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历史介绍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出处 湖湘精神与经世致用

岳麓书院

1.岳麓书院历史沿革相关资料查找

【前期】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

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 年）麓山寺创立，仍保存完好。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1]岳麓书院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

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1314年（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

【中期（明代）】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

【后期（清代）】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然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并未受到处罚。清末民初时期的岳麓书院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开始松弛，康熙、雍正年间进而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1668年（康熙七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4年的岳麓书院即兴即毁。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在此创设湘水校经堂，首开湖南书院教学改革之风。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1868年（同治七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岳麓顺应历史潮流，设译学、算学等科，增置时务和西学图书，进行了教学改革。

【改制（清末至今）】

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创立，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命迁入。民国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第2页）。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师的全部校产和一部分教师。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为国立湖南大学。朱熹画像

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更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湖南工学院恢复为湖南大学，增设文、理科，设十二个系，重新确定文、理、工综合性大学发展模式。

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湖南大学先后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属学院（名即为岳麓书院），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

2.“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对联的出处与含义

出处与含义：

相传，清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1817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这幅名联就此撰成。

上联“惟楚有材”，典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本为孔子盛赞周武王时期人才鼎盛局面。

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之会所。

3.湖湘精神“经世致用”之道与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精神的实践

湘人精神的地域特色无外乎源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湖湘精神即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勇于任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楚先民早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发展阶段，就孕育了强烈的事业进取精神。屈原放逐沅湘，始终念着富国强民。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启承转合，千载而下，湖湘士子发扬光大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炼出湘人精神的基本内核———经世致用。

在理政方面，湖湘士子也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比也”。其中有敢于直言规谏的朝臣彭龟年;有善理政事财务、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通务之学”陈琦;有热心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的良吏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在他的弟子中得到了实现。

明末清初，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本以反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后，才归隐山林，发愤著述，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他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从而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和虚诞，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人从此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魏源还受当时湖南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之托，主持编撰了巨著《皇朝经世文编》。魏源以实用、经世为主旨，选取清代200多年间的论学、论治文献2000多篇，编成120卷。此书刊行后，数十年间风行海内，湖湘士子更深受影响，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称赞献王刘德注重事实和实证的治学风格。班固认为刘德注重“实事求是”，是因为“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他指出：“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

由此可见，班固认为“实事求是”应该有益于“治道”和“助化”，已经暗寓经世致用之意。这一命题经过清初“崇实黜虚”学风的洗礼，在乾嘉时期复兴，逐渐成为考据学派的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但是他们只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成为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清人方东树曾对此予以尖锐批评：“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传统文化，既具有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经世致用的核心特质。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有着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发扬光大，他“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为湖湘经世致用之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当乾嘉学派极盛之时，湖湘学者的学术风气与江浙异趣，重视经世之学，即使研治经学也仍以义理为基础，体用兼备。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发下，湖湘士

人经世致用之风更为突出。他们对考据之学和理学末流均持批评态度，倡导注重现实实际，同时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睁眼看世界。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近代湖湘文化精英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面向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观，使“实事求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