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江南第一家_家族家风文化研究_徐友龙

“江南第一家”家族家风文化研究

徐 友 龙

提 要：从南宋建炎初年（1127年）到明天顺三年（1459年），浦江郑氏家族共财同

居15世，持续达332年，鼎盛时家族“食指三千”。这个大家族，以孝义传家，以家训、

家规、家仪治家，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学大家的再三奖掖，其孝义文化、廉政文

化、制度文化等家族传统文化和修身养性、积善积德、尊师重教、廉洁自律、勤俭持

家、睦邻友好、优待孤寡等家风文化至今仍有具有显著的现代价值。对传统家族或家

风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深刻探究，可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视域中找到路径。文化学研

究范围的理论视域，揭示了考察研究和保护“江南第一家”传统家族家风文化，应全

面关注其物质文化，包括历史上的建筑物、器物乃至山水等有形文化载体；全面关注

其行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的礼仪、习俗、节庆活动等文化遗产；全面关注其制度文

化，包括律法、族规、家规、家训等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全面关注其精神文化，包括

道德、价值观以及艺术、文字记载等文化创造。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惯习×资本

+场域=实践”公式和惯习—场域理论，引导我们要注重通过家风场域构建使家规家

风得以贯彻和传承的借鉴；注重对相关生活空间的开发和保护；注重对相关史料的抢

救和保护；注重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

关键词：家风文化 家规家训 江南第一家 文化社会学 惯习—场域理论

徐友龙，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杭州 310007）。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家风则是家族文化的核心展现，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属于民间自发出现、又根植于民间，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作为思想核心，以修身做人作为立身之本，将与人为善、勤俭持家等作为基本遵循，以家庭自我教育为主要形式，经过数代传承形成的门风。对传统家族、家风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深刻地探究，可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视域中找到路径。

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腐倡廉和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成为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下，900年来以孝义文化、廉政文化闻名于世的“江南第一家”——浦江郑义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理论界的垂青：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一部以“江南第一家”家规家风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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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素材的电影级动画片《郑义门》在中央电视台3个频道同步播出；在这之前，中央纪委在其官网“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中隆重首推；紧接着，“江南第一家”成为“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相对于“江南第一家”高频地被社会各界关注和传播的热潮，研究者更应该讲清楚郑义门和“江南第一家”的来龙去脉，并从文化学、社会学等理论视域中理清楚“江南第一家”的家风文化资源，在新时期全国上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更好地发挥家族、家风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郑义门和“江南第一家”的来龙去脉

郑义门位于浙中浦江县郑宅镇——一个因郑氏家族而命名的文化古镇，至今，在该镇镇区的8个行政村内，郑姓占90%以上，仍有近万郑氏后裔在这里生活。① 郑氏族人自北宋末年迁入该县后，从南宋建炎初年（1127年）开始，止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合族共财同居15世，持续达332年，鼎盛时家族“食指三千”（“食指”，第二个指头，古用以计人口，指郑氏义门最多时有三千左右人口合居生活），得到博学鸿儒包括宋代范仲淹、朱熹，元代“儒林四杰”黄溍、虞集、柳贯、揭傒斯和浙东硕儒方凤、吴莱、王祎，明代宋濂、方孝孺、余阙等理学家的扶持，以及宋元明三朝旌表。在朱明王朝，更是达到巅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再三奖掖。

（一）“三郑”迁居浦江与“白麟溪”、“仁义里”的由来

对东汉兴平二年（195年）建县的浦江县来说，郑氏家族不是“土著人”。“郑氏出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一年，封友于郑，在荥阳宛陵西南。”（《麟溪集·郑氏谱图序》）族谱所交代的家族史，与《史记·郑世家》、《通志·氏族略》所载的“十三世孙幽公为韩哀侯所灭，子孙播陈、宋之间，以国为氏”，除时间上有一年的出入外，其余完全吻合。

