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发展轨迹

韩国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8月独立至1962年实施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前为一个阶段——动荡与恢复阶段；1962年至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3年7月公布“新经济五年计划以后为第三个阶段——调整改革发展阶段[①]。

（一）动荡与恢复阶段（1945年～1961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1948年成立的政府为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其生产设施几近毁灭。1953年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韩国经济停滞的时期，但是，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结果一种佃农耕作制度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政府实施的几个重要政策目标，成为60年代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1953年至1962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3.7%，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0.7%[②]。

（二）高速增长阶段（1962年～1992年）[③]。1961年5月，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不均衡发展等战略，推进了韩国经济的有计划开发。1962年开始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

这一阶段又细分为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可谓外向型经济形成时期。“一五”期间作为振兴出口、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步骤之一，1965年韩国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60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达到7.6%[④]。1962年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3亿美元增至81亿美元，增加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至252美元[⑤]。“二五”计划结束时的1971年，出口额由1962年的5480万美元[⑥]增至10.68亿美元[⑦]。70年代是韩国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继续推进自立经济建设、解决发展不均衡时期[⑧]，也是重化工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针对韩国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提出“各地区均衡发展”、“划时代地扩大出口”、加紧“重化工业建设”等目标[⑨]，改善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为了继续扩大出口，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2%，创造了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纪录。

同时，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31%超过了第一产业的比重24.8%。“四五”计划期间（1977年～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5.8%[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朴正熙总统遇刺，1980年光州事件及粮食的大幅度减产，重化工业投资失控，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尽管如此，应该说整个七十年代韩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在“新村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局在宏观调控上的失误，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1971年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由95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增加5.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由10.68亿美元猛增至150.6亿美元，年均增长39.7%[?]。进入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波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改革，在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五五”计划（1982年～1986年）和“六五”计划（1987年～1991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2%和9.3%。八十年代上半期，韩国出口增长率超过进口，贸易赤字逐渐减少，1986年终于出现盈余。1984年～1985年韩国同其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得出口增长速度放慢。但是，1986年以后，

进入低汇率、低油价、低国际利率的所谓“三低”时期，使出口连续几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增加14%，1987年36%，1988年28%），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达到11%，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6757美元[?]。

（三）调整改革发展阶段（1993年7月至今）。1992年开始实施第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可是，1992年12月当选的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民选总统金泳三，1993年2月上台后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年～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与中国建交。由于韩国具有的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和对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设备投资增加等因素，199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6%；1995年也保持了这种良好势头，增长甚至超过1994年，达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由于日元升值导致韩国出口下降和设备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回落为7.1%[?]，可是，在这一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基本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1997年10月开始韩货价值暴跌，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漩涡之中。97年11月末，韩国可用外汇储备降至73亿美元，陷入无法支付外债之困境。韩国政府不得不于当年11月21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金融救助，并于

12月1日与IMF签订了金融救济协议。5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救助计划实施后，不稳定的外汇状况随着1998年1月韩国政府同国外债券组织签订短期外债向中长期转换的协定后开始趋于稳定。以IMF的金融救济为契机，韩国摆脱了全国范围的危机。而受到金融危机洗礼的韩国经济，九十年代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调整改革中的韩国经济，于2000年显示出有力的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2001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增长3.8%。2002年新当选的卢武玄总统提出了四大方面的经济施政纲领[?]。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7.0%。而2003年仅增长3.1%，国内生产总值为6012亿美元，人均为12646美元[?]。

纵观韩国经济的发展，“根据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的研究，韩国经济的主要转换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为1963年～1983年。1963年随着第一次经济五年计划的制定实施，工业化正式启动。1970年韩国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y）。1983年韩国经历了1979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机，1980年负增长后经济得以恢复，并在经济稳定基础上促进自律化、开放化。”[?]而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挫折之后，韩国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关于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1949—2004)的探索(一)

关于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1949—2004）的探索（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2003 年GDP 增长9.1%, GDP总量达到11.6万多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国际经验反映：进人人均1000 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起点,也是矛盾凸现的时期。① 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过程中,资源约束的矛盾正在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各种利益摩擦也在加剧；就业、“三农”、金融问题累积,等等。这表明我国步人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面临重大战略调整。在这样的时刻, 回顾中国经济历史上的增长与发展,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现存的矛盾与摩擦,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了解“路径依赖”可能带来的障碍。从而对于适当地把握战略和政策均将有所裨益。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已有连篇累牍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关于阶段划分标准不同。例如从五年计划的角度、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党和国家关于经济重大决策的角度、中外经济关系变化的角度,等等。不同标准所划分的阶段多少和起点终点也有所不同。在这些标准的背后,实际上均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生产要素形成与配置方式的制约。面临新的增长与发展阶段,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尝试从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简称要素形成）、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简称要素优配）、知识和技术创新（简称要素创新）三个层面,大体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大体以20 世纪80 年代前期为界；后两个阶段大体以20 世纪末一21 世纪初为界。每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不像重大决策颁布或五年计

