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时评集锦3

1.曹操墓之争：文化表征背后的逐利本质

2010年08月29日09:14南方网社论

一个亘古久远的历史人物和他的葬身地，竟然能够在千年之后引起人们如此热烈的讨论与争夺，恐怕连曹操自己都没有料到。近来关于曹操墓的争论几乎已经进入一种欲罢不能的胶着状态。据最新的报道，曹操高陵考古队发表声明表示，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过程科学严谨，出土文物真实无疑，将对质疑者提起诽谤诉讼。

这场争论中，关键在于太多的人早已误解了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且很多情况下历史也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那一个。包括这场争论在内，近年来诸多历史文化名人故里的地域争夺，媒体的报道、论者的分析都明白无误地将其指向了文化表征背后的逐利本质：城市名片，旅游开发，甚至先期投入的迫不及待回收。被裹挟到晕头转向的，恰恰是本来作为纯学术的考古工作，还有不知道究竟身葬何方的曹操们。

在新一轮的历史资源开发中，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不良倾向。近一段时间以来，几乎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都在削尖脑袋抢占历史名人资源，有些甚至已经到了争夺虚拟人物的地步。而在其中屡屡作祟的，便是地方政府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来制造G D P的畸形冲动。凭借历史文化旅游的热潮而渐成显学的考古专业，作为学术研究，观点的各异从来就是学术争鸣的常态，但争鸣的学术被各种各样的地方政府投机心态所利用，已经到了真正的学术和研究者无法掌握的地步。关于名人故地的考据与争议，因为政府投资决策和投机心态的过多干涉，已经足以让正常的专业讨论无法进行，让学术研究在地方利益的干扰之下举足无措。

专业的判断理应留给专业团队来进行，公共舆论及其身后所代表的普通人，在这一过程中无法越俎代庖。对于最普遍的公众而言，本身没有地方政府背负的难言苦衷，也不存在各路学者身受的利益牵绊，虽然缺乏专业的知识判断，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奢求这样的专业认知，公众想要获得的，无非是一个单纯的真相。此次针对曹操墓的质疑与力挺，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争论双方长时间在那厢各说各话，隔空对骂，完全没有一个可堪公信的对话机制与平台，也看不到学术争论应有的平和接招与应答。

什么才真正有助于真相的显现？或者说，怎样的争论才足以给公众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结论？抛却口水往来的无谓争吵，如果还把曹操墓当作一个起码的学术问题，那就应该将正方、反方的观点，支撑各自观点的证据，都在平和的对话中摆出来，进行具有公信的专业评判。

当下最为缺乏的，是与地方利益清楚切割的纯粹学术，是能够让争论双方抛却“背景论”、阴谋思维，用证据对话的公允平台。求得一个真相，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求得真相，原本就是公众对这场争论唯一的要求。

2.李晓亮：说曹操，曹操“盗”？

2010年06月15日07:11华西都市报

李晓亮评论员

在本山大叔小品《火炬手》中，白云大妈曾抢答过一个问题——问：谁跑得最快？答：曹操！因为“说曹操曹操到”’。这当然是个笑话。不过，自去年从河南安阳“曹操墓”横空出世后，“说曹操，曹操‘盗’”，似也具有了流行潜质——墓室几被盗空，却没留下“盗墓笔记”，供后世研究。

本来这事儿已告一段落，可随着新《三国》的热播，近来这千年古墓，或也要“不甘寂寞”，焕发商机了：6月11日，曹操高陵入选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次日踩着“文化遗产日”的点，安阳开始发掘高陵1号墓，并有央视直播。当地甚至让村民改为夜间割麦，以免影响直播。

这套组合动作，超出纯粹的考古意义和学术范畴，让隐于其后利益躁动显露无疑。这座被盗得一穷二白的“曹操墓”，虽存在巨大争议，却生动地诠释了一门新学问——“考古经济学”。

