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语文化视角下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文学理撕究
目标语文化视角下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０阳兰梅
摘要：多元系统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实用性，但不足以解释中外翻译研究中的某些现象。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只看到目标文化地位对翻译策略抉择的影响，而忽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目标语文化源语文化翻译策略
一、多元系统理论及以目标语文化定位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Ｐｏｌ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特拉维夫学派的理论奠基人埃文一佐哈尔（Ｅｖｅｎ—Ｚｏｌａｒ）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推出了多元系统论。他把文学看作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大系统或称多元系统。该系统可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描述，即中心（决定整个多元系统的文学规范和模式）与外围的对立，经典文学系统与非经典文学系统的对立等等。它们既相互对ｊ瓿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这种对越统一的观点（Ｅｖｅｎ－Ｚｏｌａｒ，１９９０）反映出他观察文学现象的多元性。另一代表人物ＧｉｄｅｏｎＴｏｕｒｙ将翻译研究的着眼点转向目标文化，在考虑目标文化在国际文化中所处地位的前提下＾，研究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功能进而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如果在某个时期，目标文化处于国际文化的中心，属强式文化，翻译文学则在目标文化中居次要地位，此时，翻译者多采取归化式翻译策略，将译文向目标文化文本规范调整，使之易为目标语文化读者接受。反之，当目标文化处于国际文化的边缘，属于弱式文化时，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居主要地位，翻译者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解释力
多元系统理论拥有辩证法作为坚实的基础，用联系的、变化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翻译命题，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中加以动态、系统的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向前发展。同时，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
首先，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宅。参照这三种情形去观照２０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Ｌ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山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ａｄｅｑｕａｃＹ）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古罗马人对希腊典籍的翻译，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埃文一佐哈尔则是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在卜述两例中，罗马译者已经“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清末民初的巾圈译者则“实际上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冈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的显然仅是边缘位置，于是译者对所译作品或是随念删改、或是“削足适履”，把原作生硬地套入译入语文学中的现成模式，如把西洋小说“翻译”成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模样等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翻译的“充分性”（谢天振，２００３）。
毋庸讳占，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给予许多启迪和借鉴，对各种翻译现象有一定的阐释力和实用性，但同时也存在相当多的局限。本文欲从日标文化定位’Ｆ的翻译策略来讨论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三、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解释的局限性
首先，目标文化地位并不非决定翻译策略的唯一冈素。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目标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目标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即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可能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则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问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索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源语与目标
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从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例如２０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２０年代各种流派相继出现，反映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３０年代基本上是左翼文学占主导地位，自３０年代后期，文学界分化成各个流派，出现了纷繁多样的局面。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美国时，应该是采用归化策略。但庞德１９１５年出版的《华夏集》却反其道而行之，该诗集的翻译出版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用Ｅｖｃｎ－Ｚｏｈａｒ的话说就是，庞德的翻译参与创造了美国文学新的、一级模式。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处于强势文化的人也会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因此，本文更倾向认为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不是来自两种文化地位的强弱，而是源自它们各自的需求，翻译是两种语言问互通“有”“无”的过程，尽管翻译不是“天真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强弱有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的选材与策略（张齐颜，２００５）。