划起止那样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阶段划分是指其主要特点的变化，各个阶段之间有所交叉和过渡。 1952 年，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时，零星的工业企业、占工业产值72％的手工生产、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与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也面临工业化所需生产要素匮乏的所谓发展性短缺问题。这些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本、有一定素质与技能的职工、工业原料和土地、机器设备、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中国在遭受了割地赔款、经济掠夺和多年战乱之后，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即：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而低储蓄又造成低投资，从而无法跨人工业国家的行列。我国的要素形成阶段，由于底子薄、基础差、遭受国际封锁，经历得十分艰苦。为了建立大国所必需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强化积累、压低消费，来保证建设与开发。在体制上，以单一的公有制取代了多种经济成分；在决策上。以国家和集体的公共决策取代了企业和个体的选择。在要素形成的初期，在冷战的环境下，这样做在整体上有利于在稳定国内政治的同时强制建立和强化比较劣势的部门和行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阶段可能是难以回避的。同时，由于经验的缺乏和认识的僵化，我国在实施单一公有制过程中走了弯路。在经济体制上放弃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探索。从“批反冒进”、“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革”，从经济体制到具体政策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也导致“要素的优化配置”与

剖析韩国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

剖析韩国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对于许多在贫困中挣扎、渴望发展的后发国家来说，无疑增强了获得成功的自信。韩国经济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推动落后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赶超。虽然围绕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越发受到质疑与攻击，有人甚至将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但是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遵从“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发展道路，推行现代化进程，普遍没有获得预想的发展结果，甚至大部分国家以失败告终以后，国家、政府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一、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背景权威主义政体 ———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的政治基础一个经济落后、社会秩序混乱，外部压力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政治稳定。而没有制度化和缺乏稳定的民主政治框架所带来的政治竞争会急剧削弱后发国家的能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

与发展。鉴于很多后发国家在长期殖民历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加之经济基础大部分都极其脆弱，在独立后的政治实践中，大部分国家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选择了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在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成了维护政治稳定的最好手段，依靠强势的权威主义政权带来的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战后持续的权威主义政体在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毁灭性的内战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之后，从1961年起，韩国经历了长达32年的军人集权统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韩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政策和体制变化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权威并且高度集权的政府。正是这个政府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高度稳定，并把加快经济的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权威主义政府依靠强制力使得提出的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和有组织的反对，能够比较顺利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而这些对民主制的政府来说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韩国权威主义政体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在于： 1.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解决了韩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虽然这种稳定是基于强权高压控制下的稳定。战后初期韩国在制度建设上很薄弱，选举、政治运动和民主的协商会引起混乱和不稳定，要

