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路遥《人生》的现实主义人性哲学

浅析路遥《人生》的现实主义人性哲学

学生：董衿希

指导教授：史建国

摘要：路遥原名王卫国，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49年12月3日生，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人生》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他的作品以传统价值观念及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单线索，重故事，情节上又带有较强的浪漫主义因素，本文仅以通过小说《人生》浅谈路遥对于现实主义的人性哲学。《人生》是路遥而立之年的成名作品，发表以后很受广大青年读者朋友们的亲睐，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新变化，显示了中国一大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生活在黄土地，却向往广阔世界，一心想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村知识青年。他的人生就在追求梦想（从乡村走向城市）和摆脱不了的现实（最终还是回到了土地上）之间纠葛。理想与实际生活的差距，爱情与婚姻之间的矛盾，两条线索纵横交错，构成了人生错综复杂的悲欢离合。究竟什么是值得追逐的，什么是即将破灭的，对与错，惩与罚，所有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也许，这种现实当中的灰色，这种人性之中的闪光与落魄，就是人生的本质。

关键词：现实生活人性人性哲学感情经历人生

前言

在《人生》这整本小说中，路遥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以及景物描写，搭建起了陕北农村的生活背景。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他最为熟悉的生活既是“城乡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这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的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面前，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怎样做出选择的问题。

早在路遥读大学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就像儿童眼中的电影人物形象被单调统一的归类为“好人”和“坏蛋”一样。路遥思考到了人的思想是多变复杂的，每一个时期或者某些特定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和意愿。人们在生活的洪流中不断被现实击打的颠沛流离，在理想、爱情、现实生活中寻找着平衡。路遥把对人生以及人性的思索融入到作品《人生》的创作中来，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高加林是路遥在《人生》中塑造的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他不仅对现代生活抱有巨大的热情，而且为实现新生活勇敢进取。高中毕业后的他因为个人原因与受到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和不良风气的影响，经历了一系列与“黄土地”分合变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了故事的构架。在高加林为实现自我理想的奋斗之旅中，可以通过他反观自我内心理想与现实、人生与事业的艰难博弈，发现他性格中既有勇进大胆、淳朴善良的品质，又有懦弱虚荣、不安现状的成分。

作品在前缀中写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特

别是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青人，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上总是懵懂而又单纯的。当环境迁就了人，人往往成了悲剧，可是当人顺应了环境，环境又成为了悲剧。路遥对《人生》这部作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是十分充分，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就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写了出来。我只想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这段话不仅仅说明了路遥在创作《人生》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更体现了在改革开放刚开始，一切新事物正在萌芽的时期，中国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剧烈的内心波动和情感变动。

路遥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经受过贫困，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这种人生经历，培养了他更加真实的认识世界，了解人生。他看到了人性的荒芜与繁茂，体会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和无奈。把他对生活深刻的理解全部投入到了《人生》中。

一、从城乡差异看作品背景与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管是朝代的更迭，还是天灾人祸，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都处在灾难旋窝的中心。路遥与共和国同龄，经历了新中国农村生活的风风雨雨，他把握中国农民面对社会转型时精神的痛苦与心理的挣扎。在这个生活的立交桥上，他们曾经彷徨，也曾经试图迈过无形的屏障，向通往城市的方向前进；在这个生活的立交桥上，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孙少平与孙少安分野，一个走向城市，一个坚守土地。城市和农村就是相互交叉的两座桥，它们在社会生活的某个点上可能汇合，但终究是两条不同的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登上政治的舞台，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为基本特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没有等级的平等社会。但是，户籍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一平等的理念。“城里人”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较多的文化教育机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而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却被这些“优厚待遇”远远排斥在外了。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稳定在土地，政府可以更好的推进国家建设和初级阶段的工业进程。但是，这样的制度是以牺牲亿万农民为代价的。“它不仅严重造成了国民身份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异扩大并趋于失衡，使中国在都市化发展进程中长期延缓迟滞，至今后果犹存。”“城乡户口划分奠定了中国社会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分结构。城乡分治的控制城市规模的策略，虽能避免因城市化快速发展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也使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失去了很多机会，并且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户籍身份的界定和转变的限制，使公民初始机会处于不平等，从而影响人的发展。一方面，它可能使某些城里人养成依赖性或者惰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部分农村人失去发展的机遇。”所以，我们看到高加林的性格中有想往高处走又时刻维护自尊的行为，在我们批评这个人物的个人道德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弊端。《人生》的价值不仅提示了在巨大城乡差异背景下农村知识青年的不幸命运，更在于它用艺术的手法挖掘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

