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章行为主义

大卫·桑德斯（David Sanders）

社会和政治研究中的行为主义路径（approach）集中关注的是一个单一的、貌似简单的问题：即为何人们以他们行事时表现出的这种方式行事？行为主义者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之处在于他们对以下两点的坚持：第一，可观察到的行为，无论是个体层次的行为还是社会群体层次的行为，都应该是研究的重点；第二，对那一行为的任何解释都应该经得起经验的检测。

以传统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在广泛的实际问题上进行了研究。行为主义者全面地分析了民主国家中投票成为大众政治参与主要方式的原因（例如，Heath et al. 1994）。他们考察了政治活动中诸如示威、罢工甚至暴乱的其他那些形式更不寻常的政治参与方式的渊源（例如，Barnes and kaase 1979; Parry et al. 1994）。在精英层次，行为主义者研究了领袖行为，并在领袖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态度与价值）与他们做出的特殊行为之间的关联上着重进行了研究（例如，Allison 1971; King 1985; Sanders 1990; Dunleavy et al. 1993）。在社会群体上，行为主义者考察了利益集团的行为（例如，Grant and Marsh 1977; Wilson 1990）与政党的行为（例如，Budge and Fairlie 1983; Budge and Laver 1992）。在国际层次，行为主义研究还重点考察了民族国家的行为（例如，Rosenau 1969），以及诸如跨国公司、国际恐怖组织和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行为（例如，Keohane 1984; Baldwin 1993）。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背景中，行为主义者试图解答的问题是简单的：有关行动者事实上做了些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解释他们做这些的原因？很显然，这些问题并非可以问及的关于个体行动者与社会行动者的仅有的问题。行为主义者只是认为它们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行为主义的起源及其核心主张。第二部分对那些有着不同程度理由的针对行为主义的主要批评进行评述。第三部分就怀特利（Whiteley）与赛义德（Seyd）对政治积极性（political activism）做出的重大研究——这项研究解释了行为主义的一些更为真实明显的特点——进行介绍。最后一部分要分析的是行为主义对当今政治学者们持续产生的影响。

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核心特征

行为主义运动作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假定。19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的著作（Comte, 1974）及20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它的哲学来源。由阿尔弗雷德·阿耶（Alfred Ayer）在英国和由卡尔·汉普尔（Carl Hempel）在德国加以普及的实证主义，认为关于物质世界或社会世界的分析性陈述属于下列三种类型的其中一种类型。第一，这些陈述能够成为有用的重言式（tautology）1：它们可以是把一个特定的含义归于一个特殊现象或概念的纯粹的定义性陈述。例如，我们可以把收入低于1/3的平均周薪的家庭界定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第二，这些陈述可以是经验性的，也就是说，为了证实或证伪它们，它们应该可以通过观察得到检验。第三，不属于前面两种类型中任一类型的陈述是缺乏分析意义的。总之，对实证主义者而言，有意义的分析只是在有用的重言式和经验陈述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形而上学、神学、美学甚至伦理学仅仅是把毫无意义的迷茫引入到了研究的过程。

当然，认为行为主义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所有哲学信条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在20世纪五十年

1这是逻辑学里面的一个术语。它是指由更简单的陈述句以一定方式组成的无意义的或空洞的陈述，以使其在逻辑上正确，而无论这更简单的陈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例如陈述句“明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就是这样一个重言式。——译者注

代当行为主义正在社会科学家中日益获得认可时，实证主义本身也常常遭到猛烈的哲学批评——这种批评的部分理由是，实证主义的仅仅存在三种陈述类型这一主张本身到底是重言式的、经验性的还是毫无意义的这点上，它是含糊不清的。这表明，行为主义对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和解释（explanation）的性质的见解深受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尽管对这两个关键术语有多种界定，但大多数行为主义者可能程度不等地接受以下这种理解：

●一个经验理论是一套相互关联的抽象陈述，它由假定、定义和这样一个经验上可以检测的理论假设组成，

这一假设意在对一个或一组给定的现象的发生进行描述与解释。

●一个解释是对某些或某一组现象的发生进行的因果说明。对一件（种）特殊事件的解释，是要明确一组

它（它们）发生所要求的最少是非重言式的先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理论与解释的这些定义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对理论评价的意义。对实证主义者而言，关于任何据称的解释性理论，应该常被问起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一理论是不正确的？”行为主义者们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赞成，恰恰说明了行为主义在知识上对实证主义的欠下的“人情”。对实证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而言，评价解释性理论的途径有三条：

1．一个“好”的理论必须内在地具有一致性：它没必要做出这样的陈述，即一组既定的先定条件的存在与缺乏，被认为会“引起”这些据称正被解释的现象的发生。

2．一个关于一种特殊现象的“好”的理论，应该尽可能地与寻求解释相关现象的其它理论保持一致。

3．而且关键的是，真正的解释性理论必须能够做出可以通过观察得到检验的经验性的预言。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在其它方面，它们可能表现得同样貌似有理）之间做出决定的唯一有意义的途径是经验检验。这种检验要么可以在个体的社会行动者的层次上进行，要么可以在社会群体的层次上进行——鉴于这一正被检验的理论的特性，在任一个层次上进行检验都是合适的。

正是对经验观察与经验检测的强调，才造就了社会研究中行为主义路径的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而且是最少争议的）是，对所有相关经验证据而非对有限的一套支持论点的例证的系统地使用的承诺。这一承诺仅仅意味着，当一个特定的理论陈述正在经受审查时，研究者不必把他们限定在仅仅对那些观察到的、为正在得出的理论主张提供“轶事式”支持的情况的考虑当中。相反，研究者必须考虑正在接受评估的理论陈述所包括到的所有情况——或者至少是考虑它们中有代表性的样本。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作为一种分析大量的“相关经验证据”的工具，统计技术的运用与发展在行为主义者那里有了充足的理由。然而，应该尽可能地予以强调的是，行为主义既不等同于定量研究，也不等同于贬低定性研究。理所当然，行为主义研究者常常把定量技术当作一种处理证据的装置来使用。然而，并不根本地存在一种需要量化研究的这样一种行为主义的认识论立场。相反，对行为主义研究者而言，经验分析的定量方式与定性方式都同样是可以接受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证据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而是（a）证据是被用来评估理论观点，以及（b）它是被系统性地而非作为例证地使用。

行为主义研究的第二大特征在其意义上要稍稍微妙一些——但它同样重要。简单地说，这就是科学理论与/或解释，原则上必须能够被证伪。请注意，这里所指的是“科学的”而非简单的“经验的”或“解释性”理论。这一语词体现了行为主义者对卡尔·波普（Karl Popper）对传统实证主义的修正的支持。他（a）用可证伪原则取代了证实原则，而且（b）他同时还把可证伪的标准看成是“科学”研究与“伪科学”研究之间的分界线（Popper 1959）。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观点的引进，有必要暂时地偏离一下主题。我们需要准确地理解一个“可证伪”的理论或解释意味着什么。考虑一下波普自己用作例子的这一熟悉的陈述：“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假定我们看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那么这一假定会告诉我们关于这一陈述的一些什么呢？

一种阐释是，观察到了黑天鹅表明这一陈述在经验意义上是虚假的：这一陈述原则上能够被证伪而且已经被证伪。但是，根据正被观察到的一只黑天鹅，还存在着阐释这一陈述的另外的一种方式。这一陈述声称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这只黑天鹅不可能是一只天鹅，因为它不是白色的：因而，这一陈述不是虚假的。

这两种阐释都可能是正确的吗？答案是它们可以。每一种阐释都对天鹅的定义做出了不同的一套假定。第一种阐释假定，一只天鹅是指一只当它在水中划行时看起来非常漂亮的、有着长长脖子的大鸟；它没有提起这只鸟的颜色。在这些情况下，“天鹅”的定义与“颜色”是相互独立的：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重叠之处。换言之，除了它的颜色外，可能观察到具备一只天鹅所有特征的某些东西。我们已经观察到一只黑天鹅，而且，因此最初的陈述必定是假的。第二种阐释假定，一只天鹅是指一只当它在水中划行时看起来非常漂亮的、有着长长脖子的大鸟，而且它还是白色的。换言之，第二种阐释假定，白色是天鹅定义的部分内容。在这些情况下，当一只黑“天鹅”被观察到时，它不可能是一只天鹅，因为天鹅定义的部分内容是它是白色的。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确信的是，陈述的地位取决于组成它的术语是否被独立地定义。就第一种阐释而言，“天鹅”与“白色”这两个术语就被独立地定义。因此，这一陈述是经验性的、可证伪的陈述。然而，对于第二种阐释，“天鹅”与“白色”这两个术语并非独立地被定义。因此，这一陈述部分地是重言式的：它只是一种不可检验的论断，在这一论断中，一只天鹅的其中一个定义性特征是它是白色的。

