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文化

中国古代玉文化

第一集美丽的石头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征集国徽的设计方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集中在两份设计稿上，其中的一份是日后新中国的国徽，而另一份方案则是由著名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它的主体是一块圆形的玉璧，上面装饰着麦穗、齿轮等图案。

玉璧，是中国古代玉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一种玉器，它的历史延绵了5000多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玉璧象征着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品质，而玉文化已悄然融入到了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当人们回首这段半个世纪前的关于国徽图案征集的往事，人们会发现，这个民族的文明似乎始终与古代玉文化息息相关。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文明的进程，似乎也都与古代玉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玉器文明是一段从未中断过的历史，它的源头甚至直达人类的史前时期。

2006年9月2日，一场由民间自发组织的玉器展览在北京举行，那些从民间征集的古代玉器藏品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它们的年代跨跃了5000多年的历史，从遥远的史前时期一直到明清两代，古代先人曾经崇尚的文明依然在后人的手中传承，人们不惜用最美好的字眼来形容玉器，而所有与玉器相关的词语也无不代表着高贵、圣洁、美好。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卢兆荫介绍说：玉，中国人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凡是带有玉字的词都是好的，玉就是美好的一个代表。

古人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大丈夫宁为玉碎不可瓦全”，美丽的容颜是“花容玉貌”“如花似玉”，高贵的品德是“冰清玉洁”“温润如玉”，连日常饮食中，也频频冠以玉的字眼，美味佳肴称为“玉食”，美酒称为“玉液”……

直到今天，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们，也依然愿意在身上佩戴一件小玉饰，寓意吉祥和幸福的愿望。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介绍说：我们这个民族历来说的一句话叫“执身如玉”，拿自己的身体，要当一块玉一样的对待，老一代说下一代你想成为一个人才，你就应该像一块玉一样，必须经过切磋琢磨。

其实，从矿物学的角度来看，玉只不过是一种天然的石头，它是地球上众多矿物岩料中的一种，它的产地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丰富的玉矿产，比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波兰、新西兰、津巴布韦、意大利、韩国等等。

但令人不解的是，唯独在中国，玉文化从史前时期就一直兴盛不衰，一直传承延绵下来了。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人们传承这种独特的文化？又是什么力量让人们把一种文化凝聚到天然矿石身上呢？

出土玉器最早的地方，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古老村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十多件用玉器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它们距今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

学者这样解释原始玉器的产生过程：在人类的童年时期，随着磨制石器工艺的改善，人们逐渐萌生出了最原始的审美意识，他们选择一些美丽的石头，或者是贝壳、兽牙，制作成简单的装饰品，这是人类最初的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天然的玉石有着美丽的色彩和坚硬的质地，逐渐受到了古人的宠爱。

毫无疑问，玉石美丽的外表，可以让它在众多的石头中脱颖而出，但最为关键的因素

却是它坚硬的质地，玉石的硬度不仅远远高于一般的石头，它甚至比普通的金属工具更为坚硬。

当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硬度仍是远远低于天然玉石的。

后人不难想象，当人类还处在石器时代的时候，坚硬的玉石无疑成了制作原始工具最优质的原料，而这也正是新石器时期出土了大量玉质工具的原因。

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先人们不间断地制作原始工具，来维持他们在各自领地里的生活，生产能力的低下，使得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选择一些美丽而坚硬的石头做工具或装饰品。

学者把这一时期的玉器称为“彩石玉器”，它们材料庞杂，玉石不分，是古代玉文化的一个萌芽时期。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还近似原始蒙昧的萌芽时期，古人已经为后世玉文化的滥觞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源头。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代玉文化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江南一带，几乎同时萌生出了当年最发达的制玉文明。

这一段被后人称之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分别继承了古代制玉文明的衣钵，而把史前玉文化带到了一个辉煌的年代。

但让后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玉器已经不再是一种实用的器具，它们的造型奇特而抽象，工艺却极为复杂而精美。有一件东北“红山文化”的代表玉器，学者称之为“玉箍形器”，因为外形颇似马蹄，又称“马蹄形器”，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圆筒状玉器，其实却有着难以想象的制作难度。

这种高难度的制作工艺还体现在其他的器物上，像同时期的玉龙、勾云形佩、玉琮，都需要一个极度困难的制作过程。

那么，古人究竟在一种什么信仰力量的趋使下，投身于这种旷日持久的工艺中呢？

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玉器几乎无一例外，都出土在当年最高等级的墓葬中，这些墓葬的主人，有的是当年的大巫师，有的是部落的首领。

所以，专家推测，在遥远的史前社会，人们还远不能用一种科学的思维来解释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他们把主宰世间的力量视为冥冥中上天的旨意，而这些稀有而珍贵的天然玉石，无疑是上天的恩赐，在它的身上蕴藏着神秘的通灵神性。

在原始的宗教献祭活动中，人们簇拥在象征上天意志的玉器面前，祈求神灵把福祉降临到他们的身上，而当他们在巫师的召唤下，一次次走向神圣的祭坛，史前玉器便无可阻拦的成就了玉文化初期最辉煌的一个文明。

就这样，在史前玉文化的影响下，古老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由玉器承载的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历史旅程。

很少有人知道，从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在它之前的2000多年就已经有了雏形——丝绸之路的前身是一条运送新疆玉石的玉石之路。

在当年，开采玉料和运送玉石都是极度困难的事情。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取玉艰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

古人认为，昆仑山是神对大地的恩赐，而玉则是昆仑山对人类的恩赐。

出于对玉器的崇尚，古人开始四处寻找玉石的出产地，除了新疆的和田地区，在今天辽宁的岫岩，江苏的小梅岭等地，都留下了古人开采玉料的足迹。

对于玉矿石的成因，地质学家是这样解释的：大约在几亿年前，地壳运动把一种中酸性的岩浆侵入到大理岩中，大理岩和岩浆中的不同成分在外力的作用下开始溶合，这些矿物

元素最终凝结成了珍贵的玉矿石，而在后来的造山运动中，有的玉矿石裸露出地表，有的则被抬升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山上。

在这些稀有的玉矿产中，产于新疆和田地区的玉料最为珍贵。

在雪域高山上，这些裸露出来的玉矿石由于风化剥蚀，崩落到山涧里，在雪水的冲刷下进入和田地区的河流，经过数万年的冲刷磨砺，玉石保留下了最为精华的部分，它们是玉石家族中最珍贵和稀有的品种，后人称之为羊脂玉，意思是拥有像羊的脂肪一样细腻光滑的质地。

北京大学的教授王时麒介绍说：这就是一种感觉，手摸的感觉像小孩皮肤似的，很温润，眼睛看着温润细腻，光泽像油脂而不是像水。

对于玉石种类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有的按地域划分，比如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南阳玉，西安的蓝田玉，新疆的和田玉等。

如果从颜色来划分，玉石还可以分为白玉、碧玉、墨玉等品种，但这些颜色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玉石最本质的矿物学成分，它们的成因主要是由于玉石中包含了不同的微量元素。

含石墨的呈现出黑色，含锰的带有褐红色，而含铁元素的多少，则会呈现出浅绿、深绿或者浅黄色，由于所含微量元素的不均匀，在一块玉石上还会出现不同颜色掺杂的现象。今天的玉器研究专家，凭借先进的检测设备，可以轻易地辨别出不同玉矿石的成份。

在那个王权统治的年代里，新疆玉料的充足供应使古代玉器文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兴。

史前玉器神秘的光芒开始消隐了，取而代之的是王权的彰显，玉器不再是原始祭祀中的神器，而变成王室贵族的专属品。

玉器与王室贵族之间的关系，从3000年前的商代开始，一直到封建王朝的末期，就再也不曾被割裂过。

可以说，当中国进入王权社会后，古代玉器与帝王以及贵族之间便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者是王权的象征，或者是帝王奢侈的珍藏。

到了周代，人们进一步赋予了玉器等级森严的礼仪观念。

当年，玉器的颜色、大小、造型都象征着不同的等级，品阶不同的官员手持不同的玉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而他们身上佩戴的玉器也有相同的意义，当他们佩戴玉器的时候，他们的姿势会更为恭谨，连走路的步幅都会有所限制。