这门学问，现在颇为流行。发掘“曹操墓”就像一本教科书，涵盖了其所需的各种典型要素。首先，它讲究“师出有名”，不管善名恶名，有知名度就行。曹操这种极具争议性的名人，也是上佳之选。其次，需要“似是而非”。传说中的曹操七十二疑冢，就如专门为这一条而生。被无数盗墓前辈光顾，空空如也的墓穴，进一步为其争议性悬疑性推波助澜。也许，在“考古经济学”语境下，争议性凝聚的关注效应，与其未来的利益输出呈正比。

哪怕考古界权威坚称，考古最重要的是讲证据，盗过的墓不该列入重大考古发现，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哪怕不少网民觉得直播未能释疑解惑；哪怕河南考古人士的措辞日趋谨慎，回避“墓主是谁”的根本问题，郁结在曹操墓头的疑云，依然不见消散。人们各抒胸臆，又各执己见，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

舆论担心“曹操墓”变成第二个“周老虎”。可是，考古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像“虎照真伪”一样，可以快速精准鉴别。而“考古经济学”诱人的现实利益，对当地政府和民众又有着不容小觑的吸引力。所以，一旦公权机构高调介入，考古的学术属性就要让位于现实的利益属性。

于是，墓主是谁，就难以和“虎照是否造假”进行简单类比，“古墓派”也就比“虎照门”更复杂，更难定性了。大张旗鼓发掘的究竟是不是曹操墓，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态度了。历史还曾被视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何况一个面目可疑的古墓？

“说曹操，曹操盗”，这在增加考古难度的同时，也赋予了当地更大的“裁量权”。没有证据有时就是最好的证据，接下来自然就是“说曹操曹操到”了。“古墓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这就是现实比历史更具“魅力”之处吧。当人们执著于一些细节真伪，争得面红耳赤，当地却可以“主题先行”，运用权力的翻云覆雨手，根据正传野史，从历史花名册中，指派了一位被公认为有助于当地发展的名人来担当墓主。至于他姓曹还是姓魏，也就不重要了。这份先见与豁达，当真羡煞旁人。

3.袁周：“菲人质事件”中的人性美

2010年08月25日07:09新京报袁周

袁周学者

在人间世界里，丑恶的东西毕竟是少数，美好与善良的品质才是永远的主流。

8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机构所有特区区旗下半旗，沉痛哀悼23日在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遇难的同胞。到目前为止，这次事件中的1名香港导游和20名香港游客共21人，其中6人被释放，剩余15人中目前已知8人确认死亡。

在这次事件中，劫匪丧心病狂枪杀人质的人性之丑，与被劫持游客患难与共的人性之美，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这起悲剧性事件带给人们的，除了同胞遇难的大悲痛，还有在同胞身上呈现出现的人性之大美、人间之大爱。这种大美与大爱，值得特别回味、张扬。它让人间不因悲剧的发生，而变得苍凉和冷漠。

劫匪在劫持人质大约两小时后，开始同意释放部分人质，原本劫匪只准备释放一位曾姓女士和她的两名10岁、2岁的子女。在非常时刻，曾女士看见车上有一名12岁大的男孩，便冒险向劫匪诈称该男孩是自己的亲戚，要求也将他带下车，劫匪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曾女士带着3名孩子安全逃离。

在如此非常时刻，一旦曾女士的善意谎言被劫匪识破，后果不堪设想，她和两名子女的生命，将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然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曾女士以来自母亲的勇敢的心，成功救出团友的孩子。这种人性之大美、人间之大爱，令人深深感动。

当劫匪从当晚8点以后开始漫无目标地朝人质开枪时，有丈夫以血肉之躯作防弹墙护住妻子，虽然挡住了劫匪射向妻子的子弹，但他本人却死于劫匪的屠杀；也有3个孩子的父亲勇敢地冲出去，阻止劫匪杀人，却不幸牺牲了自己……这种