阐释的这一问题在社会科学中是普遍性的。我们来思考一下下面的这一陈述：“如果人民对政府不满意，在大选中人民就把不称职的政府选下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个可检验的经验陈述还是仅仅是一个定义性的重言式。实际上，这了陈述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阐释。首先，我们可以使用纯粹的重言式的术语来阐释它。看一下一次特殊的选举，我们可以说：（a）每一位投票支持政府的选民必定对政府的表现感到满意（否则他们就不会投它的票）；（b）每一位不投票支持政府的选民可能对政府的表现不满（否则他们就会投它的票）。就这一阐释而言，我们总是“信任”这一陈述，但我们并没有表明它在经验上是正确的；我们纯粹地把它当成一个重言式来对待它。第二种阐释是把这一陈述当成一个经验性的陈述——但是只有当我们提供一个对政府不满的独立于投票行为的定义，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要设计某种度量不满的独立方法，那么显然，我们可以通过任何可用的经验证据来检测我们最初的陈述。我们可能会发现所有投票支持政府的选民对政府的表现满意，所有投票反对政府的选民都对政府的表现不满——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已经证实了这一陈述。然而，关键的是，通过提供“投票”与“不满”的独立性的定义，我们创造了这一陈述可能在经验上是不正确的可能性：我们使得这一陈述可以被证伪——即使我们可能希望它不可被证伪。

在对可证伪与不可证伪的陈述做出了区分之后，波普继续指出，只有理论能够产生可被证伪的经验性预言时，理论才能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没有产生这种预言的理论，仅仅是没有说明任何事情的矫揉造作的重言式——不管它们看起来可能有多么的复杂、优雅。许多行为主义者并不关心他们的研究是否应该被描述为“科学的”研究。然而，关键的是，他们又毫不含糊地忠诚于可证伪的原则。行为主义者并没有否认存在着评价某一特殊理论充分性的其它方式。不过，他们坚持认为，一个真正的解释性理论必须产生“如果A，那么B；如果非A，那么非B”这种形式的可被证伪的观点；而且它必须明确说明得到界定的因果前件（causal antecedents），而这种界定又是独立于这些假定的正被解释的现象。

然而，所有的这些并不表明，行为主义者们相信他们理论的所有方面都必须能被证伪。正如拉卡托斯（Lakatos 1971）指出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理论包含着一套不可证伪的“核心”观点。这些核心观点通常采用不可经受经验检验的极为抽象的假定。然而，这些“核心”观点的不可证伪性未必意味着这一理论本身是不可证伪的。如果一系列根据经验观察可以考察而且可以检验的预言在逻辑上可以从“核心”中推论出来，那么总体言之，这一理论就可被看作为可证伪的。

除了说明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重言式之外，这并不表示些什么；它只是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明确在何种情况下这一理论是“不正确的”条件的机会。

于是，行为主义者强调了两种理念，那就是，理论应该（a）寻求解释某些东西；（b）原则上，能够通过大量的观察而被检验。对行为主义者而言，不可证伪的理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它们仅仅是学者们可以依自己的意愿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信的、具有不同程度复杂性的、奇妙复杂的幻想。对他们而言，理论评估必须超越于这种方式而进行，即仅仅是为了评估它内在的一致性和它看来要破解的这一“谜团”的性质，而去审查一个理论：理论评价还必须包括使理论主张经受经验检测。

对行为主义路径的批评

如同社会科学中其它任何普通的理论路径一样，行为主义路径也成了许多重要批评的目标。可以根据三个宽泛的标题把这些批评分为三组，下面我将逐一地对它们进行考察。

对实证主义者这一观点的反对：既非定义（有用的重言式）也不具经验性的陈述是毫无意义的陈述

前面已经注意到行为主义有实证主义的哲学渊源。因而这就看来意味着实证主义天生的弱点也必然是行为主义的天生弱点。在针对实证主义的许多批评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主张，即，被实证主义标上“毫无意义”标签的大量陈述，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可以非常有意义地扩大我们对社会行为与人类状况的理解的见解。根据实证主义者的严格标准，对应然进行研究的规范理论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因为规范性的研讨并没有限定在释义性的或经验性的陈述中。与此类似，美学或道德观点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且通过对人类的知觉、动机及思想过程的性质进行深刻反思以试图理解社会行为的解释学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实证主义者试图排斥这些形式的反思，那么随着论证的继续，它必定会深陷错误之中。

在这里，我们没必要纠缠于实证主义者曾经真正地否弃非经验研究的程度。然而，重要的是指出，当今大多数继续以行为主义传统方式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几乎无疑地拒绝这种认为规范理论、美学或解释学在政治与社会研究中一无是处的观念。相反他们会认为，这些路径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知识与理解——它们并非毫无意义的。实质上，当今的行为主义者自愿地接受对实证主义的这种特殊的批评。他们通过承认其它形式的可能有用的知识可以被以其它知识传统方式而进行研究的学者获得，来让他们自己远离这种批评。现代行为主义者——“后行为主义者”——只不过是宁愿让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接受经验检验。他们也怀疑，以非经验传统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将永远不能对这一关键问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你是错误的，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无需脑子的经验主义的发展趋势

早期实证主义者的主张之一是，只有通过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才能实现理论上的理解：这一过程以对“迄今为止的所有事实”的不受理论约束（theory-free）的观察为起点，然后从观察到的经验式的规律性中归纳出类似规律的一般性原理。晚近的实证主义者，最为典型的是汉普尔与波普，他们强烈地拒绝这种关于科学探索特性的“狭隘的归纳主义”的见解，认为只有研究者的观察“相关事实”的努力要么得到明确的理论预期的指引，要么最低限度地得到某种解释性的“预感”的指引，才能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汉普尔（Hempel 1966: 11-12）的著作值得引用：

[狭隘的归纳主义式的研究]……永远也不能有所进展。甚至它的第一个收集事实的阶段也永远无法完成，这也

就是说，因为要收集到所有的事实，将要等到世界末日的到来；而且既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事实，即使要把迄今为止的所有事实都收集齐全也绝无可能。比如说，难道我们要把所有沙漠和所有海滩上的所有沙粒都检查个遍，难道我们要一一地记录下它们的形状、它们的重量、它们的化学成分、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它们持续变化的温度、以及它们到月球中心的同样变化的距离？难道我们要记录下穿越我们大脑的飘忽不定的令人生厌的整个思想过程？难道我们要记录下我们头顶的云彩的形状、天空变化不定的颜色？难道我们要记录下我们进行写作的设备的制造与品名？难道我们要记录下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有研究者们的生活历史？所有这些，以及其它没有提到的事情，毕竟都属于“迄今为止的所有事实”。

尽管实证主义远离了归纳主义，但还是无庸置疑，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以行为主义传统方式进行研究的许多学者还是坚持归纳主义的研究路径。把这一倾向的特殊例子孤立起来未必是有害的。不过，这样说是公平的：在这一时期许多行为主义者行动起来，就好像类似规律的科学的一般性结论，可以单纯地通过明确统计意义上的、在大量经验数据资料中显而易见的规律性而做出。对数据资料的强调和随之而来的对未经观察的理论推断的贬低，反过来又在职行为主义研究中产生了两种并不可取的倾向。

第一种趋势是对可以容易地被度量的事物而非可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事物的强调。在对某人无关紧要的事物可能对另一人就是至关重要这一意义上，总是可以轻易地做出这种批评的。不过，这种贬低那些天生就难以度量的现象的潜在意义之倾向，对行为主义研究的批评者与倡导者而言，始终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这对选举行为的分析研究尤其确凿无疑。从20世纪五十年代行为主义研究蓬勃发展以来，对投票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对选民的社会属性、党派认同、思想立场、政策偏好及经济观念上面。复杂的模型（这些模型显示出了在决定投票时各种现象之不同方面的相关意义和因果关系）已经设计出来——而且在经验上得到了检验（例如，Sarlvik and Crewe 1983; Heath et al. 1985; Heath 1991）。

然而，尽管行为主义研究对我们理解选民投票时的计算与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人们还是常常认为，不知为何，在行为研究中它可能已经忽略了投票深层意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忽略了选民投票时计算本身的部分意义。或许对选民政治观念中的矛盾与不一致之处，以及对许多选民不仅时常改变自己的政治偏好还有他们的偏好非常真实地随着体现偏好的社会环境而改变这些可能性，他们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还有其它领域——这一领域与个体程度不等地对自己进行反思的方式有关，行为主义的选举研究根本就未敢涉足。我认为我是哪一类人？我对未来生活有何抱负和期待？我认为我能够而且应该过哪种生活？我如何处理我个人的道德理念与主要政党的道德立场之间的关系？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可能不会对政治偏好的形成与转变的方式产生影响。然而，鉴于难于系统性地估量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样在行为主义参考框架中，我们就很难设想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能够被整合进正式的分析研究中。因此，它们就大部分地被逐出他们的分析框架。

