利是求”的巨大社会危害。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
子·性恶》）好利恶害、好声色是人的本性，这是必须看到、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如果放纵人的自然本性，又必然发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从而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这也人们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荀子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人的欲望、要求的限度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把人的欲望要求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就会不加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由此发生相互间的争夺和残杀，其结果是造成社会的动乱和穷困。为什么呢？因为“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荀子·荣辱》)人们都渴望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遗憾的是这种欲望和要求是不现实的，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是每个人都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因不能满足而引发彼此之间发生争夺、斗争，争斗的结果又势必造成社会的纷争与混乱，社会也将陷于崩溃和瓦解。“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荀子·王制》）荀子之论不仅说明了“从人之欲”的社会危害，而且通过“欲”、“物”的矛盾分析揭示出“争”、“乱”、“穷”的内在动因，从而得出了“物不能赡则必争”及由争而乱、由乱而穷的结论，深化了孔孟的利欲思想。二程在解释孔子“放于利而行多怨”时，指出“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盖欲利于己，必损于人。”（《河南程氏经说》卷六）“欲利己者必损人，欲利财者心敛怨。”（《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从二程的观点来看，追求个人的私利就一定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必然要招致他人的怨恨，与己、与人都不是什么理想的选择。“专欲利己，其害大矣。贪之甚，则昏蔽而忘理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周易程氏传》卷三)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会培植各种卑劣的欲望，以至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直接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明代的吕坤明确地说：“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 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 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呻吟语》） 总之，“放于利而
行”、“惟利是求”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改变这种价值选择和追求是社会健康发展、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的必然要求。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惟利是求”的价值追求，消除、克服“放于利而行”的危害？儒家认为依循“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义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能够“义以为质”、“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理想的方法和途径。因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在处理义利问题时始终遵循道义原则，“利”合于义则取之，违于义则去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追求富贵、消除贫贱都应诉诸道德理性，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厌恶）。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义未尝不利”（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一）、“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①，“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有效地避免人为的矛盾和冲突，儒家提倡“与人同利，无侵于人”，即使是“自损以益于人”也不为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和睦相处并各得其利，“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一个国家、社会在价值导向上只有以义为本，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出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危局。“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荀子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荀子·大略》）君主是人民的表率，爱好义，民众就会暗自整饬，爱好财富，民众就会为利而死，引致天下大乱。因此，“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正论》）义与利何者为胜，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大问题。荀子提出，遏制人们“唯利之求”（《荀子·王霸》）价值追求
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王制》），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要使人们“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懂得“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的道理。《大学》指出，德为本，财为末。小人治国，过分地贪婪聚敛，就会使人民铤而走险，结果是“灾害并至”。而如果君子以仁义治国，实施轻徭薄赋政策，就会获得人民的亲附及社会的各种财富。“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又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推行仁义，即可有人、有土、有财、有用。以义求利，即可以获得大利；以利为利，则会丧失一切。所以，《大学》的结论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导向不应该以财货为利，应该以仁义为利。董仲舒认为：“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春秋繁露·保立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义的引导调节，才可以达到义利兼得的理想效果。然而，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度
制》）“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汉书·董仲舒传》）这说明，儒家之所以倡言“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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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义未尝不利”观点应是儒家的一个比较普遍认识。在儒家学者中，尽管也有人认为“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四）但儒家之所以“重义”，个中原因就是考虑到“义”对人有着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并不只是精神的满足，也包含了实际物质利益的内容。从
这个角度看，儒家之义利具有统一性。
“欺世眩俗，而苷受祸哉”的“迂阔无用之谈”，而是基于“惟利是求”的社会现象极其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以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发的，“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一）
（二）
儒家“重义轻利”论与其仁学思想、民本学说、贵和与中庸（或中道）理论、人格学说和人生追求是紧密联系的。这是儒家“重义轻利”价值理论的思想原因。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本质与基本内涵是“爱人”、利人，而不是爱己、自爱、自利，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它要求人们在处理人己关系时“能近取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欲望和要求，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用子贡话说就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 《大学》说：“所恶于上，勿以使下；所恶于下，勿以事上；所恶于前，勿以先后；所恶于后，勿以从前；所恶于右，勿以交于左；所恶于左，勿以交于右。此之谓絜度之道。”自己憎恶上级做的事，也不要求下面的人去做；自己讨厌下面的人做的事，也不要拿来对待上级；自己讨厌在前的人做的事，就不要做在后人的前面；自己讨厌在后的人做的事，就不要跟着在前的人去做；自己讨厌在右的人做的事，就不要和左面的人一起去做，反过来也是一样。这就叫做“絜矩之道”，也就是以自己衡量别人之道。根据这样的仁爱原则来审视义利关系问题，合乎逻辑地也就只能做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价值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了解别人的欲望和需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才能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欲而损害、侵犯他人的利益，从而达到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儒家的这种思想在价值观上充分彰显了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仁爱精神；而若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势必与儒家的仁道原则相冲突，背离儒学的
