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的三个话题

中国国际金融论坛在沪召开绿色金融成热点话题10月16-17日，金融时报参与主办的主题为“绿色金融创新与产业绿色转型”的第七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部分城市、知名企业的嘉宾围绕“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金融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两岸经济合作与发展”、“县域金融发展与中小银行的机会”、“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论坛上，如何通过绿色金融创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成为热点话题。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一方面，金融业需要通过创新引导金融资源向技术研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进行配置，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自身要通过创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到保险业，就是要发挥绿色保险的作用，不仅要将环保理念与社会责任融入到保险产品、保险服务中，而且保险业自身也要转变过去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方式，提升内涵式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易诚提出要用市场手段来降低碳排放。他认为，金融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表现在：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金、创造合适的低碳金融工具、建立有效的低碳金融市场、形成准确的碳价格信号以及推动其他社会资源向低碳经济倾斜。而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则是机制问题，要让碳排放的增排有成本、减排有鼓励、减排的投融资有回报。他认为，机制设置的关键是通过设置企业的排放限额来使碳排放权有价值，并且在交易当中准确地发现价格，使投资资源配置发生变化，从而解决发展中最关键的投融资问题。

除了绿色金融在低碳经济中要发挥重要作用外，政府的支持更加重要。多位与会代表呼吁各国政府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齐柏表示，要全面实现减排目标，需要各国之间的共同协商。“中国提出了2010年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在2008年投资了500多亿美元来发展绿色经济，大力发展各种节能减排技术，我们看到中国正不断向这一目标靠近，并且看到了中国政府未来五年的节能减排决心，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功，还需要把经验传播到其他国家。”他表示。

APEC经济委员会主席大守隆也认为，各国需要共同承担起经济活动的责任，任何单一国家经济实体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全球化经济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因为不仅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全球的，而且创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各国的协调合作、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韩国金融委员会副主席权赫世介绍了韩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扶持政策。他认为，发展绿色产业单靠金融融资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设立特别的融资机制。一是通过绿色资金来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提供了6.2万亿韩元作为政府贷款或担保来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二是进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施绿色认证项目，帮助绿色产业能吸引到更多投资；三是大量培养绿色经济方面的人才，促进私有部门的绿色金融发展。

本届论坛由金融时报社、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上海市创投行业协会、上海市股权投资协会联合主办，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上海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为论坛支持单位。

央行再调准备金率（狙击通胀）

面对高达4.4％的CPI增速，各政府部门日前开始祭出组合拳以控制通胀。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从11月29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继11月10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本月第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央行年内第五次全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根据商务部监控数据显示，11月上半月食品价格继续上升。假设食品价格在未来半个月维持不变，11月的通胀率可能会在4.5%至5%区间内。”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分析师谢栋铭指出，“由于本轮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那么货币政策将会是一剂‘解药’。”

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行调控余地非常小并被动。从央行此次仅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非加息的举措来看，央行还是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更多是出于跟其他政策部门配合的考虑。”有关专家认为，央行既要

应对通胀压力，又不能连续加息或信贷收缩伤及经济增长，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便成为自然选择。

“而且，央行加息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控制通胀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更多只是一种指示性、心理性的预示。”潘正彦表示。

谢栋铭同样认为，货币政策也许在短期内能起到作用，但是对于通胀的结构性问题无法治本。“而近期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物价的策略也显示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运用上的谨慎态度。”

不过，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直接触发因素应该是对冲巨额外汇占款。“当前市场预测10月份外汇占款已经超过5000亿元，而果真如此的话，恐怕年内仅仅再提高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不足以应付巨额国际资本流入的。同时，除了外汇占款压力，年末还将面临过万亿的财政存款流入，因而，年内仍有继续上调0.5％－1％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专家普遍认为，年内中国还有一次加息的可能性。“最快在11月CPI数据公布前后发生。而从现在到明年末，可能累计加息5－6次，即2011年末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可望达到3.75％－4％。”鲁政委说。

“此轮通胀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投资渠道不足导致无法对冲过剩的流动性。而中国的流动性并不完全是内生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包括当前流入的热钱以及大规模的贸易盈余。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则是导致通胀的根源。因此，调结构更为重要。”谢栋铭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汇率升值对进口通胀调控影响远不及小型开放经济体来得大。不过从间接角度来看，通过汇率稳步升值，可控地缩小贸易顺差将会减少中国流动性调控的压力。”

鲁政委同样表示：“从弱化热钱流入动力的角度来说，亟需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幅度，通过更富有弹性的汇率，来加大国际资本套利的风险，弱化国内居民结汇动力，借此减轻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的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紧货币松财政成看点

参考往年惯例，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两周内召开。分析人士预计，在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防通胀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趋向于收紧，财政政策则有望继续保持积极。

货币政策可能正式转向

从往年情况看，多在11月27日前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届时第二年的经济政策方向将大致清晰。此后一周内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7年以来的三次会议，召开时间均在12月初。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5～7日召开，预计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于两周内召开。

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会议，总结当年经济工作，确定并部署明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说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0年的定调是延续2008年以来的政策取向，“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针对近期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2010年的政策基调将作出显著调整。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纷繁复杂，从国际上来看，美国于本月初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热钱涌向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膨胀，部分经济体货币与贸易摩擦频发；从国内来看，最突出的矛盾是CPI连续数月走高，物价上涨压力十分严峻，流动性收紧预期强烈。