集中关注现有的观察到了的现象——比如投票——而不是集中关注更加奥妙的、也许还是更加深层的、推动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变迁的结构性力量，这是行为主义研究第二个相关的不可取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于是行为主义研究忽略了“利益”这一个明显的概念。利益这一理念在从国内研究领域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到国际关系领域汉斯·摩根索、卡尔（E. H. Carr）的多种社会与政治理论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有这些理论中，社会行动者——不管他们是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国家——都被视为寻求旨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策略的行动者。然而，正如在行为主义研究传统下开展研究的学者们一再发现的，要直接观察特定个体、组织或国家的“利益”极其困难。结果就是，行为主义研究试图回避对利益的理论与经验分析，而是选择把这一领域遗留给在其它非经验传统下进行研究的学者。

理论与观察的假想式独立

早期的行为主义者把他们进行社会研究的理论路径标榜为“科学的”和“价值祛除”的。他们声称，他们不寻求为任何特定的伦理或政治立场进行辩护。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通过不偏不倚的观察而试图发现“事实”，并以最为省事的方法提供解释这些事实的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理论。正如前面在汉普尔的引文中所表明的，“解释性理论”仅仅在所有相关事实都已被不偏不倚地考查之后才能形成，在这一意义上，达到归纳的这一程度总是不可能的。在研究者能够决定什么事物应该得到观察之前，某种最初的理论理解是必要的。

现代行为主义者，和在其它知识传统下展开研究的学者们一起，坦率地拒绝理论与观察是独立的这一理念。相反，现在大多数后行为主义者接受这一相对主义的观点：被观察到的事物在特定程度上是研究者首先采用的理论立场的结果。

然而，现代的行为主义者还是有别于大多数相对主义者。承认观察会受理论的影响是一回事；而得出结论认为这意味着一组理论与观察和另一组理论与观察是同样的好，这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现代行为主义者而言，对一种好的理论的最终检验依然是，它是否与观察——与现有的经验证据——保持一致。现代行为主义者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接受一点，即，不同的理论立场可能会引起对“现实”的不同的描述，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观察”。然而，他们又坚持认为，无论特殊的理论视角对“观察”意味着什么，为了对所主张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经验检验，就必须使用这些观察。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主义者有时会因一些原因而为未能理解社会与政治转型的“宏图”受到批评。这即是说，通过强调对可观察的个体与团体的行为的描述和解释，行为主义者低估了“更有意义的”、可能正在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变迁的重要性。例如，对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演进的方式进行思考的理论家们（例如，Adorno 1976; Habermas 1976; Jessop 1990），往往把行为主义研究嘲笑为仅仅关注表面性事物，未能提出一种关于重大社会或政治变迁的理论（或解释）。行为主义者做出回应并指出，意欲分析重大社会变迁的范围广阔的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某种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比如说，如果一位学者想要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危机”之中，那么，他们就必须能够明确这一危机的可观察的关系前项（referent）2实际上是什么。如果存在着“危机”，（某些）人们就必定在采取某些类型的行动，或者必定在思考那些使分析家们得以“知道”“危机”存在的某些事物。与此类似的是，如果某种社会关系的新的形式正在形成（或许这种社会关系的新的形式是新的经济生产模式的产物），那么这种关系的新的形式必定有着某种经验性的关系前项，不然的话，分析家又是何以“得知”这一新的形式事实上正在发生？行为主义者已经完全准备好去接受范围广阔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这种认识。他们只是坚持认为，如果这些理论是可信的，它们就不能在一个如此高的抽象层次上被含糊其辞地表达出来，以致于使得它们不能在经验上接受检验。对行为主义者来说，社会与政治理论本来就应该描述并解释那些可被观察到的事物，而不管这种事物是静态的还是变化的。社会变迁的理论只是在当它们（a）为了做出重大变迁确实正在发生这一判断，而明确了被使用的经验性的关系前项时；以及（b）提供表明这些关系前项实际上正在向确定的方向发生变化的经验证据时，才开始令行为主义者们感兴趣。但对于在任何理论中“关系前项”应该是什么，行为主义完全保持中立——这是社会理论家们的领域。然而，对行为主义者而言，没有经验性的确切的关系前项的社会“理论”只是简单的断言。

行为主义研究路径的力量：一个例子

尽管根据前面的讨论，很明显行为主义路径易于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如果因此就推断说行为主义研究的所有例子都是有缺陷的，那这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乐观地看，行为主义研究为对社

2关系前项是指某一命题中表达两个事物关系的第一个事物。比如，“如果物体的运行速度达到7.9km/s，那么这一物体就能克服地球引力”。在这一个命题中，运行速度与地球引力都是这一命题的关系项，前者是这一命题的关系前项，后者是关系后项。在这一命题中，陈述了速度与地球引力之间的关系。——译者注

会行为的理解与解释做出了巨大的理论与经验贡献。行为主义研究路径的力量，最主要地来源于它的倡导者们寻找能够复制的分析方式的决心。在行为主义传统下展开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总是确定一点，即，像他们一样做出类似假定并考察同一证据的其他学者，将广泛地得出类似的结论。确保研究发现能被复制的这种需要，必然意味着行为主义者们在他们的详细阐述中，必须十分清楚：（a）他们正试图解释什么；（b）正在进行的解释是准确的理论解释；（c）为了对这一理论解释进行评价，他们正在以什么方法使用经验证据。反过来，阐述的清晰性这一需要又意味着，行为主义者难得进入这一最为枯燥乏味的学术争论的领域：“当他们讨论Y时，作者X是什么意思？”对行为主义者而言，除非X首先明确他或她是什么意思，X的著作才能明显做到不被重复，而观点Y也就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别人质疑。

一项“好”的行为主义研究的力量，可以通过保罗·怀特利与帕特里克·赛义德对英国政党积极性的分析来加以说明（Whiteley and Seyd 1998）。他们的分析是严密的理论化与系统性的经验检验的细心的结合。在政治积极性可被研究的意义上，这项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同时还为发生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内英国的以政党积极性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变化，做出了实质性的解释。

怀特利与赛义德重点关注了一个多年来既困惑了政治家又困惑了政治观察家的问题：即为什么有些人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基层的政党政治中去？即使是高层政客也抱怨说，要区别对待任何事情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的困难。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政党积极分子，会为了说服选民支持他们所在的政党，而准备放弃大量的时间来散发传单，并敲开各家的门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谜。怀特利与赛义德是以对理性行动者模型来开始他们的分析的（要了解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讨论，请参阅本书第三章）。人们参与政治的一种显著的解释是，他们能从中获益。只有当他们认为积极参与政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理性人才有可能积极参与。尽管这种简单的理性计算在怀特利与赛义德的模型中居于核心地位，但他们也主动承认，理性选择也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于是，他们制定出了一种他们所称的“一般激励模型”（general incentives model），这一模型承认理性的成本收益解释需要得到诸如意识形态、认同及政治积极分子个体所处的政治环境等非理性因素的补充。

作为一般激励模型中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性行动者这一要素由三个部分组成：个体收益，集体收益和个体成本。个体收益最容易理解。它们包括与积极参与的“过程”和“结果”相联的激励。表现积极包括做一些对有些积极分子来说天然就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会见志趣相投的人）。因此，存在着支持政治积极性的“过程激励”。“结果激励”与下面这种想法有关，即积极参与基层政治会增加积极分子发展自己抱有浓厚兴趣的政治事业的可能性——即要么成为一位地方议员，要么甚至成为一位议员或部长。政治积极的集体收益要更为微妙一些。他们为了政党的利益而表现积极，是因为那一政党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积极分子所赞成的政策主张，而个体又将几乎不可能单独地实现这一政策主张。个体越是同意由他们的政党所倡导的关键的政策主张，政治积极的集体收益也就越高；因而他们也就有可能表现得更加积极。最后，与这些激励相抵消的是政治积极的成本。这既包括为代表某一政党在竞选活动上所耗费的物质及思想上的努力，也包括政治积极的机会成本——比如，在家庭生活方面。这一模型做出的简单预言是，到两种收益超过成本的程度时，个体将会表现积极。

然而，这一简单的预言在几个重要方面得到改进。第一个改进与政治绩效（political efficacy）有关。如果个体认为他们的积极性实际上无法影响任何重要的事情，那么，即使个体认为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所带来的收益会大大超过成本，他们也不可能参与政治。对于怀特利与赛义德来说，这意味着对政治积极性的任何成本收益分析需要对政治绩效进行检验。因此，他们的模型既考虑到了“个人绩效”（个体对他们的行为能改变政治结果的认识），也考虑到了“政党绩效”（个体对他们的政党能改变英国的认识）。对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的第二个改进，集中在对政党的情感或感情的依附（emotional or affective attachment）这一认识上。可能某些人积极参与政党政治，是因为他们“认同”于一个特定政党的形式，而这一形式又成为他们表明自己的部分内容。对这些人而言，关于政党积极性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无足轻重的。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让他们保持自己身份的意味深

