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
《文化与社会》导读
——雷蒙·威廉斯
一、Raymond Williams（1921—1988）与文化研究学派
1、Raymond Williams
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中叶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其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威廉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不仅仅是在文化史与文化理论、他同时在新闻传播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批评等方面都有专著发表，并且创作过小说、剧本及电影纪录片的脚本。
威廉斯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堪称文化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他改变了文学理论的传统范式，开辟了从社会大视角来诠释文化的全新领域。有人把这本书与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统称为开创了全新知识与政治传统的作品。
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兴起背景及代表人物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二战后的英国，主要代表人物有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汤普森等。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
由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时代，而且该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无产阶级出身，因此他们非常强调文化的抗争功能。他们认为文化是工人阶级自身创造的，而不是权力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这就促使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开始关注媒介文化产生中的能动力量。（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也属于文化批判学派，也关注媒介存在的意义，但他们当时兴起的背景是法西斯泛滥，所以其研究倾向是“压制”）
★研究特色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鲜明特色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上的束缚，动员了多种理论来研究文化现象，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
二、《文化与社会》的写作背景与写作目的
1、写作背景
★社会成长背景：
威廉斯于192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很早就开始参加社会活动，14岁时参加各种工党活动，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特别关注社会和工人的命运。因从小品学兼优，1939年获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入校后，他的工人阶级背景与剑桥这个上层文化堡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方面的选择。
政治上：逐步放弃对工党的信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具有共产党色彩的学生支部活动。
学术上：开始对工人阶级所经历和关注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曾多次参加著名战役。战后，他重返校园完成学业。随后的14年，他以教员身份投入到战后日渐普及的成人教育事业中。他的这些生活经历和体会奠定了他的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领域。
★理论渊源：
威廉斯文化思想形成的理论源泉主要有英国的“文学批评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这几个方面。英国的经验主义作为英国文学与文化的伟大传统，十分看重和关注人在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中的体验。英国经验主义的伟大传统已经历史地积淀在其民族身上，威廉斯作为英国社会的公民，他也感同身受且影响较大。随后他接触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的理论，他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关注大众文化。后期他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限制，力图从精英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这期间他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批判了英国庸俗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静止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应该以动态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学与社会、文化与社会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深深的影响着威廉斯的思想与理论创造，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思潮。
2、写作目的
威廉斯在导论部分说到，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描述和分析“文化”这个综
合体，并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两大目的：
一、通过本书表明一种立场，表明他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和当时正在发生事件的感受；
二、尽力确立一种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写作传统的意识，让人们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三、《文化与社会》的内容概要与基本框架
1、内容概要
在《文化与社会》中，作者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为主题，选取了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活跃于英国思想界、文学界的40位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至于本书为什么仅仅讨论英国的作家，威廉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最终横扫了大半个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始于英国，而正是处于英国文化中的人们以无比强烈和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其他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也创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艺术来应对这些变化，其思想艺术与英国作家一样深刻有趣，甚至是更加深刻有趣，但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初始发源地，却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义。