分析人士认为，央行10月份加息和本月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达18.5%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宣告了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走向稳健。而必要时将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说明当前通胀形势已十分严峻，防通胀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出于“保增长”的需要，在货币政策趋向收紧的情况下，考虑到我国国债余额和赤字占GDP的比例依然可控，财政政策具备更大的“用武之地”。因此松财政和紧货币的政策搭配有望成为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看点。

调结构以收入分配为中心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确2011年如何铺开“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也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认为，2011年经济工作在防通胀的同时也将围绕着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来展开。

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日前表示，要实现转型，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同时缩小城乡差距。令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的政策，应该在2011年有所体现。

城镇化建设有望成为2011年政府投资的主导方向。“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0%，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人口将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的初期，必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布局之年，在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上也应有所细化。

对于已经明确的“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新兴战略产业，2011年中央仍然会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从近期财政部宣布的对部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税收支持等政策可以看出，中央正调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向新兴战略产业集聚。相关政策将贯穿2011年、“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国外汇交易的现状

我国的外汇市场主要指银行之间进行结售汇头寸平补的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根据国家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在该市场之外进行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但对于不同外汇之间的交易，国内银行可以自由地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没有政策限制。

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采取政府推动的方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从而彻底改变了市场分割、汇率不统一的局面，奠定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市场模式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渐进、统一、可控和有效的原则，在调剂市场的基础上发展出“分别报价、撮合成交、集中清算”的交易方式。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现行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在服务金融机构、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支持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外汇交易领域，中国方面一直谨小慎微。1992—1993年，当时国内的期货市场盲目发展，多家香港外汇经纪商未经批准即到大陆开展外汇期货交易业务，吸引了大量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参与；但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了解外汇市场和外汇交易，盲目的参与导致了大面积和大量的亏损，其中包括诸多国有企业。于是1994年8月，中国证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文，全面取缔外汇期货交易。此后，管理部门对境内外汇保证金交易一直持否定和严厉打击态度。

与此同时，在199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允许国内银行开展面向个人的实盘外汇买卖业务(一种封闭型外汇交易，在国际上并不存在。)。自1993年中国银行率先推出个人外汇买卖实盘交易以来，到目前为止，除个别银行外，全国各大商业银行均开通了此项业务。随着股票市场的规范，买卖股票的盈利空间大幅缩小，于是投资者开始纷纷进入外汇市场，国内外汇实盘买卖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个人外汇买卖业务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除股票以外最大的投资市场。

在国家缓慢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民间网络炒汇却开始如火如荼。自1997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线外汇保证金交易成为流行的投资方式。在线外汇交易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使得原来必须依赖本地经纪商才能参与外汇交易的个人和小型机构投资者，可以更加方便的进行外汇投资，这使得中国的民间炒汇行为在2000年以后就表现得更为火暴。

如在温州，大多数人不是炒股票而是炒外汇。2004年温州的个人外汇交易量达到了近3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规模仅次于上海、北京这两个大都会城市，居全国第三。但是，2005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市银行共办理个人外汇买卖80.88亿美元，同比下降47.3%。温州外管支局的人士表示，这是温州市外汇交易市场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交易量下降的现象。而这是因为许多人已经不满足于做境内银行提供的外汇实盘交易，而做起了境外机构的外汇保证金交易。

事实上，各种迹象都在显示，被禁10年后的今天，外汇保证金交易正在重回历史舞台。一些境外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开始在中国境内招募网络炒汇客户，致使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

千多家各类外汇保证金交易的代理商。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批国际知名的外汇保证金交易机构，有英国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香港的、澳门的……这些机构尽管仍处于半明半暗的状态，但其在国内的客户群体正在迅速壮大。

通过地下外汇保证金交易，我国每个月将会有近两亿美元流到境外，这对中国来说无疑将流失大量的外汇资金。与其让这部分资金通过非法渠道流到境外，不如让国内商业银行合理合法接管。于是 2006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被批准首先推出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外汇期货交易，而且采用了保证金交易模式，这等于是开启了中国境内外汇保证金交易和网络炒汇阳光化的大门。随后，包括工行在内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相续获准开办金融衍生品业务，其中就包括远期、掉期、期货和期权在内的外汇交易。

2006年是中国承诺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政府不仅批准各大银行展开金融衍生品业务，同时2006年8月批准了交通银行开展即期外汇保证金业务，也就是现货外汇保证金业务；而在2007-2008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也被相续批准展开外汇保证金业务；此外，在2005年批准英国老牌外汇经纪商CMC集团进入国内成立代表处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又批准了丹麦著名外汇经纪商盛宝银行进入国内提供服务。

尽管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加大，但中国的外汇市场发展程度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仍然距离悬殊。2006年，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八种“货币对”累计成交折合756.9亿美元，日均成交不足4亿美元。2006年，银行间远期市场共成交140.6亿美元，人民币掉期市场共成交508.6亿美元，合计共成交649.2亿美元，日均成交不足3亿美元。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数据，2007年初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量就达到了3.2万亿美元。可见，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其外汇市场规模仅在全球占到了万分之二左右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规模严重不匹配。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中国政府提出了“藏汇于民”的主张。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中国金融投资市场与境外市场“走出去、引进来”的动作会更加频繁而富有效率。而对于诸多的个体投资者而言，这种机遇将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掘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