长的行动。因此，怀特利与赛义德认为，个体对一个政党的认同度越强，他们就会更加积极地为政党的利益而行动。第三个改进与意识形态有关。在这里怀特利与赛义德认为，政治积极性往往与对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有关。如果其它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强烈的拥护者（他们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将会比更软化的拥护者更加忠诚于党的事业，并因而可能表现出相对层次要高的政治积极性。怀特利与赛义德对理性行动者模型的最后一个改进与政治积极性发生的政治环境有关。他们认为，在地方性或全国性选举的最后胜利，因为能增加当地积极分子的士气，所以能发挥出进一步激励出他们政治积极性的作用；如果失败了，那么因为相反的原因，将产生抑制他们政治积极性的负面作用。因此，他们的模型要考察一下这些积极分子是否生活在当地的政府所在地，或者是否生活在他们的政党在前面的地方性和全国性选举中赢得选举的选区。

在论证这些不同的因素能够根本上影响积极性之后，怀特利与赛义德试图确立一个可以让这些因素中每一个因素的相对意义得到评估的正式模式。他们选择一个简单的线性累加模型（linear additive model），如下所示，在这一模型中，政治积极性通过符号表示为大量不同的解释性或“独立”变量的一个“因变量”：

方程1：政治积极性= a＋b1个人收益＋b2集体收益－b3成本

＋b4个人绩效＋b5政党绩效

＋b6政党认同＋b7意识形态的力量

＋b8最近一次选举中政党赢得选区的选举

＋b9最近一次选举中政党赢得地方权力

在这一模型中，a是一个因统计原因而包括进来的常量，而b1-b9是测量每一个解释性变量相对意义的系数。

作为优秀的行为主义者，怀特利与赛义德并不仅仅满足于坚称他们的模型可以“解释”英国的政党积极分子的行为。在确立了模型之后，他们的下一步是试图发现在经验上对它进行检验的方法。这要求他们拥有来源于真实的个体的数据资料，而这些数据既能衡量那些个体的政治积极性的水平，又能测量上面方程中归纳的收益、成本和其它的方程特征。在收集这些数据资料时，怀特利与赛义德有几种选择。第一，他们可以到他们当地的工党及保守党俱乐部去，或许在喝完一杯啤酒之后，要求几位政党积极分子思考他们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为了他们各自党派的利益而参与竞选活动。这可能会告诉怀特利与赛义德许多有关这些个体的情况，但总体上来看，这并不会给他们提供有关英国政党积极分子的系统性的、有代表性的证据。第二，他们可以组织与100位左右的来自各个大党的深度访谈，并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回答。这种“定性分析”的路径也会告诉他们许多有关特定个体的情况。但是总体言之，除了极度浪费研究时间外，它也不能给研究者提供能被可靠地认为是政党积极分子的有代表性的证据。第三种途径可能是与英国选民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样本进行访谈，然后将这一小群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绝大多数进行比较。这一途径的问题是，在这次普遍性的研究中被选取为样本的积极分子所占的比例在数字上是如此的小，以致于他们也不能被视为政党积极分子中有代表性的样本。

第四种方法，而且这也是怀特利与赛义德实际采用的方法，是对政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在他们的研究设计中关键性的观点是，在两种意义上那些积极分子在他们的积极性上有所变化：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为积极；任何特定的积极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的积极程度上都可能发生改变。怀特利与赛义德相应地对1992年大选前两年的工党与保守党成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调查。这使得他们得以确定两大政党积极性的程度在个体成员上发生变化的方式。大约两年后，也就是大选之后，他们又对相同的党员进行回访（2935名工党支持者，及1604名保守党支持者）。在每一个场合下，他们都问起同一套问题，以便对方程中显示的每一个概念进行测度。这让怀特利与赛义德可以对每个个体在他或她的积极性程度上有多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与独立变量有关进行评估。

然而，在怀特利与赛义德可以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检验之前，他们有义务使方程所显示的模

型变得可操作化。可操作化是一个把一种抽象的理论或正式的方程转换成能被经验检验的过程。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理论通常都是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而这些抽象的语言（如积极性、集体收益等等）又并非总是与观察到的世界万物相对应。对这一模型所确立的每一个概念来说，要求具备一套经验性的关系项或者指标。这些指标中的每一个指标都需要得到明确的测量，以便每一位被分析到的个体都能在每一个概念上分配到一个可比较的“数值”。在这一情况下，比如说，怀特利与赛义德就需要为他们调查中的每一位调查对象获得一个“积极性”的数值。他们用以衡量方程中每一个概念的特殊指标，已经在下面的表2.1中表示出来。他们的理论分析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因

表2.1 怀特利与赛义德对政党积极性进行分析的理论概念以及用以测量它们的经验指标

为它的长度，在此不可能对它进行回顾——在于，他们提供了一套把每一个概念与它的操作性指标联结起来的自变量。然而，既然这些概念本身不能直接进行测量，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评估这些自变量的充分性的正式的、经验性方法。其他的学者只需要对这些自变量中的每一个有多大说服力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任何研究的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自变量的长处（或者是其反面），决定了被提供的特定的可操作化的充分性。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行为主义研究都可能以各种不同程度的理由而受到别人的批评，因为选取的可操作化指标，并不能充分有效地检验它们所指向的理论概念。

对那些不熟悉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的人，怀特利与赛义德著作中最大困难之一——或许也是无法解决的困难——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统计分析。为了当前的阐述，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统计操作进

行详述。注意到他们确立并评估了一个在他们的统计分析中得到极大程度的事实支持的工党与保守党积极性的模型就已经足够了。他们的分析的核心逻辑是，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在各个独立变量上的分值较高的个体，也会在积极性的程度上得到较高的分值，反之亦然。他们的模型中最重要的成本收益计算很好地经受住了检验。在积极分子认为积极性的成本已经下降并且/或者积极性的收益得到增加的地方，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倾向于为了政党的利益而积极地参加到政党的工作中去。因为同样的理由，在设想的成本已经增加而且/或者收益已经降低的地方，他们也会变得更不可能积极参与政党工作。与此同时，怀特利与赛义德也找到了证明单纯的理性并不能解释有关政治积极性的所有事情这点的证据。相反，他们发现，与身份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深层动机也会在强烈影响政治积极性上发挥重大作用。他们还证实政治环境也有关系——尽管不是以他们预期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他们发现，在大选之后，不管在当地的竞选中是否成功，人们准备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都会下降。他们把这一发现归因于与选举活动有关的“疲惫”效应。然而，总的来说，怀特利与赛义德表明了如果我们要解释英国的政党积极性，除了清醒认识环境的影响，我们还需要一种把理性动机与非理性动机结合起来的解释。

如果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缺乏自信的结论，那么它就是吧。怀特利与赛义德是以简单的理性选择的路径为起点，开始他们对政党积极性的研究的。接着，他们把非理性因素和环境因素整合到他们的模型中。最后，他们试图借助可用的经验证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主张。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模型从观察到的事物中获取重大支持，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在解释政党积极性时在发挥作用的未被明确的因素。

怀特利与赛义德并没有声称已经发现了一个分析政治积极性的最可靠的模型。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还需要进一步地做出理论上的努力——即理论化，而这又反过来要求进一步的经验评估。总之，怀特利与赛义德是在从事一个重新导入（retroduction）的过程（Hanson 1958）。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在理论与经验检验之间激起了持续性的相互影响，其中理论对经验观察、可操作化与检测发挥着指导的作用，而经验发现反过来又被用来修正、改进和完善理论。

然而，关键的是，因为怀特利与赛义德的研究遵守着行为主义的信条，所以对于态度客观的评论家而言，总是可能确切知道他们正在论证什么、他们正在使用什么证据以证实他们的理论主张。在常常模糊而且混乱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化与研究领域中——其中，有些作者看起来几乎就是别有用心地使用模糊化这一策略，以作为一种预先制止批评的手段——这些东西恰恰是值得珍惜和培育的品质。很明显，怀特利与赛义德著作中的分析可能会遭到批评——尤其是考虑到那些被用作代替他们主要概念的操作性指标。但是，像所有优秀的行为主义者一样，他们至少为未来可能的批评提供了一个明确表示的目标。对行为主义者而言，清楚而又（可能）错误的东西，要比那些是如此的捉摸不透以至其他学者被迫对他们著作用的“含义”进行争论的东西，更为可取。

结论：行为主义留给21世纪的遗产

在当今的行为主义者中，为大家广泛接受的一点是，理论分析必须几乎总是严肃的经验研究的起点。这并不是说理论不能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被修正、增加或拒绝。相反，理论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即，使研究者远离对可被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的细节的可能的沉迷，因而可以在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上进行抽象的演绎。此外，理论不仅产生了可供检验的假设，还为这种应被首先收集的经验证据提供了准则与路标。简而言之，在后行为主义的经验研究中，理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许多后行为主义者甚至于朝着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的方向走得更远。人们常常习惯地认为，“在那里”，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中，还存在着一个等着被“科学”的分析去发现的客观的社会现实。在当今的后行为主义研究圈子中，人们绝对没有普遍地持有这种观念。后行为主义者不仅接受在社会分析中理论必须发挥核心作用的观点，而且他们还认识到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带来不同的观察这一可能