韩国经济发展经验

如图2.5所示，在1967年，经济发展的早期，纺织业及同类行业是唯一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1971年之后，对贸易收支呈现正贡献率的还有电子电气产品，紧随其后的是交通设备行业，如汽车和轮船。而化学工业在1995年之后才出现贸易顺差，与此同时化工行业的组成部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早期发展中，韩国的化工行业在工业化学品（如石油化工品，塑料，橡胶等）方面竞争激烈，而且严重依赖进口化学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直到近年来，韩国才扩大生产国内的化学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以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就国际竞争力而言，机械虽是最后发展起来的行业，但也在日臻完善。构建科技能力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构建本土的科技能力。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首要考虑的就是科学和技术；例如，EPB在制定经济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的同时，就制定了科技进步的第一个5年规划，说明本土科技的发展对工业化成功的重要作用。为贯彻科技进步5年计划，韩国大力投资研发，国内研发总指出(GERD)在规模和强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研发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从1963年的0.25%增加到2005年的2.99%。同期研究人员的数量也从1900人增加到198500人，增长近120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每一百万人中研发人员的数量的平均水平是3717人，韩国经济在这一指标上已经基本接近经合组织成员国。研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私营部门投资的扩大。在工业化早期，私营部门研发支出比重并不大，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进步的强烈需求，私营部门持续加大研发投资。最后的结果是，科技发展的资金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内研发支出中，政府占的份额持续下降，近年来，只有1/4的资金是来自于政府，而剩下的3/4都来自于私营部门。韩国构建科技能力的过程可以归结为引进技术与本土研发的结合。从图2.8中可以看到，横轴表示版税（即引进技术）占商业研发支出(BERD)的比重，纵轴表示商业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也叫研发的强度）的比重，图中的曲线表示从1976年到2005年这两个百分比的变化趋势。版税占商业研发支出的百分比直到1980年早期才有明显地下降，这表明商业研发支出的增长超过了版税的增长。然而就研发强度来说，19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维持在0.5%。1980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张宇《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10 版）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重要特点。推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点、趋势和要求，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谋划，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增长速度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取向。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随着资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高增长难以为继。从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看，在新常态下，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适应这种转变，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使中国经济大船能行稳致远。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仍然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富有前景的增长。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此，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6.5%以上，这样才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实现这一目标是有充分条件的。我国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条件下，要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努力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经济结构的优化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趋势加快。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2013年后消费贡献率增幅明显，由2013年的50%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的60%。同时，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领域的消费升级逐步展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产业结构方面，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9.5%。2011—2014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分别为13.2%和11.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和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城乡结构方面，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重庆、贵州经济增速领跑其他省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不断拓展着区域发展新空间。经济结构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多年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产能过剩化解，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韩国经济概况(2010年1月)——中国商务部

一、韩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1948年韩建国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韩经历了三年战争洗礼，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战争结束后，其经济主要依赖美国的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60年代韩经济开始起步，以第1个“5年经济发展计划”为标志，韩开始工业化进程。此时，韩政府开始实施以促进出口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促进出口，韩将韩元贬值100％，并将多元汇率体系转为单一汇率体系。当时劳动力成本较低，出口主要以轻工业产品为主，进口中粮食占较大比重。采取措施扩大出口同时，韩还制定了《外国资本促进法》，鼓励外资流入。外资在当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62年外资在韩国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3％。 70年代，韩开始着力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1973年韩公布并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大量投资向重化工行业倾斜。这一时期是韩造船、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工业的萌芽期，也是韩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的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对经济拉动效果十分明显，1972-1978年韩GDP年均增长10.8%，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亦由72年的21%上升至78年的35%。同期，韩发起了著名的“新农村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水平。 80年代韩经济开始自由化并开始着手进行结构调整。70年代的过度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韩政府要求大企业进行合并重组，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汽车、重机械制造、冶炼、造船和海外工程建设领域。这一措施促使韩产生了一批大财阀加深了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市场垄断。同时，韩开始银行业私有化，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障碍，金融服务开始逐步走向多样和成熟。这一时期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亦有所放宽，1984年修改了《吸引外资法》，取消了对外资持股比率和利润汇出等的限制，对外资的审批亦转向NEGATIVE系统。 90年代是韩经济逐步融入世界化进程的时期。90年代经济区域化蔚然成风，新的国际贸易体制逐步形成。韩积极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并于1995 年成为WTO创始国之一，1995年韩人均收入首超1万美元，1996年韩加入OECD，标志着韩正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期韩还先后加入了APEC、ASEM等国际组织。 1997年韩发生金融危机。80年代以来的过度经济扩张过程中，韩积累了大量外债，外债在GDP中所占比重快速增长，1994年已接近GDP的25％，其中，短期外债所占比重极高，1996年曾高达58％，而韩本身外汇储备并不充足。大企业为实现自身快速发展不惜大举借贷进行投资，导致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企业财务结构十分脆弱。据统计，1997年前韩企业平均负债率超过400％，30家大企业的平均负债更高达518％。此外，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前一年即1996年，韩贸易收支状况较差，韩宝钢铁、起亚汽车等若干大企业又相继破产，更加重了韩整体的经济脆弱程度。 1997年10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韩国股市随之暴跌，韩元汇率急剧下跌。截至11月21日，韩外汇储备几乎耗之殆尽。韩政府迫不得已向IMF申请了13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援助，暂时渡过了这场危机。危机过后，韩政府根据与IMF达成的协议，开始对其经济进行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通过在公共领域、企业领域、金融领域、劳动力领域进行大幅度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迅速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提前偿还了IMF借款，外汇储备大幅增加，1997年韩外汇储备仅为38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韩外汇储备额为2699.9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687.7亿美元。二、韩经济发展现状近年来韩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GDP年均增长8.6%曾保持了30年。经过40多年的努力，韩已经从一个极为贫穷的农业国一跃成为GDP居世界第11位、外贸总额居世界第12

