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申庆欢

（渤海大学工学院 2013080016）

摘要

中国传统发展方式本体特征是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其不可持续性突出表现在这种发展方式遇到了资源、生态和市场三个约束。本文试图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试图证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基础是现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同时，经济转型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必须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推进经济转型。

关键词：结构失衡反生态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进入下行轨道，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阶段。2011 年来，中国经济在积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进程中较快回暖，并大体回到较高位增长轨道，全年保持较快增长基本态势，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季放缓，到 2012年第一、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放缓至 8.1% 和7.6%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 2013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调至 3.6% ，下调0.3% 。其中，将 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调至8.2% ，下调 0.3% 。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度过以高速度为标志的规模快速扩张阶段，开始进入全面经济转型，以摆脱传统经济增长路径，开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本文试图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试图证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基础是现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同时，经济转型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必须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推进经济转型。

一、经济现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通过改变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进行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很多，包括效率不高、结构不优、竞争力不强、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偏低等。但是，就当代中国经济而言，最深层次的矛盾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建国以后的前 30 年间，中国形成了以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

度低质量的“三高三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依赖度迅速上升。从 1978 年的 4.6% 上升到2000 年的20.8% ，再上升到 2007 年的 36.% ，2008 年尽管出口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仍然维持在 33.3% 的高位水平。由于出口依赖度的提升，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2005 年达到 24.1% ，接近四分之一。2006、2007 年分别为 19.7% 和19.3% ，接近五分之一。相应地，最终消费贡献率和资本形成贡献率不断下降，两种内需的加总贡献率从 2000 年的 87.5% 下降到2005 年的 75.9% 。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发展方式转变成效不明显。相反，伴随出口依赖度的提高，在原有结构失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动力失衡的缺陷。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方式与改革开放前30 年的发展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是在于，前30 年的发展方式是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三高三低”的特点，后 30 年的发展方式是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四高四低”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后 30 年的发展方式是前 30 年发展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开放条件下的延续和翻版。因此，传统发展方式与可持续性形成尖锐矛盾。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资源、生态和市场三个约束。

首先，资源供给约束。一是耕地规模已经下降到接近 18 亿亩红线。根据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和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国必须保有 18 亿亩耕地才能保证中国粮食自给率不低于 95% 。但是，中国传统发展方式是土地消耗性的，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耕地消耗速度不断加快。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从 1996 年到2010 年 15 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总量要求控制在 9661 万亩以内。实际上，1997~2007 年间，总共减少 1.23 亿亩，年均减少 1230 万亩。目前中国耕地为 18.2 亿亩左右。根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耕地的保有量还将较目前减少 7% 。另一方面，耕地的质量也在急剧下降。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9 年发布《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报告，中国耕地质量总体明显偏低。全国生产能力大于 1000 公斤／亩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量的6.09% 。优等地占 2.67% ，高等地占 29.98% ，中等地占 50.64% ，低等地占16.71% ，中低等地占比接近 70% 。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大量熟地被用于工业和

城市，许多不宜农用的山地、岗地被开垦为农田，耕地中熟地减少。此外，耕地地块状态和质量状况由集中、连片、优质逐步向破碎、零星、劣质转变，累积起来的破坏效应较为严重。2010 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 2000 年的 1.58 亩减少到 1.38 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不到发达国家的 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 1/14。二是矿产资源的供给难以持续。根据测算，到 2020 年，国内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锡、铅、镍、锑、金等 10 种矿产品的可供能力将下降到 40% ~70% 。2009 年，中国铁矿石依存度已经达到70% 。三是水资源供给难以持续。2000 年以来，资源性缺水日趋严重。到 2012 年初，全国年平均缺水 500 多亿立方米，全国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 2000 亿元。水资源过度开发，黄河流域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达到 76% ，淮河流域达到 53% ，海河流域则达到 100% ，已经超过承载能力。四是劳动力的供给难以持续。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4000 美元甚至超过 1 万美元才进入老龄化阶段的，而 2000 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 GDP 尚不足 1000 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中国进入老龄化加速时期，老年人从世纪初年均增长 311 万人到年均增长 800 万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招工难表明，中国不仅面临“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养老压力，而且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其次，生态边界约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全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气象条件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不考虑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前提下，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1200 万吨左右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才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如果满足硫沉降临界负荷的要求，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总量水平应最终控制在 1620 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要使二氧化硫的排放处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降解能力之内，全国最多能容纳 1620 万吨左右的排放量。自1981 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未低于1200 万吨，而自 1991 年以来则从未低于 1620 万吨，且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2006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 2588.8 万吨。而且，上述数据未包括日益增加的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见，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承受力。另有数据显示，2001 年 COD 排放总量为 1405 万吨，大约高于环境承受能力的 40% 左右。以此为标准，1985 年COD 排放量已经达到 726.9276 万吨，接近最大允许排放量，