从建国初到1976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及计划经济的束缚，中国经济在曲折中艰

难前进，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贫困不堪。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在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要摆脱沉重的历史阴影，开辟新的征程，另一方面，旧的生产体制、思维方式仍然制约着时代的发展。路遥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紧把时代的脉搏，以百万言字的《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民族精神上的锐变，描写了广大普通劳动人民面对转型的困惑与思考，揭示了转型期新旧力量的艰难更替，勾勒出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人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本书主要讲述了高加林的经历，从老师到农民，从农民到通讯干事，再由通讯干事回到农民的经历。说明了成也靠关系，败也是关系惹的祸。由于没有关系老师变成了农民，由于关系农民变成了干部，又由于关系而被检举，再次回到了农民。其中插入与刘巧珍和黄亚萍的恋爱关系，在最艰难的时候刘巧珍的出现使高加林脱离了老师变农民的痛苦。高加林成为干部后，由于黄亚萍的追求和自己的意志薄弱，再加上感觉到黄亚萍跟自己更有共同语言也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而放弃了没有文化的刘巧珍，最后刘巧珍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马栓。因为黄亚萍和高加林的缘故，张克南失恋了，他的失恋促使了母亲对于高加林强烈的怨恨，因此举报高加林走后门，使得高加林再次失去了工作。身心疲惫的高加林回到了土生土长的田地，善良的刘巧珍请求姐姐帮忙让他能够再次回到民办小学教课。

高加林没有坚持与黄亚萍在一起，因为自己是农民，虽然亚萍爱他，但对于黄亚萍这样“娇生惯养的城里小姐”是不能放弃美好生活去农村的。心爱的巧珍也已经成了别人的新娘，高加林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之中。那一捧黄土，似乎是他人生中不能逃避的命运，也成为他灵魂歉疚的慰籍，他一直希望远走高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是最终却退回了这个生养他的土地上。

二、高加林的艺术形象解析

在《人生》这部作品中，高加林是一个异常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身上真实反映了一个在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父母作为农民，而本身具有才华和渴望到大城市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性格。高加林个性中的大男人成分，英雄主义情节，解释了他内在的胆魄和莽动，而他在刘巧珍和黄亚萍的选择中，又充分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私性品质。在《人生》中，路遥为高加林安排了两个选择，一个是与自己有共同语言性格开朗，家庭状况优越的黄亚萍，一个是一字不识的朴实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虽然表面看起来面对的只是两个姑娘，但实际上却是整个人生的选择，这个时候的高加林内心“不由自主的把刘巧珍和黄亚萍放到天枰上”进行了对比。作品描述了高加林的心理矛盾，要是和黄亚萍在一起的话，不但两人在生活的认识上有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到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如果是跟刘巧珍在一起，用文中的话来讲就是“巧珍除过是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了。若是他一辈子只能当农民，他和巧珍的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考虑的是写文章，巧珍还是只能说些农村里婆婆妈妈的事儿。上次她来看他，他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苦恼。再说，他要是跟巧珍结婚了，他实际上也就被栓在这个县城了；而他的向往又很高很远，一到县城工作以后，他就想将来绝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要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这一切就等他说个‘愿意’就行了。”面对这样的选

择，再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路遥也只能选择面对现实，让高加林选择了黄亚萍，这是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而不是像很多浪漫爱情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路遥自身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在思想意识里也认同这一点，这就是现实的选择，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贵之处。

在路遥的思想认识里，他让高加林选择了黄亚萍，但在小说的最后结局上，我们看到作者又重新让高加林返回了农村，而且还无情的让刘巧珍嫁给了别人，从而几乎在精神上杀死了这个可怜的青年。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的情节当然是这个作家本身思想的一种反映，所以不可能没有一丝偏见，从《人生》的结局来看，可以发现路遥在对高加林的这种选择上是有反对态度的，甚至，还有些憎恨之处，所以路遥为高加林安排了一个好像是命运玩笑一般的悲剧。路遥在对《人生》这部作品的评论中说道：“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路遥对于这部作品的这个人物的研究，总让人感觉到很多牵强。他说高加林的思想并不理智，在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并不成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高加林的做法，到底那一点是不理智不成熟的呢？他关于人生、前途、爱情的选择不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吗？作者在写作这个人物的时候，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抉择做了充分的铺垫，也为他的纠结做了合理的心理描写。我想作者本身也是很难来全面概括“高加林”这个形象，很难为高加林的这些选择做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却更加使得人物表现出血肉丰满的真实性。