中国经济发展第四阶段论述

美媒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将过去三四十年划分成四个不同阶段是很有意义的。目前，中国正处在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刚刚启动，且困难重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6月18日报道称，发展中国家要成功进入发达阶段，需要采取两套政策。第一套政策显而易见，旨在直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给予其所需要的资源，如良好的基础设施、资金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第二套政策不易描述，它旨在切实改善社会资本，以使个人和企业能够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这些改革包括建立富有成效的激励体制、具有可执行力的强大和高效的法律体系、可高效分配资本的金融体系、限制政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干涉财富积累过程、禁止权力寻租，以及鼓励创业和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等。报道认为，这种增加社会资本的自由化改革很可能不受精英阶层的欢迎，除非财富或生产力的积累足以让精英阶层在利益分配份额减少的情况下仍可以获利。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首次自由化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京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增加社会资本的自由化改革。这些改革废除了严重束缚中国高效行动能力的法规，让经济活动的增长出现井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2、“格申克龙”阶段。中国开始了令人惊讶的第二阶段增长，其特点是大量国内资源为投资繁荣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中国着手推动的一项计划化解了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提出的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即储蓄不足，无法为国内投资需求提供资金；私营部门没有进行建设性投资而普遍失利。报道称，尽管所有中国人都从这一财富创造过程中受益，但新的精英阶层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为增加存款而对家庭收入增长设限的措施。 3、过度投资阶段。由统治精英阶层主导的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幻象。然而，由于这种增长是由更加快速的债务增长所支撑的，它最终是不可持续的。 4、第二次自由化阶段。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第二次自由化改革，促使社会资本大幅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生产活动。这些措施必须包括改变法律结构、具有可执行力的商业法律、改变资本定价和分配的方式，以及其他具有激励机制的因素。

韩国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倪娟韩国是一个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稀缺的国家，但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江汉奇迹”，一跃跨入“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一、韩国经济发展经验 1 发展经济，专家治国 1961年，政府采取“经济发展第一”的治国方略，特别重视专家、学者和经济官僚在经济、社会决策中的重大作用。为确保各项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政府千方百计地搜罗和延聘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进入政府工作。韩国经济企划院是专家荟萃之地，其中的20％是经济学家，其他为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同时，为确保专家的相对稳定性和对政策研究的持续性和连贯性，韩国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有职有权的常设机构，如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和韩国国际经济研究院(KIEI)。这些咨询研究机构除为政府提供信息和咨询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即向政府各部门输送高级官员。 2 注重教育，技术立国二战以后，韩国政府着手进行教育改革。1968年，韩国颁布了《国民教育宪章》，规定教育的目标应着眼于人的道德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康，注重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同时，韩国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兴办了大批国立大专院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并鼓励发动社会力量办学。1973年韩国出台了新的《产业教育振兴法》，要求大企业与学校建立广泛的产学研合作。1995年，韩国又制定了《建立新教育体制的教育改革方案》，努力推动建立“开放教育社会”和“终身教育社会”。上述措施使韩国青少年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文化素质、道德素养和职业技能。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方略，并于1985年制订和颁布了《科技促进法》，引导国民经济各部门以技术开发为先导，增加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建立科技型企业，努力迎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挑战。通过

韩医发展概况指南

韩医发展概况中国网 | 时间： 2006-10-08 | 文章来源：环球医药（一）韩医发展简史朝鲜的传统医学渊源于中国医学。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医药即传入朝鲜。朝鲜所产之白附子、海松子、延胡索、海藻、昆布也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末，中国的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等传入朝鲜，与当时的传统医学合并并发展成为朝鲜医学的主流。当时的朝鲜医学是以高句丽、百济的药物疗法，新罗、高句丽的针灸术，新罗的《法师方》为基础，更吸收鲜卑的灸、烙法，蒙古的熏法而形成的三国固有医学。大约在公元5世纪时中医药已在朝鲜民众中广泛应用。新罗统一以后，中朝医学交流更加频繁，以此为基础的朝鲜医学又有很大发展，此后，中医药在朝鲜大地上从理论到应用不断充实发展，不少朝鲜历史上的杰出医药家将中医药与当地的文化、哲学、医学、药学融合，并逐步发展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朝鲜传统医学——东医学。 15世纪，李氏王朝时，东医学又得到集中开发。公元1433年刊行的《乡药集成方》、公元1448年刊行的《医方类聚》和公元1613年刊行的《东医宝鉴》三部医学巨著的编纂完成，标志着朝鲜医学已形成了完整的民族医学体系。至19世纪初，东医学家李济马运用中医学的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著了《东医寿世保元》一书。该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和“四维之四象”结构为理论指导，形成了在临床上施行辨象施治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创立了以体质为诊治依据的四象医学学说，该学说是东医学的重要理论体系。同时也为东方传统医学增添了体质医学的新内容。近百年来四象医学又有了新发展，东医学家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四象新编》、《四象金匮秘方》、《东西四象诊疗医典》、《四象医学原论》等多种著作，为发展朝鲜的传统医学作出了贡献。 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朝鲜，但由于朝鲜政府采取东、西医两种医学并存的