《论语》就记载了孔子手执玉圭的姿势，也正是这位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周代末期的时候，为中国古代玉文化开创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玉文化学说。

孔子说，品质高洁的君子，应该像玉石一样，具备上天赋予他的11种品德，比如玉石的洁净、温润、坚硬，一位有修养的君子要时刻比照学习玉器的这些品性。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玉器不仅是王权的象征，还成了君子人格化的代表。

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说：五德是指人呢，还是指的这块玉啊，已经分不清了，这个民族一个特质的东西就是人玉不分。

正是在这种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君子佩玉之风大为盛行。

上层贵族和士大夫纷纷佩戴各种形状的玉佩，他们在美玉的映衬下，享受着身为君子的荣耀。

当后人反思古代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时，他们会发现，在古代玉器众多的内涵中，关于君子佩玉的思想无疑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从周代开始，直至明清时期，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在身上佩挂玉器的风尚一直兴盛不衰。

追溯它的原委，其实正是儒家学说对君子佩玉的推崇所带来的影响。

研究员卢兆荫认为，如果没有儒家赋予玉的许多美德，在中国可能玉也会像其他民族一样作为装饰品，到后来慢慢有别的更好的装饰品后就不用玉了，就是因为儒家赋予玉许多美德，所以它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装饰品以外，它还能够延续下来。

在佩玉之风盛行的汉代，古人出人意料地赋予了玉器另一种特殊的功能。

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

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

汉代的人们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天然的玉石凝结了天地的精华，人死后，只要把玉器覆盖在尸体的表面，便可以保佑尸身不朽，灵魂升天。

在这样的信仰下，汉代玉衣应运而生。

人们用人体做模型，把上千块玉片连缀起来，做成玉制的衣服套在死者的身上。，在玉器如此贵重的年代，制作这样的玉衣无疑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它要耗费大量的玉料和大量的人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死者的口中放置精致的“玉含”，在手中放上精致的“玉握”，人的五官也用专门的玉器堵住，甚至连人的生殖器都要用特制的玉罩盒加以保护。

在这样周详而严密的防护下，他们坚信，即使是在令人畏惧的地下世界，依然可以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

而这种玉能使人不朽的理念，逐渐地便赋予玉器驱灾避邪的内涵，它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古代玉器文明以连绵不绝的姿态在中国发祥了近万年的时间，而在西方的任何一个民族中，竟然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照的对象。

研究员卢兆荫认为，这不同于其他的古代文明的国家，像埃及、巴比伦、印度是没有的。

对于玉料矿藏而言，中国只是众多出产国中的一个，在中美洲和新西兰，它们也同样有着悠远的制玉传统。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延续时间将近4000年，在它的鼎盛期，玉器文明一度非常发达，玛雅文明中的玉面具，相比较于中国同时期的古代玉器，无论是造型能力还是制作工艺都毫不逊色。

遗憾的是，随着玛雅文明的消亡，中美洲的制玉传统也随之中断了。

新西兰的毛利族人，同样有着久远的制玉历史，但奇怪的是，它的玉器制品似乎始终停留在装饰品的层面上，对于玉器文明而言，它的内涵显得太过单薄了。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

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

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第二集神奇的技艺

5000年前的人类还处在一个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年代，古代先人以磨制石器的方式制作生产工具，但就在这样一个原始石器时期的年代里，复杂而精美的玉器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在现在的专家看来，即使用现代工艺来制作这样的玉器，也是相当困难的。

人们自然顿生困惑：那些近乎鬼斧神工般的古代玉器，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玉石是一种硬度极高的天然矿物，用今天的铁质刀具也很难在上面留下划痕，而现在发现的古人玉琮的外壁，却刻满了神秘的兽面纹饰……

古人的玉琮造型复杂，上面的纹路细如发丝，不仅如此，玉琮的中心还被掏出了一个圆润而匀称的圆孔，外面则是对称的方形结构。

难道，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代，远古的先人就已经掌握了一种并不为后人所知的复杂工艺吗？

在今天的制玉工艺上，已经很难看到传统工艺的影子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古代制玉工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手工工艺完全被一种全新的现代工艺所取代，今天的制玉工具用电能作动力，磨制的钻头采用特别定制的金刚钻，金刚钻的硬度远远超过了天然玉石，在电动工具的带动下，可以轻易的把玉石切割出各种形状。

一块已经基本琢制完成的古代玉璧，出土时上面残留了大量的沙石，这些看似普通的砂石的出现，揭示了古代制玉工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当年，考古人员细心的把这些砂石保留在了玉璧的表面，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出土照片。

从最直接的方式去理解古代的制玉工艺，有一个环节至关重要，那就是找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物质，只有这样，玉器的制作才有可能。

经过检测，这些砂石的矿物学成分是花岗岩，而其中石英石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石英石是一种高硬度的矿物，它的硬度可以达到7度，而通常，玉石的硬度不会超过6.5度，它使玉器的磨制有了可能。

那么，这种高硬度的沙粒，古人是如何找到的呢？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告诉我们说，沙子都是这种玛瑙啊等等粉碎了，或者是燧石粉碎，所以中国任何地方的沙子，硬度基本都在7度左右，因为很多石头长时间就变成土了，它变不成沙子了，沙子永远是沙子，不论经过几千万年也是沙子，这种沙子由于硬度都比较够，所以人只要到河边把沙子拿来后，把比较轻的淘掉，选纯度、硬度、颗粒大小一样的沙子，就可以做解玉沙了。

原来，这些看似普通的沙粒，竟然是大自然的杰作，在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风化淘洗作用下，最坚硬的沙粒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是天然岩石中最坚硬的部分，而古人则凭借他们的智慧，找到了最有效的一种天然媒介。

毫无疑问，用这些高硬度的砂石可以轻易的在玉器表面留下划痕。但令人费解的是，像玉琮这样工艺高度复杂的器物，仅仅依靠简单的手工刻划，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的。

与“良渚文化”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有着各种各样的造型，有的采用立体的圆雕手法，有的是镂空的透雕。可以想见，这些玉器的制作需要历经不同的加工工序，从最初的玉料切割，到器型的简单加工，直至刻划纹饰，钻孔打磨，工艺严格而复杂，可是，这些融合了各种高难度工艺的玉器，又是在什么工具的配合下才能完成的呢？

这些玉器的年代同样横跨了将近5000多年的历史，它们就出土在和玉琮相同文化区域的墓葬群中，看上去这些玉器造型奇特，似乎并不是古代玉器中常见的器型，有的被切出两道深深的沟槽，有的只是一个光滑的圆柱体。

考古学家经过仔细鉴定，发现这些玉器其实是古人琢制玉料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半成品，而有的则是废弃的边角料。正是在这些造型不太规则的玉料上，令人惊喜地保留下了当年制玉工艺的不同环节。

古代玉器的研究人员根据这些带有制作痕迹的古代玉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古代制玉工艺的大致面貌。

一件大致成型的玉钺，距今年代大约5000年，出土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

距今5000年的这个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期古代玉器达到辉煌的一个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古代玉器，从北方的“红山文化”到南方的“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珍品。

在这件玉钺的表面，残留着一些奇特的弧形切痕，专家推测，这些弧形切痕保留了当年一种线切割工艺的痕迹，线切割是制玉工艺的第一道工序，专家称之为“解玉”，所谓解玉就是把玉料按照玉器成品的需要，切割成不同的形状。

在今天，由于有了各种型号的机械装置，即便是大型玉料的切割也变得非常简单，但是在古代，这种切割工艺是如何完成呢？

专家于明认为，是线切割，这个线切割是什么线，我估计呢是兽皮，因为打了兽以后，他把兽皮拿下来割成小细条，然后卷成绳子状，因为它本身有坚硬程度，然后他加上解玉沙，在一块石头上反复这么拉。经过有的考古学家实验，一块10公分左右的玉料经过兽皮加解玉沙这么拉，在几十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拉开一面。

据推测，新石器时期，古人也有可能用木片、竹片等片状物代替皮条来解玉。

于明认为，是用木片、石片或者是竹片，而没有其它的工具，我们说，他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做出一种很硬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不存在这种东西。

