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当代文学史笔记整理
北大当代文学史笔记整理
北大, 文学史, 笔记
第一节文化批判运动与文学的曲折发展
一、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大会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起到了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新时代文艺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作用；第一次文代会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二、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武训终生以行乞而兴办义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不久，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这部电影；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1951年11月起，全国文艺界进行了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文艺思想；对《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开了以政治运动对待思想批判、文艺争鸣的先例。
三、第二次文代会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四、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是现代很有影响的一位红学家，在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研究的方法乃至观念颇受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李希凡、蓝翎著文对此进行批评、置疑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针对俞平伯进而发展为针对胡适，由文艺界迅速扩大到全国思想战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五、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胡风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1952年《人民日报》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评，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不久就升格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9年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是建国后文艺界历时最长的一场悲剧。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一、1949—1978年间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
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一颗新星》、冯至《西郊集》、卞之琳《第一个浪头》、艾青《欢呼集》、田间《天安门赞歌》《赶车传》、李季《杨高传》、阮章竞《新塞外行》、邵燕祥《到远方去》等。
二、1949—1978年间诗歌发展概貌
①流派的贫乏畸变：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进行审视。先来看现实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诗人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感、自豪感，所以“颂歌”顺理成章地成了建国
初期的主题。诗人们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地深入观照，而是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得诗坛的现实主义从单调贫乏到扭曲畸变，诗歌成了标语口号的罗列和政治概念的堆积，从而彻底丧失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再看浪漫主义，一些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神话代替理想，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的表达，催生了大批粗制滥造和伪浪漫主义的赝品。这种伪浪漫主义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兴起于50年代、风靡整个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明显存在类似问题。由于往往从不当乃至错误的政治观念出发，狂热地憧憬着一种神圣伟大的“乌托邦”，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因而内容贫乏空洞，情感虚假不真。这种反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取向，既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更背离了中国诗
歌的传统。
②体式的畸形化：虽然这一阶段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散文诗都还存在着，甚至还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移植来了“楼梯式”或“阶梯式”。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却同样是扭曲与畸形化。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歌体的极端推崇，使其在各种体式中居于一花独尊的特殊高位，在诗的体式上也就不能不发生扭曲与畸变。
③诗美内涵的极端化：具体表现为美与善的严重分离，并把美与善分别推向其反面，变成工具和虚妄，从而失掉了美与善。首先，是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致使审美意象贫乏单一，诗歌创作往往是从某种观念出发，用矫情代替真情实感的抒发，使诗美蕴涵由崇高沦为虚妄。其次是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泯灭，诗歌艺术情感贫乏甚至虚化。第三，由于极端地追求诗的社会功利（善），致使善与美分离并分别被推向自己的反面，使诗美逐渐沦丧，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第二节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郭小川诗歌创作特色
①鲜明的时代色彩，浓烈的革命激情: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而真挚的激情。诗人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50年代，他热烈歌颂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黑暗永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向困难进军》）。60年代，他把对党、对祖国的激情化作对祖国钢都、煤都、林海、草原、边塞、海防的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歌颂，在《厦门风姿》中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这座地处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从他的诗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历史的风云，而且可以咀嚼诗人关于人生、理想、生活、幸福的精辟见解。如《致青年公民》《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等
②立意高远，哲理性强：他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描绘现实生活图景，还是对重大社会命题进行诗的议论，都努力从自己的理解中提炼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发人深省，促人向上。如在《青松歌》中，诗人赞美青松：“活着时，/为好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实际上是对革命战士高尚节操和英雄品格的赞颂，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引人思索，耐人寻味。同类诗歌还有《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
③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二节政治的调整与文学的迷茫
一、“双百方针”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具体内涵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里走出，文学创作出现勃勃生机。
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印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毛泽东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随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的文章也被定性为“大毒草”而遭公开批判；文艺界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使我国当代文学遭到极大的挫折。