其次，要准确地说出，某文化的某一时期的翻译到底是归化还是异化或是以归化为主还是异化为主，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从某一文化内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取向，要么归化，要么异化。但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翻译界出现了直译与意译两种不同的翻译观、语言观和文化观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相应的语言体现。在：ｊ三十年代，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式，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在文学翻译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翻译策略ｔ也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段。然而，我们只需稍微审视一Ｆ当时翻译的情形，就不难发现“直译”与“意译”两种翻译方法是并存的。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势力与梁实秋为代表的右翼文化势力的交锋，就是有力的见证。处于弱势文化的民族在翻译别国文学时，异化与归化两种方法并存的现象，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例如，印度虽然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仅在宏观上以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等手段来抗衡英国文学与文化，而且在微观上通过采取语用翻译策略抵御着殖民文化的不断入侵”。在当今社会，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中英互译时，也并不是如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异化策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并存，２００２年《中国翻译》上针对“归化”、“异化”、“意译”、“直译”之间的争论足以证明这一点（张齐颜，２００５）。在我们看来无论在何种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中，源语文化取向和目标语文化取向两种翻译策略都同时并存，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取向占上风，但在两种主流策略交替的某个短时期内，两种取向也可能势均力敌。要精确地说出一个时代的翻译到底是归化为主，还是异化为主，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某些译文的语句究竟应归入归化，还是异化，可能会见仁见智。但就译界的主流意见而言，在我国翻译史上，千年译经经历了从“质”到“文”的转变。晚清的文学翻译传统是意译（其实是过度的自由
译），二三十年代是直译占一ｈ风，尔后以归化翻译为主，尽管８０年代末以来，翻译理论界对异化翻译的呼声很高。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对于多元系统理论而者‘，在我国晚清时期的可算做一个例子。那时，我国文化明显落后于西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国人翻译西学著作的主流方法是自由译。这又是多元系统理论无法解释的很好例子。‘‘个民族的文化地位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一种主观认定。当两者不一致时，就出现了多元系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是因为多元系统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就翻译策略的选择而言，目标文化在译者心目中的地位，或译者的文化态度从某种意义ｔ说，比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更为重要。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因为目标文化与出发语文化相比，孰强孰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主观决定的（王东风，２０００）。王东风的这‘一论述是对多元系统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丁二解释我刚晚清的翻译现象很有说服力。当时，我国的经济和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在很多国人心目中，这是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在当时的很多文人学者看来，中国还是泱泱大国。正是这种文化地位的客观实际与当时译者群体主观认识上的矛盾造就了当时自由译的传统（贺显斌，２００３）。多元系统理论也同样无法解释译者的个体行为。比如，某种源语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某个译者可能也认可这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采取归化的译法。就像英美翻译界有着归化的传统，与汉文化目前的地位相比，英美文化无疑居强势地位，我国译论界也大力主张汉英翻译时应尽量归化，但如上所述，《三国演义》Ｒｏｂｅｒｔｓ全译本却明显是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的。不仅如此，美国的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和Ｆ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还分别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７日和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６同刊登书评，对该译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也对该译本进行了奖励。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解释翻译策略的选取时，多元系统理论并非总是灵丹妙药。
四、结束语
与传统的翻译理论对比，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推动了翻译研究向前发展。多元系统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强调，既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但是由于佐哈尔的理论深深植根于他所关注的西方文化体系，这一一理论缺乏普遍适用性。认识到多元系统的局限性，才能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该理论，为本国的翻译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１】贺显斌．化翻译策略归因新解［Ｊ］．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６）．
【２】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Ｊ］．外国语，２００３，（４）．
［３】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０，（４）．
（阳兰梅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初等教育系４１０１００）
目标语文化视角下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作者：阳兰梅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初等教育系,410100
刊名：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英文刊名：MODERN CHINESE
年，卷(期)：2009，""(12)
被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3条)
1.贺显斌化翻译策略归因新解 2003(6)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期刊论文]-外国语 2003(4)
3.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2000(4)
相似文献(7条)
1.学位论文姜茜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以五四前后（1910-1929）中国翻译文学为例2007
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两次转向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突破，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把翻译放到文化语境中来进行考察。
