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_从个案分析到理论创建_中国第一届管理案例学术研讨会综述

＊感谢北京大学周长辉副教授对本文初稿所提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一切文责自负。

一、引言

案例研究一直是管理理论创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９９）。

然而，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管理研究亦开始以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研究手段来试图解释公司行为（Ｇｈｏｓｈａｌ，２００５），这对于案例研究结论的可接受性（合法性）造成了一定冲击。

所谓规范化的研究（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意味着４个方面的要求：测量工具有效性（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可靠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内部有效性（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与外部有效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测量工具有效性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有效的测量工具；可靠性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ｎ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９９）。对于案例研究的质疑，主要是认为其可能缺乏足够的外部有效性。毕竟案例研究结论往往只是基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案例进行分析得到，其结论显然较难如大样本数据研究那样，可以一定的置信水平推广到其他情形。

尽管对案例研究存在一些质疑，但案例研究仍然在管理研究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认为，与其他类型的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存在如下３方面的优点：（１）有助于创建出新理论。在案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以更开放的（ｕｎｆｒｅｅｚｅ）心态看待研究中获得的大量材料与数据，以及案例材料与现有文献的矛盾等，从而更有可能产生新理论。（２）能够以更容易获取的测量工具和更容易证伪的假说来检验理论。这是因为在案例研究过程中，便已经在测量有关工具，同时，理论创建过程也便是对有关假说进行反复检验的过程。（３）案例研究结论可能更具有现实有效性。这是由于案例结论直接来自经验证据，因此，更有可能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为此，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总结道：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当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知之甚少或试图从一个全新角度切入时，案例研究将非常有用。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管理研究在规范化方面日益与国际学界接轨，然而，我们对于案例研究方法还不是非常熟悉，并存在不少误解。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许正处于一个需要创建新理论的时代，一方面，西方的现有理论体系不能完全照搬过来适用于中国情况，另一方面，基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创建还存在巨大空白需要填补。基于上述原因，为了促进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规范化，提高案例研究对于中国管理学科的知识贡献，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和《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部联合发起，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第一届管理案例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有７篇案例研究论文入选，并进行了现场宣讲与点评，同时，也邀请了国内外多位从事过案例研究的知名学者与会，探讨案例研究的价值与规范化问题。如下便是此次会议的简要综述，以资参考。

案例研究：从个案分析到理论创建＊

———中国第一届管理案例学术研讨会综述□叶康涛

二、案例研究的价值与规范化

关于案例研究的价值，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认为，随着公司和金融市场公开信息和资本市场数据的日益增加，使得以大样本公开数据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方法在金融经济学研究中得以流行，并占据主流地位，然而，大样本实证研究虽然可以验证普遍存在的公司金融现象，但在公司金融领域，仅仅依靠大样本实证检验方法，在深入理解公司金融现象方面存在一定不足。这是由于：（１）公司金融现象形成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某些深层次原因引发，这些原因作用于大样本中不同个体的途径往往不同。由于个体差异性和其他因素干扰，在大样本统计研究中，这些影响被严重削弱或平均化了，甚至被视为噪声而忽略。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其他因素的干扰甚至可使统计的结果与原来这些因素的实际影响背道而驰。因此，在公司金融领域很多问题上，尽管统计模型复杂完善，由于样本、数据和考察时段选择的不同，大样本实证研究提供的统计检验结果往往相互矛盾，或者不完整、存在大量的疑问，甚至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２）大样本计量方法依赖专门的数据库提供标准和公开的数据来源。但公司金融领域，公开可得数据的有限，且公开数据只是公司实际决策信息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许多作用因素和现象仅靠公开数据难以清晰描述。对那些难以量化的现象和内部非公开信息，大样本统计检验方法在分析上力不从心，对公司金融现象形成原因以及深层次分析不够深入，难以发现相关关系的逻辑传导机制，也很难发现商业智慧。他认为，由于仅靠以大样本公开数据统计检验来研究公司现象，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和原理远远不够，因此，西方金融经济学学术界逐渐采用临床诊断方法（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朱武祥教授进一步探讨了案例研究方法对于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股权结构与企业业绩、多元化与企业价值、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兼并收购等问题的可能贡献。

