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

由于自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革命十分系统彻底，因此，至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各行各业均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已基本摆脱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日本国力比过去有了大幅的提高，迅速形成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主的四大财团，在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机器制造、军火生产和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军事上，日本陆军已充分完成资本主义的扩军备战，总兵力有：野战师团七个，要塞炮兵一个团又一个营，加上北海道屯恳部队共计十三万人，并可在开战时动员十万后备役人员，组成二十三万人的野战部队，已能完成大规模出国作战任务。海军拥有战舰三十一艘，共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吨，另有鱼雷艇二十四艘，计一千四百七十五吨，并且有相当数量是从英国购进的，火力强，速度快的现代化新舰，实力已明显超过中国北洋舰队，日本陆海军已完成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换，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军队时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和中国一战，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争当亚洲盟主的地位。

二甲午战争前夕的中国

反观满清控制下的中国，虽然受西方列强入侵时间早于日本，中国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也早于日本，始于1862年，但是，当时的中国不是自由、自主中国，而是在满清控制下的中国。1644年满清入关后，由于害怕汉人造反，害怕汉人民族主义觉醒，因此，其出于维护满清政权的私心，在中国实施了禁锢汉人思想，钳制汉人言论的旷日持久的“文字狱”，满清的“文字狱”从1644年满清入关就已开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绵延一百二十余年，大批中国民族主义者、仁人志士被屠杀，中国人尊王攘夷，奋发向上的民族主义精神被斩伐得一干二净。中国社会世态炎凉、世风日下，中国人相互告密、互相拆台、诬陷，告密之风盛行、流行，与此而来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吏制的大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形象的描述；作为引导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头脑被禁锢，言论受到钳制，思想受到束缚，只能为升官发财而沉迷于四书五经、八股文和阿谀奉承中，不关心社会实际情况，整个中国社会风气大坏，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勾心斗角，溜须拍马，相互陷害，呈现一片死气沉沉、腐朽享乐的社会景象，根本不适合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

这就注定了在西方列强入侵下，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是必然失败的；虽然，中国受西方列强入侵时间早于日本，也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回旋余地，更丰富的资源和更众多的人口，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改革也早于日本，但是，由于“文字狱”的实行，广大汉人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荡然无存，汉人被充分奴化、丑化了，以致当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样深沉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责任感、使命感，中国人的思想是腐朽、僵化的，不能像日本那样以深沉深刻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统一安排、统筹规划，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洋务运动”中的资本主义战略是彻底失败的，中国资本主义“洋务运动”所走的不是一条中央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筹划的中央集权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走的是一条无思想、分散化、小而全、多而滥、杂乱无章的道路，由各省分别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由于没有集团化规模，统一安排，造成产业落后、消耗大、产出少，生产出低质、价高、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萎缩，没有一家世界级的大财团，甲午战争前夕，中国远远未完成资本主义变革，仍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是“文字狱”造成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腐朽所产生的组织、管理失败所致，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人的思想腐朽也造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军制改革的彻底失败。为了适应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曾国藩提出大规模裁撤腐朽落后的清军绿营，从而节约经费、集中力量在全国编练统一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他的具体方案是：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七省共编练精兵九万人，安徽、江西、湖北编三万人，每年约需饷银八百万两，曾国藩从统一清军军制入手，节省军费、改善装备、培养军官，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资本主义强兵之路，如果实行，可从根本上改变清军庞大、臃肿、腐朽、落后面貌，实现军队精锐化，战斗力大大提高。

但是，由于“文字狱”的长期施行所造成的社会腐朽、动荡、混乱，使满汉矛盾尖锐、对立，中国国内并不稳定，满洲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主导地位的私心出发，对大规模裁撤绿营心存疑虑，时刻担心汉人造反，推翻满清统治，故始终拒绝曾国藩的资本主义军制改革方案，而一定要保持住封建腐朽、愚昧、落后的绿营兵，从而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资本主义强兵的机会，造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军事改革的彻底失败，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陆军。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兵力有：禁卫军十一万一千人，八旗兵十四万多，绿营兵四十多万，淮军二万一千多人，清军兵多而杂乱，其中八旗兵在脱离生产劳动、养尊处优、骄奢淫侈、纸醉金迷中已完全丧失战斗力，禁卫军战斗力亦不强，绿营兵则是封建腐朽的，是在满洲防备汉人造反的叵测心态下而豢养的，直接听命于满洲封建统治者的汉奸走狗，思想封建腐朽叵测，其主要职能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对内对广大汉人进行镇压，维护满清反动政权的，淮军则是无理想、无主义、人心涣散的部队，这是由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仓促投机而成所决定的。淮军并未经大的战阵，而是在镇压太平军中投机起家，仓促成军的，故无信仰，不敢拼战，人心涣散，思想也腐朽落后。