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第三次文代会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只适用于文艺创作，也适用于
文艺批评”。
四、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两次“批示”，认为文艺领域“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久，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几乎宿命般地逼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五、《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导火线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该剧“为彭德怀翻案”，“反对三面红旗运动”，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成为“文革”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张春桥等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966年5月，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第三节拨乱反正与文学的新时期
一、“伤痕文学”
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二、“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整体彻底的否定，使人性得以复归，“人”地位得到重新确认，继承了“五四”人道主义传统，最好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意义。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一、“归来的诗人”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具体包括：
①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罗洛等；
②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其中既有在三四十年代成名的艾青、穆旦、唐祈、唐湜等，也有在50年代初露头角的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昌耀等；
③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郑敏等。
二、“崛起的一代”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
? 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 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
? 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三、本时期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
①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0年，为历经劫难的诗人“归来”和延续“传统”的青年诗人“歌唱”的阶段；
②第二阶段1980年到1986年，这是具有叛逆和创新意识的新一代诗人，即朦胧诗人崛起并得到认可的阶段；
③第三阶段1986年到1989年，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以民间群落形式突破朦胧诗，寻求更加自我的诗歌精神的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90年代诗歌的主力。
四、本时期诗歌发展的总体特色
①对诗的真实性的普遍关注，这是对前一时期诗歌，尤其是十年动乱中所出现的虚伪和矫情的反拨和矫正；
②对诗的个性化的自觉追求，不管是对国家社会的历史现实，还是对个人自我的心灵世界，都坚持一种独立的思考立场；
③对诗的本体建设的高度重视，从诗体形式、意象结构到语言句式，都被不断地变革和翻新。
第二节朦胧诗及其有关诗人
一、朦胧诗
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二、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朦胧诗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1980年8月《诗刊》发表的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中。朦胧诗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有黄翔、食指、芒克、多多、根子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具有相似风格和倾向的诗歌作品开始更多地出现，包括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遂形成一股创作潮流。
朦胧诗曾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广泛激烈的论争。论争由公刘的一篇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引发，论争的意见大致有三种：? 认为这批青年诗人的诗作是新诗史上的“新的崛起”，代表着诗坛的希望；
? 认为是一种数典忘祖、食洋不化的现象；
? 认为朦胧诗可以存在，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讨论使朦胧诗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的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反思与发展。
三、朦胧诗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朦胧诗的内容特征：
①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价值角度对动乱年代的苦难历史、人性毁灭、理性沦丧进行反思与批判；
②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主体情感的宣泄，并表现完成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与信念，体现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
③重建了一整套不同于十七年诗歌中的那种价值与信念。
朦胧诗的审美艺术特征：
①打破现实主义审美模式，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物象转到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着重于表现多变、曲折和复杂的主体世界。
②打破过去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以主体情感和情绪流动的内在曲线结构作品，情感呈散点辐射状态，主题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平面状态，在结构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③多用象征、暗示、通感等，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形象和意旨的明确性，闪烁的意念、跳跃性的转递切换、瞬间感伤的捕捉等等，是其典型特征。
第三节海子的诗歌
海子诗歌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
①自然之爱：海子将自己童年与少年时代15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凝结成一个个质朴、单纯的世界：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他把景色的元素变成了诗的语言和呼吸，对大自然元素怀有不可质疑的感恩之情，对苦难而辽阔的“麦地”进行一而
再、再而三的歌咏，如《麦地》：“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在海子笔下，自然其实更多的是他儿时的乡土，诗意与苦涩交替出现在他的诗行，“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他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他们破碎”（《四姐妹》），眷恋、感恩、忧伤这些朴素而强烈的感情纠结在一起，成了海子诗歌反复咏叹的主题。
②悲剧色彩：海子执着追求生命、追求存在的意义；同时，他又看到了这生命在黑暗中所注定要遭受到的阻力，不得不去表现生命的痛苦。“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环境的压力，现实的逼迫，这使诗人陷入幻觉之中，也导致了海子诗歌艺术的悲剧色彩。
③神秘美感：海子的诗歌仿佛是一堆古瓷的碎片，在不完整的残缺中，却给人一种神灵般的启示和诱人的美艳。读他的诗，会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恍惚不定的感觉，但这感觉又是独特的，而且是十分确切的。理想的境界与现实的“废墟”，冲撞而又交错的意境，赋予海子的诗以强烈的个性化的特征：“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
第四节艾青的诗歌