像一件出土于山东的玉料，上面遗留了两道直线切痕，或许就是用硬质的片状物加解玉砂切割的。

在当年出土的玉器上，大多有一个圆孔。这些圆孔有的是出于器物造型的需要，有的则是为了系挂佩戴。这些穿孔有的细如针眼，有的宽达四五厘米，这些圆润的孔洞，古人又是如何穿凿的呢？

一些用黑石英制成的钻头出土在江苏省的丹徒县，黑石英的硬度是7度，专家经过实验，将钻头装在木柄上，通过人力便可以在玉料上打钻出孔洞。

像新石器时期玉器上的穿孔，或许就是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

专家于明介绍说：这个打孔呢，现在的研究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桯子，一个杆，然后头上有解玉沙，通过某种转动，有可能是拉杆的这种转动，也有可能手搓着转动，可能还有其他的转动方式，然后把桯子转动先把孔打出来。

但是，在同一时期出土的玉器中，有些钻孔的直径宽达5厘米，这么大的钻孔显然不可能用同样的钻头钻制，古人会有什么独特的工艺呢？

一块出土于山东的玉料解答了后人的困惑。这是一件古人经过打钻的玉料半成品，中间是孔芯，边上有着明显的钻痕。

于明认为，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都是通过空心钻打出来的，所以它打的非常规范。

据推测，当年的管钻或许就是用天然的竹子做成的，考古发现中还出土了当年用管钻钻孔留下的孔芯，古人用管钻钻孔时，由于当年的工具简陋而难以准确定位，在不少的玉器上还留下了错位的痕迹。

钻孔技术和线切割工艺的综合运用，使古代玉器的透雕工艺有了可能。

在新时期时期的玉器上，最让后人不解的是那些工艺极为繁复的神秘纹饰，在坚硬的玉石上雕刻这些精美而细密的线条，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艺。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的研究人员试图破解这个疑问，但是却出现了分歧。

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纹饰虽然精美而且复杂，但是除了手工制作之外，似乎也找

不到更合理的猜想。

在江苏的一个古遗址上，出土了200多件尖状石器，这些石器的硬度大多超过玉石，而且有着锋利的尖头和弧形的薄刃，专家认为，这些石器可能就是用来雕刻玉器纹饰的工具。

还有的专家有着更大胆的猜想，他们认为是用鲨鱼的牙齿雕刻的。

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张尉介绍说：在良渚的一些墓葬里，发现了古代的一些鲨鱼的牙齿，由于鲨鱼牙齿非常坚硬，有些人就认为说，可能一些微雕的图案是用鲨鱼牙齿来刻划的。

持这些观点的专家们认为，不论是用尖状石器还是鲨鱼牙齿，它们虽然简陋，但在有着丰富经验的玉工手中，雕刻那些复杂的纹饰似乎也是可能的。

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神秘的纹饰用纯手工方法雕刻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当时，应该已经出现了制作玉器最关键的工具——原始的砣机。

专家所说的砣机，是中国古代制玉工艺中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它的出现，带来了古代制玉工艺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一直到解放初期，古老的砣机仍在使用。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永魁介绍说：砣实际上就是工具，就是各种圆形的工具，砣有金属的，有不是金属的，你像石头也可以做砣，这个木头也可以做砣，皮子也可以做砣。

在传统制玉工艺中，砣机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

由于砣具是圆形的片状物，旋转起来之后，可以提供均匀而有规则的摩擦力，通过砣机的连续转动，熟练的玉工再调整玉料的不同位置，便可以随心所欲的雕刻出各种形制的玉器，如果没有砣机的出现，仅仅凭借手工的雕刻，制作那些鬼斧神工的珍品是难以想象的。

专家赵永魁介绍说：因为你用手拿着工具搓，只能搓直线搓大曲线，你搓不了细纹样，我们看到有一些古代的纹饰，有的曲线非常漂亮，非常规矩，那只有拿砣这个工具做得出来。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还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1987年，在浙江“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玉杆纺轮。

这件原始纺轮的玉器模型记录了当年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但是，玉器专家却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含义——这件玉纺轮造型酷似后世的砣机，专家认为，如果让这样的玉纺轮转动起来，用它磨制玉器是完全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它还证明了既然在当年有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说明制作转动的工具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专家们对史前玉器是否应用了原始砣机还存在分歧，但当他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商代玉器上时，他们的结论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专家们相信，制作如此众多的精美玉器，没有砣机的参与，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

专家们断定，这些玉器已经远远超过了纯手工雕刻的极限。这一时期，一定出现了工艺上非常完备的砣机，而商代发达的青铜工艺无疑给砣机等相关工具的制作提供了可能。

专家赵永魁认为，像商代的一个玉簋，这个东西是一个划时代的问题，10公分大小做起来很难，要把它做规矩了、做圆了，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说，在商代的玉簋是一个分水岭。

专家推测，像殷墟出土的小玉人和动物形玉器，应该都是用砣机制作完成的。

从这一时期开始，砣机显示了它作为工具的巨大能量，除了大型玉料的切割和钻孔之外，几乎所有的琢制工艺都可以用砣机来完成。

但遗憾的是，在所有商代的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件制作玉器的砣具，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志达认为，因为当时青铜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它坏了以后就被熔化，熔化做新的去，所以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很少发现破的青铜器，很少发现青铜工具，它就重新回炉了。

虽然后世的研究人员没有找到商代制玉工艺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但是到周代，一

本名为《考工记》的古文献记录了周王室的制玉工艺。

《考工记》的记载中说，周代王室里分成了6种不同的手工艺，而其中的玉工则是周王室最重要的一种手工艺人。

在当时的周王室和诸侯封地里，都有专门的玉工负责玉器的制作，而后世的考古发现也证实，在周代的时候，玉器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

当历史走到汉代，一种新材料的大量使用给玉器工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铁制品的工艺已经发展成熟，铁质的琢玉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

青铜工具硬度低，不耐磨，当铁质工具普遍使用之后，制玉工艺无疑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专家赵永魁认为，他没有这些铁工他做不出来的，我们就敢肯定地这么认为，到战国、汉代那些玉器，都是新疆玉，硬度很高的，它没有这些铁工具的制作，它出不来那种效果。

由于铁制砣具硬度更高，耐磨性更好，这一时期琢磨的玉器不仅造型异常复杂，而且纹饰也更加圆润流畅。

徐州螭虎玉佩，这件玉佩高不过5厘米，却用圆雕、透雕、浮雕的手法，琢制出了6条形态各异、盘绕交错的云龙纹。

南越王玉角形杯，杯壁的厚度只有两毫米，表面却装饰了极为复杂的花纹，更神奇的是，在杯底还透雕了一条绳索状的卷云纹。

在专家赵永魁看来，人们之所以崇拜战国玉器和汉代玉器，是因为我们现在拿这些东西来仿都很难的，非常之难，达不到那种效果。

可以说，由于铁工具的出现，战国到汉代的玉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后，铁制砣具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工具，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的铁制砣机还出现了一次不小的变革，它的时间就发生在距离汉代不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齐《校书图》，是一幅反映古代文人生活的绘画，年代大约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画中的文人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校对书稿，文人的这种坐姿后人习以为常，但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古人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坐姿。

那时，椅子之类的高型坐具还没有出现，古人席地跪坐，使用的都是低矮型用具，有趣的是，古人这种生活习俗的演变却间接带来了制玉工具的改变，当高型家具出现后，古代砣机的高度也随之改变了，席地跪坐式的砣机发展成了高型的坐凳式砣机，这种高型砣机古人称之为水凳，这也就是一直到解放初期仍在使用的砣机。

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介绍说：一个坐凳，坐凳的高低自己可以改变，一般选择跟自己髋关节一般高的，他用两个蹬踹起来，他有那个空间就甩起来了，有时候踹的速度相当快，据说一个磨玉一天的工作量几乎可以相当于从北京走到沈阳了。

