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地《传奇》与“张爱玲热”答疑

爱玲的《传奇》与“爱玲热”答疑

问：关于爱玲的生平主要应掌握什么？

答：可以重点掌握以下6个方面：

（1）关于她的家庭。她生于，原名英。祖父佩纶是清末的著名大臣，祖母是鸿章之女。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是新式女性。3岁时随父母生活在天津，并开始爬在母亲床上跟着母亲背诵唐诗。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与姑姑一起出洋。后因姨太太打父亲，被族人赶走。

（2）关于她的少年时代。她1926年（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还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为《快乐村》。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不久，母亲回国。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她自己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后来，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英”不够响亮，“乱译两个字”，取名“爱玲”。后来，她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其原因就在于对母亲送她上学的珍贵回忆。跟着母亲读老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后父母协议离婚，父亲再娶，母亲再次出洋。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总是云雾弥漫。1931年（11岁）秋，入圣玛利亚女子中学，住校，很少回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上，并不时有读书评论等文章见于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4年（14岁）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7年（17岁）夏天毕业，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留要求，遭拒绝，后母借此冲爱玲冲突，父亲发威将爱玲禁闭在家中，病在床上几乎丧命，姑姑来劝也被打伤。后逃到母亲家中，不久弟弟也跟着逃出，被母亲劝回。1938年（18岁）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事未能前往。

（3）关于她的初露头角。1939年（19岁）秋，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散文）。1942年（22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未能毕业，与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后报考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开始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4）关于她的一鸣惊人。1943年（23岁，与曹禺10年前“一鸣惊人”时同岁），开始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小说和散文。1943-1944年，是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3年，她在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创作和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1944年5

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文章《论爱玲的小说》，同年8月，爱玲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同年11月，她又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性散文集《流言》。这一年，爱玲与才子兰成举行了婚礼，完成了她的第一次婚姻，由好友炎樱证婚。不幸的是，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5）关于她从文坛上的消逝。1945年2月，爱玲与苏青这两位当时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接受记者采访，就“女人、家庭、婚姻”等问题展开的对谈，仿佛成了她的最后辉煌。抗战胜利，她已经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开始“触电”，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解放后，她仍然还在创作，1951年，以“梁京”的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被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反照”。

（6）关于她的离开大陆后的情况。1952年7月，赴香港，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在此期间，先后创作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出版。1955年秋赴美国定居，兴趣主要从创作转向了研究。先住纽约，曾与炎樱一起拜访过适。第二年，移居新罕布什尔州，结识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于同年8月于纽约结婚。1957年，在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1年，应香港电懋影业公司的邀请，去收集资料后赴香港创作电影剧本《红楼梦》、《南北和》及其续集《南北一家亲》、《小儿女》、《一曲难忘》，回美国后还创作了《南北喜相逢》。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出版。同年，又应柏克莱加州大学之邀，在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72年，在香港出版中文译作《老人与海》。1973年移居洛杉矶。1977年出版多年“《红楼梦》研究”的成果《红楼梦魇》。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并传入大陆，出现第二次“爱玲热”。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又将人物对话为“苏白”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从1991年起，台北皇冠出版开始以“典藏版”形式，陆续出版《爱玲全集》（16卷），包括她最后的《对照记》，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套爱玲作品集。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问：关于爱玲的作品重点应阅读哪些？

答：我们常说，爱玲的电影不如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1）“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

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从此，爱玲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寡妇情结”，她最好的小说写的大多都是寡妇（如作品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还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寡妇，常常会被看作是女人的悲哀，但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对做寡妇情有独钟，而且都是目的明确地为了钱而甘愿当寡妇。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由良而娼”的故事，一个关于“沉沦”的故事。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回到的家中，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饶有趣味的是，当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做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后，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2）“双城故事”：《倾城之恋》

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描写的是白流苏和柳原的调情表演。傅雷本来是爱玲小说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这部作品却评价不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情调”，“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柳原意在求欢，而白流苏意在求生。

这也是一个关于弃妇的故事，是一个弃妇在进行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爱玲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旧的家庭，又进入了另一个家庭，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的正式成婚的速度，但这种婚姻靠得住吗？

（3）“传奇”：《金锁记》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原欲的故事，一个令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爱玲的小说虽然都与女性和“女性与金钱”的关系有关，为了生存或为了不至于受穷，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以青春作代价的婚姻，又是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但这部作品不仅写了人的物欲（或曰财欲），写了姜家二奶奶曹七巧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痨的废人姜二爷，而且，还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情欲（或直接说是“性欲”），在做上了二奶奶后，畸形的婚姻造成了畸形的性格，使她对男女情事十分敏感，也自然地将情感集中在当时她能接触到的惟一男性三少爷季泽身上，然而，当情欲得不到满足后，物欲便成为了她生命的惟一中心。

因此，这也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用物欲报复情欲，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按照弗德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它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七巧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可以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但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爱情当然是没有的，连情欲得不到满足，更令人窒息的是，谁都轻视她，连丫环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再加上封建礼教的压抑，她不得不强压情欲之火，“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渴望着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季泽谁都敢沾，就是不愿越过叔嫂之防。当她的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她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不别想得到。最后，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恶毒残忍的魔鬼。

当然，这也一个害人害已的故事。曹七巧与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等其他人物不同的是，她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她的婚姻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她一开始只是受害者和受虐者，但是，当她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幸福后，当她开始对她身边的亲人进行报复后，她便成为了害人者和施虐者。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的宿命的故事。曹七巧的婚姻在她的眼里只是一个买卖（爱玲小说中的婚姻实际上全都是买卖），她只是以青春作为代价，卖掉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金钱而不会是家庭与亲情。而当她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后，特别是当她看清楚了季泽重新找上门来的目的是在算计她的财产时，她对所有的男性都绝望了，因而对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她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是

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魔力所控制，人的命是天定的，是不能自己左右的。这就是爱玲所要表现的“传奇”故事，所要表现的世界的无情和人生的苍凉。

正因为如此，曹七巧一直被人们看作是爱玲笔下最完整的女性形象，也是她塑造得最厚实的小市民形象，甚至可以说是爱玲为现代文学史贡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

问：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文化对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答：中西两种文化对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问：如何理解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答：对于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系列”主要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