至北宋末年，郑桓公的六十二世孙自牗曾官至殿中侍御史，因“直谏”遭谪迁至遂安（今浙江淳安），其子安仁生渥、涚、淮，兄弟三人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迁入浦江承恩里（今郑宅镇）。① 因“友情甚笃”，人称“三郑”。如今的郑宅镇，还有一个行政村沿用“三郑村”之名。三兄弟拜其父好友朱恮为师，其中，郑淮潜学三年，颖敏绝伦，最受老师礼宠，经推荐、做媒，入赘当地大户宣氏。郑淮虽是入赘之婿，但深受家族认可，更以其义举在当地颇受敬重。（《麟溪集·宋故冲素处士墓志铭》）据宋濂记载，北宋靖康年间，时局动荡，当地闹饥荒，郑淮舍家卖田千余亩赈灾，当地感其德，称他的居住地为“仁义里”。（参见宋濂《遂阳公像赞》）有记载以为，此处遂阳公为郑淮的儿子郑照，但郑氏族人提供的资料以及郑本山考证认为，遂阳公就是郑淮。③ 郑淮主持家业后，以郑氏上祖“白麟”之名号，改村旁“香岩溪”为“白麟溪”，“示不忘本”。至今，郑氏宗祠内还保存着一块由元朝丞相脱脱题赠的“白麟溪”石碑。（参见《义门郑氏散锦汇编》）由此可知，郑氏族人自迁居浦江第一代开始，便以仁义德行深受乡邻好评，成为郑氏义门孝义文化的肇始。

（二）十五世同居与三朝旌表

祖上鬻田千亩赈灾致家道中落。郑淮的孙子郑绮 （1118-1193年） 入主家政后，以孝治家，重整家业。郑绮是一个知行合一者，一个儒家思想的实践家。他“善读书，通《春秋》”（《宋史·孝义传》），

① 据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浦江县志》记载，全县郑姓16716人，其中郑宅镇8341人。

② 何保华主编：《浦江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9页。

③ 郑本山：《郑姓》，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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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合经论数万言”（《浦江人物记》），藏书“万卷”，数十年苦读不辍。每天下田都要在牛角上挂上书，休息时就从牛角上取下书来诵读。族中子弟纷纷效仿，耕读传家之风代代相传。在今天的郑宅镇，郑绮的道德事迹以“纯孝”儒生为正史所记载，更在郑氏义门的各类记载文本上广泛传播，为郑氏后人所崇仰。其事迹含救父、孝母、出妻妾、善待族人、重操守、勤耕苦读、发起共财同食等。

他倡导全族内部共财同食，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个人不得私置财产，以此发扬光大家业。郑绮临终前立下遗嘱：“吾子孙有不孝悌，不同釜炊者，天实临殛之”（《宋史·孝友传》），意为提出分家者要遭天打雷劈。后世子孙谨慎遵循，郑绮也成为郑氏义门累世同居的一世祖。

此处的“同居”，指的是共门同居之家庭成员，含有“共财”之义，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不分家”。因符合“隆古之治在乡族，固国之本在巨室”，“平天下必从齐家始”等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有利于政局稳定，为朝廷所赞赏。“义门”，则是唐以来，封建王朝对累世同居家族的褒称，许多同居大家庭正是通过这样的累世努力，以其对理学的追求和对基层政治秩序的维护而被当政者推崇进入统治层。

郑氏义门同居一至四世，受祖上鬻田赈灾影响，家境困顿，族人也鲜有显于世者，至少没有正史的记载。五世祖郑德璋（1244-1305年）在家族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做出了三大意义深远的创举。一是当时“官政苛乱，恶少年弄兵钞掠，民兼避匿”，郑德璋组织家族力量自保，并协助朝廷对付匪盗。朝廷表彰其捍卫乡井之功，并委以青田县尉。虽然他“度时事不可为，辞不赴”，但说明郑氏已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开启了子弟从政显赫于世的历史。二是常“思以法齐其家”，每晨兴，击钟集家众展谒先祠，聚揖有序，申“毋听妇言”之戒，开启了家族制定家规家仪治家并赋予“法”的意义的实践和伦理基础。三是主家政时期，郑德璋厌其家居之丛纷，痛其子孙之失学，在离家一里左右的东明山上建起了家族私学——东明精舍，为族人读书授业，开启了家庭教育历史。此三大举措，正是当时社会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也为家族兴盛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三条重要发展线索。（参见《麟溪集·故处州青田尉郑君》）