可见，在庞大的满清军队中，军队多而杂乱，军制很不统一，各军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没有一支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能战之师，而且由于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军事生产装备的过程中，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组织引进，进行大规模模仿、学习、改进、消化、吸收，而是由各省分别引进，造成各省绿营军枪械杂乱，不一致，参差不齐，弹药型号也不同，云南的绿营军甚至用火枪，甚至用大刀、长矛的，这种落后混乱的状况加速了中国军事落后，管理混乱，清军思想涣散，不敢拼战，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这是由于满清控制下的中国人思想腐朽所决定的。

清军多而杂而乱，每年军费三千多万两白银，财政负担十分沉重，中国农民挥大锄从田地中产出的血汗钱、民脂民膏所豢养出的不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民族军队，而是压迫民族的反动军队。因此，清军没有信仰，是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军队，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内镇压而非对外出征，这就是中国近代陆军是不能迅速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乌合之众、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根本原因！而且管理混乱、思想腐朽加剧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腐朽动荡、社会消沉、思想颓废，中国“洋务运动”中的资本主义陆军改革完全失败，甲午战争前夕的清军远未实现近代资本主义化，中国近代根本没有和外敌作战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

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文字狱”长期施行所产生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失败，被列强入侵的严重的社会危机问题。

因此，我们要对满清入关有重新系统的理论认识：满清入关前夕，满洲尚处在奴隶社会时期，与汉族几千的封建社会差异很大，由于满洲远远落后于汉族，故其具有相当大的野蛮性，其在攻明过程中屡屡屠城，同时，其又有一定的先进性，精于骑射，统一组织，严于管理、赏罚分明，这一切都体现在其八旗体制中，八旗即是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组织，同时又是卓有成效的经济组织，军事群体，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正如皇太极所说“明国小民，自谋生计，兵丁在外，惟恃官府供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先还之兵，令之整器具，课耕田地，牧马肥壮，俟耕种已毕，即令在家之人经理收获，伊等军械缮完，朕即率之前往。”可见，其组织严密由落后民族兴起，猎户出身使之精于骑射，长于格斗，享有“满洲兵至万，纵横天下无敌”的美誉，这样，在长期与明军作战中，才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到强，组建了汉军八旗和利用投降明军组建绿营兵，严密组织，统一管理，这样才击败明军，统一中国！

从而在初期创造了“康乾盛世”：将之朝气蓬勃的塞外胡马民族纠纠雄武之风带入到中国，一改当时中国封建颓废政局，政治面貌为之一新，从而率领八旗、绿营开疆扩土，创造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由于其胡民马民族不可避免的落后性，使中国经历“康乾盛世”后，忽的一下子又衰落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狭獈民族主义出发，过分强调民族性和满汉区别，其提出“首推、首崇、首倡满洲”的基本国策，强调满汉差异，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明确提出，在用人上，若宗室之人可用，先用宗室，然后是满洲旗人，再后是汉军旗人，最后是汉人，倘若宗室、旗人不堪重用则用汉人，决不用宗室和旗人，这意即一切都是先从满洲入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满洲，满汉之间界限分明，差异很大，其虽也强调满汉团结，但这也是在维护满洲的利益之下，故阻碍了中华民族进步。