水凳的出现解放了玉工的双脚。在席地跪坐的时候，需要两到三名玉工的配合，才可以在一台砣机上工作，有人负责砣机的转动，有人负责琢磨玉器，有人负责添加解玉沙，而水凳出现以后，古代玉工可以通过双脚的踩踏，带动砣机旋转，独自一人便可以完成玉器的制作过程。

当一名熟练的玉工可以独自操作一台砣机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个人的创作。他可以随意调节旋转的速度和力度，不断更换大小不同的工具，它甚至还可以用锉刀更改工具的形状。

古代玉器不仅保留了年代的痕迹，还记录下了个人的风貌。

专家李博生介绍说：砣机是死的，人是活的，砣机是在人的脑子掌握下，所以都说，人是用两只手在做玉还是用脑子做玉呢？我个人50年来做玉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一段时间我是用手在做玉，再往后推一段时间，我是用心在做玉，再往后推一段时间，是用自己

的神在做玉，这个用神在做玉，怎么讲呢，在作品体现了一个人内心所感悟到的东西，感悟到的东西甭管大甭管小，是一种人的感悟，是一种作者、艺术家的化身，所以他已经进入了神雕的层次。

可以说，当砣机工艺融入了一名玉工的艺术追求，玉器的制作便不再仅仅是一门古老的手工工艺，人们赋予其中的是那穿越历史的艺术内涵和人文主义的精神。

到清代的时候，砣机工艺已经走向了高度成熟，这一时期，酷爱玉器的乾隆皇帝别出心裁，希望以砣机之外的工艺制作一件玉器。

玉雕高达130厘米，描绘的是秋天山林的景象，乾隆皇帝生平非常喜爱这件玉山，曾两次写诗赞叹玉工的技艺，但有趣的是，这件玉雕作品的制作却经历了一次波折，当年，用砣机制作这种玉器的工艺已经高度成熟，但乾隆皇帝却希望用一种纯手工的方法打凿出一件假山玉雕，这是对几千年来砣机工艺的大胆挑战，当年清代宫廷造办处让工匠多方尝试，最后却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玉料只好重新运送回扬州，用传统的砣机工艺，历时4年才琢制完成。

现在，这件《秋山行旅》玉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玉雕的经历似乎正像是为了告诉后人，即使到手工艺高度发达的清代，砣机工艺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秋山行旅》玉山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而更像是关于一门古代工艺的历史见证。

在电动工具的时代，制作玉器的原理与古代砣机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是电能代替了人力，而解玉沙则被用电镀的方式附着到了砣具上，今天的玉工艺人手中的工具所传承的，依然是数千年前那古老而神奇的技艺。

第三集神秘的巫术

距今5000多年前，有两片土地上的中国古代先民，却几乎同时为后人留下了高度发达的玉器文明，一个位于长江以北，一个位于长江以南，他们使用的玉器复杂而精美，造型奇特而抽象，总数则超过了5000件。

在如此遥远的年代里，相距几千公里的不同氏族部落中，先人们不约而同地耗费巨大人力来制作精美的玉器，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制作了它们？又是谁生前能拥有这些稀有的珍品、并把它带到死后的世界？它们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古方介绍说：距今5500年的时候，北方是“红山文化”，南方是“良渚文化”，都在普遍的使用玉，玉已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

在东北的“红山文化”中，一种猪的头和蛇的身子复合而成的玉猪龙是当年最典型的玉器，此外还有管状的玉箍形器和片状的勾云形器等。

而在南方的“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器型却完全不同，有柱型的玉琮、三叉型器、玉钺、玉璧等等。

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而得名，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年代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

“良渚文化”遗址最初在1936年被发现，位置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之后，周边的遗址陆续被发现，它的范围北边到达江苏常州一带，南边到达钱塘江沿岸。

从时间上看，“红山文化”的玉器比“良渚文化”要早1000年，会不会是红山的移民把对玉的尊崇传播到了太湖地区呢？

这两种文化的中心区域相距数千公里，即使在有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今天，从赤峰一

带到太湖流域也不是十分方便的，在几千年前，古人之间有可能产生密切的交流吗？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卢兆荫认为，在那么早的时候，距离那么远，应该彼此是没有沟通联系的，是各自发展的，所以它的器形也不一样，从制作工艺方面来看也不一样。

那么，这些造型奇特而毫不相似的玉器在当年会有什么样的用途？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吗？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解读这些玉器造型背后的含义，或许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的唯一方式了。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而抽象而生动的C型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之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

学者的目光开始聚集在那件玉猪龙身上。

玉猪龙的名称源于这种玉器独特的造型，它由一个猪的头部和一条蛇的身子组合而成，肥厚的双耳高高耸起，在头部形成两个三角形，双眼圆睁，宽大的眼眶将双眼连成一个整体，嘴巴微微张开，嘴唇向外突起。

猪首后面的身子弯曲成圆形，恰如一条蛇的身躯。

让人不解的是，古人为什么要将玉器琢制成这样一个奇特的形状呢?

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张广文认为，在远古时期，这种对动物的崇拜是很多的，而且这种动物崇拜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图腾，就是氏族的一种代表，这种动物往往是被神话的，我们看到“红山文化”玉器里的这些动物，也是被神话了的。

在“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随葬的猪的骨头，这也正印证了红山先民对猪的图腾崇拜。

出于对猪的崇拜，将玉器制作成猪的形象，这样的解释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为什么猪首后面的身子却又做成蛇身的形状呢？

专家推测，玉猪龙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后世所塑造的龙的雏形，2000年后的商代，玉龙的形象更为丰富，但其中圆形玉龙的造型明显能看到玉猪龙的影子。或许，古老中国对龙的崇拜正是源于遥远的“红山文化”。

而在“红山文化”中，还发现了中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龙型玉器，它高26厘米，身体卷曲，犹如字母C的形状，因此又称它为C型玉龙。

玉龙使用一块完整的玉料圆雕而成的，卷曲的身体刚劲有力，而高高飘举的鬃毛则给人一种强烈的动感。

古人在给玉龙钻孔时，极好地把握住了它的重心平衡，专家做过实验，用绳子悬挂玉龙，它的头尾恰好处在一个水平面上。

和C型玉龙一样，每件玉猪龙的背部也都有一个穿孔，出土时，它们大多摆放在死者的胸前。而最让人惊奇的是，在红山文化近一万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内，出土的所有玉猪龙，无论从整体的造型到细部的处理，都惊人的一致，这说明在当年的氏族部落内，人们对玉猪龙的制作有着严格的规定。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明认为，他可能专门有一个制玉部落，在专门造这种神玉，根据当时人们能达到社会思维的最佳状态，来进行加工制作，最后被流通到或者交换到部落里去。

那么，这些有着严格制作规范的玉猪龙，它的主人是谁呢？它们仅仅是供主人赏玩的装饰品吗？

当考古学家综合考察了“红山文化”出土的所有玉器后，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在所有的玉器上，都有不同形制的穿孔，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于明认为，为什么带穿孔，比如说鸟后面有牛鼻穿，还有勾云形佩，你把它翻过

来都带牛鼻穿，为什么，他都是为了缝制在衣服上使用，如果说一个“红山文化”的玉器没有孔，或者孔位置打的不对，你就要考虑这件东西的真伪了。

红山先人把这些玉器缝缀在衣服上，或者系挂在身上，是出于装饰的目的还是有其它的用途呢？专家经过考证，发现拥有丰富玉器陪葬的墓主人，在当年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他们掌管着部落祭祀的神权，是祭祀中沟通天人的大巫师。

专家于明给我们勾画了古代先人祭祀时的场景：

一个部落遇到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战争，比如说农耕，比如说其他的涉及到部落很重要事情的时候，他们总要祈求上天，得到上天的回应，他们希望上天给他们做出指示，有可能是部落首领本人兼大巫师，有可能是有专门从事的大巫师，穿上一件法衣，这件法衣外面，就缝缀了很多“红山文化”的玉器，比如说有弓玉形佩，有小鸟、龟、猪龙等等，然后他开始做法，他要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要直接和天对话，他就通过身上这些玉器来和天对话，通过他身上的这些玉器传达给天上，比如说他就问我明天去打这个战争，我们能不能赢啊，这个时候他是一种昏迷状态下的问，这个时候呢，上天通过他身上的这些玉器告诉他，说明天你可以去打或者不能去打，这时候他完全是没有意识的，他说出很多话，旁边部落的很多人就听到这些话，分析出结论，他清醒以后就领着大家拿着各种武器就去战争，打胜打败是另外一回事，是上天决定的。