心得体会：全面推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心得体会：全面推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出了重大判断，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这一重大判断进一步明确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作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2018年的经济工作，高质量发展将是统领全局的核心关键词。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走过了长达4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许多年份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增速，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而且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更不用说古代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能像中国这样，保持这么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更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仅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近现代工业化国家用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产业变革、城市变迁以及社会进步等。中国经济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选择，是新的时代对经济发展内涵与目标提出的新要求。以往的高速增长，固然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但也存在发展效率不高、依赖传统动能过重、资源环境消耗过大等问题，一句话，需要尽快提高发展质量。只有提高发展质量，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而且，有质量的发展，尽管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发展的效果要比没有质量的高速增长更好。在现阶段，如果经济增速是7%左右，但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来自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市场上的有效供给明显增加，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的质量显著改善，这样发展的效果应该比质量不高的10%增长更好。如果经济发展的质量得到普遍改善，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经济增速还可以低一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是主要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创新力在经济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激发各类市场活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经济工作，都关系到通过创新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关系到依靠创新之路

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保持了高位运行，2006-2009年平均达到43.7%。长期高投资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能，与社会的消费能力日渐脱离，进而导致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另外，我国投资长期保持高增长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为支撑，以“大进大出’，为发展模式，形成了大量附加值低、污染重、资源消耗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体系。因此，原有发展模式所支撑的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极为不利。 2.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均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2006-2010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5%，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2.1%，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9%。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从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其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的12.1%下降到2010年的10.2%，下降了1.9%;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47.4%下降为46.8%，下降了0.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40.5上升为43.0%，上升2.5%。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5-200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44.8%下降到38.1%，下降了6.7%;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由23.8%上升至27.8%，上升了4.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由31.4%上升至34.1%，上升了2.7%。 3.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钢铁、煤炭、氧化铝、铁矿石、水泥、铜、消耗最大的国家。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没有得到明显提高。我国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进步，而不是来自我国的自主创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国外技术的引进，科技含量高的关键技术设备基本上完全依赖国外进口，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弱，技术进步总体上处在模仿创新发展阶段。 4.科技经费的投入保持较快增长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在1978年只有52.89亿元，国家创新体系、基础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2007年达3718亿元，增加了60多倍。其中研发展经费占GDP 的比重逐年增长，从1995年的0.57%上升到2008年的1.54%。2009年全国高等院校R&D 经费468.2亿元，是2000年的6.1倍，年均增长22.3%。亚太经合组织发现，中国的研发支出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在美国，这一增速只有4%。无线通信、磁悬浮运输、导弹和空间技术等很多重要领域，都取得了技术突破，如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龙芯2号高性能通用计算机芯片等。

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初探

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初探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北邻朝鲜，东临日本海，西濒黄海，南临东海，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国土面积为9.93万平方公里，人口4770万(2001年)。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30多年来，韩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一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并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90年代后期韩国虽然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仍保持了较强的经济竞争力。韩国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韩国经济发展条件评价（1）自然条件韩国三面环海，拥有5259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优良港湾，为海运事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山地多平原少，山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70%。耕地资源明显不足，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5。韩国境内河流众多，水利资源较为丰富，多属于山地河流，河流中下游广阔的盆地和冲积平原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洛东江和汉江是半岛南部地区两条主要河流。韩国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年均温7℃-15.5℃，年平均降水量1000mm-1700mm。韩国矿产资源极度贫乏，工矿原料对外依赖性较强，一些重要的能源如石油、煤、铀、原木和天然橡胶等，对外依赖程度甚于日本;油脂、原棉、原糖、铝矿等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2）社会经济条件二战后初期，韩国对外经济联系被切断，经济处于瘫痪状态;朝鲜战争中近一半的工矿、电力和交通设施遭到破坏;停战后，在美国援助下建立起制粉、制糖、纺织等消费品工业，但经济仍然较为落后，因此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政局和优惠的外资政策，为韩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投资气候”。韩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人口密度差异大，2000年全国将近80.6%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韩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教育之国”，重视科教文化事业，劳动力素质较高；但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6.2%。目前，韩国已基本形成比较发达的海陆空运输体系，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2、韩国的经济发展概述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韩国通过了“新村运动”等一系列经济改革，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至1996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4804亿美元，国际舆论称之为“韩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出现”。1997年韩国经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金大中执政后，推行经济制度改革，在较短时间内克服金融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与特征