2、基本框架
本书主要由两条线索串联起来：
A、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全书共分为三编
第一编讨论了几位19世纪的思想家，时间跨度大致为100年。他们中多数都是博学多识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比如说欧文、卡莱尔、阿诺德、普金、罗斯金等。
第二编简要讨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作家（如马洛克、萧伯纳、休姆）在威廉斯看来，这几位作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过渡时期；
在第三编中，作者主要考察了1914—1950年间的几位作家和思想家的观点，试图使本书所论及问题具有充分的当代相关性；
结论部分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并不是在对传统做出评判，而是试图在某些意义和价值层面对传统加以扩展。
这是不是意味着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大家灌输、或者说建立一套理论评价体系，而只是为了引发大范围的关于价值的讨论，在各种质疑、激励的争辩中逐步深化对文化、对社会的理解
B、第二条线索——五大关键词
如概要中所说，整本书围绕“民主”、“文化”、“阶级”、“工业”、“艺术”五大关键词展开。在序言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五个关键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如阶级class，最初它是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群体，后来才慢慢延伸出我们现在熟知的概念：下等阶级、上层阶级等等。
对于每一个关键词的解析，作者首先都会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思想家，通过描述他们对这些词义变化的社会意义的态度和理解并对之进行简要评价，进而表明自己的观点。
四、重要理论观点的阐释
1、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的理论依据。威廉斯在70年代推出了自己建构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也就是说，他在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期，处于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其理论的运用是探索性的。
按照威廉斯自己的解释，文化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内一种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它的出发点显然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语言和文化。
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曾提出“文化”的概念有三种定义的方式：第一是“理性化”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和过程”；第二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总称；第三是“社会化”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在此定义下，文化不仅指人类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而且还有其他的知识形式，如制度、风俗习惯等。
第三种定义奠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对上述三种定义，威廉斯并不作狭隘化取舍，而是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他们应作为文化的完整形态呈现出来。
“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文化的发展与个体生活乃至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此，威廉斯所采取的策略是先将“文化”的光环去掉，将“文化”泛化，赋予“文化”一反传统的内涵。这种工作是对利维斯主义“精英文化思想”提出的挑战，事实证明威廉斯的努力对英国文化研究的新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威廉斯认为，利维斯主义者们所涉及的生活只是理论上的生活，缺乏活生生的社区生活经验和现实时代感。威廉斯的这一看法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对文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
他本人的研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而是植根于对具体生活的发掘和剖析中。
其实不只是学术研究，对公共话题的讨论也应该植根于具体的生活经验。比如说关于“公民权利和责任”话题的讨论，我相信应该有不少具有极大话语权的专家、学者针对这个话题利用各种传播渠道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大声呼吁，希望能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推动整个社会政治上的进步和良性循环。但他们常常困在空洞的名词面前泛泛而谈，用一系列的大量术语来表现自己的高深，使自己的演说或是理论显得特别苍白无力（不接地气，你所宣扬的那些跟我有什么干系？我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是了）这样一来就绝不可能像当年的龙应台一样，一本《野火集》烧遍整个台湾，整个社会为之震动。当然这与台湾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但《野火集》确实是植根于作者日常的生活经验，她让自己淹没于平凡大众中，以每天都会经历的点滴小事为例，告诉你公民权利并非遥不可及，公民责任也并非与你无关。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有一种煽动性，让你不自觉地开始有一种意识关注和思考周边的一切，并且相信当我的关
注转变成实际的行动时，改变正在发生。几流的人民配几流的政府！！！
2、民主
在导论部分，威廉斯首先梳理了“民主”一词的发展演变过程。民主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由人民治理”，但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因为它与人们熟悉的“暴民统治”密切相关，导致该词产生了贬义。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民主人士”一词通常指那些危险而具有颠覆危险的暴民煽动者。