人们有理由猜测，在那个还没有进入王权统治的时代，在远古盛大的祭祀活动中，神圣的巫师在人们的簇拥下，高高举起那象征着上天意志的玉器，祈求着上天能通过这些通灵的神器，把福祉降临到他们身上。

“红山文化”的代表玉器还有玉箍型器，是一个上大下小的椭圆形圆筒，对于这种玉器的用途曾有过各种猜测。

有人认为它是套在手臂上的一种装饰物；有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实用的器具，是用来舀稻米的。现在有了一种更合乎情理的猜想，由于这些玉箍型器大多出土在死者的头部上方，而且在玉器底部有两个小孔，专家认定它应当是束发的器具，那两个小孔可能就是用作别发簪的。

专家于明认为，做法的时候，把它放在脑后，做法晃动头的时候，它随着头而晃动，是这么一个功能。

勾云型器也是红山文化独有的玉器，它大多出土在死者胸前，背面有穿孔，专家推测，这应当也是缝制在衣服上的一种大型法器。

于明介绍说：大巫师做法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戴一个弓玉形佩，这个弓玉形佩很抽象，经过我个人研究，它象征着风、象征着云，象征着无穷无尽的天，这个佩一定要佩在身前，然后他主要通过这个佩来通天。

另外，在“红山文化”中还出土有玉鹰、玉鳖等小玉器，这些玉器对自然界动物的模拟非常神似，而它们的用途无疑也是祭祀中的一种神器。

据专家掌握的数据，目前发掘和传世的玉琮有300多件，不同的专家对于玉琮的用途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它们的种类竟然多达20 多种。

如果说“红山文化”中的玉器主人是享有至高权利的巫师，那“良诸文化”里玉器的主人又是谁呢？如果它们也是传说中的巫师，两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造型为什么会截然不同？难道它们有着更特殊的寓意？

就在良渚这片区域，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几千件玉器，它们用复杂的工艺制作而成，按照一定的规则陪葬在墓主人的周围。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常见的玉器。

这些玉琮虽然高度和大小并不一致，但基本的造型都是内圆外方的柱状体。它们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在当年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古人需要用原始的工艺，经过长年累月的琢磨打钻才能制作完成。

专家对于玉琮的研究也是经年累月，答案不尽相同。

有的专家认为玉琮是神吃的肉片；而有的专家认为它代表饮食生活中所使用的烟筒；还有的专家认为它的外形是从手镯演变而来，是手镯的一种变化物。

另一些专家则把它与生殖崇拜联系在一起，古人把男性的生殖崇拜物称为“祖”，玉琮的中间是空心的，应该是一种盛放生殖崇拜物的套盒。但相反的意见却认为，玉琮中间的空心恰恰表明它与男性生殖崇拜没有关系，它是女阴崇拜的代表。

更多的专家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认为，内圆外方的玉琮，应该代表着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玉琮的内圆代表天，外方代表地，而中间的圆孔表示天与地的沟通，古人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晚期，比如，祭天的天坛是圆形的，而祭地的地坛是方形的。

但是，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古人虽然有天圆地方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否在5000年前就已经产生了是值得商榷的。

具体到玉琮的实际用途，不同的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专家认为，在祭祀时，玉琮的中间会插上一根木棍，它的功能是沟通天地的天地柱。

如果这种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在出土玉琮的墓葬中，还同时出土了大量的玉璧，它们与玉琮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专家发现，几乎所有玉璧的圆孔都与玉琮的圆孔差不多大小，这个细节让一些专家提出了一个猜想，他们认为在祭祀时，玉琮和玉璧的中间会用一根木棍把它们串联起来。

一种观点认为，在祭祀中，玉琮和玉璧应该是联合起来共同使用的。

也有专家对这种玉琮玉璧联用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理由是，在墓葬中玉琮和玉璧的数量很难匹配，有时候玉琮的数量大大超过玉璧，而有的时候情况又恰恰相反，如果是用玉琮和玉璧联用祭祀，那到底是一个玉琮佩几块玉璧，还是一块玉璧佩几个玉琮呢？这种推测好像也很难自圆其说。

另外，更重要的证据是，几乎所有的玉琮都制作的极其精美，而玉璧则要粗糙的多。

专家们众说纷纭，关于玉琮和玉璧的用途，谁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异议，无论这些玉器的具体用法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在当年它们不是实用的器具，而是祭祀仪式中的一种神器。

如果说“良渚文化”的玉器都是祭祀用的神器，那在玉琮表面刻画的一个像人又像兽的图案，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玉琮上都刻有这样的标记？甚至，这种标记还出现在其它不同种类的玉器上？它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标志？还是有其它的寓意呢？

研究员古方介绍说：玉琮的图案比头发丝还要细，你不知道是怎么刻出来的，那时候第一没有金属工具，第二没有车床，它那么细的东西，你用肉眼都很难看清那个纹饰，怎么做出来的现在不知道，也没法复原。

通过在摄影机镜头下放大的图像，从整体来看是一个神人骑在一只怪兽身上。

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神人面部的五官，大小套合的圆圈代表神人的双眼，圆圈两侧的细线表示眼角，中间是鼻子，下部的方格代表张开的双唇和牙齿，神人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高大耸立的头冠，头冠上的细线代表着五彩的羽毛，神人和兽面之间是它的双手，肘部弯曲成一个奇特的形状，十指分开伸向兽头，兽面的五官也被抽象和夸张处理，最下端是兽的双爪。

神人兽面像的整体形象就像是一位面目庄严的男子，头戴羽冠骑在一只巨大的怪兽身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复杂的图案，竟然是在几厘米的范围内刻画的。

专家认为，神人应该象征着巫师，下面的怪兽是一只巨大的老虎，它的含义是巫师骑着正在疾驰中的老虎，上天周游作法。

在其他出土玉器上，专家还找到了巫师头戴羽冠的证据。

几件玉器虽然形状完全不同，但都被称作玉冠饰，出土时，它们都摆放在死者的头部位置。

专家推测，它应该是当年的部落首领佩戴的头冠，玉冠饰上的圆孔可能就是用来插嵌羽毛的。

在当年，掌握着祭祀神权的巫师通常也是一个部落的军事首领，而陪葬在墓中的玉钺则是这种军事统率权的象征。

当人们总结“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用途时发现，这一时期的玉器与后世玉器的性质截然不同，它们代表着一个神秘的巫玉时代。

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杨伯达认为，我觉得他任何的军事行动、生产、狩猎、种植和解决氏族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离不开巫玉神。

人类文化学者这样推测巫师出现的原因：当生产日益发展，聚集在氏族部落里的人口越来越多，财富上的不平等出现了，这个时候需要更高程度的凝聚力，而原始宗教可以激励人们忠于一种共同的事业，大规模的宗教献祭活动促使了巫师的出现，而掌握神权的巫师，同时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他们也正是后世帝王的前身。

就这样，当原始的玉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一个部落的力量被凝聚了起来，他们投身于这种复杂的原始工艺，把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倾注到每一件玉器的制作之中。

当他们在巫师的召唤下一次次走向祭坛，焕发着神秘光芒的玉器就无可阻拦的成就了史前社会最辉煌的一个文明。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明认为，正因为有了玉这个时代，人们在重大事情上很快就会统一思想，这对于当时进行的战争、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走到距今3000多年的时候，史前部落生活的土地进入了一个王权统治的时代。

玉器身上沟通神灵的功能逐渐消隐，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充满威严的王权之路。

历时数千年的古代玉器，也从巫玉时代走到了王玉的时代。

第四集：《神圣的王权》

玉门关，一座被历代诗人反复咏叹过的关隘，响亮的名字源于那条玉石之路。

当年统治新疆地区的是一个叫鬼方的部落，在这个地区，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玉石矿产。