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六十周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而按照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变化特征，经济运行可以分为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本节将从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进行剖析。（一）短期经济波动的特点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按照从波谷到波谷或波峰到波峰的划分方法，睢国余和蓝一（2005）将80年代以来至今的经济运行划分为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和一个正在经历的周期。按此方法，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六十周年共包含13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有8个，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有5个；这13个周期又包括7个基钦短周期（Kitchin Cycle）和6个朱格拉中周期（Juglar Cycle），见图1。根据所观测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态，可以大体获知建国六十周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图1 1949-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1] 首先，经济波动逐渐趋于缓和。从波动幅度这一角度，我国经济正从“激烈”向“缓和”的方向过渡，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状况逐渐改观。1949-2009年共经历两次波动幅度较大的经济周期，一次是1958年-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增长率由1958年的22.4%（按当年价格计算而得，下同）急剧下降到1961年的-16.3%，下降幅度为172.8%；另一次是1994-1999年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变的波动期，经济增长率由1994年过热时点的35%下降到1999年的6.2%，下降幅度为82.3%。除此之外，经验所观察到的结果是，1949-1993年的经济波动幅度总体而言也相对较大，而1999年至今则相对较为缓和，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4.4%的平均水平。其次，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从周期数量和长度这一角度，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包含8个经济周期，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则只包含5个周期，而且这5个周期中只有1个是基钦短周期，而有4个是朱格拉中周期。周期数量的多少和长短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基本经验是：周期数量越少，长度越长，则经济运行越平稳，反之则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正逐渐向“平稳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迈进。最后，2009年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演变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也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这些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降低、出口面临更大的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实现。在这种新形势下，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各大机构纷纷调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预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和2010年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和8.5%。不管是从现实宏观经济数据，还是从权威机构的预测值，我们认为，2009年将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并极有可能在2012年达到这一周期的波峰。（二）长期经济增长的总量和结构特征

韩国经济与文化

韩国经济与文化绪论思考题： 1.韩国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那些成就：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强国 2.韩国经济的成功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a.后发国如何实现经济起飞与赶超 b.相似文化背景下的背景 c.后发国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d.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推进 e.需要我们迫切借鉴的其他成功经验 3.了解，学习韩国问题的意义：对中国的东亚，亚洲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韩国是东北亚，乃至亚洲地区重要国家，世界性经济大国，区域性政治大国，解决地区事务的重要国家，中韩之间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和共同利益）第二章思考题 1.简要分析韩国经济起飞前的状况：独立后的韩国经济状况；朝鲜战争的破坏；美援依赖型经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 2.朝鲜战争对韩国的影响： a.经济领域毁灭性破坏， b.历史遗留的落后残余比较彻底的清算