根本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义以为质”、“义以为上”、“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乃是儒家的仁学思想在价值观上的直接体现，与其仁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儒家的“重义轻利”论与其民本思想紧密相联。民本思想，是指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以民众的喜怒哀乐作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儒家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对国家的盛衰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下》）“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荀子·王制》）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在儒家看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荀子也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多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荀子·富国》）董仲舒强调：“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汉书·董仲舒传》）基于这种认识，儒家要求执政者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重视民心民意，为政以德，制定政策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和愿望；提倡安民、利民、惠民、富民、与民同乐，“重仁廉而轻财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反对“公之厚敛”、“亡义而徇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的安己、利己、惠己、“独富”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要求更多的是指向那些“食禄之君”，是其德治、民本思想在价值观上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儒家的“义以为上”论，也是其贵“和”理论的必然要求。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或不同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其中也包含结合、融合、协调、适当、均衡等多方面的意思。儒家追求天人、群我、他我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家把“以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和谐。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组成的，都存在不同的阶
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业等，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各自的追求、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如何使社会不同构成要素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睦相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否和谐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一般说来，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在社会生活中 , 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利益关系。从儒家的观点看，义利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安危，“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放于利而行”、“惟利是求”会招致人们的怨恨，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加剧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这当然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和睦、团结和协作，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因此，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就应“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见利不亏其义”。这说明“重义轻利”既是“贵和”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与之相联系，“重义轻利”也是儒家“中庸”（或中道）理论的必然要求。在儒学中，“中”的基本含义是“正”，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即用中，亦即人在其认识和实践活动中，都要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到好处”、“适度”是“中庸”的精要。而儒家所说的“义”，其基本内涵就是“行而宜之”的“宜”，也就是适宜、适当。在这里，“义”与“中庸”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孔子有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适即可，莫是不可；“无适”、“无莫”也就是“无可无不可”。“义之与比”是说一切按道义行事。显然，“无可无不可”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以“义”即是否合乎道义要求为标准的。荀子说：“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荀子·儒效》）人的言行是以是否合理为转移的，合理的就肯定，不合理的就否定，这就是“适中”、“适度”、“执中”、“中行”，也就是“中庸”。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儒家所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清楚地告诉人
们，在得与不得、取与不取、杀身与成仁、生命与道义之间，不存在一个可与不可的中间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合理、合义；得、取合理就是“适中”、“适度”、“执中”、“中行”、“中道”，否则就是“过”或“不及”，有悖中庸之道。儒家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论，也就是要求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中庸”的“适度”原则，既反对“过”——“放于利而行”、“惟利是求”，当然也反对“不及”。
儒家之所以 “贵义”，主张“义以为上”，还与其所倡导君子人格相联系。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圣指圣王，主要是最高统治者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其典范人物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贤指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所追求的人格目标，也就是“君子”，与之相对应的被称之为“小人”。儒家认为，如何处理义利问题是判断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不苟》）持义不挠、为义而死为君子；惟利是图，为利而争，则为小人。“君子小人之大辫，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八）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是一个道德概念。“君子”是指有德行的人，“小人”是指缺德的人。所谓“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说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於从整体和全局出发，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德浊操薄的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舜与跖即是君子与小人两种人格的范型，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孳孳为善”还是“孳孳为利”。荀子坦承“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欲求，但人心有欲，则莫不有争，如果放任这种自然的天生的欲求，就会破坏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用礼义来引导、规范人的情欲，进而认为，只有遵循礼义道德的人才是君子，而纵情恣欲、顺乎情欲的人则是小人，乃至非人了。所以他说：“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荀子·性恶》）邵雍也认为：“尚义必让，君子道
长；尚利必争，小人道行。”（《击壤集》卷十五《义利吟》）朱熹在解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时注曰：“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四书集注》）也就是说，君子看重的是正义与德行，小人则利欲熏心，一味钻营取利而已。所以，当有门人问朱熹“义利之分”的界限问题时，他解释说：“只是为己为人之分。才为己，这许多便自做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若为人，那许多便自做一边去。”（《朱子语类》卷十三）又说：“君子、小人只是这一个事，而心有公私不同。”(《朱子语类》卷四十一) 在个人的价值取向上如何对待“义利”关系，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所以，董仲舒说：“君子笃于礼，薄于利”（《春秋繁露·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者是有道德的君子，而“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则是德薄操浊的小人。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与延平李先生书》）这也就是说，是否秉持“义以为上”的态度，是否遵循“见利思义”、“以义取利”的原则，这不仅是区分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标准，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儒者的一个重要尺度，重义、贵义、求义既是君子人格的本质规定，也儒者的本质规定。
从上述可以看出，儒家的“重义轻利”论既是基于“惟利是求”、“见利忘义”社会普遍现象及其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并力图改变这种价值选择而发的，同时它与其仁学思想、民本学说、贵和与中庸或中道理论、人格学说和人生追求也密不可分。从这些方面来看，儒家所以“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多方面的思想原因。“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是儒家“重义轻利”论的理论动机和根本目的。
儒家的上述理论是否合理？“放于利而行”、“惟利是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吗？儒家是否夸大了见利忘义、重利轻义的社会危害程度，过分强调了“义”的积极意义？“放于利而行”就一定会导致“多怨”？“欲利于己”是否就“必损于人”？“上下交征利”有没有积极的意义？“先义而后利”一定能“荣”，“先利而后
义”一定会“辱”？“重义轻利”有无消极的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还都是我们在探讨儒家义利思想时需要进一步考量的。
《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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