就这样，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在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中，专家找到了关于商王朝征讨玉石的文字。

一片甲骨上记载着“取玉”的内容，而一片甲骨则记载了“征玉”的内容。

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杨伯达介绍说：他为什么跟鬼方打仗，打了3年，你想古代人连续打三年这个仗，非打不行的，他为什么？我的分析就是为了取玉，我估计鬼方不进贡，因为玉是宝贝，鬼方不给他进或者进的少，冲突就起来了，非把你鬼方打垮了，打垮了他就可以随便往外拿了。

战争持续了整整3年，鬼方部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特殊通道就此打开了。

这之后，从昆仑山上开采下来的玉料通过这条特殊的玉石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它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玉文化最根本的物质前提。

玉料的充足供应，也使商王朝的玉文化走向了兴盛。

据专家考证，玉门关是新疆和田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位置在敦煌以

西，汉代的时候，朝廷派兵驻守，并正式定名玉门关。

古代玉石经过玉门关后，还要两次东渡黄河，最后到达雁门关。

雁门关是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分水岭，也是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最后一个关口，一旦越过这个门户，新疆玉石就算真正进入了关中地区。

这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终点，则是商王朝的都城。

给助人者信心，给受助者尊严。

一个创立了辉煌青铜文明的古老王朝，在它统治的数百年时间里，同时也创造出了当时最辉煌的玉器文明。

这是古老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王权社会后，古代玉器文明的第一个巅峰。

在那个由王统治的时代里，古老的玉器虽然依旧散发着神秘的光芒，但它已经不再是原始部落神秘巫术的象征，它的主人也不再是当年的部落首领和巫师，王的权威让这些古代玉器承载了最为神圣的含义。

在新的时代里，王的权威开始在玉石上彰显出来，玉石也不再只是一种美丽的石头，在王的手中，这是他们专门享用的圣物。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介绍说：这个玉只限于在王公贵族阶层使用，不能到平民百姓中使用，所以从使用玉的时代讲叫“王玉时代”。

从1928年殷墟的正式考古发掘开始，那些王权专有的玉器便不断出土，但它们最为惊人的一次面世，是在1976年。

1976年的春天，由郑振香、陈志达夫妇带领的殷墟考古队在做日常的地面清理的时候，不经意间的发现却改变了他们的计划，而这也意味着一部古代玉器的文明史也因此而改变了。

在此之前，虽然在殷墟的历年考古发掘中都有不少的玉器出土，但在人们看来，商王朝只是一个青铜文明的王朝，史前辉煌的玉器文明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发展到商代，似乎有渐渐消隐的趋势，但是，这一切的猜想都因为一座墓葬的发现而完全改变了。

在考古小组经过仔细的探测之后，一个墓葬的雏形出现了，在发掘工作进行到5月16日这一天的下午，考古队员的探铲打到了古墓坚硬的夯土层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志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样子一来，就确定它是一个墓，但这个墓究竟有多重要，能出多少件东西，谁也讲不清楚。

这是一个奇迹——人们遇到了殷墟第一座没有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宝库。

不过，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壮观的墓葬，深约8米，总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人们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琳琅满目的遗物就不断地出现。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郑振香回忆说：当时没有下脚的地方，就是说地上全是东西，脚都没处放。

清理完6层遗物，很快就进入了墓主人的棺室，这里是一个玉器和铜器的世界，由于数量太多，人们不得不用水桶和竹筐装了往上送。

陈志达研究员回忆说：那个水桶啊，一桶一桶提上来了，因为没办法挖，都是泥浆里弄出来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代玉器的宝库，在这个总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墓葬中，一共出土了755件精美的玉器。

它的主人是商王的妻子妇好，这位生前得到商王恩宠的女人，死后也拥有最豪华的陪葬。

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中，有妇好生前使用的化妆用品，身上的佩饰，还有玉礼器，它们不单是精美的装饰，更重要的是神圣王权的象征。

大型的玉簋是当年最贵重的一种玉礼器，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中，它们会被摆放在显要

的位置，而长达半米的玉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军事统帅权，即便是精巧细小的配饰，也同样是王权的代表，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平民不能拥有玉器，这些玉器的主人只有一个，那便是商王朝的王室贵族。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王室的专属品，它们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玉器本身，它留给我们的是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而专家们的读解也总有新的发现。

妇好墓中出土的小玉人，在专家看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让后人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祖先的模样。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你把一个人都雕刻出来了，那么他的头饰是怎么样，发式怎么样，他的衣饰怎么样，穿的什么衣服，穿了什么鞋，什么腰带，这都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在文献上这些是找不到的。

出土的十几个玉人，每个人的造型都不相同，上面的穿着和发式也各具特色。每件玉人的姿势给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

这些玉人大多双膝跪在地上，臀部依靠着脚后跟，这种坐姿古人称为“跽坐”。它是在椅子凳子之类的高型坐具出现之前，古人最通行的一种坐姿，直到今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和韩国，还沿袭着中国古人的起居习俗。

古人的发式和着装也非常独特，当年，一个电视剧组为了拍摄《封神演义》的故事，专门请陈志达先生审核了演员的服装和发式，而其中的依据就是商代的这些小玉人。

而当年沈从文先生为了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也专程到考古所研究这些小玉人。陈志达研究员回忆说：他一看以后，哎呀，太好了，他就怕掉在地上，非常小心，他来参观过的，在考古所的食堂里面我接待他的。

仅仅从玉人反映出的形象上看，商代的先人就有多种不同的发式。

有的头发梳成长辫子，盘在头顶上，有的把头顶中部的头发梳成辫子，绑上发带，垂在脑后，而头顶的四周则留一圈均匀的短发，有的把头发梳成两个对称的发髻。

针对不同的发型，古人还佩戴不同的头冠，它们的作用既为了束发，同时可能也有某种象征意义。

玉人的着装也是各具特色，有的是交领长袖，腰上还围着一道衣带，有的在下腹部悬挂一块“蔽体”，也就是俗称的遮羞布。

专家感到的困惑是，为什么在同一个墓葬中，出土的玉人面貌各异，同时还有明显的年龄和性别的不同，它们的原型都是谁呢？

专家推测，玉人不同的发式和着装，可能和玉人不同的年龄和性别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反映当年不同的社会阶层。

有件玉人头戴头冠，神情倨傲，身上穿着纹饰复杂的衣服，腰上还有一个宽柄的佩饰，她可能是当年的贵族，也可能就是墓主人晚年的形象。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就这个玉人最讲究了，也最好，头饰、冠饰、服饰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推测，可能是不是妇好本人的雕像。

而有一些玉人赤着脚，仅仅系着一条遮羞布，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奴隶。

最奇特的是一件阴阳玉人，它的正反两面分别被雕刻成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女性的双手放在腹部，男性的双手放在胯上。两个玉人酷似两个幼龄的小孩，他们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这大概有十多厘米，它是浮雕的，一面是男的生殖器，一面是女的生殖器，它没穿衣服裸体的，肋骨、胯骨都有，没有衣纹，为什么说是男女呢，因为它生殖器不一样，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玉人的双脚分别刻出一个短短的榫头，专家判断，这两个榫头是为了便于把玉人插嵌在某种器物上，可能在祈祷生育的祭祀活动中，人们可以供奉祭拜。

在古人的观念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造物神，商代的阴阳玉人或许

也正是源于这种观念，它可能就是一个代表生殖崇拜的神灵。

同样在商代，在江西的另一座大墓中，还出土了另一种形象的玉人：玉人侧身蹲坐，有宽大的耳朵和鹰勾似的鼻子，下身遍布羽毛状的花纹。

有专家认为，这是鸟和人的结合体，因此又被称为“羽人”，也有的推测源于少数民族的形象。

最奇特的是，玉人的脑后有三个套环，这是一种非常高难度的工艺，玉雕艺人称为“掏雕”。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很复杂，它的套环不能是一个一个套上去的，环都是连着的，好像没有一个缺口可以套进去，它是用整块玉料雕出来的，工艺非常复杂。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介绍说：当时能把一整块料，通过横竖两个段面不同的切割，最后，能料动起来成为活环，这在当时是一个技术上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这件玉人的出土，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商代高度发达的玉雕工艺。