c.政治领域左翼力量的消退与右翼力量的得势 d.国家安保成为韩国社会的最基本政治理念 e.军队势力的抬头与军事文化的生根 f.成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一员 g.庞大安保费用的支出经济增长是巨大负担 3.韩国农地改革的目的和内容： 4.韩国推行重化学工业化的经济背景及成就：背景：经济因素：着眼于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重化学工业化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资本货物，零部件等进行进口替代，改善国际收支；持续增进出口能力，增加出口创汇能力；扩大和提升对外经济竞争力政治因素：确立对朝鲜的经济优势，强化军事政权的权力基础；重化学工业作为体现“维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维护统治稳定的一项国家政治课题；实现自主防卫，实现统一的需要国际因素：成就：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升级；韩国企业扩大；提升了韩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和创汇能力；完成了对主要资本物资的进口替代，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 5.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a.以政府干预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各种经济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特点以及趋势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与中国经济外向发展的政策取向及其践履分不开的。在我国由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质上也同时演绎着由经济内向发展向经济外向发展转变的独特发展过程。经过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尽管目前经济理论界仍然依稀存在所谓“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概论之争，尽管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意识到开放经济比外向型经济具有更多的内涵和外延[1]。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发展却取得了几乎一致的看法,都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长达28年的外向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那么，中国经济外向发展是如何推进的，具有什么特点，今后又向何方向发展?弄清这个问题，对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外向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二、中国经济外向发展的进程分析 (一)中国经济外向发展的初级阶段(１979－１９９2年) 经济外向发展的初级阶段指一国开始打破封闭状况,以“出口导向”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以出口“量”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阶段主要依靠政策的推进，在吸收外资、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金融的国际化等几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初始性和粗放性。一些学者也称之为外向型经济的初级阶段[2]。 1、以区位的开放和出台大量鼓励发展外贸的政策为主要特征。197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中国经济封闭发展的状况，走向了开放发展的新的道路，经济外向发展非常明显。地理区位的渐次开放成为政府政策的首选,1979年中央批准成立深圳、厦门为经济特区，19８0年8月又增加了珠海、汕头二个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的经济特区要求产品都要出口,具有明显的外向发展特征。1984年把天津、上海、大连等１4个城市设为沿海开放城市，扩大经济管理自主权实行对外开放。1９85年2月又进一步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的５1个县开放为沿海经济开发地带。１９8８年3月沿海经济区扩展到辽东、山东半岛。并于同年4月成立海南经济特区。至此，沿海29３个县市２.８亿人口、42.６万平方公里都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19９1年以后,相继在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和天津港等沿海重要港口内设了１5个保税区，区内鼓励出口加工及转口贸易。19９2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１992年后开放从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及内地省会的开放格局。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出台了大量鼓励发展外贸的政策(见表1),外贸政策由“出口导向”取代了此前的“进口替代”,经济外向发展受到了有力的政策推动，这期间，一系列探索性的“试点”与“暂行办法”也凸显了中国经济外向发展的初级性。 2、出口贸易量化扩张迅速。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利用国际产业大转移和升级的有利时机，利用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进行出口创汇。使我国出口额由197９年的136.6亿美元迅速增加为1９９2年的849.4亿美元（见表2），增长了6倍,年均增长1６％，出口额占GDＰ的比重也由1９79年的５％增到1992年的1７.5％，出口依存度也接近世界正常25-30%的水平。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由198０年的第26位上升到1９92年的11位,提前8年实现了预定的２000年出口额达到１6００亿美元的战略任务,出口贸易成绩与过去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与十五时期[整理版]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与“十五”时期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等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任务。研究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目的在于明确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本报告旨在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特征，明确“十五”时期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为制定“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提供参考。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必须选择一套适当标准。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国际上有多种标准。其中，人们常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的划分标准。为便于比较，本报告选择这一标准作为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依据。在大国经济中，地区之间一般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但运用H钱纳里标准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应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从整体上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从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传统产业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地区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不均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各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条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在新的世纪，将出现一种以知识增长和知识运用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显然，我国的工业化必须伴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壮大而推进，必须具有新经济时代的特征。一、如何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在明确经济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判断标准。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综合过程，而经济结构又是多方面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等。综合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我们认为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应当考察如下若干方面：第一，经济增长及作为经济增长直接结果的人均GDP水平；第二，要素投入构成及要素质量；第三，产出结构；第四，就业结构；第五，最终需求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第六，收入分配结构；第七，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国民受教育水平；第八，贸易结构，等。