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总统的悲剧命运解读韩国政治生态

孙磊201010017 英语学院从韩国总统的悲剧命运解读韩国政治生态韩国历届前总统，或因为暗杀、政变，或因为下台后的腐败案而官司缠身，最终都难得善终。纵观韩国近十多届总统的悲剧命运，下场莫不如此。

李承晚，第一至三任总统，下野流亡美国，最终病死他乡；朴正熙，韩国第5至第9任总统，遭韩国中央情报局首长暗杀；全斗焕，第11、12任总统，因涉嫌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谋杀上司未遂及受贿，被判处终身监禁。卢泰愚，全斗焕的继任者，卸任后也因腐败锒铛入狱。卢武铉，第16任总统，因卷入受贿风波中，最终选择坠崖身亡。

倘若一个总统染指黑金，我们尚且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和个别案例，但如果所有的总统都涉嫌贪腐弊案，那就不能不让人们对于韩国的政治生态和立宪主义道路产生疑惑。韩国的民主化及其立宪主义道路是在朝鲜战争后效仿美国而来。然而我们综观美国历史上44位总统的政治生涯，就不难发现这些总统们在卸任后很少有因在任期内收取贿赂和涉嫌腐败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从与北朝鲜等同贫困摇身变成亚洲经济强体，从独裁统治一下子脱胎换骨成民主政治，我们在赞叹韩国取得的不可思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是否也看到了其在效仿西方式民主宪政制度的进程中暴露出的巨大缺陷与潜在危机？

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与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浓郁的韩国特色政商文化、社会上普遍延续的重报复、轻宽容的政治心态。

韩国经济在权威主义统治时期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实现起飞，其中关键的因素便是政府对财阀的大力支持。韩国财界与政界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仅使得经济活动中处处可见政府的影子，而且使得任何有志于竞选总统的政治家必须在获得财界的支持，尤其是大量的金钱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问鼎成功。而一旦登上总统宝座，执政者便会反过来以种种方式回报帮助自己上台的企业。这样，便形成了韩国社会所特有的政商文化。民主化以来，随着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韩国的政商勾结现象已经远不像以前那样猖狂，但是仍然非常浓郁。

以卢武铉悲剧为例，卢武铉是以一个贫民总统形象当选总统的，执政期间也的确强力打击过腐败并赢得了国民的好评。然而一直以清廉总统形象示人的卢武铉最终仍未能逃脱韩国总统悲剧下场的政治魔咒。也许卢武铉能管得了自己不贪腐，但他却未必能管得了家人和亲属不贪腐。由于总统拥有的过多权力，商家的银弹进攻几乎无孔不入，卢武铉可以依靠个人操守拒腐，但他的妻子、儿子、兄长却未必能挡得住金钱财富的诱惑。卢武铉是我最喜欢的韩国总统，在我看来他最终选择“纵身一跳”绝非是简单的“畏罪自杀”，他是想以死挽回他更珍视的“羞耻心”和“尊严”。卢武铉之死，其实质是为韩国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民主政治的不成熟买单。只不过这种代价对于卢武铉个人和这个国家而言确实有点过于沉重了。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韩国社会普遍延续了权威主义时期重报复、轻宽容的政治心态。权威主义时期，民主势力与权威势力之间的斗争，尽管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但其激烈程度仍然罕见，政治斗争充满了报复与仇恨。脱胎于原权威主义政体的现行民主体制，政治仇恨的

基因被延续下来。虽然各个党派之间相互斗争、相互算计、相互扯皮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也同样司空见惯，但除了台湾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能够如此的残酷。这不仅表现在政党政治的运作上，也表现在一般国民看待执政者的心态上，更被现任总统清算前任总统的政治恶习所证明。各个党派借助各自的同情媒体，动辄制造意识形态仇恨，使国民也分化为高度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宽容。总统在位时位高权重，少有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监督，而一旦在一届任期后匆匆退位，事后的追究又成为党争的法宝。所以，即便卢武铉所涉嫌的问题金额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在以“秋后算账”闻名的韩国，这无疑是将自己的命门要害彻底暴露在对手面前。

究其原因，我想一方面是由于韩国政治转型本身的不彻底，结果导致权威主义遗毒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这也与韩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过短，支撑自由民主的土壤仍然在培育和发展之中有很大的关系。反腐倡廉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如果缺少有效的反腐败的监督机制，它也很有可能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党政治中制服对方的撒手锏。

韩国总统的“宿命”，于个人，是悲剧，于社会，可能反而是一种进步。不能否认的是，韩国前总统身上无法逃脱的贪腐怪圈屡被揭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国家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昭示着韩国民众上下一心的反腐决心和对清廉政治的孜孜追求。随着韩国民主政治的逐步成熟和制度建设的深化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施加在韩国总统身上的政治魔咒终将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