性。显而易见，这种可能性使得让相互对立的理论经受经验检验这一任务要变得复杂得多。然而，按照后行为主义者的看法，这并没有丝毫地降低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如果一种理论要被看成是一种真正的解释性理论，那么无论这种理论可能产生什么观察，它都必须产生不与现有的经验证据发生矛盾的可被证伪的预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每一种理论都不应该根据自身的观察性条件来进行评估。但是，除非一种理论可根据自身的观察性条件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可被经验检验——否则，后行为主义者首先就不准备认可它的解释性理论的地位。

对行为主义者以及他们当代的后行为主义者同行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在个体与群体层次上的行为。行为主义者要问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个体行动者、组织性的行动者以及民族国家会以他们行事的方式行事？”深深嵌入到行为主义者的解释理念中的东西，是因果关系的观念。尽管行为主义者意识到，因果关系可能就像它是一种“现实”一样，它同样是一种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反映，然而，他们还是坚持认为，除非一种理论做出了某种因果关系的陈述，否则它就不会被认为解释了什么事情。他们还坚持认为，如果一种解释要被人相信，它就必须做出可以通过观察在经验上可被证伪的预言。尽管永远也不可能最为可靠地去确定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因果关系，但还是可能去决定，一组特殊的经验观察与一个把不同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特定观点相一致的程度。简而言之，对行为主义者而言，可信的解释性理论必须能够接受、而且必须接受经验支持。后行为主义者们有相当的理由认为，几乎所有用经验材料展开研究工作的社会研究者，都普遍同意这种观点。在这一意义上，行为主义留给经验研究者的遗产是巨大的。在许多方面来看，现在我们都是后行为主义者。

进一步的读物

下表提供了一份既运用社会解释的行为主义研究路径又对它提出批评的文献概要。

●总体上看，对科学哲学以及行为主义在其中的位置做出的最好介绍的著作是，Chalmers

(1985)。

●要了解对行为主义的各种批评及有关观点，请参阅Winch (1958), Rudner (1966), 以及

Thomas (1979)。

●要了解对社会解释的实证主义及“科学”路径的更为一般地论述，请参阅Kuhn (1970),

Hempel (1965, 1966), Hanson (1958), Halfpenny (1982) 和Chalmers (1990)。

●要了解行为主义的哲学渊源，请参阅Carnap (1936, 1950), Schlick (1974) 和Ayer (1971)。

●要了解对在行为主义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术语的有用解释，请参阅Lacey (1976)。

●要了解为什么在社会科学中要使用经验证据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请参阅Blalock (1964,

1969, 1970, 1972)和King (1989)。

●要了解对定性资料在“行为主义——科学的”研究路径中加以运用的方法做出的最新概述，

请参阅King et al. (1994)。

第三章理性选择

休·沃德（Hugh Ward）

理性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当面临着几种行动方向时，人们通常会选择去做他们认为可能获得最佳总体结果的事情”（Elster 1989a: 22）。我将论证理性选择是政治科学家理论工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存在着它能部分解释的重要政治现象。然而我并不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独立的（cf. Almond 1990）。在解释为什么个体会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有利益关系、他们是如何理解那些利益、如何理解那些成为约束他们的行为决定因素的规则、权力及社会角色的分配时，它还需要其它视角的帮助。首先，我会简明扼要地勾勒出理性选择方法在过去40年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然后，我要说明理性选择的模型设计需要涉及的内容，并考察这一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我会详细阐述我的观点，即通过考察针对它提出的大量批评，理性选择最好被看成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看成一种理论路径。最后，我会考察理性选择理论在近期的一些发展，而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说明了理性选择理论是如何回应对它的批评。

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

理性选择是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科学中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要使用经验性的方法，来考察个体是如何行为的（请参阅第二章）——的一部分而产生的。至少在美国，它已经有争议地成为了政治科学中居统治地位的研究路径。然而，与行为主义者利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方法形成对比的是，理性选择利用的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Barry 1970）。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 1957; cf. Downs 1991）是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选举行为及政党竞争的先驱，而且他的著作是选举研究上的一场革命（在Hinich and Munger 1997中对此有所评论）。个体投票支持一个政党，是希望如果这一政党赢得执政权，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效用。政党被假定为只受执政欲望的驱动，并且通过改变它们的政策纲领以竞争选票。

从唐斯的开创性的著作开始，理性选择就已经在各种不同方向上兴盛起来。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证明了自利的个体并非总会参加到促进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中。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中会有那么多人会以损害环境的方式行事，尽管我们知道我们所正在做的事情是反社会的？一种貌似有理的解释是，我们感觉到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事方式，将对总的问题很少甚至不能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如果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下去，需要付出较大的经济成本及其它成本。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集体行动的失败，理性的自利又导致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Hardin 1969）。他的著作构成了对多元主义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批判，而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共同的利益足以促成政治动员的发生。在诸如对社会革命（例如，Popkin 1979）以及对国家在诸如全球性的环境恶化问题上的合作（例如，Sandler 1997）的各种不同研究领域中，已经产生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成果。

博弈理论研究的是他人的策略选择会影响到你的最佳选择以及反之亦然的情境。它促成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重要发展，使我们能够解释如果个体决策者的规模较小，为什么集体行动的失败有时就可以避免（Axelrod 1984; Taylor 1987）。在对核威慑、军备竞赛、裁军以及其它对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非常重要的现象设计模型时，博弈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Nicholson 1989; Powell 1999）。对于对议会联盟的形成做出的解释，博弈理论也是至关重要的（Riker 1962）。

当经济学家问到是否可以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充分民主的方法，以整合公民个体利益偏好从而达成一种社会选择的社会时序安排，这时，社会选择理论这一次级研究领域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程序的一个事例是，如果x能够比y获得更多选票，那么使用简单多数的规则，就把x置于y之

上。长期以来人们就已经知道，在存在着多种选择时，这种方法会导致悖论（Maclean 1987）。首先由阿罗（Kenneth Arrow 1951）证明的一个重要定律是，并不存在对利益偏好进行整合的满意的民主方法，以致这一问题并非只是简单多数规则所特有的问题。这一结果引起了关于民主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Sen 1970）。对一些学者而言，像阿罗所得出的那样的结果，还有在对有策略的投票和议事日程的操纵所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的有关结果（Farquharson 1969; Gibbard 1973），就对民主是由社会偏好排序所体现的公众意愿的实现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Riker 1982）。

公共选择这一次级领域的核心主题是，民主政府为弥补市场失败而进行的干预，其产生的问题常常要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一个证据是，财政预算最大化的官僚机构的自利性，官僚机构在对国家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结构上的信息控制，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以公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对财政预算及公共物品的过量供给（Niskanen 1971）。另一个主题是寻租，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以从国家获得补贴和对权力的垄断或半垄断，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市场效率的侵蚀，并减慢经济增长（Buchanan et al. 1980; Olson 1982; North 1990）。那些论述政治商业循环3（political business cycle）——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最终源自于唐斯著作（Goodhart and Bhansali 1970; Kramer 1971）的追求经济利益（pocket-book voting）的投票理论的基础上——的文献，表明了通过操纵经济来追求竞选成功，会导致经济动荡与程度高于最佳层次（higher-than-optimal）的通胀（例如，Nordhaus 1975）。公共选择理论的规范性目标，是要对政府的规模与自主性进行宪制上的约束，以及使政府摆脱社团主义者的纠缠。尽管公共选择理论是从新自由主义智囊团慢慢传播开来的，但它对于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Self 1993）。

理性选择理论在战后得到发展的知识渊源可以追溯到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追溯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像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直至追溯到诸如约翰·洛克和托马斯·霍布斯的学者的著作中去。如果说理性选择理论对自由主义传统欠下了知识上的债务，那么它已经通过提出分析与论证的方法，对它进行了偿还。例如，约翰·罗尔斯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John Rawls 1972）就奠定了这一思想，即在由自由与某些权利的平等分配所设定的约束范围之内，社会实现社会最穷困阶层的财富最大化是正当的。它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将占据什么社会位置因而也就公正无私的（假定意义上的）个体，将会理性地接受一种体现这一正义原则的社会契约：即保护自己以防出现自己最后成为最穷者之一的情况的原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理性选择既对那些试图解释政治现象的人有用，也对那些定位在规范研究上的人有用。而且，事情远非是这种情况，即理性选择必须与它的公共选择这一变种的保守党的议事日程结合起来，尽管在美国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中这是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尽管罗尔斯得出了一般性的社会民主结论，但这一方法也被用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Roemer 1988）。这是可能的，因为你从理性选择模型中得到什么，取决于你经由假定和你提出的问题的途径而为它提供些什么。在下一部分，我要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主流变种所做的假定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

理性选择理论主流变体的主张与假定

尽管认识到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但主流理性选择理论常常假定个体是自利的。自利这一概念潜在地具有极度的弹性。一位希望坚定不移地直面死亡的伊斯兰殉道者，当他在一场圣战中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他是正在以一种自利的方式行事吗？有人会认为“道德动机”应该被排除在理性选择模型之外。下面，我将转向这一问题。

理性选择的主流变体假定，个体都拥有选择最佳行事方法所必需的理性的能力、时间及情感上

3要了解政治商业循环理论，请参阅丹尼斯C. 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5章，“政治竞争和宏观经济业绩”——译者注