在妇好墓中，商代玉工还把先进的玉雕工艺用在制作一些实用的玉器上。

一件像铲子一样的玉器，其实是一个砚台，出土的时候，砚台底部沾满了鲜红的朱砂，这该是出土年代最早的砚台了。

而一件形状像石臼的玉器，并不是加工粮食的工具，它的体形比杵米的石臼要小得多，出土时，臼底也保留了大量的朱砂，专家推测，这是研磨朱砂的工具。

套环形状的玉器叫玉射，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扳指儿，这是古代张弓拉弦的用具，玉扳指儿中间的空心刚好可以套入成人的拇指，而上面的凹槽是勾拉弓弦的。

卢兆荫研究员介绍说：射箭的时候戴在右手大拇指上拉弦，因为拉弦如果不戴一个东西的话，手会很疼的。

在当年，把一件玉器掏制成这么薄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件扳指儿的实物，它遥远的年代让后人惊叹于古人的智慧。

在后世的玉雕工艺中，有一种独具匠心的手法叫“俏色”，这是玉工凭借自己独到的艺术眼光，利用天然玉石上的不同色彩，通过巧妙的设计，把天然美与艺术美融于一体的高超技艺，而让人惊讶的是，早在商代，玉工就已经创作出了浑然天成的俏色作品。

在当年，要在一块完整的玉料中，充分考虑颜色的分布和乌龟的造型，需要极其复杂而精确的设计，堪称开俏色玉器先河的珍品。

比如玉牛，它的匠心体现在选料的精确上，玉工利用一块完整的籽料，把高的部分设计成牛俯卧回头的形状，而低的部分则成了牛的臀部，这样既充分利用了预料，又显得自然天成。

在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动物型的玉雕极为常见，总数将近400件，动物品种多达30多种。

这些玉雕作品有的极为写实，有的神秘而夸张。比如一只抱着膝盖蹲坐在地上的玉熊，俯卧在地上，警觉地回头的小鹿，口露尖牙，正在奔跑的老虎，翼展开，似乎正在飞行的玉鹰，长颈鹤，弯曲着长长的脖子，似乎正在整理胸前的羽毛，憨态可掬的小象，耳朵伏贴在双侧，卷曲的长鼻正在准备进食。

另外，还有玉马、玉螳螂等作品。

这些精致的肖生玉雕不仅展现了商代高超的玉雕工艺，也给古动物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他们分析，在3000多年前的殷墟地区，当时遍布着大量的原始森林，这里气候温暖而潮湿，是古代动物理想的栖息地，而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动物的骨骼，有老虎、大象、犀牛等，而这些动物大多也能在玉雕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

进一步的研究还有更出人意料的发现，古动物学家还从玉雕作品上找到了古人畜养家禽、家畜的证据。

一只玉兔体态肥硕，它应该是古人饲养的家兔的形象。

一头玉牛的鼻子部位，有一个精确的穿孔，专家推测，商代先人已经学会驯养野牛，并懂得了在牛的鼻孔内系绳放养了。

有趣的猜测是针对一只玉象的，这是一只幼年的小象，它体态憨厚，还没有长出成年大象的象牙。古籍记载说，商代的先人已经学会了捕象和养象的技艺，他们用象来耕地，还组织象阵来作战。专家认为，这头幼年小象的玉雕正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代的捕象、养象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了。

而河南省的简称“豫”便是一个和象有关的古文字，它代表的是古人手持兵器征服野象的含义。

给助人者信心，给受助者尊严。

在殷墟妇好墓发掘10年之后，就在商王朝的周边区域，相继迎来了商代玉器考古的两次重大发现。

1986年，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座大型的祭祀坑，在坑中清理出了多达600多件玉器。

1989年，江西新干市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墓中出土了100多件精美的玉器。

这两次同属于80年代的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玉器文明的认识，它们的面世，证实了在中原商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和南方地区同样拥有杰出的玉器文化，它们共同传承了史前玉器文明的衣钵，并把这种文明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王权时代。

商代末年，又一场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被后世的学者称为“武王伐纣”。

这是周王朝取代商王朝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战争就发生在商王朝的腹地，它的结束却是以一段与玉器有关的文字被记载下来，史籍上说，商纣王兵败之后，决定自焚，他命随从把宫中的玉器层层叠叠堆砌在自己的四周，然后点燃了火把。

这段记载向世人说明，即便在残暴如纣王这样的帝王眼里，玉器也是上天赐予的精华，只有玉器能让他灵魂升天，长生不死。

史籍还记载说，周王朝的军队进入商王都城后，缴获了数以百万计的精美玉器。

不管这样的记载是否曾真实地发生过，但毫无疑问的是，商王朝精美的玉器被传承到了下一代的君王手中，而商代的玉匠艺人也被俘获到了周代的都城里。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今天的考古发现，竟然还为这段史籍记载提供了佐证：在周代诸侯王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戈，在玉戈的手柄处刻有一行文字，经过专家考证，这件玉戈应是商代一位帝王的遗物，在商王朝灭亡之后，它成了周代帝王的战利品。

当历史走到了下一个王朝，中国的玉文化在继承前代智慧的基础上，又有了全新的含义，君王佩戴长达一米多的玉佩，它的长度直到人体的膝盖部位。即使是普通的贵族，也时时刻刻都要佩戴玉器，他们的举止因为玉器的束缚而更为端庄和持重，而玉器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是源于这个年代的一种学说。

一位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第一个关于玉文化的学说，他说品质高洁的君子要像玉器一样具有上天赋予它的11种品德。

这个学说完全改变了玉文化的内涵，这个关于玉器与君子的论述给后世带来了长达数千年的影响，而这也意味着，一个更为森严的礼制化的用玉时代到来了。

第五集庄严的礼仪

周代是一个礼制被极度规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先人，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整个的社会制度，都被纳入到了一个有着严密规范的礼仪系统之中。

什么样的日子适宜出行？什么样的日子适宜婚嫁？迎接客人要穿什么衣服？出席丧礼要带什么物品……从平民到王侯，人们都在一个“礼”的框架内循例有度地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代的玉器也被纳入到一个严格的礼仪制度之中。

君王应该用什么样的玉器？它的大小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尺寸？使用的时候放置在什么位置？而臣子相应的规格和用途又有什么区别……一切都有章可循，不得有丝毫的越轨之举。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卢兆荫认为，人们赋予它这个等级，然后让玉为等级制度服务，就出现了许多为不同等级服务的一些器物。

周代之前，人们对玉器带有某种原始性的崇拜，而到了周代，这种崇拜更多地变成了理性的崇敬。

君王和贵族赋予了玉器更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使用的玉器成了王朝森严等级的象征物。在当年，贵族和君王身上的玉佩是最显眼的装饰，它们象征着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古籍中说，玉佩的组合和长度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直到三门峡虢国墓的发掘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周代王侯的玉佩应该是什么模样。

出土于虢国墓的一套组玉佩保留的非常完整，7个玉璜是它的主体，中间用丝线串连，丝线上缀满了精美的玛瑙石。

在盛大的礼仪活动中，君王要佩戴上这组庄严的玉佩，它的长度直达人体的膝盖部位，这样的长度限制着君王的每一个举止，他只能有节制地迈着方步，一种神圣的仪式感通过这样的举止，来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古籍的记载中，周代的祭祀活动要使用专门的六种礼玉，古人称为“六瑞”，它们分别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璜、玉琥。

这6种被称为瑞的玉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器物，它们被赋予了礼的规范，专门用来祭拜天地四方，它们的使用方法，被详细地记录在了一本叫《周礼》的书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赵朝洪介绍说：祭天用什么东西，祭地用什么东西，同时祭东西南北几个方向，他要用哪几种东西，都有一定的规定。

今天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这6种神奇的玉器。

玉璧，是用作祭天的一种礼器，在六瑞中它出现的年代最早，6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玉璧就已经大量出现，当时的玉璧通常不雕刻任何花纹。