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正是处于政治民主斗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引起的动荡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还在墨守旧英国的陈规，严厉谴责新的发展。把“民主”视为危险性词语的现象在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作家作品中经常出现。
在本书中，作者集中选取了7位思想大家，并对他们的民主观念进行思辨性的批判与吸收。其中，他认为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有伯克、科贝特、卡莱尔、罗斯金、马洛克、萧伯纳，而劳伦斯对民主是持信仰的态度。
★伯克的民主观：
伯克抨击的对象是民主，即我们现今一般所理解的民主。促使他展开攻击的是法国大革命，但他担心在英国会泛起一股类似的浪潮。他在《法国大革命沉思录》一书中坚决反对民主的事业，反对所有的全盘革新和激进的重建。他坚持认为民主的趋势是暴政。
民主的趋势是暴政——这种观点时下应该也有不少的支持者。他们对民主持质疑态度，忧虑民主会造成“多数的暴政”，忧虑民主会使人们偏好“做奴隶的平等”甚过“自由下的不平等”，尤其忧虑民主会导致整个社会智识的平庸化。
在他们看来，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也会如此。而公民又是普遍平等的，这样一来，新的压迫方式极有可能在民主国家出现：即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下的不平等。如：文革时期对知识群体的迫害；某些时期对财富精英的毁灭。
针对个人主义民主的观点，伯克提出了“人民”（a People）的概念。他认
为，人民是一个协作概念，它完全是人为的，是由共同的协定而建立的。因此，人的整体进步，不仅取决于抽象意义上的历史共同体，同时也取决于人出生后所身处的特定共同体的本质。没有人能游离于这个共同体之外，这个共同体也不是一个人所能改变的。
威廉斯：伯克的民主观只是一种来源于经验的观察，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他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大众社会的经验。另外，他只强调社会这个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忽略了个人的力量，而个人与整体应该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科贝特的民主观：
“直到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像这样一群恐怖残暴的乌合之众，是从未目睹，从未言及，从未想象过的东西。”
“我要回到那个民主之蛀虫和联邦主义之锈蚀尚未腐蚀过的出生地。”
科贝特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革命前没有现在这样恐怖残暴的乌合之众。美国独立革命后他回到英国，他认为英国一定没有革命，是“民主的蛀虫未腐蚀过的出生地”。他认为民主是社会的蛀虫，可见他对革命后的民主制度的反感。
他回英国之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崛起，他亲眼目睹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阶级出现、冲突爆发、贫富差距等等不可能有民主影子的社会现状，所以他大声呵斥民主。
他在《政治纪事》中曾描述过工业革命的复杂变迁在城市乡村带来的初期后果：这个制度已经使整个国家的不动产落入越来越少人的手里；他们把土地和农业变成投机的对象，许多农场被铸合为一，小农场主的竞争几乎完全消灭。我们正日渐走向一种状态：只剩下主人和悲惨的仆从两个阶级。
在不断用“反常”二字来批判新工业文明的同时，作为乡民身份的科贝特又会竭尽全力的挽救家庭产业和传统的日常技术，这是比较积极的反应；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任何一种”慰问”形式，对于慈善计划、宗教手册的发放、甚至当时推崇的普及教育，他都一概置身事外。
“安抚机制必然意味着一方的干涉和另一方的依赖”。——科贝特《政治纪事》在他看来，那些“慰问”都只不过是谎言、哄骗、劝导人们“稍安勿躁”，他期
望人们对此进行抵制，希望穷苦劳工们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善境况，而不是依靠慰问生活。
★卡莱尔的民主观：
卡莱尔很早就意识到了法国大革命有一部分是在为民主而斗争。但是，他认为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民主都只是消极的解决方案。
“任何有点眼力的人都会看到，民主并非最终解决方案；即便民主彻底赢得胜利，也赚不到什么，得到的不过是一场空以及自由争取获胜的机会。”
这是卡莱尔在其作品集中阐述的一种观点。他认为民主是不干涉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取消秩序和政府，以便人们可以自由追逐自身利益。
“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精神实际上是不干涉主义精神，放任人们追求新的利益，结果造成更多的新问题。”
评价：
1、将民主看成放任主义精神，整个社会变得无序，这是具有消极意义的；
2、他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玩忽职守，认为他们未尽其职。呼吁统治阶级应塑造主动、负责的形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这里，卡莱尔将民主看成了放任主义精神，让人们去自由追逐利益，社会生活没有秩序和政府，这无疑是具有消极意义的；但他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玩忽职守，卡莱尔认为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松散懈怠，未尽其职。因此，他呼吁更强的管理，更多的秩序，更多的道德控制。统治阶级应该塑造一个主动、积极负责的形象，摈弃“无为主义”。
★罗斯金的民主观：
罗斯金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家长式国家构想。他希望看到一个与自己“职能”观念严密对应的阶级框架。
他认为必须摈弃民主，因为关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会造成对秩序和职能的否定，使之无法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整体的上流社会，其任务是维持下等人的秩序，并依据他们的最高能力所及，使其达到最高水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罗斯金眼里，统治阶级必须是其职能得以正当训练的现有贵族阶层。
罗斯金还把贵族划分为三个职能层次：第一等级是地主；第二等级是商人和制造业主；第三等级是学者和艺术家。他认为这三个群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话，定能保证秩序，带来“诚实生产和公平分配”。而且通过品味训练，发展“理性消费”。
在统治阶级下面，他认为每种工作都要严格定为不同等级。并认为如此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将会确保“功能的巧妙实现”与“人类完美生命的愉悦和正当发挥”。
罗斯金说到：这样建立起来的大厦底部将是一个“从事必要的低级劳动”的阶层，这个阶层包括罪犯、缓刑犯以及来自贵族的某些“志愿人员”。他认为如此建立起来的政体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其改变或是推翻的。