一、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①独特思考，主要是对当代中国现实政治作出思考，如《在浪尖上》和《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等。
②视野开阔，有着浓郁哲理倾向的诗篇，流露出诗人试图把握人类历史乃至大千世界运行规律的努力，如《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向海洋》等。
③即兴短章，通过眼前的物象阐发哲理，在看似随意的发挥中找到意象的哲理归属，如《盼望》、《盆景》、《镜子》、《山核桃》等。
④“域外题材”，大多是记游式的随感短章，如《慕尼黑》、《维也纳的鸽子》、《芝加哥》等。
二、艾青“宏观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重返诗坛的艾青，为了解决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政治激情澎湃而诗情淡薄，生硬和
缺乏形象性的不足，选择了“宏观抒情”这一磅礴大气的艺术形式。
所谓“宏观抒情”就是试图从纵深的时间过程和开阔的空间范围来把握个人和民族历史的艺术追求，是面对国家、民族、人类，甚至全宇宙所作的抒情。
艾青总是从艺术辩证法出发去观察体验生活，又从这些艺术地再现的生活中探求到了宇宙、社会以及生活的辩证规律；以意象的如实的微观，层层推演到象征的宏观甚至无限，最终完成一个巨型的艺术构思。如《光的赞歌》通过回顾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艾青以他全部的感情，气势磅礴地讴歌了“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光明，着力地鞭挞了“凝固得像花冈岩似的”黑暗。诗中袒露出来的诗人对政治和人生的见解，体现了诗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和美学理想。
这一类作品不直接表现社会政治事件，也很少表露作家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内涵，作者有意让诗歌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保持一定距离，并借此来完成“将对个人遭遇的关注升华为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态的概括”。艾青这种处理题材的方法，使其诗歌从描述事实的层次上升到哲理的层次。在《光的赞歌》中，艾青成功地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光这个具体可感同时又凝聚哲思的亮丽雄奇的形象，诗化地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的广博深思，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精微观察透视，对现实社会的富有胆识的剖析，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前途、理想的确信，并借对光的赞颂而肯定和颂扬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既有感染力又有启迪意义。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一、“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
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
②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二、“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
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第二节巴金的散文
一、《随想录》的创作过程
“文革”中，巴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妻子亦被迫害致死，经历了沉痛的“文化大革命”后，饱经沧桑的巴金，一改解放后欢乐与歌颂的创作基调，将自己凝重的沉思汇集于《随想录》。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1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8年，陆续出成5集，按时间先后分别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5个集子又总称《随想录》。1987年9月，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合订本，全书共42万字。
二、《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①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巴金带着个人深刻的认识和痛苦的经历，站在亿万人民的立场上，对“文革”进行反思，这是《随想录》的基本思想，在《我的噩梦》《人道主义》等文中，对“文革”中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分析、批判、探索，深刻认识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反复思考“人为什么变成兽”等问题，触及到“文革”的本质，表现了大胆解放思想的勇气，以实践检验真理的胆识。
②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在总结清算“文革”的基础上，巴金反思自身，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违背真心的选择，作了严肃的自我解剖、自我反省、自我谴责和自我批判，不仅揭示了“文革”产生的原由和危害，也不仅对自己曾经失去独立人格进行追悔，而是想把对自我的谴责与对民族心理和性格弱点的反思连在一起，力图体现出一种立足自我又超越自我的勇气，因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如《怀念萧珊》，在痛苦地责问自己、解剖自己的同时，不仅祭奠了自己的亡妻，也在怀念
着所有在十年浩劫中冤死的灵魂；相同题材的还有《小狗包弟》。
③“写真话，吐真情，求真理”的创作态度：巴金以赤子之心勇敢地探求真理，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精神，无论对社会问题还是对文艺问题，都能直言不讳，表现出一种无畏的批判精神，而且不乏深刻的见解，体现出一定的思想价值。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一、本时期重要散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碧野《天山景物记》、叶圣陶《游了三个湖》、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何为《第二次考试》、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冰心《樱花赞》；吴伯箫《菜园小记》、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唐弢《“言论老生”》、巴人《况钟的笔》、邓拓《燕山夜话》；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陶承《我的一家》、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二、1949—1979年间的散文创作概貌
①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获得丰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
②报告文学的涌动：在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热情讴歌；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本色和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意；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等。
③杂文的沉浮：本时期杂文主要包括: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说革命道理的“思想杂谈”；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针砭和讽刺；针对现实发表议论，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
性结合起来的知识小品等。
④史传文学的生长：50年代前期，侧重于记写英雄人物；1956至1965年，史传文学逐渐地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形成了持续的创作繁荣；1958年，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兴起了文艺性“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记写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翻身史和幸福史；进入60年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多方面人士撰写回忆录和自传，回忆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历史事件。
第二节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杨朔散文创作特色
①对火红年代和普通劳动者的赞颂：杨朔总是将笔墨倾注到崭新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劳动者，如《香山红叶》中的老向导、《荔枝蜜》中的老梁、《茶花赋》中的普之仁、《雪浪花》中的老泰山，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的工作中体味生活的价值，作者满怀热情地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歌颂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对这些无名英雄的赞美，汇成了杨朔散文乐章的最强音。