而到商代，作为祭天礼器的玉璧，还曾在殷墟的大型祭坛中被发掘出来。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志达介绍说：丙二基址的南面，发现两件东西并列的玉璧，两者相距约1.8米，白璧在西，苍璧在东。

到周代的时候，玉璧进入最繁盛的时期，不同的玉璧还被分出了不同的等级。卢兆荫研究员介绍说：玉璧里面还有分有谷璧跟蒲璧，谷纹璧的等级比蒲纹璧要高。

谷纹类似于一个凸起的小蝌蚪，而蒲纹则象草席上的纹路。

这时的玉璧不仅表面雕刻了各种复杂的花纹，而且，有的玉璧从里到外都装饰了精美的图案。

一件收藏在故宫的龙纹玉璧是其中罕见的珍品。玉璧直径12.8厘米，用的是新疆上等的和田白玉，玉璧中心的圆孔透雕了一只玉龙，龙嘴张开，龙尾卷曲，而整个玉龙的形态则给人一种临空升腾的动感。玉璧的表面上布满了谷状花纹，这是一种象征着最高等级的纹饰，玉璧的两侧是两只玉凤，玉工用夸张的手法，将玉凤雕琢的修长而灵动，它们攀附在玉璧的外缘上，与玉龙互为映衬。

这件精美的龙纹玉璧不仅是当年象征等级的礼玉，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玉琮出现的年代与玉璧大致相同，它被认为是祭祀大地的礼器。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周代明确记载了玉琮的用途，但从考古发掘的实物判断，玉琮的黄金时代却属于新石器时期。到周代，玉琮的形制反而越发简化，新石器时代的玉琮，有的高达半米，有的重达十几斤，而且上面还雕刻着复杂而精美的纹饰，但是到了周代，玉琮不但体形变得很小，而且制作的相对简单和粗糙。

六瑞中的玉圭是一种长条形的玉版，上端呈三角形。古人认为，玉圭凸起的圭角象征春天万物的萌发，在六瑞中是用作祭拜东方的礼器。

另外，周礼还记载了玉璜、玉璋和玉琥的用途，它们分别用来祭拜北方、南方和西方。

对玉器的崇尚加上森严的礼仪制度，在周代王室的贵族生活中，玉器成为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当时，制作玉器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如何使用玉器也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

玉器不能在市面上出售，它是贵族的专用品。

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玉器必须始终佩戴在身上，而士大夫出境时，还必须解除身上的玉器，携带玉器出境在当时是需要严惩的重罪。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介绍说：玉器主要在王公大臣、显赫贵族之间使用，这个时候主要作用是表示身份、礼仪、等级的一种工具。

玉器成为王朝礼仪的象征，各式各样的精美玉器融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当年，王公贵族不仅胸前佩戴长长的玉组佩，在颈部、手腕甚至小腿上，都要套上一串精美的玉串饰，它们的材质和组合方式因为主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繁简之分。

他们还把腰带的带扣做成各种造型的玉带钩，工艺极尽精巧之能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礼仪文化和玉器完美结合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玉器精工细作，并承载着森严的等级观念，在古代玉文化历史上，它被定格成了一个礼仪用玉的标志时期。

在这样一个弥散着礼仪规范的时代，却预示着一场社会变革的都来。

在一个充满血腥变革的时代，一个关于玉和君子之间关系的论述，被奠定成了玉文化最为核心的理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诸侯纷争，周代一分为二，从西周走到了东周。

在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变革的时代，文化却因为政局的动荡而走向了交流和融合，当时活跃在各诸侯国间的诸子百家，纷纷创立自己的学说，在这种学术争鸣的氛围中，玉文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影响后世数千年的儒家学说。

学说的创立源于一次谈话。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请教孔子，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重视玉而轻视像玉的石头呢？孔子回答说，大家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玉石少而像玉石一样漂亮的石头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玉石凝聚了上天赋予它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与君子美好的品德是相符合的。

这次简短的对话被后世的追随者们反复引用，并加以诠释和论述，正因为玉石象征着君子的美好品德，君子佩玉之风由此盛行，而天然玉石被人为赋予的品德也成了后人的共识。

卢兆荫研究员介绍说：因为儒家是提倡德治的，所以它就选择了玉，作为它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赋予了玉许多美德，此后玉就被人格化、道德化了。

孔子改造了西周时期玉文化的内涵，为后世开创了一套关于玉的全新的理念，这是一种笼罩在人文主义光芒下的思想，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感和丰富的伦理精神。

孔子和后世的追随者是这样阐述玉和君子的关系的：

他们说，玉器温润而散发出光泽，这是它的仁德；清澈而有细密的纹理，这是它的智慧；坚硬而不萎缩，这是它的道义；清廉而不伤人，这是它的品行；色泽鲜明而没有污点，是它的纯洁；受到伤害而不屈挠，是它的刚勇。

更关键的是，在一件玉器上，它的缺点和优点都毫不保留的呈现出来，这是它的诚实；

而一件玉器华美的色彩和上面的光泽相互映衬，却又互不侵犯，这是它的宽容；敲击玉器，它的声音清脆悠远，纯净而不杂乱，这是它的条理。

作为君子，具备这些品德是他终生的追求，而天然的玉器，由于上天的恩赐，已经凝聚了这些特性，这正是君子需要比照和学习的最高境界。

因此，古人总结说，君子比德于玉，说的就是这种关系。

卢兆荫研究员说：就这样子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君子必佩玉，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玉不离身。

专家于明说：你说你思想有多好，境界有多高，你就看一下你的玉有多好。

在与孔子同一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对玉器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比如，追求务实作风的韩非子就曾说，一个玉制的杯子与一个陶制的杯子，其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都是一种器具，而如果玉杯缺了底，甚至还不如一个陶杯呢。

反对战争，主张节约的墨子则说，像和氏璧这样的玉器，被认为是天下罕见的宝物，可它既不能安邦治国，也不能使百姓富足兴旺，这样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而在诸子百家不同的论述中，孔子的玉文化学说之所以影响巨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儒家学说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最为主流的一种文化。

卢兆荫研究员介绍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玉，因此儒家就选择了玉，选择玉对儒家推行他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是很有帮助的，非常现实，它有一个物质的载体，所以儒家文化跟玉文化结合起来，使得玉文化能够长盛不衰。

在儒家玉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佩玉的风气极为盛行，玉佩饰不仅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也成了君子品行高洁的代表。

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周代的玉器一多半都是玉佩饰。从小到一厘米的小玉坠，到由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玉器组合而成的组玉佩，古代先人们在他们崇尚的礼仪规范中，享受着身为君子的荣耀。

专家于明介绍说：你说你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我看不到，但是他又要让你看到，干什么呢，就看到你佩的玉是什么样子的，你这个佩的玉非常好呢，他就认为你这个有非常高的思想境界，非常高的道德情操，你佩的玉不好，他认为你没有那么高的，换句话说你不应该佩这个玉。

当身为君子的先人们佩挂上这些玉饰，他们的举止也更加庄严和恭敬起来。

史书上说，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礼的规范，姿态不能太过倨傲，走路的步幅也不能太大，而最理想的境界是，在举手投足间，让玉器相互碰撞出清脆而有节律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净化人的灵魂，并传达出最高的礼的内涵，社会的规范就在这种有节律的声音中，走向了和谐和有序。

论语就记载说，当孔子手持玉圭的时候，是一幅躬身弯腰、小心谨慎的样子。

卢兆荫研究员说：走的样子究竟具体是什么样，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了，但是从佩那些玉的情况来看，他走起路来一定是有风度，跟没有佩玉的一般人不一样。

由于对玉佩饰的喜爱和崇尚，使周代的玉佩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

湖北省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佩堪称这一时期精美的代表之作。

玉佩共分16节，节与节之间用连体的套环相连，这是一种极高难的工艺，没有精确的设计是无法完成的，即便到今天，玉工艺人在现代工具的帮助下，这种工艺也有很大的难度，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古人不仅保证了套环的精确完美，还在相连的玉佩上雕刻出了精美细密的纹饰。

在专家看来，这件玉佩几乎浓缩了当年玉器制作中所有最为尖端的工艺。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永魁介绍说：玉佩工艺非常复杂，我们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