据正史记载，郑氏义门宋元明时期多次受到朝廷旌表。最早是在南宋乾道间（1165-1173年），有人将郑琦之义行上闻，朝廷赐号曰冲素处士。 （参见 《宋史·孝友传》）元朝时，延续中原传统，规定“民有同居五世者，辄下令旌表其门”。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乡老黄汝霖等言于县，县上其事，负责地方检察机构的廉访使加审，文达中书礼部。四年二月，被旌表为“孝义门”。第二次是根据太常博士柳贯与乡校群士上状，至元四年（1338年），朝廷再次旌表郑氏家族为“孝义郑氏之门”。此外，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翰林学士月禄帖木儿行巡浙江，书赠“一门尚义，九世同居”八大字。至正十三年（1353年），皇太子两次分别赐书郑氏族人“麟凤”、“眉寿”之匾。①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还是吴王时，朱文忠率部攻下婺州，屯驻浦江。考察后上书朱元璋奏请表彰，称郑氏“宋朝建炎初，兄弟义居，《宋史》具载其事，前元二次旌表其门。蠲免差役，今已十世。阖门二千余指，雍睦如初”。朱元璋立即同意了“优免差役”的奏折，并旌表“郑氏孝义门”。

（三）“江南第一家”与朱明王朝的青睐

洪武时期，郑氏家族更是得到朱明王朝的频频垂青、屡屡偏爱。朱元璋曾口赐“江南第一家”，从此，“江南东家”成为郑氏义门二代称；曾要求“每岁朝见，可与颜、曾、思、孟子孙来朝，同班行礼”；曾亲书“孝义家”三字以赐；曾特许郑氏族人“自选贤德，举来相陪”，以“日夜讲说于太孙之前”；

① 参见郑氏族人提供之《郑氏族谱》、《圣恩录》及宋濂著《麟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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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将郑氏族人郑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更有甚者，在该族人多次牵涉按律当以极刑、乃至满门抄斩大案时，朱元璋屡次亲自过问案件、给予特赦，甚至在赦免株连案件时更授予其家族多个官职。

由郑氏同居十五世家长郑崇岳（1550-1631年）所撰写的《圣恩录》，是郑氏家族流传下来的一份有着重要价值的史料。全书分四个部分，其中御札、公文、诰敕，都是原始档案内容的照录，史录部分则通过回忆和相关照录内容，记载了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七年间，郑氏与朱明政权的十七次交往过程，有些记载十分详尽。

可以说，郑氏义门是朱元璋亲手扶持起来的显赫于中国历史的大家族。这一方面应该是朱元璋内心高度重视家族对维护封建政权的重要性，在打击一部分抱有敌意的江南地主大宗族的同时，急需树立正面典型，而郑氏家族当时已经九世以上同居，仍雍睦如初，对其治理国家、稳定政权的积极意义是显然的。另一方面，这应该是受他身边不少婺州籍重要谋士和网罗的浙东大儒刘基、宋濂、叶仪、方孝孺、戴良、王祎等影响较深缘故。

对郑氏义门最终的拆灶异居，记载相对简单：“天顺三年（1459年），遭受火灾族众散处”，“族人因疏忽失火，蔓延全族，除家庙外，宅皆毁灭，火灾后族散分居” 。（《麟溪集》）实际上，郑氏共财同居合食的后期，遭遇的不仅是火灾。在此之前，正统十一年（1147年），在浙、闽、赣边境爆发了农民和矿工起义。1149年，乱军过郑义门，烧杀掠抢，家室尽毁。再加上十年后的这场失火，郑氏家族元气大伤，完全支撑不了合居的物质需要，在无奈中分家析灶。并以义字辈兄弟二十六个为号，实行分家。族谱中同时记有第十八号郑氏后裔继续同居聚食二百年，直到清康熙初年结束的历史，世称“小同居”。结束三千人同食“一口锅”的同居生活后，与朱明王朝的亲密交往并未结束，成化十一年（1475年），朝廷复旌孝义之门，礼部奉旨重建旌门，并保持对郑氏子孙录用为官的优厚政策。而郑氏家风文化，流传近千年而不竭，子弟“守祖宗之条规，仍循谨勿替”。

二、从文化学研究范围的视域审视“江南第一家”家族家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弘扬

普遍认为，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其研究范围主要体现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一切。文化学的这一理论视域，为我们审视传统家族、家风文化揭示了考察研究和保护开发的目标。