人间真情与大义，无疑令人肃然起敬，其大美无言，大爱无声，却永留人间世界，令人于无力中有力，擦干眼泪，重新直面明日生活。

所以，当我们谴责劫匪的丧心病狂，感叹其人性之恶时，请更要铭记这些非常英雄的非常之举，并让人性之大美温暖世界，人性之爱感动世界。毕竟，在人间世界里，丑恶的东西还是少数，美好与善良才是主流。

4.菲律宾劫持背后的腐败迷雾

2010年08月24日02:54浙江在线信力建

菲律宾正在成为一个绑架盛行的社会，最近两三年来有名的绑架案就有：2009年12月10日，菲律宾军方称，持枪歹徒在菲律宾南部地区劫持了65名平民。2009年11月23日，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在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劫持了40名人质，其中包括20名记者。

2009年11月10日，约有20名武装分子冲进位于巴西兰岛马卢索镇的一家工厂，在绑架了3名员工后成功逃脱。2007年3月28日，当天上午，一辆载有30名儿童和4名教师的旅游车经过马尼拉市政厅附近时，路人向警方报告说这辆车被武装人员劫持。警方随即包围了旅游车，与劫持者进行接触后得知策划者是被劫持儿童所在幼儿园的园长杜卡。

而最新的绑架记录则是香港游客在菲被绑案：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月24日7时03分报道，经过11个小时对峙，劫匪被警方击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晚(23日)表示，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劫持事件中，剩余15名香港游客中8人已确认死亡，2人重伤，其他5人情况尚待确认。这是一桩血腥而失败的绑架营救事件，迟迟攻不破被劫持车辆车门的菲律宾特警，最终看到的是一地伏尸——也就是说，警方发起攻击时尚在车上的15名香港人，竟无一人全身而退。此次营救事件所以完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转型中的菲律宾社会腐败严重，败坏了社会，也败坏了警界。

菲律宾在国内实现了民主，一度被视为“东方民主橱窗”，其总统、两院国会和法院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皆为美国翻版。2008年菲律宾人均 GDP达到1804美元;然而相应的法治却未跟上，跛足的民主使得社会治安相当差，菲国集中了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病症：人口暴涨、贪污腐败泛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经济长期紊乱。非法枪支泛滥，而偷、骗、抢案、警察恶意栽赃以及有组织的绑架勒索案时有发生、有报道称，一名华商数天前在菲律宾古岛市被作案团伙绑架，在支付了一笔为数不详的“食宿费”后获得释放。当地人对此表示，这绝不是单一案例，绑架案在菲律宾已成了家常便饭，当地人与游客都曾遭到歹徒迷昏并洗劫。据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还被称为“亚洲绑架之都”，华人、韩、日裔及欧美等外国人士最常成为被抢劫与绑架的对象，甚至警匪在马尼拉市区人口稠密地带展开枪战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菲律宾《商报》报道称，统计显示，该国仅今年上半年就有56宗索取赎金的绑架案记录。另据菲律宾太平洋策略和评估协会早些时

候发表的报告称，菲律宾去年的绑架勒索案已达到138起，是1995年绑架趋势上升以来最多的一年。

菲律宾犯罪猖獗，除了法治不健全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政府腐败而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据6月15日外电报道，菲律宾国家统计局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4月份失业率升至近四年高点8%，主要受企业裁员和新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4月份失业率高于2009年同期的7.5%。菲律宾失业率上次触及8%是在2006年7月份。数据显示，菲律宾4月份劳动力总数为3,850万人，其中失业人数为310万人;就业人数总计3,541万人，低于1月份的3,599万人，但高于上年同期的3,499万人。菲律宾1月份失业率为7.3%，劳动力总数为3,880万人，其中失业人数为280万人。此次下手绑架人质的门多萨就是一个曾获得十大杰出警察称号下岗警察!