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和感情总是多变的，也是复杂的。时间、环境、文化程度、个人天赋这些内因外缘都会影响一个人在对待具体事件时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决断。内部条件和外部刺激是两条相互链接的线，人生的所有偶然中都存在着生命中不可抗拒的必然，人性就是这么反反复复。而人生就是这么遵循着一条蜿蜒前进的路途，没有逆转，只有向前。弗洛伊德是这样解释人性的“自我总是根据现实情况来满足本我的欲求，当现实条件不许可时，自我就暂时延缓甚至否定本我欲求的满足，以求的与现实的协调，避免与现实冲突而发生痛苦的后果。”高加林进城工作之前，由于现实条件的不许可，他人格中的自我暂时延缓了本我欲求的满足，甚至不断的否定本我。同时，依照“道德原则”的超我也监督自我去限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这样，高加林的本我处于自我和超我强有力的控制之下，由于本我欲求的满足不断被延缓和否定，他个人也处在一种极其压抑的心理阴霾里。他不甘心回到土地，一个有才能的人必定是对自己有很强自信心的，他回到土地的那一刻，自信被伤害并瓦解了，所以他的不甘心，变成了一种倔强，好像要跟命运做斗争一样。

高加林的这种要强和自尊，在作品中被一再被提及。他回到农村种地，手要握的锄头都出了血，才觉得舒服一些。他感觉跟黄亚萍有更多共同语言，但又一再的觉得自己高攀不起，即便在黄亚萍向他表白后，他仍然说“你的父母不会看得起我”“我一个平顶老百姓，你们哪里的城里小姐会来爱我”。高加林本身的天赋以及个人受教育程度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是有信心的，所以也不难理解他极想去更广阔的世界发展的那份迫切的心情。但是，他的出身，他作为农民的父母，和愚昧的农村的环境，又让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自卑。自卑和自信这两股力量不停地在他身上交战着。他的个人才能使他本能的向往，并且追求高端的生活，他极想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往更大的城市发展，既是新奇的世界对于他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的一种诱惑，又是他急于展现自己的一个平台。人，对于自

我追求方面，是会更多的为切身利益着想的，这是人性，也是本能。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会在爱情上也做出这样的牺牲。他宁愿选择虽然跟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但生活上实际差距却很大的黄亚萍，而放弃深爱自己的刘巧珍。高加林自己心里很清楚，放弃刘巧珍是昧着良心做的一件事，在现实面前的妥协也令他深深感受到了愧疚。

那么在爱情上，究竟谁更适合高加林呢？高加林究竟跟谁结合才更圆满呢？笔者认为，作者其实已经潜移默化的给出了答案。巧珍的确是一个单纯也有些单调的农村女孩，她没有文化，所以不能跟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青年相比，但巧珍这种纯粹的爱情也是最打动人心的。高加林不论多有能力，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他流着农民的血，根也在土地里。他身上的质朴的倔强，和深深的自卑自尊，以及表现出来的大男人作风，是巧珍完全能够接受并包容的了的。巧珍的温柔和顺从，是甜蜜的糖，可以溶化进高加林的心里，让他减少对于自身和外界世界的矛盾中所产生的压力。可是黄亚萍是一种什么样的女孩呢，她是大方开朗，家境优越的娇小姐，自身的学识也很高，她的家庭环境和自身条件构成了自我骄傲的成分，所以她的个性中有对感情很任性很霸道的地方。高加林与黄亚萍尽管作为朋友可以天南海北的高谈论阔，可是在于男女关系上，两人因为生活环境和个人性格的不同，很快不和谐便显露了出来。高加林的倔强和黄亚萍的任性形成了互不相让的局面，两人都不太懂得理解他人。黄亚萍也是现实的，她固然爱高加林，但还没有爱到能够随着他一起去农村一辈子过苦日子的勇气。所以当高加林被退回户口即将回到农村时，黄亚萍的矛盾就出现了。作品描述了她的矛盾来源于两条“假若她不去爱高加林，那高加林就是下了地狱也与她无干；如果她为了爱情什么也不顾，那高加林就是下地狱她也会跟着下去。”黄亚萍对于高加林的爱情，有很大的迷恋性质，她一方面被高加林的魅力所吸引，一方面又很现实的意识到他若是个农民，他们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综合分析，笔者认为，高加林和黄亚萍的恋爱缺少真爱的力度，他们的结合，是高加林的利益选择，以及黄亚萍的个人迷恋。