（一）“江南第一家”的物质文化资源

郑氏义门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重点古建筑和古遗迹是以下三处。

1.郑氏宗祠。宗祠位于浦江县郑宅镇郑宅村义门街上，占地6600平方米，具有明清建筑特色。宗祠端庄严肃，古朴厚重，一方面秉“师俭”理念，不漆不雕非常简朴；另一方面又在建设上采用大石、大门、大窗与巨匾交相辉映，气势恢宏。建祠至今已有650余年，共五进两厢六十四间。整个宗祠正门朝西，面向白麟溪。这个朝向也算是郑氏家族对天子庙宇和衙门朝南而作出的谦让吧。宗祠共有五进，一为“师俭厅”，二为“和义堂”，三为“有序堂”，四为“拜厅”，五为“寝室”。旧时有序堂设有家长位，为家长每月朔望率众议事训诫之所，是家族重要议事场所。据载，元至元三年（1337年），由同居七世祖郑钦创建祠堂五楹间，此后不断扩建。嘉庆三年（1798年）大部分建筑毁于火，灾后重建时将全部木柱改为石柱。后又经过数次扩修建，虽有破坏，但基本格局尚存，现基本恢复原貌。

2.东明书院。东明书院原名东明精舍，系元初五世祖郑德璋所建。六世祖郑文融不满足于家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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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只招本族子弟，在原来基础上再建20间，成为一定规模的乡里私学，影响更大。又聘请了名儒吴莱、柳贯等为师，在元明时期名声大震。乾隆二十九年，郑氏后裔将精舍从东明山移至郑氏祠堂隔路相望的郑宅村，改称东明书院。新中国成立后至1960年，更名为郑宅乡中心小学，基本保持着旧貌。后因学校扩建，原有建筑被拆除，只留下了一处门楼，现作为遗址保护。近年来，一直延用的东明小学已经搬离该历史文化遗址，为下一步保护开发提供了空间。

3.青萝山房旧址及宋文宪公祠。青萝山房旧址是宋濂曾定居之地，元至正元年（1335年），宋濂来白麟溪向吴莱学古文辞。至正六年，宋濂慕浦江风土人物，决意迁居，与义门郑氏结邻，在青萝建房三楹。至正十年，宋濂携全家定居青萝。龙凤六年（1360年），宋濂受朱元璋召，至应天训诸世子，佐明太祖凡十九年，深得太祖信任，赞其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77年）致仕归居青萝。鉴于宋濂对家族的突出贡献，郑氏后人在青萝山建“宋文宪公祠”，每年十月十三宋濂生辰设奠祭祀。咸丰六年（1856年），族人共议将“宋文宪公祠”改迁于“东明书院”敬轩，重造正宇及拜厅门房。①（二）“江南第一家”的行为文化资源

从行为文化的视域看，郑氏义门主要家风文化的仪式遵循和展现，就是郑氏家族同居后期形成的一部规范日常礼仪的操作条例——《郑氏家仪》，用于配套指导郑氏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饮食起居等通礼。《郑氏家仪》由八世祖郑泳编写并撰序言，元代名宿欧阳玄为之作序。郑泳交代是遵司马氏、朱子家礼损益而成，欧阳玄则赞赏其可与司马《书仪》、朱子《家仪》并传于世。

（三）“江南第一家”的制度文化资源

制度文化是郑氏义门家风文化最突出的成就。郑氏家族能长久有序合族而居，关键在于修订了一部完善的家族法规——《郑氏规范》，以家族法律的形式来约束本家族成员的行为道德。《郑氏规范》共计168条，通过三次完善而形成，洪武十一年被收录于《旌义编》。这部家规是理学家儒学救世理想的一个标本，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部罕见的完备的家族法典。《郑氏规范》着重展现了郑氏宗祠门口所书“孝、义、廉、耻、忠、信、礼、悌、耕、读”精神，涉及针对神主、家长、掌事、礼仪、仕规、睦邻、长幼、修身、俭谨、妇规等规范并制定相应处罚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四）“江南第一家”的精神文化资源

郑氏义门精神文化的影响力和积极意义至今仍是深远，特别是其中的孝敬、仁义、礼仪、勤俭、廉洁、诚信等基本价值追求，在《郑氏规范》等遗存文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亘古不变的正能量。

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吸收《郑氏规范》精神。一是应该继承168条家规条目中诸多的正向道德行为指引内容。如修身养性、积善积德、尊师重教、廉洁自律、勤俭持家、睦邻友好、优待孤寡等等。二是吸收条目中针对非主流行为或有违家法的预防性、强制性内容。如“婚嫁必须择温良有家法者，不得更置侧室，以乱上下之分”的“慎嫁娶”要求；“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会众罚拜以愧之。又不悛，则会众痛箠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的“止赌博”要求等。三是理性对待郑氏家规条目中带有历史局限性和不合理、不合情，如基于理学家“三从四德”的原则，对本族妇女作了许多不平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界定等内容和思想，有待甄别和摒弃。