2、满洲入关前夕，处于原始氏族时代后期和奴隶社会时代初期，在其东征西讨、精于骑射、严密组织、统一管理的同时，也具备很大的野蛮性、奴隶性，其灭亡明朝后，将其东征西讨、精于骑射、严密组织、统一管理的优势带来中国，创造“康乾盛世”的同时，也将其奴隶社会的落后奴化思想带入中间，满洲等级森严，实行奴隶制，其入关之前，即已掠大批汉人为奴，他们是带大批汉奴而入关的，入关后，实行了“圈地”和“投充”。“圈地”即随意圈点汉人土地，建立自己的庄园，所谓“投充”即强迫圈地内汉人加入旗籍，为满洲主子的奴才，这反映了满洲对汉族社会的掠夺和压迫，尽管后来满洲统治者为了适应汉族社会民展，废除了“圈地”令和“投充”令，可是其奴隶主会时代的奴化思想、奴化手段、奴化习俗一点也没有变，他们仍是满汉分明，维护自己利益，视广大汉人为自己的奴才，自己当主子，这一点在《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中有明确的“奴才和主子”的表演。这样，本来中国人不至这么卑微，尚有民族气节与自信心，但由于满清入关，中国人被充分奴性化、丑化了，使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后，忽的一下子衰落了，甲午战争惨败没有资本主义史，动荡不安，一蹶不振，满清入关对中国近现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3、中国华大地实行了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文字狱”。在满清入关前和入关后，中国士大夫、民族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的尊王攘夷、儒家卫道出发，对满清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反满抗清浪潮遍及明末中国大江南北，此起彼伏，在中国儒家士大夫们的率领下，中国各阶层人士皆参与了，声势浩大。他们提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几乎摧毁满清政权，满清在军事胜利后，对中国儒家士大夫、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然后，由于大规模尊王攘夷反抗触动了满洲统治者的神经，故满清统治这二百多年，对广大汉人始终猜忌、防范，其“首推、首崇、首倡”满洲意识强烈。凡是有反满言论、复明思想之人一律凌迟处死，株连九族，并且反应过于强烈，敏感超过一切，本来汉族已经屈服，反清浪潮已消灭，可满清统治者从狭獈私心出发，神经仍绷得紧紧的，从而在中国大地实行了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文字狱”，例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认为影射满清，否定满清，作者被杀。又例，“又把心肠论浊清”本意是谈论人心肠好坏的诗句，但满清统治者太过敏感，捕风捉影，认为作者议论清朝不好，把“清”认作“浊清”故杀了作者。还有是著名的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这样，中国不仅有大批民族主义者被屠杀，而且更多的是许多无辜者被杀害了，中国人小心翼翼，神经敏感，相互猜忌防范，告密之风盛行，人心涣散，使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本应的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文化氛围被打破，不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变革时代，必然的资本主义变革失败，中国必然的甲午战争惨败，没有资本主义史，动荡不安。

可见，满洲统治者本应从发展角度不强调满汉差别，应抛弃入关之初，汉人反抗的过去，积极进行民族团结资本主义变革。可惜的是，满洲封建统治者未能充分利用“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民族团结的历史契机和资本主义革命前夕的良好世界文化条件，从而坐失了一次绝好的在中央集权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契机，并错误地实行了“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从满清入关，至乾隆中期时止，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绵延一百二十余年，中国人被丑化、奴化了，中国社会风气腐朽了，中国人堕落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丧失了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一盘散沙，人心涣散，从而使满清统治者无法在中央集权体制上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变革，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变革来维护自己利益，因此，尽管满清统治者也大力倡导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洋务运动”来挽救岌岌可危、行将崩溃的满清大厦。但是，由于实行了落后的民族政策，中国政局不稳，中国国内不团结，使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不仅经济改革混乱，杂乱无章，由各省自己进行，而非中央统一组织进行；而且在军事上，根本无法裁撤庞大的绿营，从而无法组建新式的资本主义陆军，当时中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是用于军队整编、操练、统一军制、武器演练、更新的资本主义军制装备，而是在于维护住失去战斗力的八旗和维护对内镇压的绿营上，主要职能在于对内镇压维护满清政权，而非日本的对外作战，扩张维护日本，二者根本不同！

于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即不系统，又不彻底，一切都混乱进行，经济改革失败，军事改革也失败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失败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民族主义思想失败，没有正确的民族主义战略思想指引，也必失去了科学的组织方法，无法真正消化吸收资本主义新生事物，不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文字狱”造成的中国人不团结、居心叵测、唯利是图、不思进取，社会腐朽混乱所致，而非中央集权的体制原因！