笔者个人以为，高加林本身就是一个在爱情上极不彻底的人物。他的爱情总是在与他的现实进行衡量，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爱情背叛，让许多读者，甚至路遥本身都觉得有些残忍和狰狞。当现实赤裸裸摆在眼前时，很少能够看到唯美的一面。路遥为高加林设计的悲情结局，是对现实生活的残酷进行的一场复仇，他想让高加林一无所有，以此来惩罚他笔下的这个利益的有些丑陋的世界。高加林性格中丑陋的部分，也正是他非常现实的地方。他明明对美丽的巧珍萌发了纯真的感情，但却一再的想到巧珍是个农村女孩这个事实，“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一段可以看出高加林的心态，他潜意识里也许是有些瞧不起作为农民的没有文化的巧珍的，他压抑对巧珍的爱情，就是怕以后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农民。《人生》这部小说之所以吸引人，大概也就在这里，一个想方设法想脱离农民身份的青年，最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还错过了真正能够给自己幸福的人。人生的悲哀也在于此，一个努力往高出走的人，以牺牲宝贵感情为代价换取前途，却最终失去了所有。在这里，《人生》更像一部寓言，预示着命运的无可奈何之处。

三、路遥的人生以及小说研究

1、路遥的生平以及感情经历

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出生于陕北地区贫困的农民家庭，七岁时因为生活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伯父和伯母含辛茹苦地劳作供他上学，艰难的日子磨练了他刚毅的品格。1969年底，路遥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还乡劳动，在这之前，他曾经当过村子里的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最先发表的作品是《优胜红旗》、《不会作诗的人》。大学毕业以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陕西作家协会党委书记、副主席等职。1992年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的《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这期间发表了《青松和小红花》、《卖猪》、《姐姐》、《月下》、《风雪腊梅》，随后发表的作品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生活咏叹调》等。1988年完成小说《平凡的世界》后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人生》曾被改编成电影，反响强烈。由于出身农村，因此他的基本取材都来自农村的生活。荒凉、沉郁的陕北大地孕育路遥创作的灵魂，他始终怀着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以满载生命激情的笔触描写了黄土地人们苦难生活中的绵绵诗意。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从中可以看到他以生命为代价执着的创作精神。路遥以短暂平凡的人生构筑了辉煌的文学事业，他的全部作品收入了五卷本的《路遥文集》。

据史料记载，路遥出生的清涧县石咀镇王家堡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自古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路遥出生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家里的经济情况非常糟糕，路遥出生不久，家里面在几年内又接连添了几个孩子，家中的生活状况更差了，几乎可以用“窘迫”来形容。饥饿贫困的童年，造成了路遥的心灵里驻扎了自尊与自卑两个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元素。路遥自小就很懂事，很小的年纪便能帮助父母做些简单的农活。被过继给伯父后，路遥贫难的幼年生活，使他的心灵变得更加敏感。二十年后他这样回忆曾经：“我那时才是7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看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就这样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上学后的路遥发奋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在考取初中时，家里再一次无力供养他继续学习了，之后，在村里亲戚的帮助下，他才去了延川中学报到。

在延川中学毕业后，路遥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爱情。也可以这样说，路遥与北京姑娘林红的相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缘分。当时，初中毕业返乡的知识青年路遥非常风光，他当时被认命为延川县城革委会副主任。曾带领8000多名红四野战士进行战斗，主持了很多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林红在延川县战备文艺队，能歌善舞，也十分漂亮，因此，路遥对这个北京姑娘一见倾心，而林红对路遥也很欣赏。1970年春，国家在插队知识青年中第一次招工，路遥把指标让给了林红。林红离开陕北，逐渐与路遥的联系减少了。正在路遥对于林红的冷淡感到伤心的时候，县革委会领导小组偏偏又在这时停止了路遥在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还通知他，要隔离调查。此消息一出，即刻对路遥的人生形成了致命的打击，不久以后，林红从远方给他寄了一封绝交信，信中描述了作为工人的林红和依旧是农民身份的路遥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与隔阂，以及林红对于这份感情不想再坚持下去的意愿。这封信是一个晴天霹雳，让本身已经为事业不振而抑郁的路遥更是雪

上加霜，一时之间竟然一病不起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刺激，给路遥造成了极深刻的心理阴影。但是，这一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也促使了他思想的成熟，丰富了写作素材。在路遥的作品中，特别是短篇小说，有很多作品都反映了这些问题。比如：《姐姐》中的“高立民”，《痛苦》中的“我”等等。《人生》是比较突出的一篇，而这些作品的结局也都大抵相同，抛弃爱人的主人公总是可悲的收场。我们在这些小说里可以看出，很多年以后的路遥，仍然对自己以前的感情经历耿耿于怀。