此次劫持事件为例，虽然相对孤立，但却表现了菲律宾国内社会对于暴力的迷恋，他们因为司法腐败而不相信司法会给他们带来公正实惠，因而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正如菲律宾德拉萨大学治理研究所教授小安东尼奥·佩德罗佩德罗指出的那样：警界腐败，正是菲律宾政治生态恶化的一大表现，而根源还在于该国政治腐败持续蔓延。“尽管国会多次出来反腐败条令，每隔几年就设置或调整一些肃贪机构，但成效迟缓，原因就在于这些机构和国会内部也腐败丛生。因此，很不幸，现在每当谈起菲律宾政治，都会和腐败相关联。”

总而言之，民主，却没有相应的法治和社会保障以及缺乏有效明确的监管，造成了菲律宾现在的困局。对此，也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不妨以菲律宾为他山之石。

5.王艳春：国旗也该为42位伊春空难罹难者而降

2010年08月29日08:35光明网王艳春

23日，8名香港同胞在菲律宾遇害！

24日，42名同胞在黑龙江伊春空难中罹难！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脆弱的生命在无常的变故中逝去，浓浓的悲怆将我们萦绕，天人永隔后的嚎啕、生死诀别时的惨烈，一次次触动着我们的泪泉。生命之花的猝然凋零，因为“人祸”“意外”或“天灾”，让我们反思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曾有人发出过“国旗为谁而降”的呼喊，吁求五星红旗也该为那些意外罹难的普通公民而降，以彰显生命的尊严。在意外和天灾仍显得频仍的当下，虽然我们无力完全阻止这类不幸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做到让每一个逝者都能“走得”安心而有尊严。除了物质上的补恤，我们也应将为“较大的集体伤亡事件中的死难

者”降半旗“常态化”（虽然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等灾害中都进行了降半旗默哀，但还是局限于上千人的特大伤亡事故），让他们在精神上也享有国家所给予的最高礼遇。

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后，8人遇害的消息撕裂着两岸同胞的心，市民的自发哀悼乃至对菲方解救不力的谴责都很令人动容，但香港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亦称得上与民感“痛”身“受”。事发当晚，曾荫权即率执政团体召开新闻发布会，怒斥凶手的“冷血”，并部署相关人员接受工作。24日，特区政府所有政府机关全天为8名罹难同胞降半旗。当天，曾荫权还亲自到湾仔金紫荆广场和广大民众一起参加了集体默哀仪式。另外，特区政府还承诺永久照顾遭遇此次劫持事件的六个港人家庭。应该说，香港政府这一系列的言行举措都让人感知到一种温暖，一种对公民生命的爱护和尊重。当公民遭受厄运时，政府第一时间和他们站在了一起，为他们呐喊、加油，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这既是政府高度人文关怀的体现，亦是政府对公民的一种最大尊重与呵护。

但相比特区政府为了8位港人上下一心的呼吁与关怀，42位在伊春空难中遇难的大陆同胞的身后事却显得有些冷清。没有降半旗，没有默哀，除了一位副市长匆匆宣布了空难的死难人数，鲜见有高层领导与民众分忧共患的情形。是的，我们地域更大，事务更多，领导忙些也属正常。但可否，让政府机关为42位遇难同胞降半旗，可否呼吁人们为那些过早逝去的人默哀、祈福。毕竟，50万元的赔偿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抚慰，家属和亲人那难抑的精神创伤还需要政府用更为人道和人性化的方式去温暖。

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无法预知的祸患总是让生命显得脆弱，猝然的离开已属人间的大不幸，而作为公民赖以附丽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让那些早逝的生命享受身后最高的荣耀。42条生命与8条生命，他们的离开，都是莫大的悲哀。特区政府让8位逝者在身后享有了其应有的荣耀和礼遇，每个人都在为他们送行，每个人都在为他们的家庭祈福，他们的死并没有因为地域和时间的阻隔便被冲淡到记忆。降半旗的仪式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让42位罹难者孤独地离开，国旗也该为他们而降。