2. 挺在法律之前的廉洁自律族规。《郑氏规范》特别被人称道的还有第八十六条到八十八条，内容

① 参见潘杰：《宋濂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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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出仕子弟的规范要求和约束。很多内容让人眼睛一亮。如要求出仕为官的子弟务必早晚都要谨记如何报答国家，关怀体恤穷困的黎民百姓，如慈母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对鸣冤求助的百姓要有哀悯恻隐之心，务必访查真情，不要苛刻虐待；不能妄取百姓的一丝一毫，这些跟封建社会“升官发财”的观念截然相反。最为严厉的，是“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的“禁贪黩”要求，使得元明清时期，郑氏家族出仕为官的达173人，几无一人因贪墨而被罢官。这样的家规教育，堪称廉洁家风教育的典范，对当下领导干部家教家训家风建设和廉政文化教育意义显著。

3.分工合作、组织严密的治理系统。《郑氏规范》就多达五六十条是对家族各类管理人员的责权关系阐释，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郑氏义门设18种职务，兼有公职的人员有26人。这18种职务里面，宗子是世袭制产生，主母是家长的妻子担任，也是确定的；家长、典事、监视、通掌门户4要职，属于高级管理职务，位高权重，由公众推举选贤产生；其余管理职务由家长指派。根据角色不同，提出了不同的选贤要求。对监视、新旧管、掌膳等重要敏感岗位，规定轮值担任，但是对所任用的如确有才干优长的，不可仓促更换，应该根据家众意见推举留任。正是通过既分工又合作并互相监督等治理方式，借助众议、众罚等权力公开、集体决策，家族实现了长治久安，体现了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点。

4.民主集中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郑氏家族封建家长制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家族治理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对用权者进行监督，乃至采取众议、众罚、择贤易之等处罚手段，确保任职者秉公任职，防止徇私舞弊，实现权力闭环运行、民主协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等现代管理思想。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对家长等高级管理层的规范要求乃至撤换措施都非常具体。比如家长，虽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但第十三条规定：“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须谨守礼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须咨禀而后行，不得私假，不得私与。”对家长不称职时婉转地表达了进行罢免的规范：“家长专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举家随而谏之……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对典事、监视、通掌门户等掌握家政、监督、物资大权等岗位，明确了采取众议、众罚、撤换等处罚措施，虽然对领导人下台的方式较为体面，但对封建家长制而言，毕竟是重大进步。

5．义利并举的治理理念。《郑氏规范》经六世祖文融初制58则，七世祖郑钦“著续规七十三则以补其未备”， 八世祖涛率众子弟增订家规，并邀宋濂参与，最终定稿。除教诲族人恪守伦常之外，绝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家庭生产经营的严格规定。对生产经营的许多细节作了严格的责任检查。不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也是《郑氏规范》为郑氏族人所秉持及后世所推崇的生命力之所在。说明郑氏族人在践行其家族的理学思想、义利观的实践中，不是抽象条目的说教，不是空泛讨论，而是各个层面都有具体规定，尤其注重与生产生活实际的结合。

三、以社会学惯习—场域理论为工具审视“江南第一家”

传统家族家风文化的继承和借鉴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年）的实践以及惯习和场域理论，是为阐释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性工具。布迪厄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在这个公式中，惯习和资本相互作用，在一定场域内为实践提供可能。反之，实践又产生新的原则作用于惯习，形塑场域的结构，进而导致资本的转化或获得。所以，布迪厄认为它们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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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循环往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惯习为实践提供规则，场域为实践提供场所。对这个有机整体进行抽象，其中的场域、惯习概念，对理解郑氏义门孝义、廉洁等家风场域构建和惯习养成颇有裨益，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传统家风文化通过家训、家规、家仪的宣贯和践行达到知行合一的努力。

