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小乘佛教盛行之原因初探
东南亚小乘佛教盛行之原因初探
许方宁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专门史08级硕士研究生）
东南亚小乘佛教是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的佛教，主要传播于今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
一、东南亚小乘佛教的盛行
据说最早在公元前241年佛教就传到泰国，传入最早的地方是现在泰国中部的佛统。[1][p193]另据有关史料记载，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已开始在东南亚流行。《太平御览》引万震著《南州异物志》称：“林阳（今泰国西部，以及缅甸与马来半岛北部一带）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2] [卷787，p3485]《梁书》也记载了当时的林邑（在今越南中部）国“其王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3] [卷54，p786]。同书还记载有扶南（今柬埔寨）国王遣使向中国南朝梁武帝(464—549)敬献佛像的情况：“天监二年（503年），跋摩（扶南国王阇邪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3] [卷54，p789]大量史实证明，2～6世纪时期，东南亚佛教已有相当的规模。
10世纪以后，小乘佛教受到很多国家封建领主的推崇，得以在合法名义之下迅速传播。各国统治者还加强了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联系，如互派僧侣留学等。在此过程中，他们根据巴利语音序创立了本民族文字，用以写定音译巴利三藏典籍。后来，逐步确定了摩诃尼迦耶和达磨育特两派僧王制度，佛教由此被尊为国教，从而在大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重要发展时期。
18世纪到现代，在泰、缅、柬、老等国政府的倡导和主持下，有关泰文、缅文、高棉文、老挝文的巴利三藏音译编纂工作逐渐完备，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部分经卷译为本民族文字，大大促进了小乘佛教的普及和繁荣。
如今，泰国90%的佛教信徒都是小乘佛教徒，缅甸小乘佛教徒也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不仅如此，小乘佛教还成为东南亚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当地的每个男子信徒在一生中或在成年以前都要出家一次，到寺庙中去当和尚，过修行生活，接受佛教教育。此外，小乘佛教对该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建筑风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今，包括柬埔寨的吴哥城、泰国的王宫和老挝的塔銮等著名的佛教文化遗产在内，这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和造型独特的小乘佛教寺院及建筑。
与东南亚小乘佛教的盛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要分布在东北亚的中国、朝鲜、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地区的大乘佛教，在经受了近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持续不
断的巨大冲击之后，时下已渐显衰落之势。因此，对东南亚小乘佛教盛行的原因进行探究，不仅富于学术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小乘佛教盛行的原因
东南亚小乘佛教盛行局面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因此，探讨其成因也就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全面审视。据此，笔者认为，促使小乘佛教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这些：
其一，东南亚的地缘优势为小乘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众所周知，东南亚西邻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拥有马六甲海峡等海上交通要冲，对外交通非常便利。正如此，佛教得以由印度和斯里兰卡（古称锡兰）经海陆两条线路便捷地输入该地区。例如泰国（古称暹罗），从那坤巴通发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遗址判断，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传入。6世纪以泰国中部佛统为中心出现了孟人的国家堕罗钵底，其早期即信奉小乘佛教。又如柬埔寨，在公历纪元前后，即深受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影响。5～6世纪时，大小乘佛教开始传入。再如缅甸，公历纪元前后，从东南印度到缅甸有航路可通，锡兰（今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交通通过东南印度为中心而发展起来。据骠族（缅甸族一支）古都卑谬发现的碑文记载，5世纪时，锡兰已流行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缅甸的小乘佛教据推测也极可能是通过海道由当时的锡兰传入的。至于印度尼西亚，在公历纪元前后，它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都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据中国史籍《宋书》、《南史》和《梁书》的记载，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广信佛法，崇仰三宝。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地区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国。中国高僧义净往返印度时都在此落脚，据其所述该地大小乘并举。