在海军建设上，清政府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从海上入侵而失败的教训，决心大力发展海军。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每年拨经费四百万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北洋海军于1888年正式成军，拥有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和以“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等数艘二千三百吨至二千九百吨巡洋舰为主体的现代海军，加上马尾船厂自造的小舰，总吨位近五万吨，各种口径火炮三百二十三门，其中相当数量的大口径巨炮、鱼雷发射管六十八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在亚洲是首屈一指，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海军强国。

但是，满清统治者大力发展海军不是为了主动进攻，保持民族前进的态势，而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其建海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守。这样，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添一舰，也未对舰船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样，到1894甲午战争前夕，军舰数量、质量均已明显落后于日本，主要体现在舰速、火力、弹药、后勤补给、后方基地、陆海协同等诸多方面。

1、北洋舰队火力太弱。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质量世界一流，火力强大，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火炮已经完成大规模更新换代，速射炮已经取代传统老炮，成为主角，在军舰上，主要是在左右两舷安装数量多的速射炮，从而将火力提高数倍已上，当时世界海军强国的主力舰左右两舷均安装了速射炮。

可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舰队，使用的仍是老式旧炮，连一门速射炮也没有。12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8—10发，15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5—6发，而北洋舰队的旧式后膛炮每分钟仅发射一发，这样，日舰速射炮发射速度至少为北洋舰队的五倍，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在黄海海战中，日舰炮火为北洋海军的6倍以上。日舰在黄海海战之胜取决于速射炮，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也说：“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弹已多，我又无快炮攻击”。

而且，北洋舰队火炮数量明显少于日本，主力舰只“定、镇、来、靖、济、致”等火炮数量仅4—6门，分别置于舰首、舰尾，两舷无炮，而日本主力舰由于在左右舷安装了从英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速射炮，使每舰火炮数量达到了8—13门，数量为北洋舰队的2倍，火力为数倍以上，故在黄海海战中取胜。

2、北洋舰队航速太慢。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速度是快的，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已跟不上时代，除“靖远”、“致远”勉强达18节外，其它主力舰均为14.5节或15节。而日本主力舰在16节以上，其中第一游击队均在18节以上，其著名的“吉野”舰达到了22.5节，这样，日舰在海战中取得了速度优势，得以对北洋舰队进行分割包围，先击沉北洋老式旧舰“超勇”、“扬威”，又击沉“致远”、“经远”，几乎全歼北洋舰队，除火力外，航速上的优势使之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当时的北洋舰队弹药已将用尽，但天色已晚，日舰怕受鱼雷攻击而退去，若日舰继续坚持，持续猛攻，则完全有可能全歼北洋舰队。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由于不具备速度优势，才不敢出港做战，而日舰则以数艘小舰为诱饵，诱使北洋舰队出击。然后，第一游击队快速封堵，使之无法回港，从而全歼北洋舰队于海上。幸亏丁汝昌识破日舰阴谋，躲在港内始终不出，并依赖陆路炮台之速射炮，与日舰炮战，不落下风，而日本又以陆军从威海卫军港侧后之荣成湾登陆，攻下了陆路诸炮台，海路协同才全歼了北洋舰队，若北洋舰队具备速度优势，或达到同等速度，就不必死守军港，可出海机动作战，有机动的灵活优势，不致被轻易全歼。

可见，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根本未发展海军，自1888年后来添一舰，而且落伍了，未跟上时代。中国逐渐落后于日本，而日本国在向外发展的主动进攻，自强不息，争夺生存空间，争取有利态势的进攻战略思想指导下，掀起举国一致的全国献金造舰热，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空间高涨，在甲午战争前夕的三、四年内，日本即从英、法等国购买或自造数艘快速、快炮的主力舰，并改造了原有旧舰，提高了航速，在左右舷安装了速射炮。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日本联合舰队已组建完成，对北洋舰队形成一战而胜的压倒优势。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曾根据各舰长建议向清庭提出对舰队进行大修，更换锅炉，以提高航速，并在左右舷增设克虏伯造新式速射炮，以改变舰队的落后面貌，两项需银二百多万两,并不多，但满清统治者安于现状，认为地盘已够大，不必发展了，故不仅不添一舰，而且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庆慈禧六十大寿，拒绝对舰队进行现代经改造，从而坐失了一次自强发展的机会，铸成甲午惨败，中国人沦为了东亚病夫，损失了七亿两白银，甲午战争是以治海权为基础的全面较量，如海军有优势，对方陆军就无法登陆，至少立于不败，以当时北洋舰队实力，如发展了，则战胜日本舰战绰绰有余；不发展，花二百多万银子进行现代化改造，也会与日本取得对等均势，不至于惨败，从而不致于损失七亿两白银，中国人也不至于沦为“东亚病夫”，中国的近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都将重写！