的超脱，而不管这种选择有多么的复杂。这一概念上的最简单的问题是在确切知道以下事情的情况下的参数性的决策：即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已知结果（因此不存在任何风险与不确定性），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任何其他个体的行为的影响（这样，它们就可以被当成是一些固定的参数）。个体被假定为能够对结果进行排序，在这里也就等于是能对同一件事情即行为进行排序。这样，对任何两种选择a和b，他们就可以确定a是否比b更好，b是否比a更好，或者两种结果都对他无关紧要。而且偏好还具有传递性。这意味着如果a优于b，而b又优于c，那么a也优于c。说a比b更可取，这仅仅表明对a的选择要在对b的选择之上，所有这些选择提到的都是效用或其它“不可观察”的被视为并非不可或缺的心理现象。为了取得有价值的解释，偏好常常被假定为能长期保持稳定。这样，理性的个体就会选择一个排序最高的对他们可行而又合理的行动/结果。

第一种复杂情况是行为可能会导致取决于一件随机性事件的不同结果；或者，个体可能并不确切知道他们的行动将要产生的结果。这表明，承认了某些假定，个体就会进行选择，就好像他们将根据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从他们行动带来的各种可能的结果中，权衡他们的赢利，以实现预期效益的最大化。对决策进行假想所需要的效用，至少在原则上可以从个体通过抽签对结果进行选择的实验中获得，也可以被解释为它包含着有关个体对风险的态度的信息。

博弈论的最重要的思想是策略均衡的思想。在博弈参加者之间没有可能制定有约束力的协议的博弈中，一种均衡就是这样一组策略，对于每一位博弈者而言，鉴于其他的博弈者都不会改变策略，所以没有任何博弈者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策略来增加他们的赢利。策略的相互依赖性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策略计算的无限回推问题，这种无限回推的形式是：“如果他认为我会选择a，那么他就选择b；但是如果他选择b，我就选择c；而如果我选择c，他就选择d……”，当策略处于均衡状态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假定A的策略s和B的策略t处于均衡状态，而且认为双方都是理性的已经成了一种普遍认识。那么，如果A预计B会选择t，那么他就不能比选择s做得更好；而且如果A相信B会认为他将选择s，那么B就会选择t，从而证明了A的预期。策略s是对策略t的最好回应，反之亦然。这样，处于均衡状态的博弈者的策略选择，是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最佳的回应，而且各自的预期也就保持了一致。此外，均衡本身是具有约束力的，而非均衡的策略选择却不是如此：即使博弈者说他们将坚持自己的不处于均衡状态的策略，也至少会存在着让一位博弈者改变策略的动机。均衡这一概念已经在几个方面得到了扩展和改进，比如说考虑到这一点，即对博弈者在采取的行动中使用混合策略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些像抛掷硬币那样的随机事件的结果；考虑到了博弈者的联合可以达成有约束力的协定的可能性（Ordeshook 1986）；考虑到了博弈者根据他们从其他人在博弈中采取的行动推断出来的信息会改变自己的看法（Morrow 1994）。

总结一下，理性选择解释了个体行为以及他们根据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法（策略）而导向的结果，解释了他们对由各博弈者选择的行为联合所导向的目标状态的偏好，解释了他们对诸如他人的偏好那样的重要参数的看法。人们通过把逻辑和数学方法运用到一组假定中，来进行理性选择的研究。在这组假定中，有些是关于理性行为的公理，还有一些是为了做出预言，而与博弈者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环境有关的辅助性假定。理性选择理论是运用演绎—推理法则这一解释路径的典范。这一方法被认为有着大量的优点（例如，Powell 1999）：

●它迫使你对在文字论证中常常被搞得模糊不清的那些假定有清晰的了解。

●它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探试程序”（Lakatos 1978）——即有一组在建构解释时有帮助的

范畴，有一组进行好的解释时可以模仿的典型事例，以及关于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的建议。

●因为根据定义，模型是以促进我们的理解为目的而建立的一种现实的简单化表现，所以它

迫使我们注意：我们想要解释什么东西，什么对我们解释我们感兴趣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意

义，以及什么可以被看成边缘性的或无关重要的东西而将它排除到这一模型之外。

●如果正确地加以运用，它就能确保你实际上能合乎逻辑地得出你的观点；因此这一方法可

以用来判断是否可以为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而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致的基础。

●它超越了通过归纳方式得出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联结贯穿在个体采取的行动中的独立

变量与依附变量的机制。

●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超越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和次级领域的统一的解释框架，从而允许在各种

思想之间进行相互得益的交流。它还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从这一角度，可以在不同的现

象之间发现一种普遍的模式。

●即使是在行为非理性的情况下，它也提供了一种判断行为的标准，而且它还指出了导致对

理性的偏离的变数（Mansbridge 1990b: 20）。

理性选择理论把个体的偏好、看法以及可行的策略当成是他们采取那些行动的原因（Little 1991: 39-67）。与此相关，理性选择理论常被评论家看成是在方法论上接受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即，对社会现象的“真实的”解释应该建立在个体的看法、策略以及偏好之上（例如，Almond 1990: 123）。这即是说，理性选择被人断言为简化主义的，其目标在于根据个体性的“社会原子”的属性，来解释事物。不久我就会对那种声称理性选择是、或者实际上在方法论上可以是个体主义的断言展开讨论。如果它真是如此，那么，它就要忠于这样一种本体论的立场，即只有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社会结构、制度、角色、规范以及社会学中所有其它的概念工具，充其量是谈论个体的方便的捷径。众所周知，这一观点已经被一些像哈耶克那样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所采纳，而且对新右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Self 1993）。这导致了理性选择拥有一种生来固有的保守偏见，这一点已经通过它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一变种所体现出来。

几乎所有的决非现实的真实再现的博弈都有一种以上的均衡，从而产生了在看法上的协调问题。为了理性地进行博弈，博弈者必须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猜测，即一种特定的均衡将会形成。如果这种共同的猜测不存在的话，那么，即使博弈者选择符合某种均衡的策略，总体上，他们的策略也将没有理由会互相得到最佳的回应，因为当他们在选择策略时，不同的博弈者可能集中关注的是不同的均衡。现在，一种共同的猜想是一个主观间的猜想，而非一种个体的事实（Bicchieri 1993）。例如，在一个二人博弈中，它采用的形式是“A 和B相信均衡e终将发生；他们知道他们相互都相信这点；他们知道，他们相互都知道他们知道这点；……等等”。显然，这样一种看法模式形成了一个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并不能被简化为被认为是孤立的“社会原子”的任一博弈者的看法。与政治科学中的普遍认识相反，博弈论决非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的典范。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简化主义的前后矛盾。

正如我早已指出的，要确立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你必须确立游戏规则——不很精确地表达就是，博弈者可以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以及他们知道什么与不知道什么。在实际运用中，这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博弈者的角色和权力的程式化说明。比如说，美国国会委员会各主席与参众两院的议员个体间关系的理性选择模型，就把规制委员会主席在控制议事日程的权限方面的有关规定看成是既定的规则，而且常常假定，各专家委员会成员在他们的领域中对各种法案的结果要比普通的国会议员知道得多（Shepsle and Bonchek 1997）。这种模型并不仅仅包括关于个体的事实；它们也包括有关“规则”与“角色”的“制度事实”。用本体论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在部分程度上也包括被视为给定了的社会结构的要素。下面，我要回到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转向——这一制度转向强调的就是这一事实（Hall and Taylor 1996: 942-6）——的分析上。

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家信守某种形式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请参见第一章）——最低限度地，他们认为存在着通过观察可以辨识的关于世界的事实，这是一种“足够独立”的理论，是一种在表明做出的某些基本假定是虚假的（Nicholson 1983: 40-3）这一意义上，正在经受是否能够反驳它的检验的理论。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关于理性选择是否在经验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存在着重大争议。在任何情况下，一位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者不管以什么形式都必须忠诚于经验主义，这一点决非清楚明确。某些经验主义的批评者试图根据他们自己的参考框架取得对特定的个体行为的理解，而否认社会科学应该寻找得到充分证明的普遍规律。理性选择与这样一种阐释性的定性研究的事业

并不一致，因为它也可以是一种研究他人行为的意义的方法，从而要求我们去考察个体的意愿与看法，并把这些东西描绘成导致意向与行动的因素（cf. hindess 1988: 59）。

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

近年来，出版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进行批判性评论的一系列的论文集和学术专著（例如，Barry 1970; Green and Shapiro 1994; Hargreaves-Heap et al. 1992; Hindess 1988; Hollis and Nell 1975; Lewin 1991; Mansbridge 1990a; Moe 1979; Monroe 1991; Self 1993; Zey 1992）。为了提供一张路线图，我要对以下四种类型的批评进行审查：（a）那些特别地强调有限理性的人的批评；（b）社会学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表现出来的贬低社会结构和整体主义解释风格的方法；（c）心理学家的观点：在通常的意义上，个体并非经常理性地行事，他们在动机和心理上是复杂的；（d）来自主流政治科学的批评，这一批评建立在做出的假设的不真实性和这一模型在预言上的失败为基础。