威廉斯：罗斯金构想的社会缺乏活力，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寄托。他对于如何实施这个构想并无具体的建议，这说明罗斯金对当时工业社会下的英国的民主状况认识不够深入、切合实际；另一方面，他毕竟对社会价值做了一些出色的探讨，这同样是有意义的。
★马洛克的民主观：
马洛克在《纯粹民族的界限》中指出：“只有通过寡头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才能认识自己”。“少数人无论为文明添加什么东西，多数人都必须拥有某种才能方可分享。”
他认为，民主理论的真理在于少数有权力的寡头政治，多数人都只能与之分享。如果不承认和维护寡头政治，就无可分享。马洛克强调：除非你接受具有超级能力的少数人的影响或权威，没人能得到这些利益。
他认为只有少数派才能接近真正的文明，多数人必须承认和维护少数人的统治。在他看来，民主情结的一大部分只是在要求成为寡头政治成员的权利。民主理论在感情上让人确信这些要求可以如愿以偿，但社会现实和生产的种种层面又要求广泛的不平等，因此民主理论和当时现实的社会生产是不相符的，沿着纯粹的民主路线，只能误导“大众”，让他们的幻想化为泡影。
针对这种民主情结，马洛克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让人们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特殊能力和努力，只有激发和维持这种能力和努力，才能获得普遍福祉。
威廉斯的评价：
1、马洛克对待民主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他过度地强调了少数派的统治能力。
2、民主的观念还是需要有人对它提出质疑，马洛克则总是非常精明，值得关注。
★萧伯纳的民主观：
在萧伯纳看来，民主或者通过人人选举产生的民治政府从未变成过现实；从曾经实现的有限程度来看，它也不能算是成功的。
他认为，资本主义，特别是劳动分工，导致了极度的无知，结果是：赋予人民的权力越多，就越需要某种理性博学的超级力量来控制他们，并且消除他们对国际谋杀和国家自杀怀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钦慕。（和卡莱尔的观点类似）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种真正选举产生贵族阶级的构想，这个阶级应该是提倡社会主义和平等观念的。
他在《明智妇女指南》中曾说到：“我们可以对民主感到绝望、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但是不必对人性感到绝望。我们要等待新一代人被创造出来，等待他们成就我们失败的事业。”
萧伯纳一直以“痛恨资本主义人类、深怀仁爱之心”自居，在他的论述中，连人性都要进行超乎人类的进化，所以他一直期待一个新的民族出现来完成他们失败的事业。
威廉斯的评价：萧伯纳的论述总是言辞犀利又清楚明晰，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可以有经典的参考价值。
★劳伦斯的民主观：
劳伦斯对民主是怀抱信念的，但他所说的民主和功利主义者所说的民主完全不同。他认为民主的首要重大目标是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成为自己。
“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做自己，不存在平等或不平等的问题；谁都不应该试图决定其他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自我存在。”
这句话实质上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即：人要有权决定人类。“试图决定任何其他人的生命”都是蛮横而卑鄙的强制做法。
“可怕的是，现代民主正是如此：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等等一
样。所有“主义”都有一个统领原则：即理想化单位。”
对于劳伦斯来说，现代社会运动的弱点在于，它们似乎都在为人类设想一种“固定的活动”，强行把“生命活动”纳入固定的理想中。
由此他得出结论：一切关于财产拥有权的理想化论述，最终不过是毁灭性的出卖了自发性自我。拥有权是一种精神疾病，当人们不再执迷于拥有财产，或一心阻止他人拥有财产的时候，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乐意把财产交给国家。
3、大众、大众传播
★“大众”观念的重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对“大众”一词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认为大众是乌合之众，是“群氓”的新说法。词义中保留了“群氓”的传统特征：容易上当、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品味习惯低下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文化的持久威胁。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个人的智力完全处在无意识的情绪的支配之下。这样一来，大众思考、大众建议随时都有可能淹没那些慎重的个体思考和个体情感。
威廉斯对“大众”偏见的反驳：他重构了“大众”这个观念，认为“大众”并非乌合之众，而是工业革命引发社会关系变化后导致的一种自然的组合。既是不断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实体集合，也是大规模集体生产导致的社会性集合。大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控对象和客体，应承认、肯定其主体性，能动性。
威廉斯的这一观点反驳了英国知识分子对“大众”的贬低，摆脱了精英主义的贵族主义文化立场。他肯定了大众主体的潜质和功能，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中对大众的不信任是相悖的。
“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群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群众的观察方式。...一种观察他人的方式已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并充分运用于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活动。站在中立立场上，我们看到的是其他人，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在现实中，我们根据某种方便的公式把他们聚集成群加以诠释。但我们应该检验的不是群众，而是这个公式。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自己也一直被其他人划分成群，这将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检验。只要我们发现这个公式不足以诠释我们自己，我们也会承
认把它运用于陌生人也是欠妥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威廉斯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研究立场，他反对那种以公式套现实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所以他认为不能直接套用公式，这样的公式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当我们发现公式不足以诠释我们自己时，就不能承认公式的成立。
★大众传播
传播技术飞速发展，最古老的印刷术已进化为现在的新型传播媒介—广播、电影、电视。随之产生的便是“大众传播”的观念。