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化问题，北京大学周长辉副教授以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的经典论文为例，探讨如何把握案例研究方法：（１）案例研究侧重于理解单一场景下的动态性（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案例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档案分析、访问、调查和观察等，即案例研究也可以包含定量数据；（３）案例研究的目标包括现象描述、理论检验和理论创建等。他进一步介绍了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７个步骤，即启动、案例选取、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假说修改、与已有文献的比较分析、结论。周长辉副教授认为，在启动阶段，有必要清楚界定所研究问题，否则研究人员很容易淹没于大量的数据中，但他也认为，在界定问题时，最好不要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否则容易束缚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在案例选取阶段，为了更好揭示所研究问题，可选择典型案例，而不需要随机选择案例。另外，由于人们信息处理过程的有偏性，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他也强调了跨案例分析的必要性。最后，他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选择“不要走极端”，即案例研究和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都各有长短，也各得其所，都是人类知识创造不可或缺的手段，不能因此废彼。

无独有偶，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的谭劲松教授同样以Ｙｉｎ（１９８１）与Ｅｓｉ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两篇文章为例，探讨什么是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他同样认为：（１）案例研究的证据可以多样化，即定量与定性的信息都可以用；（２）案例资料的收集方法也可以多样化；（３）案例研究更多的只是代表一种研究策略，案例研究有自己的适用对象，如果其他研究策略更适合，那么不一定要用案例研究。此外，在分析个案证据时，需要：（１）区分记录（ｎｏｔｅ－ｔａｋｉｎｇ）与叙述（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ｗｒｉｔｉｎｇ）两种形式；（２）列出有意义的事件；（３）谨慎解释，他认为案例研究虽然需要大胆假设，但更需要小心求证。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方法，都必须要建立起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他也强调了案例研究不是咨询报告，不是讲故事，也不是宣扬某种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张丽华教授则以自己的研究体会，探讨了案例研究论文的选题与写作规范问题。她认为，在选题的时候，有必要清晰界定研究主题，提供相关的事实和经验，寻找适用的理论，并提出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她也认为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存在矛盾，关键取决于研究需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帮助观察到许多新现象，并有助于创建新理论，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

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梁能教授则提出了

一个有趣的话题：案例教学的哈佛型病毒。他认为，西方的案例教学有很多的弊病，他称之为哈佛型病毒。第一，它的整体框架趋向完全理性化，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理性的工具，忽视了企业是有人性的组织，没有考虑人的非理性、情商、心理契约、非正式组织等对管理决策的影响；第二，主要以高级经理为分析核心，忽视了工人以及中层干部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分析模式可能引导学生过于偏重企业的理性。企业的战略分析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管理者来说，同样重要的还有很多非经济因素，比如人的情感、历史等。同时，这使得ＭＢＡ学生战略决策能力强，但执行能力不足。并且，这种做法人为将管理问题拆分为营销案例、财务案例、生产案例、战略案例、人事案例等，不利于系统性解决问题。另外，也导致了一种错误倾向，以为管理主要就是思考分析过程，实际上很多决策产生于行动之中，同时，很多的管理问题事实上是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共识，是一个社会的互动沟通过程。他认为，中国的管理案例在１９９２年之前比较全面，较多涉及企业内部的政治问题、人际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等，但在此后随着西方管理理论的大量引进，越来越接近哈佛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感染上了哈佛病毒。