②独创的诗体散文风格：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③布局精巧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一、“新生代诗歌”
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
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二、“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三、“非非主义”
“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五、女性诗人创作的崛起
90年代一批女性诗人的崛起是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她们以女性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表现出自觉的女性话语建设的努力。代表性的女诗人有翟永明《女人》（20首）、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和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此外还有海南、伊路、王小妮、李轻松等。
第二节于坚、韩东的诗歌
于坚、韩东等“新生代诗歌”的创作特点
①新生代诗人在价值观念上，“非英雄”、“非崇高”，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来告别精英意识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凡夫俗子的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我。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古都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是盛唐文化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作词、抒情写意的载体，但韩东这首诗却完全剔除了有关大雁塔的文化内涵，只剩下表层的生命体验和感觉。那些想当“英雄”而登塔的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新生代诗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市民话语渴望夺取话语权力的具体反映；同时又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被知识分子语言、西化语言甚至殖民话语异化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调整；但是，这种放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创作立场，无疑也疏忘了诗歌对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应有追求。相同的作品还有《你见过大海》等。
②在艺术观念上，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宣言的真正意图是，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从服务于社会需要尤其是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论泥淖中解脱出来，恢复诗歌艺术本身，恢复诗人本身的艺术敏感。于坚坚持用口语写诗，坚持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备有力的强度，如同旋律急促的现代音乐。他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下午一位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O档案》都是如此。他的《尚义街六号》就像叙家常一样地展览了他和朋友们在尚义街六号的日常生活：聚会、抽烟、聊天、排队上厕所、夸奖或攻击其中某人的作品、谈女人、用衬衣当抹布擦手上的果汁……“恩恩怨怨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再也不响”。没有想象，没有夸张，没有隐喻，完全用口语，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温馨、朴素的诗意。新生代诗歌在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表达中国经验尤其是平民经验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他们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生活中的口语的同时，在某些诗歌中，也使艺术风格走向了粗俗和平庸。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
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大散文”概念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开阔了作者表现和思考的疆域。一大批具有深厚学术修养和人生阅历的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味和文化份量，使“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园地中枝繁叶茂的两棵大树。学者散文的作者将学者的理性思考与个人的生存感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现实文化建设的“民间情怀”，主要有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等资深的老学者，以及一批在解放以后的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如余秋雨、陈平原、赵园和李辉等，“新学人散文”与“老学者散文”一起，形成了90年代学者散文的丰富内涵。
②“美文”的提出恢复和强化了散文的艺术本体特征。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本时期的抒情散文也有了重要的收获。与60年代的抒情散文不同，90年代的抒情大多是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真实表露。如以西部边陲生活为背景的周涛和以西北独特文化面貌为背景的贾平凹的创作。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家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创作小憩，因发自本人的情感世界，所以也表现出浓郁的抒情性。如汪曾祺的《蒲桥集》、张炜的《融入野地》、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等，都是抒情散文的佳作。
③女性散文创作的繁盛。这些作者往往从性别角色出发，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表达自我敏感多思的情绪，抒情散文是她们的重头戏。也有一些女性散文家从性别角色出发又超越了性别角色，表现了对社会现实乃至人类命题的关注，如王英琦、唐敏和苏叶等人。
④“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语言凝练，意境深沉含蓄：他的文章讲究“起笔”，起势不凡；中间行文跌宕起伏、往复三折，见“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卒章显志”，骤然翻出新意，含蓄止笔；但同时又力求变化多姿，讲究修饰文辞，注重锤炼语言，如《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踏”一“醉”，确属形神俱现、含义丰富。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概貌
报告文学创作大致以80年代中期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段。
①80年代中期以前，以写人物尤其是当代新人形象为主，主题取向的主旋律意识也颇为鲜明。它最先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老作家徐迟捷足先登，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高质量的作品。紧接着，大批歌颂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源源不断地涌现。如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厂》、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高山与平原》、黄钢的《亚洲新大陆的崛起》等。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告文学的题材渐见泛化，各式人等、各种社会问题陆续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特别是在社会批判方面，得到了普遍的强化和重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乔迈的《三门李轶事》等，就突出地体现了报告文学参与现实、干预生活的功能，因而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②从80年代中期起，报告文学创作由一人一事的“小景观”的描绘转向宏观整体的“全景式”的把握，由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转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心，由艺术审美转向写实纪实，作品的信息密集度和思辨抽象化大大加强。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张胜友、胡平的《世界大串连》，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品。它们有的报告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的关心道德文化建设，有的忧虑生态环境现状；从国际关系到民族历史大事件、儿童教育，从国家大政到家庭婚姻、青少年早恋，都普遍地具有规模恢弘、视野开阔、客观写真、生活容量博大以及思想力度强劲的特点，从而给报告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第二节徐迟的报告文学