而自 1997 年之后，COD 排放量则从未低于 1300 万吨。也就是说，至少自 1997 年之后，COD 排放量每年至少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的 30% 。另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的近 10 年的氮氧化物环境质量来看，氮氧化物的环境容量也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可见，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早已突破环境承载力。长期突破环境承受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第三，市场边界约束。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 TO)十年来，中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 602 起，合计金额 389.8 亿美元。其中，反倾销调查 510 起，反补贴调查 43 起，保障措施 106 起，特保措施 33 起。截至 2010 年，中国已经连续 16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遭遇贸易摩擦现象“愈演愈烈”。2010 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救济调查 66 起，涉案金额 71 亿美元，为近十年之最。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 年全球 47% 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这表明，过于依赖出口和国际市场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遇到严重的市场约束。

二、发展方式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现有发展方式之所以难以持续，是因为这种发展方式的逻辑结构决定了它与可持续发展是相冲突的。具体来说：

首先，发展方式的重心在于物本发展，忽视人的生态需求。中国传统发展方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其基本功能是支撑中国的赶超式发展。因此，追求产值、速度、规模，就成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基本导向，相应地，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的生态需求被相对忽视，相反，对速度、规模、总量的追求必然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从中国经济发展推进进程看，经济增长速度与环境污染速度相辅相成。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名义上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很高，但是，由于过度强调“以粮为纲”，大面积推进围湖造田、垦草造田、毁林造田，导致土壤生态严重退化。到 1962 年 9 月，浙江省已经毁林种粮 200 多万亩；1958~1962 年间，云南省全省毁林开荒达 17.4 万公顷；1958~1959 年，广东省广宁县两年就毁林开荒 20多万亩；湖南省在 1958~1961 年间，毁林开荒共砍伐林木 107 万立方米；据湖北省房县、郧县、郧西、竹山和竹溪等五个县调查显示，1957~1960 年开荒 7.8

万多公顷。大面积毁林造田，加上围湖造田、垦草造田等行为的大面积发生，中国自然生态出现严重退化。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出现严重的土地沙漠化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与 70 年代相比，内蒙古、宁夏、青海的重点地区土地沙漠化面积平均增长 35% 。南方水蚀荒漠化和石质荒漠化也在发展。整个南方丘陵山区，由于水蚀造成的荒漠化土地从 50 年代占山区面积的 8.2% 扩大到 80 年代初期的 22.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生态危机急速加剧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1 年，中国的大气污染排放就开始超过大气空间可降解范围。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发展进一步加速，到 2010 年，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但是，中国开始进入生态环境危机加速显性化时代。

其次，发展方式过度依赖要素投入，导致巨大生态消耗。速度型、总量规模扩张型发展建立在粗放型发展模式与重型化产业结构基础之上。这两者加大资源要素的投入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一个短暂的轻型化阶段以后，到2005 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达到 50，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即以重化工工业为主的阶段。伴随重化工工业阶段的到来，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由于重工业本身就有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重化工工业阶段的到来更加剧了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的难度。2007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9.5% ，增速比轻工业快 3.1% ，而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 70% 的钢铁、有色、电力、石油石化、建材等六大行业的增加值增长了20.1% ，同比高出 3.6% 。中国传统发展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目前，在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中，要素贡献在 60% 以上，技术进步等效率贡献不到 40% 。1997~2008 年间，在要素贡献中，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30% 之间，矿产资源贡献率高达37% ，环境资源贡献率 18% ，能源贡献率 16% 。粗放发展与重化发展导致巨大的资源消耗。

第三，环保体制机制逆生态化，生态保护缺乏制度支撑。在经济增长资源环境约束尚未充分显性化的条件下，中国的整体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推进缓慢；为了保证赶超型经济增长，一些制度安排存在对环境保护不力的时代烙印，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执行过程中，一些制度执行不力，所有这些，导致传统发展方式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逆生态化特征。一是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实施不健