3、弹药质量太差，补给太差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张哲溁也指出：“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弹药质量存在问题，反映出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混乱状况，并非中央统一组织进行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改革，没有集中力量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学习西方，而是相当混乱，各省分别进行，以致枪械口径不一，质量太差，无后继力，消耗太大，无法发展，一片混乱，对此，北洋舰队将领的条陈，有进一步揭发：炮弹“不合式”，如其铜箍过大，使用时须锉小才能填进炮膛，就会使本来已很低的发射速度变得更低。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炮弹击中敌舰不爆炸，在丰岛海战中，日舰吉野中炮，炮弹穿透舷侧而进入机器间，在黄海海战中，日舰浪速被击破水线进水，比睿、赤城、西京丸、松岛都中弹甚多，但却没一艘受致命伤，日舰一舰未沉，说明弹药不仅发射缓慢，而且质量太差。

黄海海战后期，北洋舰队弹药将尽，已无战力，说明后勤补给太差，同样问题在陆军中也有充分体现。

4、陆海协防太差，后方基地不健全。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始终陆海协同差、海军用于保护陆军，防上敌人登陆，这一方案由于北洋舰队火力弱，速度慢而落空外，陆军依靠陆上炮台，也可保全株守在威海卫军港的北洋舰队，只要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就不是全胜，就不会有七亿两白银的损失，但是在陆地，各炮台不完善，没有陆军充分协防，装备不好，管理混乱，从而经不住日本陆军师团的猛攻，陆路炮台全失，北洋舰队才全军覆没。

可见，这是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败，只注意海上敌人来攻，忽视陆地防守，敌陆军一旦在侧后登陆，就崩溃了，说明陆海协防太差，指导思想有问题，海军基地建设太差，没有陆军重兵协防。满清的指导思想是陆军用于对内镇压，陆军都布置在内地，分散布置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无法编组有战斗力的统一的现代化重兵集团，只依靠海军抗外敌入侵，从而使陆海脱节，相互不关联，后方基地建设失败，没有充分的，有战斗力的陆军兵团来保障海军基地安全，由于陆军主要职能用于对内镇压，故无法编练统一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保留住了庞大、腐朽的绿营兵，庞大的绿营散布在中国各地且管理混乱，枪械不一，交通不便，无法统一组织抗击外敌入侵，这是战略思想失败造成的甲午战争惨败，

军队多而杂而乱，军费开支巨大，管理混乱，装备落后，交通不便，未实现现代军队的精锐化，造成了军队庞大,军费开支巨大后战斗力的下降和打仗时却无兵，例如，清军四次反攻海城动员兵力达六万以上，而日军至多六千，为十比一之优势，可打了一个月，也未打下。反映了军队的腐朽；又例如威海卫战役，直到北洋舰队被全歼，中国尚有十几万绿营在奔赴威海卫途中，他们根本无火车，全靠步行，故北洋舰队灭亡时，他们也未到，即使到了，也无用，也经不住现代化日军排炮轰击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猛冲，中国军队一冲既溃，反攻海城失败即例子。

可见，甲午战争失败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战略思想失败和战略思想失败的管理失败，所有一切都是失败的，故当然在战场上失败了，这是满清统治者，发动“文字狱”后，害怕汉人反抗，从自己私心出发，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内防范，而非对外争雄，满清认为地盘已够大，故不发展了，从而不能在全中国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改革，“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洋务运动”失败是思想失败。