有限理性

如果没有其它东西，人们会希望理性选择理论能够就理性地行事是何意义给出一个清楚的解释。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它失败了。尽管在博弈理论家中存在着某些均衡不合情理这一共识，但在如何“改进”均衡这一概念以缩小选择的范围上，他们却很少达成共识（Hargreaves-Heat et al. 1992）。首先，多种均衡的存在降低了这一模型的预言能力。第二，不可能去界定什么是理性行为，除非存在着一种理论，说明博弈者是如何协调他们对一个共同猜想的预期的，而在规范的博弈论中并非明显存在着这一理论（Bicchieri 1993; Johnson 1993）。尽管这种类型的协调可能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它对政治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例如，考克斯（Cox 1997）就表明了一点，即，观点一致的选民与政治精英团体对协调他们的行为以使之处于一种有利均衡的需要，就解释了许多选举制度运行方式上的特征。

有些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在个体的理性能力上，这一主流的模型做出了极难让人信服的假定。西蒙论述有限理性的著作（Herbert Simon 1982, 1985; March 1986）具有特殊的影响力。面对着有限的信息、有限的时间和处理信息上的有限的认识能力，西蒙设想个体会把成为通常的操作流程中一部分的探试程序，当作指导他们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结果的简单快捷的工具来加以使用。尽管有些人会认为理性行为只有建立在持有理性看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例如，Elster 1989a），但是在西蒙看来，考虑到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如果行为是以合理的看法为基础，那么它在程序上就是理性的。决策者们会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直到赢利降低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之下时为止；此后，他们会继续寻找新的选择办法，直到发现另一个令人满意的选择为止。这样一种模式的决策往往只会引起增量式的政策改变，当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时，在规范的意义上，这种选择可能是正确合理的（Braybrooke and Lindblom 1963; cf. Etzioni 1967）。

在政治科学中，最近出现了一对有限理性的研究兴趣的重新抬头。比如，奥斯特罗姆（Ostrom 1997; Ostrom et al. 1994）就呼吁在有限理性基础上建立第二代集体行动的研究模型。博弈论模型未能解释在实验室环境和田野研究中观察到的模式。一种替代性的路径将会承认，自然选择已经使人们可以学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办法，而且也可能已经选择了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Gintis 2000: 237-83）。个体们发展出了一系列处理何时要回报何时又不要回报这一问题的探试程序。他们依赖于交流以及他人值得信赖的名声，他们已经内化了这样一种适当行为的规范，如果违反了它，就要付出难以确定的代价的。

那么在研究有限理性的文献中强调的惯例、日常操作流程以及探试程序又是从何而来呢？一种途径是博弈者仿照那些可能因为发现了一个好的探试程序而变得更为成功的人的方法。这种模仿极

其类似于自然选择（Van Parijs 1981）。在重复的博弈似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在这样的博弈者之间的互动：这些博弈者把“惯例”像一种“文化基因符号”那样“携带”，像遍布在博弈者中通过模仿而取得相对成功的人士那样携带——中，惯例在发生着“进化”。进化性的博弈理论——它们首先是在生物学中发展起来的，但也可以用来分析这种类型的社会进化——表明，给予足够的时间，进化的压力会确保，对观察者而言，它看起来就像博弈者正在使用那些成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中一部分的惯例，尽管并非所有的纳什均衡都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例如，Gintis 2000: 148-236）。理由是，如果博弈者的惯例不是对他人正在做的事情的最佳回应，他们最终就会模仿更为成功的其他人。例如，可以证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对它们的竞争性策略进行调整的政党，会以唐斯预言的完全相同的方式行事，趋向于集中在政治中心地带的均衡（Kollman et al. 1992）。如果这些预言与那些普通模型的预言相同，有人就会问“又何必自寻烦恼，庸人自扰？”（例如，Friedman 1953）。除了更为现实之外，一种进化式方法的成功之处就可能会变成是，它能解释对在博弈中存在几种均衡的情况下的某种均衡的协调，而这又是我已经表明的标准博弈理论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在已经总体上实现均衡的这一进化的博弈理论，因为存在着路径依赖，所以会依赖于这一过程中的起点和动力。尽管对政治科学中的进化解释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看法（cf. Dowding 2000; John 1998），但在我看来，它是有巨大潜力的。

社会学的批评

社会学家常常声称个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因变量。对个体而言，选择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建立在个体选择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路径也是没有帮助的（例如，Hindess 1988）。比如，有些人就认为，唐斯式的路径就要比根据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对投票行为做出的解释要低劣。社会阶层、地理位置、性别、消费、生产配置、宗教以及其它的变量，都程度或轻或重地与投票行为有着某种已知的相互关系（例如，Harrop and Miller 1987）。实际上在投票中，和在其它的领域中一样，个体的结构性位置通常并不能完全解释他或她做的事情。新制度主义常常强调政府的制度结构的发挥作用的方式——通过这一方式，它型塑着政客与官僚们世界观，影响着他们偏好的形成，并且当他们做出政策选择时限定着他们所考虑的选择（例如，March and Olsen 1984）。在多数时间里，个体是在遵守着规则而不是在做出选择。诸如阿里森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分析的经典案例研究表明，组织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诸如肯尼迪那样的个体决策者，也有着深远地影响着结果的充分自主性（Allison 1971）。总之，或者个体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或者他们的行动完全受社会结构的决定，这都看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Hollis 1977）。

社会结构

即使社会结构决定着个体可行的一套策略、看法和偏好，理性选择也能够通过在理性的行为方法并不明显的时候做出预言，来为这种解释做出贡献。在存在着决策的策略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尤其可能是这种情况。例如，在什么情况下，为了实现向民主的和平过渡，既有体制中的自由化者和改革者中的温和派，将能够阻止强硬路线者和革命者，这就根本不明显。普泽沃斯基（Przeworski 1991）通过使用博弈论的路径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说明了结果是如何随着事件决定性因素以及这些社会集团的看法而改变的。他的结论是，实现和平过渡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自由化者把能够比反对派更能成功地制止革命的这一更大的可能性寄托在他们以前的盟友即强硬路线者身上。这样反对派实际上就会接近于改变自己的立场，从而导致自由化者抛弃他们以前的盟友，并做出屈服，而不是要去面对一场大屠杀。尽管这一结论肯定是有争议的（cf. Marks 1992），但它说明了理性选择从广泛接受的有关社会集团及它们的利益这些“结构性事实”中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的能力。

因为他们赞成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所以许多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能提供社会

科学中的解释的基本要素；相反，我们却需要使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这一结构（例如，Elster 1989a）。通过考察西达·斯克波尔（Theda Skocpol）和像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那样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这能得到解释。前者试图不使用像理性选择理论那样的唯意志论的方式来解释社会革命。斯克波尔（Skocpol 1979）运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分离出一套充分的社会革命的结构性条件，这三个条件是：地缘政治舞台上对国家的外部压力；国家维持国内秩序能力的崩溃；以及农民中强大的共同体结构。泰勒的观点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可以被看成是个体做出的决定的结果：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决定；政府决策者把足够的资源投入到社会控制上的失败；为了提供一个防止与君主对抗的阶级的壁垒，而支持农民共同体的政府做出的决定（Taylor 1989）。泰勒的批评是一种有力的批评，但是结构性因素肯定影响着他所提到的决定。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为什么会是国家的统治，而不是其它形式的统治？

在我看来，理性选择理论家要从任何对理性选择的运用中排除被视为给定了的结构性因素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表明的，这些因素是作为游戏规则而进入到模型中的。除了它的不一致外，要像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所要求的那样，把解释简化为仅仅是有关个体的事实，这简直就不可行（Lukes 1977）。我不相信虔诚的理性选择理论家通常会表现出很大的抵制结构的欲望：相反，他们常常会试图解释选择是如何在结构中做出的，这一待议事项已经延伸到了对理性选择如何实现对结构的再生产或对其改变的思考之中。像这样，理性选择就可以成为结构路径的一个组成部分。下面，我将回到何时对政治制度的理性选择解释进行思考这一点中。

规范

这里有关社会结构的总体观点也是来源于与规范的关系。依靠像涂尔干（Durkheim）那样的社会学鼻祖们的著作，许多社会学家强调受规范驱动的行为，而社会规范则被认为是源自于社会对系统整合的需要。尽管认识到了失范性的和机能障碍性行为的可能性，这一整体主义的路径典型地贬低了工具性的理性行为。理性选择理论家已经从两个角度对规范进行了讨论。第一，规范可以被看成解决协调问题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是否每个人都靠左行驶，或者是否每个人都靠右行驶，这并不重要：只要每个人都预期其他人会有规律地遵守这一习惯，从防止相撞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办法都同样是好办法。用博弈论语言来表达就是，两种办法都是均衡，因此协调问题是上面提到的多重均衡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根据哲学家刘易斯的著作（Lewis 1969），这些规范可以以一种上面探讨的进化性博弈类似的方式，通过试错习得逐渐形成（Sugden 1986）。