其二，历史上东南亚国家统治阶级对小乘佛教的大力推崇，是其兴盛不已的重要原因。例如，缅甸历史上蒲甘王国的第二代国王“江喜陀（1084—1112年在位）用石头建成了一所三藏经楼，以供贮藏和研究佛经之用”[4][p193]。1165年锡兰入侵缅甸后，“缅甸兴起了一次宗教运动，以锡兰形式的上座部佛教教义来代替阿奴律陀在位期间从直通传来的康杰弗拉姆形式” [4][p197—198]。这次宗教改革是在缅王那罗波帝悉都（1174—1210年在位）的直接干预下进行的。它得到了大多数僧侣和臣民的支持。其结果是，“作为一项群众运动，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远及缅甸境外，而为泰族、老挝各邦和柬埔寨所接受”[4] [p198]。14世纪上半期，泰国素可泰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马康亨曾迎奉锡兰僧团到都城弘扬教义，使锡兰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却退居次要地位。此后，小乘佛教在该王朝封建君主的护持下，逐渐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几成全民信仰，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16～17世纪，老挝曾一度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统治者修建了许多小乘佛教寺塔，雕塑了佛像，创立巴利语佛教学校，并实行僧侣考试制度。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统治者对小乘佛教的扶植政策，才有效抵制了后来伊斯兰教等异教的扩张，从而避免了诸如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改宗伊斯兰教的命运。
其三，小乘佛教自身的教理和教义也恰到好处地适应了东南亚的村社制度文化。中古时期的东南亚，“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村社是正常的社会单位”，“到处
是人少地多，劳动力非常宝贵”[4] [p280]。统治者大多什一而税，村社成员的赋税负担相对较轻，生活较为富足和平稳。在土地集体公有的体制下，“物品的分配是通过地方举办的定期集市和节日里在某些宗教中心举行的庙会来进行的”[4] [p281—282]。这样，衣食无忧的村社成员在集市和庙会里，可以尽情欣赏民间艺人表演的精彩戏剧、木偶戏，还可观赏各种优美的舞蹈和享受欢快的音乐演奏。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守土、自足、自乐的民族性格和心理，培育了保守、平和、宽松和与世无争的文化风格。与此相适应，小乘佛教的教理中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风格，它将佛祖释迦牟尼还原为普通的凡间人物，淡化了佛教的宗教色彩，使之更贴近世俗生活。其教义倡导个人通过独善其身的修行功夫达到最终的自我解脱，而佛陀的作用只限于为信徒们指示正确道路。相比之下，大乘佛教愈到后来则愈注重渲染佛陀的绝对神圣性、权威性和主宰性，实质上人为地在佛与大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也就不如当初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所以，13世纪以后，“佛教上座部在东南亚大陆确立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表现形式，穿橘黄色袈裟的和尚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普遍存在。”[5][p663]
此外，东南亚地区的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也有力推动了战后小乘佛教的主导化。自1511年葡萄牙人亚伯奎征服马六甲开始，西方殖民者侵略扩张的魔爪不断伸向东南亚地区。到了19世纪末叶，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除暹罗（今泰国）之外，都完全沦于欧洲列强的奴役之下。殖民者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东南亚人民，还从宗教上进行干涉，企图迫使当地人民放弃原有的信仰，改信宗主国的宗教。例如，“葡萄牙人发誓要征伐异教徒，但他们的传教士在反对伊斯兰教和上座部佛教方面收效甚微”[4] [p822]。法国殖民者则采取了更大力度的干涉行为，“在17世纪下半叶，他们开始进行一个以阿瑜陀耶为基地的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庞大计划”[4] [p822—823]。这样，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与捍卫民族宗教的斗争结合起来。20世纪初叶，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虽然许多佛寺受到破坏，但佛教仍有一定的发展。很多僧侣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创办了巴利语学校、西哈努克大学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语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译文的部分上座部经论。同一时期，“在暹罗和缅甸，佛教成为与民族感情密切相合而不分，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爱国主义是受到谴责的”[4] [p827]。二战期间，东南亚地区人民横遭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佛教等民族宗教文化也受到较为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这反而愈加坚定了当地人民对本民族宗教的信仰和传承。战后的老挝，1947年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1959年颁布“僧伽法令”，又作了许多细则规定。1950年，缅甸政府组建了宗教事务部，宪法也强调了佛教的特殊地位。翌年8月26日，全国性佛教徒组织——佛教评议会在仰光正式成立。缅甸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教高潮。成立于1933年的泰国佛教协会，现在全国已有70个分会，该会以宏扬佛法为宗旨，专门成立了自愿弘法团，不仅到全国各地宣传佛法，还与国外佛教组织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以上分析表明，东南亚佛教的传承，其历史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长盛不衰的事实让世人惊叹。小乘佛教盛行东南亚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小乘佛教文化是东南亚人民代代传承下来的人类宝贵文化遗产。同时，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盛行不衰的原因，也为东北亚大乘佛教的振兴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净海著：《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四）卷787《四夷部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版。
[3]〔唐〕姚思廉撰：《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4]〔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英〕A.L.巴沙姆主编,闵光沛等译：《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