而西方列强入侵前夕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控制的日本，并非异族控制的日本，日本历史上从未被入侵过。故日本在西方列强入侵前夕有着良好的，从中国盛唐时就传入的尊王攘夷儒家方化氛围，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日本人不甘沉沦，不甘成为亡国奴，日本人尊王攘夷，奋勇反抗，日本人有着深沉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为抵抗异族入侵，日本人首先推翻了幕府，结束了日本分裂，涣散，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政体，然后全面学习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各行各业均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日本士兵普遍接受了忠君爱国的“武士道”教育，战斗力强，对现代兵器的操作也远优于清军，由于其资本主义军制统一，从而合理消化吸收从西方引进的先进军工生产，逐步国产化，装备先进，配置合理，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弹药、人员、装备都可以先通过火车远抵港口，由港口装船直接运至战场，组成齐装满员的现代化兵团，从而对腐朽、涣散、缺乏装备、缺乏训练、混乱、落后的满清军队形成一战而胜的压倒优势。

中国的国耻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腐朽衰落的国耻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因为当时世界格局是西方已充分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并逐步进入蒸汽机时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西方现代兵舰日新月异，已充分具备了跨海远征的能力。同时，又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要进行全球贸易，扩展海外市场，西方的这种全球贸易的经济扩张政策和东方封建国家的闭锁国的保守政策是格格不入，根本对立的，这样，东西方必然以经济贸易为焦点，导火索进行全面持久的广泛冲突，于是，西方人便可乘坐现代化大型蒸汽兵舰，运载西方现代化、装备齐全的现代资本主义军队，从海上武力入侵东方封建国家，这是世界近代史的格局，东西方武装冲突是必然的，是一个早晚的，必然要发生的事，并必然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东方封建国家，使东方封建国家逐步丧失国家主权，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东方封建国家，使东方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世界近代史的格局就决定了东方民族的最佳发展模式：东方民族.东方各国为了避免亡国，避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一定要在中国尊王攘夷儒家信仰指导下，进行资本主义变革，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从而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取得对等之势！这种资本主义变革方式就是“师夷之所长以治夷”。“师夷之所长以治夷”就是要在东方各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通过尊王攘夷完成东方民族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划时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革命，并以尊王攘夷的方法，将尊王攘夷作为资本主义的战略分析、科学和战术组织管理科学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管理方法，从而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通过尊王攘夷嫁接现代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尊王攘夷的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实现东方各民族的民族繁荣！在东方各民族的争取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成功、争取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的民族繁荣中，尊王攘夷就是这一庞大资本主义运动的起点、源动力，并且它和中央集权的体制共同构成了民族繁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第一社会生产力！日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实现民族繁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成功的范例。

这就充分论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腐朽衰落的国耻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在1894年~1895年中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因为当时的世界近代史格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东方各封建国家是必然的，是总体大趋势，因此，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不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耻辱，反而是中华民族为了避免亡国，避免沦为列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源动力，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因为，中华民族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是赔款并不多，中国完全可以承受，不伤毫毛，中国尚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中国人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正是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才使中国人具备了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为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师夷之所长以治夷”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条件了。

日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以“师夷之所长以治夷”的方法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的。日本受西方列强入侵始于1853年的佩里叩关，佩里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叩关日本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至1858年，日本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五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列强在日本取得自由贸易权、关税税率协议权、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殖民特权，而日本则在通商、关税、司法等方面丧失了独立自主权，处于欧美列强压迫之下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濒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边缘和面临亡国的危险，日本从此进入危机四伏、前途未卜的动荡时代，日本只有两条路，要么不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被西方列强灭亡同，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甚至亡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要么奋勇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走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和列强取得平起平坐的位置，实现“师夷之所长以治夷”，毫无疑问，在从中国传入的尊王攘夷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日本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进行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经过艰难的探索，他们首先打倒了封建反动幕府，结束了长达260年的日本幕潘领主割据涣散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国体，然后才在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国体上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和为资本主义战略分析方法，战术组织管理方法全面学习西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深入的资本主义改革，终于通过学习西方生产方式的表象学到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经营运作，日本人用尊王攘夷的方法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各行各业均顺利进入资本主义，通过尊王攘夷在日本中央集权的国体上嫁接了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了尊王攘夷的资本主义史！实现了“师夷之所长以治夷”，日本国在近现代都是强国。