在探讨“大众传播”观念之前，威廉斯首先对“传播技术”一词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传播”本身是一种中性的技术。技术的使用并未取代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他们至多增加了人们的选择范围，让人们改变了特定时间的特定活动方式而已。但是这些改变不仅仅是由技术带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共同生活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点我是十分赞成的。正如我们上次讨论电视媒介的影响一样，其实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的产物，其本身无所谓对错。我之前也曾认为：这些新技术缺乏人情味，有了电视、网络之后，人们基本上放弃了大部分情感交流的时间，而使彼此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隔膜越来越大。
但其实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整体氛围和生活观念有关。传播技术的发展并没有阻止或取代人们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
威廉斯认为，传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单向传递；二是双向的分享，即书中所说的“多重传输”技术。书籍印刷就是此技术的首个重大模式。这种传输的潜在受众不断扩大，而受众的扩展又要用“大众传播”一词来解释。
用“大众传播”命名新兴的传播媒介，其潜在意图是：新兴的传播媒介与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对立的。前者属于大众，后者属于精英。“大众传播”的复式传播冲击着传统传播方式中由精英向大众的单向“普及”趋势。
精英主义者对新兴传播媒介是感到恐惧的。而他们用“大众传播”来指代这些传播媒介实质上不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精英立场的表现和偏见。
威廉斯对“大众传播”概念的使用是为了驳斥精英立场。他认为大众传播可以成为文化普及的工具，可以成为民主参与、民主分享的途径。在他看来，大众
传播的发生是社会和文化经历中的突破。它已贯穿渗透到各种范畴领域中，并且正在改变人们关于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需要正确认识并运用它的正面作用。
4、阶级
19世纪的阶级概念是基于英国业已变更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而建立的—当时的英国不仅经历着工业革命，同时也处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新阶级的出现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多影响，统治阶级和各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冲突，为此，科贝特、阿诺德、萧伯纳、托尼等人从不同角度给予了批判。
★科贝特的阶级观
科贝特目睹英国新的社会阶级正在出现，同时也看到了新阶级之间的冲突。所以他认为英国的新阶级制度是“不自然”的。
“在英国，一位只有一妻三子的劳工，虽然未曾一天停止过劳动，虽然全家极其省吃俭用，辛苦劳作，如今却终年不能吃上一餐肉食。这难道是劳动者应有的状态吗？”—科贝特：《政治纪事》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社会表面看上去国家富强、个人丰衣足食、幸福康乐、资源丰富、可事实上却有很多饥寒交迫的贫民，他看出了表面富庶和实际贫穷的对比。
他认为英国长期以来在一个商业制度下呻吟，是有史以来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具有压迫性的一个制度，是令人窒息、也是最可恨的一种压迫。这些就是他称的“不自然”的体现。
他认为劳动是贫民唯一的财产，于是要求这种财产应该享有与其他财产同等的权利。
具体说来就是：人们有权对其随意处置，有权出售或保留，有权拒绝出让；若选择出售，有权坚持要价。
新型雇主声称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而科贝特声称工人应享有同等权利。他目睹着新社会的阶级结构日渐成型：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雇主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双方互相抱怨，这样其后果必然是阶级冲突。
科贝特认为即使雇主对工人采取较好的态度，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这只是
“安抚制度”的一部分，即使是奴隶主对奴隶也会这么做。如果传统的财产权不能延伸至他们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他们将陷入和奴隶一样糟糕的境地。他希望工人阶级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威廉斯：科贝特对阶级的认识比同时代的人切合实际得多。
★阿诺德的阶级观
阿诺德对现有社会中的各阶级都不抱有希望。他考察了每一个阶级，觉得没有任何阶级有资格担任统治的重任。贵族（野蛮人）这个阶层百无一用，他们特有的美德便是维持现状，他们无法接受新思想的自由运作，而“光明与权威”必须要依赖新思想的自由发挥；中层阶级（市侩）也是无用的阶级，只追求外在的文明，信仰个人的成功，拒绝追求“普遍的”完美状态；至于工人阶级，他们要么追求外在的文明，只希望自己尽快变成市侩，要么是堕落。所以阿诺德不对任何阶级有希望。
阿诺德对英国出现的工人阶级很是担忧。
“都开始声明、并身体力行的英国人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权利，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想起哄就起哄，想砸烂就砸烂。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无政府的倾向。”
他认为工人阶级人数多，又有原始粗野。给自己随处游行、随处集会、随意进出、随意叫喊、随意捣毁等权利。社会将走向一种无政府，没有秩序和安全，这样的设计根本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征是一种真实的人类力量，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正如威廉斯所说：“那个正组织起来，有时还游行示威的工人阶层并非要毁灭社会，而是要通过这些可能的方式，改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威廉斯的评价：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这些特征是对“追求完美”的最大贡献。阿诺德只是夸大了工人阶级粗野的一面，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萧伯纳的阶级观
关于阶级，萧伯纳的观点是不可能接受工人阶级掌握并得到新生的社会主义的
现实。萧伯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富人和穷人都可恨，希望他们消亡。工人阶级、商业阶级、职业阶级、统治阶级，一个比一个讨厌。萧伯纳的时代让他感觉到人类的可恨之处，但这种可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期他决心走社会主义的路子，来作为他实现寄托的手段。他希望19世纪人类能把工人、警察、士兵等召集在一起，在人类皆兄弟，人类平等的旗帜下，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对人类的进化有积极作用。威廉斯认为他这位痛恨“资本主义人类”的人也许有点扭曲，但在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托尼的阶级观