2、路遥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并定位路遥及其作品，是研究者必须谨慎回答的一个问题。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是由生活、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要素构成的一个流动的过程，其中，读者是文学作品价值生成的决定因素之一。显然这里的读者并非权威评论家，是指所有文学接受的主体。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是否有价值，或者价值多少，就看它拥有多少读者，以及在读者中影响的时间有多久，而不是由少数权威话语决定的，虽然他们掌握着舆论喉舌。路遥的小说既然能够长久地受众多普通读者的喜爱和青睐，这说明其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肯定路遥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就是肯定他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近年来，路遥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直以来，路遥的创作主要被定位在现实主义的坐标上，仅对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给予极高的评价。研究者普遍认为：路遥的作品都是从人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并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心声，路遥把自己当成他们忠实的代言人。笔者本人侧认为类似这样的评价过于肤浅和外化，导致路遥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理想主义精神层面的追求被忽略了。尤其是在“忠实的代言人”的权威话语体系内，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挖掘路遥作品中深层的人性哲学和审美理想，看不到路遥的个体理想及其相应的精神内涵在小说中的展现。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理论上解放路遥，从他作品的物化生活的现实意义中走出来，走进他自我的人生和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路遥强悍、孤独、深沉的灵魂的每一次颤抖，抖落出的作品都是对命运顽强的抗争，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崇高人格力量的张扬。他以农夫般坚定笃实的耕耘，沉默地守护着人类纯美的精神家园，在孤独苦寂的精神苦旅中坚持着对人的理想和信念的孜孜追求。李建军说：“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者。”

路遥作为一个地道的庄家人，他在渴望生命主体冲突落后土地时，却发现这种生命的形态之不过是一种外化的形式，而真正内在的生命意义仍然需要回归土地，回归内心。真正悲剧的意义就在于苦难中的抗争，“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的头上，他逆来顺受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了真正的悲剧，哪怕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人类在反抗现实的过程中，在悲哀后表现出的人性美，在痛苦、绝望的种种情景中，构建出一种理想的心灵模式。个体生命奋进的自我意识、逆进的人格精神、及追求真善美的执着与勇气得以凸现，路遥的小说尤其在这一纬度上诠释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21世纪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大都兴奋而又疲惫的忙于物质追逐。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在各个角落侵蚀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在这个精

神低迷、价值迷惘的时代，从前那些令人振奋并引以为豪的理想、信念和情感逐渐变得虚无缥缈起来。人们头脑中精神层面的东西大都贬值了，更甚者认为道德和理想如今也成为负担。理想支柱的崩塌导致对现实生存境遇的困惑，人文精神的绿洲越缩越小。猛然间，人们感到无所适从，荒原感时时袭来，而在理想主义光芒照耀下的路遥，以圣徒般的决绝坚守着其独特的创作天地，且无怨无悔地以生命作赌注来经营自己的文学事业。作品中，路遥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系列充满理想激情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顽强抗争精神。另外，在路遥42年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矢志不渝的追求理想中的生活，使沉重的生命旅程增加了瑰丽的色彩。

结语

在阅读《人生》并对作者路遥本人进行研究的同时，笔者深刻的感受到，“高加林”这一人物的人格形象与作者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高加林”本身就是路遥的一个缩影，路遥几乎把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的性格理念全部赋予在“高加林”的身上。少年时代的贫苦和奋发，使得路遥成为农村孩子中最不安分的一分子。农村生活的艰辛带给他的是自卑、是磨难、更实际的是饥饿。他时刻渴望自己去突破，去实现一种理想的文明生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穿梭，徘徊和迷茫的矛盾心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曾在《路遥小说选自序》中这样写道：“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感和感受在我身上和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影响了我的创作过程。”

鲁迅曾给悲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小说《人生》中所表达的人生悲剧和爱情悲剧，也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和文化因子的。从作品内涵上看，路遥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的青年一代，究竟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从哲学层面上讲，它反映了个体反抗既有命运的卑微、悲惨和悲壮；从现实层面上讲，那是城乡之间无形鸿沟的典型写照。

参考文献

[1]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2]陈骏涛对变革现实的深情呼唤[N].人民日报，1983-3-22。

[3]阎纲给路遥的信[A].路遥文集(2)[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5]白烨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N].人民日报，1983-5-10。

[6]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J].当代作家评论，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