因此，从1853年开始的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入侵不是日本的国耻，而是日本民族以尊王攘夷为民族主义源动力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同理，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全败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的国耻，因为当时中国和英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当时英国已是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强国，且首屈一指，而当时中国是在满清压迫下的落后封建农业国，国力很弱，当时英军是拥有近代枪炮的装备齐全的资本主义军队，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封建腐朽、镇压汉人反抗、思想颓废、一触即溃，手持大刀长矛的反革命绿营军队，这样，尽管英军远渡重洋入侵中国，但是，两个国家的整体形势、综合国力、军队装备训练、作战方式决定了英军必然胜利，中国必然战败，1840年的鸦片战争必然是这样的结果，由于中英双方不平等的特点，因此，它不仅不是中国近现代的国耻，反而是中国人不甘沦为亡国奴，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上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嫁接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的历史契机，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佩里叩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入侵日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中国和日本近现代的问题焦点不是受到西方列强入侵，而在于受到入侵后惊醒，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在中央集权国体上进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摆脱封建思想，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的

富国强兵之路，这是中、日两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因此，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是中国的国耻，1853年的佩里叩关不是日本的国耻，而是两国人民以尊王攘夷为源动力奋勇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历史契机！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最根本的国耻，因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同时受到西方列强近代兵舰运输、近代资本主义陆军的海上入侵后，同时在中央集权君主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后的一次绝对平等、对等的，举全国之力，争当亚洲王的大规模较量，是两国资本主义改革成败与否的资本主义年终大考，是两国人民以新生的资本主义生命为赌注的国运大赌博，战争的成败将直接有关系到两个民族两国人民的近现代命运，将直接决定两国近、现代史，决定亚洲近现代史，影响世界近现代史，影响世界格局，因此不同凡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在这场两国同时经历资本主义改革的争当亚洲王的平等较量中，在满清压迫下的中华民族五战五败，无一胜绩，日本五战五胜，取得全胜之势，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当上了亚洲王，在东方堀起，让世人刮目相看，它标志着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各项资本主义改革是成功的，日本民族从此以后才真正有了资本主义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日本在近现代都是强、富国！

甲午战争对中国而言，具备了比日本更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承上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在满清控制下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进行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改革都是失败的，中国丧失了一次绝好的资本主义图强发展的历史机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启下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必然注定中国进一步腐朽、动荡、混乱、国贫民弱，中国人必然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能力，没有资本主义改革的稳定政治条件，没有资本主义建设的资本金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就注定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注定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必然没有资本主义史！且处于腐朽、动荡、社会组织瓦解之中，中国在近现代都是穷国弱国，因此，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民族衰落，灾难深重，苦难深重，一连串的社会动荡、腐朽罪恶都始于甲午战争，中国人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才真正一举奠定了中国人“东亚病夫”浑号和“亡国的劣种人”的政治地位，开始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腐朽史、衰落史、颓废史！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在同时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后，同时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后，一次绝对平等、公平的争当亚洲王和争取资本主义民族革命成功，在中央集权政体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成败与否的资本主义年终大考核的战争性质，特点；由于它具备的承上启下的划时代的意义：承上在于它的战败标志着中国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失败了，中国未能在适合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上完成资本主义变革，未能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资本主义变革的历史契机，从而在战争中惨败。启下是，中国人经此深重打击后，已失去了资本主义变革的条件，必然陷入动荡、战乱、割据之中，必然没有资本主义史，一举奠定了中国在近现代都是穷国、弱国和中国人在近现代“东亚病夫”的耻辱地位，中华民族从此后才一蹶不振，真正开始了民族衰落的苦难颓废史，而日本却在和中国同样、完全相同的条件上，却取得了和中国截然相反的结果，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是成功的，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上通过尊王攘夷嫁接了资本主义富强之花，走上了资本主义富国强兵之路，日本民族有了自己图强发展、繁荣昌盛、自强不息、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史，日本在近现代都是富国强国。