阶级不平等是英国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个人品质的差异往往隐没或消失于财产和收入的差异以及整个精巧的社会门面的背后，形成阶层或者说阶级的社会，所以威廉斯认为托尼的“平等”的观点是针对英国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提出来的。托尼认为平等是经济环境、机构、生活方式的平等；不是个人能力、天赋的平等。同时不能因人的需求各有不同而摒弃平等：“供应的平等并不是供应的相同”，还有就是个人品质的差异和环境、机会的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威廉斯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但为了争取平等，托尼也提出了很多方法，其中有扩大社会服务、人性的问题，威廉斯很难同意他论述的社会机构计划强调和强化使人组合成的共同人性。威廉斯认为他有关阶级的观点既是有成就，也是有局限的，而且托尼专心致志奉献的勇气是19世纪的前辈们思想家中屈指可数的。
五、《文化与社会》理论研究特点
1、运用关键词的研究方法
威廉斯对关键词的运用影响了很多的文化研究者。《文化与社会》虽然是以时间、人物为线索向前推进，但在阐释诸位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时都是围绕文化、民主、阶级、工业、艺术这几个关键词展开的。威廉斯认为通过分析这几个词的词义变迁与历史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威廉斯对关键词的使用是他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后期他对关键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1976年出版的著作《关键词》中。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考察和商榷行动时所用的词汇和语言绝非次要的因
素，而是一个实际的和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意义，并使这些意义具有活力，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接受和重新创造某些词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并努力传播另外一些词义。人类的危机总是理解危机：只有真正理解的事情，我们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使用关键词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他文化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文化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发现思想和社会历史结构的关系以及变化。对关键词的分析，可以说就是我们对整个生活世界和整个文化社会的分析。
在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上，我国著名学者陶东风曾指出：面对西方大量文化研究的专著，你很难全面了解文化研究的整体面貌。因此，威廉斯这种运用“关键词”的研究方法来介绍文化研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2、辩证地批判态度
在《文化与社会》中，不难发现威廉斯虽然一直声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对异见者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而是采用温和的态度，总是很中肯的指出其成就和局限。他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中立、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这种温和的态度也许与其性格上的宽厚息息相关，或者说他一直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样的批评态度有助于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也可尽量对他人及其观点做到相对公正的批判。
比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持批判和吸收的态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清楚地表明他的构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威廉斯看到这一理论被人们当做公式接受，但事实上社会整体是复杂的。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的问题，而人类意识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不仅仅因为它具有多样性，也因为它始终具有历史性；任何时候它都既包括对现在的反应，也包括对过去的延续。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常引起争议。
另外，在阅读本书时会发现，威廉斯在评价某人时，常常使用“明智”、“威望”、“奉献”、“勇气”等词语，惯用的语气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坦率的人。”或者是“因为威望等品质，能够与前辈们相提并论。”
在评判某人观点时，如果切实实际的使用这些词语会给人温和的感觉，言辞不是很激烈，这样可以更为公正地对一个人做出评价，不会因为一方面的不足而否认整个人及其观点。所以他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六、小结
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作为文化研究领域里里程碑式的著作，其中的文化理论思想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书中阐明要想考察“文化”观念的形成就必须把它放在我们行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因此，我们要正确把握文化与社会、与其他领域之间动态发展的关系，要把这些理论和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研究实践相结合，以发挥其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开始苏醒。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化思潮，中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文艺学的发展来看，就是要结合我们具体实际的文化语境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文化思潮进行甄别。
对威廉斯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文化研究的认识，而且能使我们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异质文化，从而推动我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开创一条符合我国世纪的文化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