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爱》看英国黄金时代

从《简·爱》看英国“黄金时代”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基本完成，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此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繁荣的阶段，人们称之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而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之作《简·爱》正是诞生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本文以《简·爱》为视角，透析这一“黄金时代”的英国社会。

关键词：《简·爱》; 英国;“黄金时代”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基本完成，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此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繁荣的阶段，人们称之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英国的工业生产，无论生产力水平还是产品数量，都执世界之牛耳。经济的繁荣，领土的扩张，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权意识萌发，自由平等的观念开始形成，但繁华经济背后有难以掩饰的社会问题。

创作于这一时期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成名作《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传世之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它是一部自传成分很浓的小说，女主人公及其他许多人物的行为与生活环境，都是取自作者及周围人的真实经历，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真实生活写照，客观反映和揭露了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现象。

因此，马克思把夏洛蒂·勃朗特与狄更斯并列为英国最出色的小说家，认为他们“在真实而动人的描写中向全世界揭露了比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露的总和还要多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下面，让我们通过《简·爱》，从经济、阶级矛盾及女权意识等方面透析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本来面目。

一、经济繁荣、殖民主义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基本完成，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化的实现导致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英国社会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也就是19 世纪50～70年代是“经济进步、社会安定和文化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业生产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 年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较起来，和输出和输入的巨大数字，和聚集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1]至1860年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几乎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2]，它的商品垄断了世界市场，号称“世界工厂”。

然而，经济繁荣不仅得益于工业革命，也是海外侵略与殖民的需求和战果。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到处推行炮舰政策，夺取海2010.11学教育上霸权，侵占殖民地，搜刮他国财富。19 世纪中期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说：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大英帝国称霸世界，海外殖民地遍及欧、

亚、非、美、澳各洲。

通读《简·爱》，我们读者不难发现这部小说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英国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小说中，夏洛蒂·勃朗特刻画了两个充满扩张特点的帝国鹰派人物，罗切斯特和圣约翰。罗切斯特长相粗野丑陋，性格暴烈无常，正是因为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极具扩张和侵略性的帝国男子，大学一毕业就远征西印度群岛，到了牙买加，其目的就是为了猎食当地的克里奥尔人，为了伯莎·梅森的三万英镑陪嫁。罗切斯特及其父兄谋掠得这笔不义之财，然后像一个高等绅士那样的生活，心安理得地挥霍掠自西印度群岛的殖民财富。[3] 而在整部小说中，疯女人伯莎·梅森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她的反抗也是苍白无力的，那么她所代表的是被掠夺的非西方人民在西方掠夺中处于依附的地位，在西方强权笼罩下，东方没有了说话的权利，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正是殖民主义淋漓尽致的体现。另一个帝国主义鹰派人物圣约翰，有别于罗切斯特，他是一个弃绝世俗品格、彻底理性化的宗教英雄，一心想去印度传教，“把知识传播到无知的王国”，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侵略，他是以此来消解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的天性的。[4]

以此来看，罗切斯特的婚姻实质及圣约翰的“印度传教之旅”都是维多利亚时期海外侵略、殖民主义因素的反映。

二、阶级矛盾明显、贫富差距

悬殊虽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成为了全世界的经济第一强国，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阶级矛盾明显，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一位爱尔兰作家在1840年写道，英国利兹的工人住房拥挤、肮脏、阴暗，室内“臭气熏得人头痛”。在1851年，散在英格兰各地的821个教区共有69225个庐舍，住有305567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不拘何类的庐舍住有4.41人。[5]失业、贫民收入减少和生活条件恶劣，直接导致了传染病的流行和人口死亡率的上升。19世纪中期以前，每年死于百日咳的儿童不下1万人，在伦敦每年平均30个小孩中就有一人死于此病。1837年和1847年，斑疹伤寒分别葬送了1.9万和1.7万个孩子。[6]