全。二是资源环境保护执法不严。三是无偿、廉价的生态环境使用制度和外部化的污染责任制度。四是政绩考核体制机制中生态环境保护导向偏弱。

第四，出口导致生态输出，生态逆差和福利流失。改革开放 30 年间，中国发展方式除了继续保持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特征以外，又出现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的特征。这种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突出表现在，伴随出口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中国发展被钳制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导致产业结构呈现“两高一资”特点，另一方面，伴随出口依赖程度的增加，出现了严重的污染产业聚集、生态流失和国际生态逆差。一是污染产业聚集，“污染者天堂”效应明显显现。近年来，由于片面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加上产业层次长期处于国际制造业产业低端，导致大量污染产业聚集。例如，2000~2004 年间，占中国出口贸易额前十位的产业分别是机械电器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金属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及制品、采掘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制品、塑料及制品、食品烟草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这十大产业出口占全国同行业出口的比重在 80% 左右，而这十大产业的废气排放量占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63.7% 、57.8% 、57.6% 、58.3% 、59.3% 、58.8% 、57、6% 、59.2% 。二是生态输出迅速增加，生态赤字急剧扩大。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平均污染强度大，而进口产品生产过程的平均污染程度小，中国出口结构中污染强度大的产品多，进口结构中污染强度小的产品多，加上日趋扩大的贸易顺差，生态逆差日趋扩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区司牵头的课题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我国每年对外贸易造成的 SO2 “逆差”约为 150 万吨，占我国每年 SO2排放总量的近6% 。我国 SO2高、中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约占总出口额的 40% ，而 COD 高、中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 44% 。

可见，中国现有发展方式是高环境损耗低生态涵养型的，是生态破坏型和生态不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特征源于这种发展方式的深层结构，是这一逻辑结构的产物，因此是其重要属性。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这种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

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进发展方式转型

正是由于中国现有发展方式具有逆生态的特征，因此与可持续发展是相抵触

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围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才能从根本上构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

首先，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完善转变发展方式的视角。传统发展方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追求赶超式发展，如果仅仅局限于工业文明视角，是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的。要真正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必须强化发展方式转变的生态文明视角和可持续发展视角，将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明确为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点和指向，必须转换发展方式赖以构建的基点，即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从赶超式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明确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生态文明型和可持续发展型发展方式具有与传统发展方式完全不同的内涵。原有发展方式是逆生态的，生态文明型发展方式是亲生态的；原有发展方式是生态耗竭型的，生态文明型发展方式是生态涵养型的；原来发展方式是生态破坏型的，生态文明型发展方式是生态友好型的；原有发展方式是生态福利流失型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是生态福利提升型的。构建这样的发展方式，关键要构建新的发展方式的逻辑结构，即以生态文明为逻辑起点，构建新的发展方式的逻辑结构。构成这一结构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发展模式是特定发展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以物为本是传统发展方式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新的发展方式的价值观。以人为本，说到底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因此，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指发展为了当代的人群，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群的可持续发展。而维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纽带，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说到底是人类的生态利益。从这个维度理解以人为本，才能确定生态文明型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

二是构建集约式发展要素组合方式。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粗放的发展方式是导致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资源的粗放利用和破坏性开采，造成了资源、环境上的“双超”，即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污染物的超常规排放。另一方面，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形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因此，必须构建集约式发展方式，即推进资源要素的集成、集中与集约利用，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形成资源的节约、循环使用的发展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

使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和对自然的破坏。

三是形成完善的制度安排。关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是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发展方式之所以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根本的制度原因是将相关制度排除在发展方式之外，同时，已有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要构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必须将制度安排植于发展方式之中，并使之成为新的发展方式的逻辑构建。具体来说，要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信贷制度，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体系等。

四是探索内生型发展模式。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最终必须是内生型发展模式。内生型发展模式，首先是基于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国内技术、国内资本的发展模式。由于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可以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减少因为出口而导致的资源输出和生态输出。其次，是内生循环的经济，即建立在循环经济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发展内生循环链条越长，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程度越高，产业的两型化和低碳化程度越高。因此，构建内生型发展模式，应该成为构建新的发展方式的逻辑归属。

今天，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们逐渐取得了共识。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地努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全党全国必须增强主动性、紧迫感、责任感，坚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以务实的态度、切实的举措、扎实的作风，在“加快”上下功夫、在“转变”上动真格、在“发展”上见实效，就必定能够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来越宽，为我国持续健

康发展增添新引擎、创造新优势。

对于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中国经济来说，要长久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就必须改弦易辙，摈弃靠自然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让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实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到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共同提升，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进这种转变，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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