与会的各大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则从各自角度介绍了教学案例开发的经验与体会。南开大学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周建基于一份对ＭＢＡ学员的调查报告，表明多数学生参与过案例教学；适当的硬件设施对于案例教学较为必要；案例教学宜以小班教学，每次以３０￣６０分钟为宜；倾向于情景模拟案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德智认为商学院的案例中心应承担起如下功能：教学案例开发；支持管理科学研究；组织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的交流等。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刘胜军认为，中国管理案例开发尚存在如下问题：观念误区；资源投入不足；企业界合作意识不够。他希望通过与商学院、企业、客户、传媒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推进中国管理案例开发。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赵昊介绍了其案例开发理念，一是以教学为中心；二是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并介绍称，目前已完成３０多个可应用于ＭＢＡ和ＥＭＢＡ教学的案例。

总体而言，与会嘉宾就案例研究的价值与规范化达成了若干共识：（１）案例研究是创建管理理论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理论生成的早期，当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知之甚少时，通过案例研究，获取第一手的实证材料，有助于我们形成可检验的理论假说，最终推进研究的发展；（２）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具有互补关系，不应厚此薄彼；（３）案例研究并非咨询报告或者讲故事，应遵循比较严格的科学研究程序。另外，关于中国管理教学案例，虽然其重要性被普遍认知，但由于投入、观念、机制等方面的障碍，存在一定的发展障碍，同时，在管理案例开发过程中，有必要纠正过于理性化、过于以高级管理者为分析中心的倾向。

三、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现状与分析

我们试图以本次案例研讨会７篇入选论文为例，对中国当前管理案例研究现状做一扫描。这７篇案例论文分别涉及基础管理、战略、知识资本、服务质量管理、金融、公司治理等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欧阳桃花副教授等以泰豪科技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在二次创业时遇到的困难、原因和解决方案。研究认为：基础管理是民营企业存亡的分水岭；可以５Ｓ为突破口，提高基础管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提高中国民营企业的基础管理具有指导作用与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周长辉副教授以中国五矿集团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企业的战略变革过程，并得出了“五矿经验”，包括战略的组织制度匹配、战略的有效沟通和战略的张弛循环等。同时，文章还提出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第４级台阶——

—战略管理时代的概念，并结合五矿案例对战略和战略管理进行了辨析，并且讨论了战略的３种驱动力。

中国地质大学王开明副教授以武汉市Ｘ酒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Ｘ酒店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以菜肴制作技术为核心的一组知识资本，证实了知识资本的客观存在，以及知识资本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同时，文章还初步得出结论：保持各种形态知识资本的协调及其基础上的有效生产规模和有效市场范围的匹配，是知识资本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知识资本跨组织整合可能存在更大利润空间。

南开大学白长虹教授等以泰达控股公用事业服务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包括供能质量、服务交互

系统、顾客满意管理、绩效考核与培训４个部分组成的公用服务质量管理框架，并就其功效进行了验证。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张人骥教授和上海华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刘春江以南钢股份要约收购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控股溢价和流通溢价两个角度分别对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在要约收购中的行为和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非流通股东可以分享控股溢价，但控股溢价偏低，对非流通股东不具有充分吸引力；而流通股东不能分享控股溢价，且其拥有的流通溢价遭受了折价的不公正待遇。根据强制要约收购的法理判断，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都未获得有效保护，中国的要约收购仅具有形式而非实质。

山东大学杨凤禄副教授等以格林柯尔系为例，对金字塔控股结构进行动机和制度、经济背景等成因的分析，并探讨了这类企业治理的规范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措施。

上海交通大学朱国泓和上海财经大学王申以ＳＴ长控被民营企业并购事件为案例，分析了民营企业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当事人决策过程及其并购中的控制权私人净收益。结论认为，在股权分置、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力、会计准则存在漏洞的制度环境下，实力单薄且意图“空手套白狼”的民营企业最有可能通过并购上市公司“攫取”各种可能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来最大化其私人利益。

在表１中，我们将这７篇论文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概括。同时，为了更好分析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现状，我们也将这７篇论文与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所提到的西方