作者夏洛蒂的两个姐姐就在条件恶劣的慈善学校里染上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后痛苦的死去，小说中简在洛伍德慈善学校的好友海伦也早早的死于痨病，正是以作者的姐姐为原型。在当时所谓的慈善学校实则是一所孤儿院，学校教规森严，生活艰苦，孩子们衣不裹体、食不果腹，还要受到伪君子院长的摧残与折磨。低劣的住宿条件与卫生状况使得瘟疫频发，这既是工业化中环境污染的恶果，也是工业化中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必然产物，在贫困的一端，死亡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相形之下，在上流社会，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国外旅行。而在社会底层的群众则住在拥挤的房屋里，靠吃单调的食物过活，并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里寻求娱乐和休息。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无情地被揭露出来。桑菲尔德庄园男主人罗切斯特周游世界，偶尔回到他的乡间宅第，邀请地位尊贵的客人参加宴会、玩纸牌、赛马等，过着空虚散漫、低俗无聊的娱乐生活，这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下层阶级所不能理解的。这种贫富差距与巨大鸿沟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此后进行着无尽的斗争。

三、女性地位低下、女权意识萌发

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普遍把女人看作家庭天使。在《女人与魔鬼》里，尼娜·奥沃巴齐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把天使明确地塑造成女性，并解释成家庭女性，而不是以

前那种英武好战、具有双性潜质的男性人物。”在这个时期，作为全世界最完美、最纯洁的家庭天使，以家庭为核心，依附男人，几乎不外出工作，在家为在外忙碌的丈夫提供舒适的憩息之所。然而在“天使”的外衣下，隐藏着男尊女卑的思想。从法律上看，妇女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的死亡。“她几乎丧失所有人权，外国文学094当今的重罪犯进入监狱时一样。她没有全权支配她的劳动所得，不允许选择自己的住所，不能合法的处理自己的财产，签署文件或充当证人。”[7]从职业选择上看，只有极少数的职业向中产阶级妇女开放，一是家庭教师，二是从事写作。小说女主人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当一名普通的家庭教师，而夏洛蒂·勃朗特与姐妹都曾以家庭教师为生。表面上，女教师受到平等对待，实质上，她们的地位并不比佣人高多少。社会规范要求她们循规蹈矩，全心为主人服务，而且，家庭女教师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所以，在生活的重压下，夏洛蒂·勃朗特和姐妹开始写作。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异峰突起，英国19世纪被称作是“女性小说家的时代”(注：梅丽·威廉斯《英国小说中的妇女》)。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夏洛蒂运用“柯勒·贝尔”这一笔名发表作品，充分说明了女作家的身份困境与卑微的社会地位。维多利亚时期，无论是上流阶级作为装饰品的文雅、合乎身份且被动的女性，还是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且以家庭天使为信念的中产阶级妇女，还是不得不出去劳动养家糊口的贫苦下层妇女，都摆脱不了地位低下、不被人尊重的社会现实。

尽管如此，有觉醒意识的女性为了自身的解放做出了不懈努力。19 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8]

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妇女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9]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10] 这些女权运动不仅改变了轻视妇女的传统社会立法, 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相辅相成。虽然此时女权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潮流还远未兴起，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个组成部分，运动中体现的平等、自由的精神对她们追求女性的自由与平等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处于这个时期的夏洛蒂受这些追求女性平等观念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也充分表现出来。简·爱虽然处于卑微的社会地位，但依然有理想、有追求、有独立的精神，她强烈捍卫女性的平等权利。她认为与罗切斯特“一同站在上帝的跟前，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那样！”[11]这宣言既是简对女性权力的追求，也可看作是作者夏洛蒂借助简这个形象来表达她维护妇女独立人格、主张婚姻独立自主以及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变化，妇女敢于为自身的社会地位、家庭、经济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女权意识在这时萌发，是女性争取平等的一个伟大进步。

19世纪中期，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在维多利亚女王当权下，英国进入“黄金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上，资本主义进入最繁荣的阶段，不断进行海外侵略与扩张；社会上，阶级矛盾明显，贫富差距悬殊；思想上，女权意识萌发，自由平等观念开

始形成。这些社会背景都在《简·爱》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通过《简·爱》，英国“黄金时代”的社会状况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 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80。

[2]《世界通史》第五卷中国致公出版社第1381页。

[3]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64。

[4] 韩英花《<简·爱>中的殖民主义因素》科教文汇2009.5（中旬刊）。

[5]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580。

[6] 沃尔文《英格兰的城市生活》1 776- 1 851 年[M]//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273。

[7]【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9。

[8] [9] [1 0] 潘迎华《1 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1 1 ]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五章吴钧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