以色列著名学者伊塔马·伊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理论为翻译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视角，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中国翻译文学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
本文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转折时期即“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文学进行研究，以此来考察多元系统理论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解释和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多元系统理论做出一个科学评价。
本文以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为例，从四个方面即：翻译活动发生的时代背景(中国文学当时的形势以及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译者对译介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文学对译语文学的作用，对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学进行研究，利用其结论来分析多元系统理论的合理性及其理论缺陷。
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相对于传统翻译理论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不再把翻译看成是孤立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是把翻译放到整个文化系统中来审视。
另一方面，通过对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分析也发现多元系统论的论述不够全面，忽视了多元系统中的其他一些影响因素，比如：译者的主体性会影响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同时译者对于当时目标语文化的主观定位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其次，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化中是处于中心地位还是边缘地位也要受到目标语文化界和翻译界的主观认识的影响，即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作用还要取决于目标语文化界和翻译界对其的认识和其地位及作用的肯定。再次，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对目标语文化的作用也取决于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通过对中国五四前后翻译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论断不够全面，其中还包含有译者的主观因素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及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章主要讨论了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状况。本章首先区分了中国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两个概念，然后分别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社会及文化状况以及中国翻译文学的特征。第三章以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学为例分析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本章根据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学产生和存在的时代背景，对译介的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文学对译语文学的影响等来分析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根据前面几章的分析，第四章尝试探讨多元系统理论并主要探讨了该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和不足。
2.学位论文李倩从《论语》英译看多元系统理论的解释力2009
上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迅速，到19世纪50年代，翻译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现象。在1970到1977年之间，伊塔马·伊文一佐哈尔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多元系统理论。此理论以一种描写的方式研究翻译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对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都有深刻影响。但是，多元系统理论未能给客观实际和主观认知进行准确定位。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对目标语文化的作用也取决于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地处中心，有的则处于边缘；它们的地位有时会出现互换，但该理论却忽略了翻译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因素。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文化因素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对源语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文学的地位是影响翻译策略的一个因素，但是译者对源语的理解，翻译动机，读者的态度也必须考虑在内，因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了目标语文学的翻译策略。
论语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记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是一座宝藏，那么论语就是这座宝藏中最闪亮的一颗明珠。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众所周知，论语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对中国人文，政治，教育和其他文化层面有巨大影响。如今，论语已被传播到全世界，它在世界文化和历史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过去的300年，西方世界见证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儒家思想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
此论文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对论语翻译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以期对该理论作出综合客观的判断。作者并没有从语言学视角去评价论语的不同译本，而是透过论语译本去分析多元系统理论的解释力。通过研究发现，多元系统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很多方面，但却不适用于全部译作。这并不是说
，这篇论文否认多元系统理论，因为它确实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3.学位论文刘焱多元系统理论在《简·爱》不同译本中的运用2008