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
①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
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②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
③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第四章小说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
①多样化、个性化小说新格局的形成。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作家已不再简单地充当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依照各自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转向探寻新的艺术空间，试图建构起个性化的创作道路。由此，民间的、历史的、媚俗的、游戏的、传统的、现代的等多种创作模式纷呈于作家的笔端，小说现象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这里既有新状态、新市民、新武侠、新言情等持各色旗帜的“新”字号小说，也有同一创作方法的不同变体（以现实主义为例，就有“新写实现实主义”、“新状态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既有由雅入俗的大众化写作，也有痛感人文流失而坚守精神圣地的精英写作；既有体制内的遵命文学，也有体制外的自由撰稿（如王小波）。
②本时期小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边缘性话语，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中期就已在中国出现，其消解颠覆一切的价值观和不确定叙述的文学观显示出相
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各类“新”字号小说普遍地滑向性、暴力、死亡、阴谋等主题，并消解崇高、游戏人生。在这方面，王朔的创作最为典型，他的颠覆性的叙事使其作品在直率坦诚之中散发出浓郁的“痞”气。
③长篇小说的兴盛是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由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的畅销以及“陕军东征”引发了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据统计，仅1994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500余部，相当于50至80年代的总和。在这些作品中，尤以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一批史诗性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为深远。从整体上看，由于创作空间的拓宽，这些作品从思想意蕴到艺术手法都表现出了丰厚的美学意义，因而文本价值较以前也就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节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
《白鹿原》对于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陈忠实《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凝重深厚的社会历史画卷。
陈忠实着力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白嘉轩身上复杂地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在白鹿村里，他是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牢记古训，以耕读持家，积善积德，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做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振兴家业，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日常运转。同时，他还是一个长者，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古风。对大儒朱先生尊崇有加；以兄弟之礼对待长工鹿三，同桌吃饭，同地干活；不论尊卑，视黑娃如亲子，供他上学，而对自己的子女，则严格要求，其风范为时人所称道。然而，他性格中还有保守、虚伪乃至残酷的一面。为了争夺风水宝地，对鹿子霖以利相诱。当上族长以后，又处处以宗法纲常教化约束村人言行，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当白孝文、黑娃等触犯族规时，他不悯亲情而施以严刑，果敢严明中夹着专断和冷酷。特别是对田小娥，更显出他的残忍，哪怕是在田小娥死后，尤深恶痛绝之，在其窑洞上造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民族文化的乖谬被他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对于这一人物，作者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力图细致地写出他们曲折的性格发
展史，通过白嘉轩等人物的塑造，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及它们的相生相克的状态，从中寄托着对民族文化的讴歌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第三节王安忆、余华、苏童的小说
王安忆小说取材与叙事视点变迁过程
王安忆是新时期一位重量级的女作家。在其20 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不断地探索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最大可能的空间，将她对生活、人生、艺术的追求渗透于其中。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发展阶段，她始终是一位有活力的探索者。
①早期带有理想色彩的“雯雯”系列：1980 年至1981 年间，王安忆创作了一批被称为“雯雯”系列的小说，写一个纯真、善良而又幼稚的女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和渴望温情理解的心理，这些小说具有作者“自我抒发”的特征。
②“雯雯”系列之后，她将目光从自身转向广阔的人生，写下了《本次列车终点》、《野菊花，野菊花》、《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庸常之辈》、《尾声》、《流逝》、《归去来兮》等，这些小说调动了她插队、在文工团和“文革”中的生活体验，写普通人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其中《流逝》曾受到广泛好评。
③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了国外生活经历的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像在实验室做试验一样，设置一个封闭的环境来探讨人性。《小鲍庄》以沉郁、冷静的方式，呈现了一个远离政治漩涡和社会联系的村落中五户人家、十几个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涉及到儒家传统、民间文化、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行为方式、生命原欲与文化制约等诸多方面，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④从情和性两方面探讨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在相互交往中体现的人性，包括《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冈上的世纪》等，这些作品将男女双方从种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对其情和性进行观察和剖析，体现作者对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
⑤1999 年末，《叔叔的故事》发表，标志着王安忆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她的叙述意识更加自觉，叙述人“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公开暴露叙述动机、手段，而且“我”也成为叙述的主角之一。而在考察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历史进程、环境因素的关系时则流露出一定的宿命感、失落感。《纪实与虚构》当同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