这八项指标之间有着程度不同的相关性，但是由于各国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发展环境不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发展特征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必须综合考察上述八项指标。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本报告选定H钱纳里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其阶段划分的总量标准为：按1970年美元计算，当人均GDP介于140－280美元时，经济发展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人均GDP介于280－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的同时，也明显地出现了几大板块，表现出不均衡性的特点：东部经济飞速发展，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深处内陆的中部和西部则发展相对较慢，差距依然较大。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甚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深深地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即指四周的境况和条件。经济环境则是指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处的一系列境况和条件，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一系列能量交换，催生、刺激经济的发展或者延缓、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竞争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改善和优化经济环境的历史。一、经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精典作家曾经指出：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发展亦不例外。经济发展无非是人们从事三次产业的发展，即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质量的好坏，则主要是看其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工业经济的规模和质量，现代服务业的发育程度及其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只有充分认识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联问题，才能使我们抓住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推进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经济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比如说，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工业的发展，也同样要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包括道路交通、自然资源、电力通讯、自来水、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等硬环境和政策、法制、信用、服务等软环境。只有这些环境好了，企业家就干得舒心，生产经营就专心，企业发展就顺心，扩大再生产和招商引资新办企业的可能性就大，企业的数量就会增多，块头就会增大，就能不断促进经济发展。 2、经济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物质资源，就是要有较为充裕的资源和资金投入；二是人力资源，就是要有适应发展需求的各方面人才；三是社会资源，就是要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聚集。一个地方环境好，外面的资源就可以引进来，里面的资源就可以释放出活力；环境不好，就会导致“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上不去”。可以说，经济环境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建设好了，它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推动力量；建设不好，就会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3、经济环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服务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保健药，良好的服务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比如，一个地方能为企业提供优惠的政策服务、优质的政务服务、良好的金融服务、较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就能使企业家安心舒心、使企业办事方便快捷，降低企业生产发展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总之，经济发展的关键，取决于经济环境好不好，聚集的资源要素有多少。特别是以区域交通为条件的硬环境和以政务服务为重点的软环境，已日益成为决定资金、人才等重要资源流向的主要因素，构成了地区间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为此，我们既要清楚地认识地上地下自然资源和区位、基础设施等有形资源，也要深刻了解政风、民风这些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等无形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发展脉搏，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三分之二。贫困主要源于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失业人数上升,而失业津贴、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的收入则普遍下降。从80年代初至1994年,德国西部的失业人数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即从900万人上升到2600万人。1990年起,德国东部地区的失业人数从400万增加到1200万,整个德国共有3800万人失业,今年将迅速增加到4200万人。这仅仅是官方统计,还不包括那些因国家经济调整和就业措施而失去劳务市场的求职者。作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削减社会福利费来降低收入而削弱了消费市场。任何取消了低收入的市场,消费品需求就会大大下降,这是很简单的经济知识。而扩大高收入,消费品需求不会明显上升,反而扩大了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供应。经济学家诺伯特?罗伊特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均,综合经济的消费额就越低。 80年代初起在失业保险、养老金保险和疾病保险方面系统地削减社会福利费。社会福利费总额虽然大幅度上升,但却更多地用在东部地区的货币兑换上。这也是东部地区成百万地丧失劳动岗位的原因。改革福利国家这句空话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是在穷人中最贫穷的人身上降低收入。这种非社会性的政策显然还远远未终止,但已经决定进一步削减失业救济。而国家明确优惠高收入,它不只是免征高收入的税收,而且使穷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许多数据证实了这种趋势:1994年全部税收中工资所得税提高到36%,1960年为16%,1980年为30%。而1960年的利润税是35%,1980年为25%,1994年为13%。从1961年到1989年,总工资增加了7.7倍,而工资所得税则增加了18倍。收入和所得税涨速相等。利润税率和高收入的税率太高,妨碍了投资和创建新的劳动岗位。因此,国家在1994年把法人税率从50%降到45%,应支付的利润率从36%降到30%。工商收入的最高所得税从53%降到47%,现在又计划取消资本的营业税和财产税。据报道,许多大企业和大银行只支付相当少的税款。德国银行不纳税的利润从1990年至1993年上升了77%。然而银行却支付不到9%的税。1983年每年100多万的收入实际要承担48.5%的税,1989年只承担40%。可见,工薪阶层承担了大部分的纳税负担,而这些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的人。过去10年里工资所得税翻了一番,达2800亿马克。尽管国家免去一些特惠企业和个人的利润和收入税,但是他们不但未创建一些新的劳动岗位,反而还削减了劳动岗位。如蒂森财团的职工人数从1993年到1995年由58000人减少到39600人,1996年底将减少到35000,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赫希斯特公司等等都在裁员。德国东部地区职工人数下降,而整个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未下降,甚至每年还上升1%。作者认为,关注政治新动向的主要是那些社会的受害者和大部分劳动者。因此,左翼政党和工会就需要至少在欧洲联盟里制定一个共同政策,来消灭竞争条件下涉及到工资、社会公共福利税和税款的差异,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状况,也就是从综合经济的角度来保障消费品需求。如果资本日益国际化,而劳动组织却囿于国家的分散状态,又如何防止自然生长的资本过程及其唯利是图者引起的不幸呢? (安　琪摘自德《新社会与法兰克福杂志》 1996年第4期)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德〕Ch-K.科本文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更新》杂志第26期里批判地探讨了“儒教”经济学的观点,同时指出了对“亚洲”资本主义从文化方面加 88 论著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