以色列著名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也由其自身局限性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批判。本文以《简·爱》的三个中译本（伍光建、李霁野和黄源深的译本）为研究对象，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翻译语境中的运用。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的地位决定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取。一方面，翻译文本的选择取决于它与目标语文化系统内的主流文化是否相符合。换句话说，目标语文化系统内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哪些文本会得到或首先得到译介。另一方面
，翻译策略的选取受制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取的重要论断，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就翻译文本的选择而言，本文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尤其是译本的译序和译后记，得出三位译者选取《简·爱》进行译介的原因，然后与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得出的原因相比较。就翻译策略的选取而言，本文通过选取源语文本30页中的624个英语句子进行翻译策略的具体分析，得出三位译者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然后与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得出的翻译
主体性等等；翻译策略的选取也不仅仅受制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还取决于其它因素，如赞助人的影响，译者主体性，后者包括译者对翻译目的、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翻译文学地位的认识等等。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结论，多元系统理论能够解释部分翻译现象，但也存在种种局限性，如忽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主体性，未考虑赞助人的力量以及对翻译文学的中心和边缘地位的二分法，因而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4.学位论文赵冬梅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研究2007
本论文是在埃文．左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吉迪恩·图里的规范理论框架下对五四时期(1919-1937)的翻译批评进行的研究，旨在对这一时期的翻译批评的动因和特点进行探讨。
翻译批评是从一定的美学标准、语言转化规则和文化交流规范出发，对译者、译文、译事等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因而具有语言批评、美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点。无论是对翻译理论研究而言，还是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来说，翻译批评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彼德·纽马克曾经说过：“翻译批评是连接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条纽带”。之所以如此立论，主要是因为当人们欲对译本质量进行评价的时候，必将会涉及到翻译理论的中心问题：即翻译的本质的问题。实际上，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具体来说：翻译理论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给翻译实践带来相应的影响：而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所盛行的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可得以窥知相应的翻译批评模式及其特点。反之亦然。除了翻译理论的影响外，其它因素如文学传统、意识形态、文学批评传统等也会大大制约着人们对于译文的评价方式。更确切的说，正是这种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促成了特定译文批评方式的出现。关于这些因素对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本论文也将进行分析。
随着全球信息交流的飞速发展，翻译领域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地向前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此背景下，有效而系统的翻译批评体系建设也就成为翻译研究界亟需解决的课题。对于中西方传统的翻译批评进行简要的比较后，我们会发现两者在译文评价方面的起点有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较多地着眼于对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直译或意译)的讨论。译者所面对的原文多为文学经典著作或与宗教有关的书籍，因而翻译批评也就多呈现出注重直觉、主观和印象的特点，而没有规范明确的翻译批评方法和步骤。另外，翻译评论家多由文学理论家或译者充当，他们往往把评论的重点指向原作者和原文，强调译文对于原文的忠实。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而言，古代传统的翻译批评相对来说是一种静态的、单方面的批评，它很少考虑翻译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是一种以原文为规约的翻译批评模式，在本质上是规定的，而非描写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一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不仅对翻译的理论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使翻译批评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时期，翻译批评强调两个文本在音素、词、短语、句子和段落等层面上的转换和对等。这种翻译批评模式以文本对比为指归，表面上呈现一种系统和科学的特点，但同时也造成了对文本外诸多因素的忽视，如社会文化语境，文本的风格，译者的意识形态等。从批评方法上来讲，它有时也往往显得过于机械和繁琐。
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进入了文化转向时期。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声称翻译研究已经远离了形式主义时期，把关注点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和文学传统，他们把翻译研究的这一转向称为翻译的文化转向。由此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影响翻译的文本外因素上来
，这主要是缘于人们对翻译本质看法的转变：翻译不再是语言间的转化，而是文化间的交流，因而，翻译研究的客体理应包括对翻译产生影响的文本外诸因素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是描写的而非规定的。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翻译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上述的两个转向，这是伴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而出现的。在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与西方，翻译批评的滞后发展与翻译研究独立学科地位的建设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现象。就翻译批评实践而言，对具体文本的批评则占据着翻译批评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从客观描写的角度对某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批评进行综合分析的则相对较少，这也是本论文选取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进行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文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批评的研究是在描写性译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多元系统论是描写性译学理论中的一种，它将翻译研究由对单个文本和翻译过程的关注，转向对影响文本的选择、翻译、接受和评价等背景因素的考察，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埃文·佐哈提出了三个二元结构范式：中心与边缘、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主导模式与从属模式，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上