７篇管理案例研究论文进行了对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些文章所涉及的领域并非笔者所熟悉的领域，为此，我们在写作时尽可能征求了各自领域内部分专家的意见，然而，判断误差仍在所难免。因此，下述分析只能视为一个粗浅和带有主观判断偏差的分析。

从中国７篇案例来看，研究主题涉及基础管理、战略变革、知识资本、服务质量管理、金融、公司治理等领域，虽然涉及的领域较为宽泛，但金融与公司治理领域便占了３篇，

可以看出金融与公司治理案例在中国的发展更为迅速（源

于档案数据的可得性？还是公司治理是现今中国管理学界的热点话题？）。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所提到的７篇论文更侧重于战略、一般管理与组织行为，包括：战略决策（３篇）、投资管理、分手仪式、群体形成、内部技术转移。当然，由于作者的研究兴趣差异，因此简单对比两者的研究主题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有意义的结论。

从案例类型来看，中国７篇论文全部为单一案例，没有一篇论文基于跨案例研究，而西方７篇论文中有６篇涉及跨案例研究。由于单一案例的局限性问题（Ｅｉｓｅｎ－

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对单一案例研究倚重过高，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从数据来源来看，中国７篇论文主要以档案分析和观察为主，特别是金融与公司治理的案例，数据来源完全来自档案分析，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领域的档案数据相对容易获得，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反映了由于观念、投入、企业界配合意识不够等原因，所导致的中国管理案例数据收集困难问题？相比之下，西方案例研究的数据采集形式更为多样化，不仅包括中国学者常用的档案分析、观察、访谈等方法，也包括问卷调查和实验等，而且，访谈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国学者。

从研究人员来看，中国案例研究以团队研究为主，相比之下，西方学者的团队研究比例要低于中国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一般而言，团队研究的质量要高于个人研究（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周长辉，

２００５）。西方学者的团队研究比例较低，或许源于西方研究者的人工费用过高？考虑到中国较低的研究者人工费用，是否中国学者更有可能在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研究项目上取得突破？

从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案例研究以生成新理论为主，另有３篇文章对已有理论进行了检验。而西方学者在提出新理论方面则要更为谨慎（当然，这个结论也许是源

于笔者的主观判断偏差）。这里，或许需要平衡“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之间的关系。

最后，需要提到的一点是，中国管理案例研究在结论部分，与已有文献之间的联系分析稍显不足。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强调了将研究发现与已有文献之间进行对比分析的重要性：通过将研究发现与已有文献进行相互印证，可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普适性；同时，若发现研究结论与已有文献存在矛盾，这往往意味着创建新理论的机会。而且，我们认为，若能够将案例研究发现与已有文献进行联系、对比，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无疑将增进案例研究对管理学科发展的知识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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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Ｓｌａｔｅｒ，Ｓ．Ｆ．ａｎｄＮａｒｖｅｒ，Ｊ．，Ｃ．，１９９４，“Ｄｏｅ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Ｖｏｌ．５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ｐｐ．４６￣５５．（２９）Ｓｌａｔｅｒ，Ｓ．Ｆ．ａｎｄＮａｒｖｅｒ，Ｊ．，Ｃ．，１９９５，“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Ｖｏｌ．５９，Ｊｕｌｙ：ｐｐ．６３￣７４．

（３０）Ｓｌａｔｅｒ，Ｓ．Ｆ．，１９９７，“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５，Ｓｐｒｉｎｇ：ｐｐ．１６２￣１６７．

（３１）Ｓｔａｔａ，Ｒ．，１９８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Ｓｐｒｉｎｇ：ｐｐ．６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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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Ｓｕｂｒａｍａｉａｎ，Ａ．ａｎｄＳ．Ｎｉｌａｋａｎｔａ，１９９６，“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ｍｅｇ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４，Ｎｏ．６：ｐｐ．６３１￣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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