因此，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腐朽衰落始于甲午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就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最根本最大的国耻！是近现代中国贫穷、腐朽、落后、动荡、萧条和近现代中国人痛苦、消沉、颓废、人心涣散、一般散沙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是对中华民族民族自信心的根本打击，中国人经此沉重打击后，一蹶不振，更加封建、昏庸、腐朽、消沉、涣散、落后了，更没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火热的民族主义人生激情正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了，于是中国人更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居心叵测、唯利是图、醉生梦死、花天酒地、不学无术、溜须拍马、阿谀铲媚、抽大烟了，中国人也就必然失去了进行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能力，不能正视当时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能力去统一组织起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近现代没有资本主义史！这是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对中国近现代最大的精神心理失败，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必然的资本主义改革失败，必然的没有资本主义史！必然导致了辛亥革命失败——在中国人摧毁满清政权后，必然失去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体，中国必然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中，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也必然都被反动军阀、政客贪污或用于彼此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反革命军阀混战中，在战火中付之一矩。于是，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仍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的资本金，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也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认识和组织管理方法的精神心理能力，必然注定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史！中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必然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之中！中国人在近现代逃荒要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流离的所，造成中国近现代一连串的磨难、耻辱，从根本上注定中华民族是灾难深重、苦难深重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灾难深重、苦难深重的人民，这是甲午战争失败对中近现代的巨大影响力。

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的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畏敌怯战、贪生怕死的战场失败，中华民族甲午战争之前的资本主义改革失败，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近现代军阀割据、战乱、社会动乱，贫穷落后、腐朽衰落都是中国失败的表象，表象背后的失败只有一个，这是中国人民族主义精神心理失败，是中国人民族主义信仰，对中国历史认识，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气节失败，这是满清统治者长期错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长期错误施行“文字狱”，将中国民族主义斩伐一干二净，中国人思想丑陋颓废丧失进取心的思想危机，这是中国社会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危机，是资本主义革命的第一生产力的危机，在这种第一社会生产力危机的条件下，中国人必然失去民族主义凝聚力、向心力，没有明辩是非的能力，昏庸腐朽、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嫉贤妒能，相互拆台、诬陷，落井下石，于是，中国人在近代必然不适应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变革时代，无法正确认识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运作方法，也无法有效地学习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尽管中国人在主观愿望上是好的，也想学习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试图和日本一样在适合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嫁接近代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花，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也就是在此良好资本主义改革的良好愿望下，中国人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但是，由于中国“文字狱”所造成尊王攘夷的信仰危机，产生的中国社会风气的腐朽、人心涣散、道德沦丧、世态炎凉、世风日下、相互诬隐、中国人的组织水平、管理能力仍停留在封建的家庭小作坊式的水平，严重落后于时代，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在近代虽然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试图进行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改革，也引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技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人由思想信仰失败产生的组织管理失败，从而使近代中国人无法在“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真正消化吸收，近代资本主义的先进工艺技术、运作方法，从而使近代中国人无法在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中通过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真正学习到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管理、企业动作的精髓，也必然注定了近代中国人无法在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中无法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而且由于管理的失败，使中国人连最起码的低级仿制也达不到标准，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严重落后于时代，只能生产出质次价高、没有竞争力的劣质品，再加上满清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深沉民族主义精神心理虔诚地学习西方，而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不被西方列强灭亡而被迫地应战、被迫的学习，从而造成了中国人不能象日本人那样以深沉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深刻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用尊王攘夷的战略眼光学习西方，进行资本主义变革，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洋务运动”在一开始就是涣散化、分散化的，是由各省分别引进，而不是用尊王攘夷的战略眼光，战略分析方法，用中央集权的方法统规划组织，全盘思考，这样，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小而全，多而滥，重复建设，一片混乱，陷入经济动乱之中，以致于无法发展，

严重落后于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纷纷倒闭、萎缩，中国近现代没有一家真正能和世界大财团相抗衡的世界级工业企业，中国近现代没有资本主义史，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而且中国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中的大规模经济动乱也昭示着中国人在摧毁满清政权后必然陷入大规模军阀割据动乱，战乱之中！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动乱、战乱、割据、腐朽、贫穷、愚昧、颓废、世态炎凉、世风日下，没有资本主义史，失去中央集权的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中国的近现代史不是民族革命的奋发史、图强史、团结史，而是近现代中国的腐朽史、颓废史、消沉史、分裂史，没有资本主义的近现代中国人的痛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