（一）应注重通过家风场域构建使家规家风得以贯彻和传承的借鉴

《郑氏规范》的第十一、十二条，明确了每月初一、十五，家长率众参谒嗣堂完毕，出坐于堂上，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二十四声后，令一子弟唱祖训，祖训内容主要有“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蘖以乱厥性”等。而每天早上，也是击鼓二十四声后，各令子弟分别朗诵男训和女训，男训强调“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并对何谓积善、何谓积恶作了说明；女训强调“家之和与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并对何谓贤、何谓不贤作了说明。通过这种集中诵读以及抽查等方式，使得祖训、男训、女训深入人心。这也是古代封建社会识字者不多，但妇孺兼熟背《三字经》、《千字文》的秘诀所在。

（二）应注重对相关生活空间的开发和保护

郑义门历史上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其以宗祠为核心的古建筑群，是一个融古代建筑、传统民俗和儒学文化为一体的典型，它所留存的文物古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价值。应该充分协调家族家风文化保护与更新改造、开发旅游、发展经济与改善居民生活的关系，制定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尽可能使古镇的保护开发融入到现实生活与城市发展中去。

（三）应注重对相关史料的抢救和保存

包括宋元明清正史对郑氏子弟的记载，如张文德的整理显示，包括《宋史·孝义传》、《元史·孝友传》、《明史·孝义传》、《光绪浦江县志稿·忠烈列传》、《名臣列传》、《政事列传》、《文苑、隐逸列传》以及《县志》《省志》等列名记载的浦江郑氏子弟事迹多达46人。① 郑氏著子弟著述，如从同居第一世郑绮开始，《光绪浦江县志稿》记载了历代郑氏留下珍贵的手稿和文集，计有16人24种著作。而《郑氏宗谱》所存的子弟著述目录更多，主要集中在同居第六、七、八、九四代，计有27人37种著作。郑氏义门的藏书，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杨立诚、金步瀛在《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均接受史料记载的“浦江义门郑氏藏书八万卷”的论述。更有意义的是，在《东明书院章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必读书目，发现了一大批本土文献典籍、宋濂和本族贤达传世之作。这些乡土文献和家族贤达的作品，对研究郑氏义门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四）应注重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

郑氏家仪以儒家思想为统领，以宣教忠、孝、信、义、廉、耻为目的，以历代家族礼仪活动为结构，流传下不少民俗活动。目前由于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及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影响较大，现已成为浦江的一项重要民俗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如二月初八的摆供，系郑氏麟溪派（即郑淮一支后裔）组织的为纪念冲素公郑绮的祭祖活动。现代郑氏家仪则以农历二月初八为主日，以祭祖、祭师、成年礼等为主要载体，并添以国内外郑氏后裔寻根新形式，赋予爱乡爱国新内涵，具有民俗综合性、活动多样性等特征，且具有多时段活动常年化、多群体参与范围广、多地点活动规模大等特点。再比如，郑氏因火灾导致家产破毁、族人分散后，族人沿白麟溪建造“十桥九闸”以备足消防水源，在浦江全

① 张文德：《江南第一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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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2017年第1期

县范围内首创试水龙、建立水龙会，定于农历八月初一这一天让各村的水龙拿出来试一试，检查是否存在问题，确保发生火灾时能顺利使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合理保护，同时对一些不合时宜之环节作出舍弃和完善，如板凳龙数千甚至上万人参加迎会存在安全隐患，宜控制规模，以确保得到创新继承。

小 结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① 这份自信，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整体概括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②。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源头活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如何更好地利用好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③。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弘扬传统家风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不能满足于史实记载和民间传说相杂的故事版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开发需要和保存职责所在，而应以家族保存资料为基础，更深入地研究史料、考证史实，在保护和开发的结合中，更好地实现传统家风文化的现代价值转化。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④ 郑氏家规、家仪以及家风场域与同居合财的实践，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维系了家族内部的和谐，也有利于睦邻友好，引领社风民风建设。“江南第一家”传统家族家风文化的孝义文化、廉政文化、制度文化至今仍应成为我们的价值追求；其立家规、树家风的实践，对我们当下加强家庭美德教育和以村规民约加强基层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机结合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其约束家长、从严要求出仕子弟和民主监督的治理方式对我们开展基层自治有着充分的参考价值；其丰富的古宗祠、古碑、古道、古桥、古树、古牌坊等物质遗产，浩瀚而珍贵的史料以及祭祀活动、板凳龙迎会、水龙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江南第一家”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弘扬家风文化的宝贵财富。利用好这笔物质和精神财富，更好地推动个人惯习在良好家风场域的实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统一，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是当代郑氏族人的责任，也是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责任编辑：孙艳兰

①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④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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