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中的翻译活动

文化为单位的翻译

——文化融合中的翻译活动

“文化融合中的翻译活动与文化孤立的翻译形式和形态是不一样的。”全球化的趋势正由浅入深地进行，从经济层面向思维、文化层面渗透。文化的交流无时不刻，翻译作为交流的途径和方式也无处不在，俨然已成为生活状态。时代在发展，翻译活动也需发展变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化积淀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世界语仅仅停留在语言学家伟大的构想之中，而不能流行起来的原因。翻译活动作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语际转换，必定涉及到文化问题，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讲，翻译活动很多时候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译。文化作为翻译单位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体现出了时代的要求。传统翻译学认为词语、句子、篇章是翻译的基本单位，其中各派各有争论。实质上，他们都是从翻译的达意目的出发，是一种纯粹语言学的观点，不论所持何种看法，或词语、或句子、或篇章，不过大同小异，这是翻译技术层面上的争论，在更高的层面上，他们的观点都是趋同的，即都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意义，也就是说他们以为翻译就是把一个词语、一句话、一篇文章说清楚。但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很多时候，一个意义内涵可以有多种表达的形式，如何在这多种形式中做取舍，语言学层面的理论研究似乎并不能说明问题。这种取舍的确定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那便是文化。文化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就是要把原文本放到其原来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翻译，以原文化对原文本进行考察，了解其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尽量保留文本中原来所包含的文化意蕴，用目的语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目的语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而存在。这种文化角度考虑，体现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之中，对他国文化主体性的承认，对他国文化的尊重，确定了两种文化交流中的平等地位。

每一种语言都存在大量的成语、惯用语、典故、俚语、俗语、谚语格言、歇后语、客套话等具有文化特征的语言，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包含着大量的文化特征和背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反映了一个民族从古至今独特的人文状况。这种文化的翻译通常要求很大程度上的直译。

在英译汉的翻译过程中，先前的译者对这些文化翻译往往采取意译的策略。其舍弃直译而采取意译的考虑大概来自两方面的忧虑。第一，怕直译成分太多读者不能接受。其二，怕直译产生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语言而破坏了中文的纯洁性。就第一方面，有时候这种担忧并不必要，反而意译的翻译策略可能成为了解异域文化的阻碍。比如在翻译“Can the leopard change his spot? 针对这个谚语，有两种比较通行的译法。“狗改不了吃屎”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庄一谐，一口头，一书面的差别，但都采取了意译的方式，但如果翻成“豹子能改得了它身上的花斑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译法。起先汉语读者必定会不太习惯，但是经过一番琢磨之后，便必能领悟其中的比喻意译，并且以一种新的文字形象的表达给人以新鲜感。其次“为了语言的纯洁性”这个理由而完全意译就更加无从谈起了，语言本身就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语言的发展过程就是不同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只有这样语言才能保持其生机与活力，每种语言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混合的产物，所以语言并没有纯洁不纯洁。

若我们来看看《红楼梦》中译英的翻译，其中的道理似乎就会更加清晰了。我们选取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进行对比，可见其中的端倪。为人熟知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红”字的翻译，Hawkes将其翻译为“green”因为“green boy”在英文中具有浪荡子的意义，而“怡红院”翻译成“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怡红院也就变成“怡绿院”了。这种完全意义的翻译方法将中文中“红”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都一笔勾销，其后果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像发生在中国，倒像是发生在英国宫廷的一个贵族爱情故事了，全变了味。我想当译本完全和于目的语，而没有一点异质文化的感觉的时候，不管再流畅清楚的译本也难称其为好译本了。而杨宪益夫妇的策略就是以中国文化作为归宿，尽量保持原来的文化内

涵，大力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比如在翻译“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时候，将其翻成“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the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 night.’”这种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具体的比喻意义，而Hawkes则将其翻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其中删减了“风云”这个意象，此时汉语的形象特征在这种翻译策略之下就被过滤掉了。

但有时很大程度的直译会产生使读者对象难以理解的情况，我想这个时候可以有两个应对的方案。一者可以适当结合意义，融入意译的翻译；其二，或者可以考虑加注释。比如，还是具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为例，在翻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时候，将英文原有的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进行改写，译成“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这样就保存了汉文化中的宗教色彩，Hawkes直接翻成英文谚语，这样就潜意识里便将佛教当成了基督教。另外一处便是对《红楼梦》第一回中“更有一种风月笔墨”这句的翻译，杨宪益夫妇将其译成“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我以为如果不加以解释外国人肯定对“the breeze-and-moonlight”感到迷惑，因为他们不知道“高唐云雨”的典故，所以若加一个注释的话，理解就容易多了，同时读者会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如果这种悬殊的差异一旦形成文化的高度开放，文化的差异任然存在，但是趋同性和互相理解会大大增强，而翻译的直译程度也会提高。”我们身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开放”的时代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多种文化如何和谐共存一同发展，我想也不外乎“求同存异”四个字，所以我认为对文化的翻译首先能直译的应该直接，直译起来有别扭的，就应该始终记住文化是翻译的一个基本单位，要尽力在语言流畅的基础上保证文化的异质的东西。就像中国文化“红”的内涵已经普遍被西方观念所接受一样，随着平等交流的进行，其他的一些文化要素也同样会被慢慢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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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