第二，理性选择理论家已经把规范看成是“好的”训谕——当存在着集体行动的问题时，就以一种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式行事，这样在个体意义上要做的理性的事情就是搭便车（例如，Ullmann-Margalit 1977; Gauthier 1986）。例如，个体为何会费心地去登记投票以支持他们偏爱的政党，尽管它影响到全国性大选结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公民从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中得到了愉悦。在决定是否投票时，他们把这一激励与投票的成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Riker and Ordeshook 1968; cf. Aldrich 1993）。这种思维路线的暗含的普遍意思是：当这样做的成本较低时，人们就更可能遵守规范；而且他们并不会不加考虑地去遵守。例如，人们投票是因为投票是低成本的；他们并没有以其它方式过多地参与到民主中来，因为那是高成本的。许多社会学家在解释规范时，会从集体行动问题开始（比如，Parsons 1937），尽管根据它们带来的多方面的好处，他们通常使用功能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规范。而且他们通常还把规范看成是通过社会化而不是通过激励来运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对规范如何影响行为的一种更好的描述（Elster 1989b: 106-7）。尽管在理性选择理论家中把规范与“正确行为”的道德激励等同起来极为普遍，但是有些人认为这并不充分，因为它忽略了自利对集体行动的破坏性影响：如果别人遵守规范，那么，那些不遵守规范的人，或者那些不付出实施规范所需要的任何代价的人，就可能从中受益（例如，Taylor 1987: 29-30）。下面还有一些我要接着讨论的经验性问题。

意识形态

然而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学批判却与意识形态有关。如果把它的意义归结到行为上，那么意识形态就可以被视为信仰的结构。对很多社会学家而言，人类行为的关键特征是它对个体的有意义性（例如，Winch 1958）。许多社会学家将会认为，在特定的意义系统或杂乱无章的环境中，行为只能看成是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此外，行为通常不能从一个工具性的视角来解释。事实上，象征性和仪式性的行为对政治是至关重要的（Edelman 1964）。个体的身份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话语形成和再形成着，仅仅给予个体性的人类主体以有限的自主性。这种形式的身份的形成过程对于信仰与偏好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还表明理性选择模型的重要要素，是由经不起理性选择方法检验的杂乱无章的社会过程赋予的。

这些批评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与之相反的观点也是适用的。为近期论述意识形态与话语的著作所广泛承认的是，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意识形态决定性的个体自主性；而且意识形态是作为个体行为——这些行为有些是合乎工具理性的——的结果而形成、被再生产和改变着的（Norval 2000）。详细地解释一下，个体通常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一种或多种意识形态的要素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要工具性地促进某种利益，而且这能够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此外，尽管因为不存在判断真理的普遍标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这一观点已经为一些人所拒绝，但是意识形态现在常被界定为一套对某些人有利而对另一些人不利的信仰体系（Norval 2000）。毫无疑问，政党竞争可以用这一观点来解释。例如，撒切尔的保守主义利用的就是自由主义与传统形式的保守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构筑。很少有人会否认一点，它与英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有着密切关联。

除了解释意识形态结构的变迁之外，理性选择还能否再做些什么吗？我认为它可以，这正如威廉·莱克论述民主国家中对问题范围的操纵的著作中所表明的（William Riker 1982）。依据投票与选举的空间理论的正式结果，莱克证明了政客可以通过把额外的问题范围插入到辩论中来破坏议会多数的稳定性，而且可以通过鼓励对问题的独立考虑来巩固议会多数。尽管莱克把这些手腕看成是精英自利性与反民主的体现，但其他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可以有益于普遍的善的治国才能的表现形式（Nagel 1993）。发展莱克观点的一种方法——未必这是莱克自己愿意发展的方法——是，去表明在对问题范围进行操纵的背后，还存在着把某些问题及它们间的联系“组织进来”或“排除出去”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或增长。这些意识形态的运动可以与政党的选举命运和议会的政策命运关联起来，而莱克的见解正使得这点变得极其的清楚明确。

规则与惯例

组织社会学家认为，即使集体行动者出于实现既定目标的目的而经历了深思熟虑的过程，这些过程也可能受到以下事物的强烈影响：用来对问题进行分类的规则与惯例；使即将取得的信息的作用发生偏差的范式性的过滤；寻找可行解决办法的有限努力；表现一致性的压力，甚至以目标实现的失败为代价；为目标服务的自身手段的改善；以及其它组织性变异（March and Olsen 1984; Hindess 1988）。决定常常是紧急性的，这是思考过程中各组成部分相冲突的结果，或者是因为问题规避或内部的政治堵塞而导致的不作为的结果。尽管这些现象多数与个体层次的现象相类似（请参阅下一部分），但他们对理性选择理论通常对待集体行动者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人们通常认为理性选择把个体描绘成孤立的社会原子——社会过程中社会因果关系的具有自主性的源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大多数社会学理论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个体的相互关系上。并非在充分确立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关系：相反，关系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改变着个体的身份。理性选择理论对个体的原子化描述，据说与其它的个体化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否认社会团体、社群、社会阶层乃至于社会的存在现实，来支持社会的现状——是保持一致的。而与此

同时，那些确认个体社会身份以及并非以自利性为基础的政治行为的方式，被否认有效地打上了理性选择的烙印（Benn 1976; Sen 1970）。正是理性选择理论所宣告的理性这一概念，被假定为在历史与文化意义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它的逻辑据说是要将其它理性与其它理解的方式驱逐出去，尤其是要把任何会使行为所定位的目标出现问题的理性观念驱逐出去（Dryzek 1990）。总之，对政治世界的理性选择式的描绘，是一种只接近于资本主义的对现实的歪曲体现，它产生了对政治领域进行理解的方式，而这种理解方式，几乎完全阻止了对社会现状的浅薄的批判（MacPherson 1970）。

在我看来，理性选择理论好像并不需要坚持把个体看成是孤立的社会原子，只需要坚持把他们看成是自利的个体就已经足矣：理性选择的模型设计以给定的看法与偏好为起点，而不论它们源于何处（Gintis 2000）。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同产生的这种认识，毫无疑问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在直接的家庭圈子之外，它总是重要的（例如，Sahlins 1972: 191-204）。我在上面说明了存在着一种不能从理性选择解释中排除出去的、有关共同猜想的社会相互关联性的要素，除非它通过求助于其它事物而成为一种进化的社会过程。

心理学家们的批评

心理学家通常认为个体的动机未必体现自利性：嫉妒是重要的，而且与自我关注并不一致；而且诸如复仇、愧疚、贪婪等冲动都可能存在，而不论它们是否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把利他主义从大多数对政治进行分析的理性选择模型中排除出去，理性选择模型的批评者尤其对此深表忧虑（例如，Lewin 1991; Mansbridge 1990a）。他们认为有经验证据表明，在政治生活中，个体常常会利他性地行事。比如说，尽管个体的个人收入预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投票的方式，然而有相当的事实表明，经济的总体状态也与投票有关系，而这正说明了选民常常会关心他人的福祉（例如，Sears and Funk 1990）。当个体按照社会规范行事时，这也常常看起来像是对自利的某种牺牲。

规范方向的理性选择并没有坚持自利性的假定。比如说，社会选择理论就没有做出关于存在于个体偏好后面的动机的假定，而只是关注为了为社会做出选择它们可能被如何整合的问题。对解释政治现象感兴趣的理性选择理论家，常常意识到了利他主义也很重要这一点（例如，Downs 1957: 29）。他们的立场常常是，对理性选择的运用应该被限定在自利性支配的那些领域之中：这一结论得到了他们的批评者中一些人的支持（例如，Green and Shapiro 1994）。比如，奥尔森就表明了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利益集团最为适用，而并不适用于慈善团体（Olson 1965: 64-5）。这样，问题就变成这样一种自否性（Self-denying）的既定规则将给理性选择理论家留下多少操作的空间的问题。

关于利他主义问题的一种解释方法是要表明，个体从他人的幸福中得到快慰。使用个体间的积极效用互动的方法，要对这一现象建立模型并不很难（例如，Collard 1978）。马格里斯的模型考虑到了自利与其他人的利益相对地位的变化，并且鉴于个体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利他性的程度（Margolis 1990），他把自利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一些人主张更加广泛地使用这种模型设计（例如，Mansbridge 1990c; Gintis 2000），但是它引发出了方法上的问题。下面我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已经变得明显的是，某些形式的利他主义可能是自利的伪装形式。生物学家已经指出，因为亲属有着共同的遗传因素，有利于近亲的自我牺牲可能增加你的基因复制品存活的机会。因此，亲属利他主义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选择。此外，根据进化的方法，对你现在帮助他人的可能回报是你可以预期在将来他们也会帮助你，这样相互性的利他主义也可能拥有一个进化式的基础。在这些相互性的利他主义在已经被有意识地考虑到的背景下，以及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它被选择的背景下，博弈理论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已经为了澄清相互利他主义可能发生的条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好”的行为必须以其他人在过去也是“好”的为条件，以惩罚那些行为“恶劣”的人；这种互动关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