，这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虽然埃文·佐哈把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视野当中，但对影响翻译的其它因素还关注不够，这也是吉迪恩·图里规范理论中所提出的基点。图里提出并区分了三种翻译规范：初始规范、译前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译前规范和操作规范；译前规范通常指的是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问题；而操作规范则是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图里的规范理论更多的关注目标语文化中的规范和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影响的关系。
某个具体历史时段的翻译批评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相反它总是和当时的翻译实践、社会文化语境、文学批评等因素紧密相连。一般而言，翻译批评可以看作是翻译领域的一个子系统，而两者同时都受到目标语多元文化系统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目标语多元文化系统。因此，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批评，就不得不考虑这些背景因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和吉迪恩·图里的规范理论，对我们进行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进行的描述性研究，本论文指出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的兴盛为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创造了适于其发展的环境，由于这些文学社团和期刊使不同观点的交流成为可能，由此翻译批评的空间得以建立，并且也促使共时的翻译批评兴盛起来。五四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时期的翻译批评的特点。他们所融入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规约着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观点。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受到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翻译批评的客体多属于宏观层面，多涉及有关整个翻译事业发展的问题，比如翻译选择问题和翻译的直接性问题。在对比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和当前盛行的四种翻译批评模式的基础上，本文对翻译批评的走向也进行了反思。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本论文的前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选题的动机，研究方面和目的。同时也对以往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回顾和总结。指出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具体译者的翻译贡献和一些历史史实，很少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研究，对于翻译批评的专门研究则更加薄弱。
第二章是翻译批评名与实的研究，主要是为理解和研究翻译批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章通过追溯“批评”的历史演变和其他学者对翻译批评的界定，指出翻译批评是从一定的美学标准、语言转化和文化交流规范出发，对译者、译文、译事等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因而具有语言批评、美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点。在澄清基本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本章又对与翻译批评有关的其它问题也进行相应的探讨，如翻译批评的方法论以及翻译批评的分类和本质等。
第三章首先论述了翻译研究由规定走向描写的转向，以及在各种范式下的翻译批评所具有的特点。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多元系统论和规范理论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了它们各自的贡献和理论缺陷。在本章的结尾，笔者提出了“描写的翻译批评的概念”，并介绍了它的两种主要的批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描写的翻译批评并非是单纯的描写，它同时也不排斥价值判断。这里的描写，主要是强调多维的视角和客观冷静的分析。
第四章是主要是对五四时期翻译批评动因的考察。从客观描写和多元系统论的视角出发，笔者把重点放到了五四之前的译前规范和译者自我身份的定位上。通过对以上主客观两方面的分析，笔者总结出了晚清时期翻译及其批评的状况和特点。而五四翻译批评正是基于对晚清时期翻译的反叛而发起的，同时也受制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以上的分析，指出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是对晚清翻译状况的反叛，是一种解构和建构的工具。通过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不仅使新的文学样式得以引进，同时也确立了五四新式知识分子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并进而使他们所倡导的新的翻译规范得以逐步地接受。除此以外，本章又回顾了晚清到五四人们对于翻译本质和目的看法的转变，并总结出了相应的翻译批评特点。
第五章对于五四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的诸多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梳理。为了更好的再现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翻译批评论争，笔者区分了内部翻译批评和外部翻译批评的概念。除了对两大主要社团之间的翻译论战进行探讨，本章把另一重点放在了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的论争上，并进而分析了鲁迅在翻译批评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以及其翻译批评观形成的原因。
第六章是对五四时期翻译批评背景及其特点所做的深入探讨。现代文学社团的兴起与文学期刊的繁荣共同为五四翻译批评营造了一个宜于其发展的客观环境。从主观方面来讲，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以及他们不同的教育背景、文学观、文化观都是五四翻译批评异常活跃的潜在条件。同时本章也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特殊文化身份和当时的文学领域特点，以及它们对翻译批评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在总结五四翻译批评特点，回顾当前翻译批评模式的基础上，本章对于当前的翻译批评走向亦进行了思考。
第七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主要总结了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特点，并对将来翻译批评的走向进行了思考。
5.学位论文刘艳梅张谷若翻译特色研究——兼评《德伯家的苔丝》汉译本2005
本文意在探讨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张谷若的翻译及其特点，以及他的翻译对中国文学和翻译的影响。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多元系统论，以及这一理论与张谷若翻译研究的关系。一直以来，翻译评论家往往更多注意到翻译技巧与翻译标准的问题。这样，翻译就被局限在了语言研究的层面。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把翻译文学视为目标语文化、文学与历史的一部分。从而，译作的选材，译技
义文学的介绍。张译哈代恰好满足了当时中国文学界以及动荡的社会形势的需要。当然，张译作品之所以得以流行也和他本人高超的译技密不可分。
第二章主要描述了张谷若的翻译观点，张谷若虽然对翻译理论很少有系统地阐述，但是依然不可否认的是他对翻译有独到深刻的见解。论文将从四个方面来分别解析他的翻译观：关于“信”；关于地道；关于注释；关于读者。张谷若提出，“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方面，包括思想实质等。二是形式方面，包括字句表达等。完美的翻译是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形式、用法性质及习惯四个方面都达到对等。地道是张谷若翻译的一大特色
，他一生都在追求这一标准，从译而言，他提出“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从人而言，他笃信要作地道的译文，首先必须做地道的人。注释是张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谷若对注释的看法简要的可以概括为三点：未做翻译，先作注释，注释的目的是为读者阐明那些有疑惑的问题；注释也是研究工作；读者对注释的态度迥异。张谷若不但追求对原文本的忠实，他还更多地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问题。所谓的“信”，“地道”，“注释”都是为读者服务的。
第三章具体分析了张谷若所译《苔丝》的特点，并与吴迪的译本作一比较。作者首先点出原文本的地方风味，以及张吴两位翻译家借用山东方言对这一现象的传达。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山东方言的使用技巧上，张译略胜一筹，并进一步分析了张译本山东方言使用的必要性。关于四字格的使用，当今翻译界也是各执一词，作者在此提出所谓四字格使用“度”的标准就在于译文能否基本传达原文的精神。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梳理了张译《苔丝》的所有注释，并借用孙迎春的分类标准，从内容上把译本中的436条注释分为六类，每一类都分别用例证的方法作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最后总结了张译本注释的作用，比如帮助读者理解原作，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以及深入对原作者的研究等。
第四章反观了张谷若的翻译对中国文化和翻译文学的影响。既然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制约了个体的翻译，那么反过来个体的翻译也必然会对目标语文化产生影响。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关照下，作者首先从宏观上分析了翻译对其相关因素的影响，然后又具体的探讨了张谷若及其娴熟的翻译对中国社会、文化和翻译的影响。
6.期刊论文李莹莹.张敬兰.LI Ying-ying.ZHANG Jing-lan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林纾翻译-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22(3)
林纾在近代文学领域和翻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林纾的译作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从目标语文化角度、接受者角度、译者动机角度等方面来解读林纾及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7.学位论文孔蓓蓓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2010
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以原文为中心，把“忠实”和“对等”作为翻译标准，因此译
者始终处于一种被忽略、被遗忘的文化边缘地位。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当代翻
译理论(如后结构主义理论、目的论和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无论译者怎么试图隐藏
自己，他的性格、世界观、价值观等都会不可避免地对其翻译产生影响。换言之，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享有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
量的外化。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
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的翻译目的、文
化倾向和审美态度。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没有限制的，要受到原文本和社会文化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译者主体性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林语堂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熟悉中西方文化，在
翻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促进中西方理解和交流(特别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
界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其翻译作品的研究应该是具有极大价值的。然而我们发现，
人们对他的翻译作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研究。
儒学诞生于2500年前，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儒家学说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的重要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论语》是一部记录
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1597年， 《论语》首次翻译成外语，其后多
种译本相继出现，其中以林语堂的译本最为特别。目前对于林语堂英译《论语》的研
究主要从目的论、目标语文化导向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展开。本论
文以林语堂英译《“论语》作为个案，探讨作为译者的林语堂的主体性及其在翻译过程
中的体现。
论文分五章。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对林语堂、《论语》的主要译本以及林语堂英译《论语》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文
献回顾。第三章是理论基础，分析了译者的地位，从传统翻译理论中被忽视到“文化
转向”后的可视性，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相关概念，从能动性和受动性两方面对译者
主体性的内涵做进一步研究。第四章以林语堂英译《论语》为个案，从翻译目的、文
化倾向和审美态度等方面分析林语堂的主体性，并研究译者主体性在英译《论语》中
的体现。第五章为结论。在英译《论语》过程中，不论是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
用还是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理解和塑造等均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林语堂，《论语》，翻译目的，文化倾向，审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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