6.孟桢尧：河南航空，穿马甲出来照样认识你

2010年08月29日08:25红网孟桢尧

更名不足一年的“河南航空”将恢复为原名“鲲鹏航空”。27日晚间，河南省政府新闻办紧急召开通报会，对外宣布撤销河南航空有限公司(河南航空)企业名称登记。通报会称，河南航空作为企业名称，在使用中已对公众造成误解，给本未在该公司投资的河南造成极大负面影响。（8月28日中国新闻社）

实际上，要说“河南航空”这个称谓对公众造成了误解，这还真的是十分牵强。发生了航空事故，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能有个什么误解呢？说白了，

就是害怕公众对“河南航空”不再信任，所以试图换个马甲，重新出来混，就这么回事。

在信息十分发达的今天，“河南航空”换成“鲲鹏航空”，估计作用并不大，穿马甲出来公众照样认识你。说到出名，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极好的名声，一种是极差的名声。像某些以丑出名的网络明星，就属于后者。河南航空因为空难一事，而一下子成了名，可以说，这并不是坏事，其知名度，是不降反升的。

最关键的是，河南航空如何通过切实的安全整改，从而一举扭转负面的形象，成为公众信任的品牌。公众看重的是实事求是的安全，而不是一个虚名。众所周知，刚炸过的炮弹坑，往往是最安全的避难所。换句话说，河南航空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对飞机所有的零件都进行一次地毯式的检查，对所有司乘人员都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相信河南航空肯定会变成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出现了安全事故，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却急吼吼地换马甲做表面功夫，我看还是就此打住吧。

7.乔志峰：“公布空难调查结果”谁最“恐慌”

2010年08月29日08:01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乔志峰我要评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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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空难事故失事的河南航空公司EMB190/B-3130号飞机两个黑匣子已送至北京并由专家进行解码。黑匣子是秘密的，空难调查报告也是保密的。新中国民航史曾发生过数十起空难，几乎无一公布其原因。南航一位官员私下向记者说，由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公开过民航事故调查报告，如果突然公布，可能会带来社会恐慌，“现在航空公司客座率很低”。(8月27日《新闻晚报》)

空难发生后，及时公布调查结果本属国际惯例。为何到了中国，空难调查结果公布起来却这么难呢？空难属于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公共事件，公众对此享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理由消极公布或拒不公布调查结果。空难发生后，社会各界关于客机失事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及时公布调查结果，才能消弭公众的疑虑；拒不公布调查结果，恐怕才会真正引发“社会恐慌”吧？

公布空难调查结果或致社会恐慌，“现在航空公司客座率很低”——这样的说法既可笑又可恶。难道为了某些人臆测的所谓“社会恐慌”，就可以置公众知情权于不顾，不再公布空难调查结果了吗？难道为了上座率、为了航空公司的一己私利，就可以不顾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了吗？并且，这种说法隐藏的潜台词也令人害怕——如果不是存在严重问题，公布调查结果又何至于会引起“社会恐慌”并影响到航空公司的客座率呢？

我国《刑法》第131条规定：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飞机坠毁或者人员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条法规，如果空难调查结果属于人为责任事故，就应依据《刑法》进行追究。8·24空难发生后，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航空业内人士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假如机长强行降落、失事机场无夜航设备、失事机组疲劳驾驶等分析符合事实，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空难存在“人为责任”呢？

公布空难调查结果，到底谁最“恐慌”？窃以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以各种借口不愿公布结果的“相关人员”。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曾对航空人员因空难而展开侦察，并均有将责任人处以刑罚的先例。而回顾我国历年来发生的几十起重大飞行事故，却鲜见有人被追究责任。在信息逐渐公开化的今天，空难调查结果不能总是秘而不宣。只有真正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制约机制和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老百姓才能坐上“放心飞机”。

8.刘林德：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肌肉溶解症

2010年08月27日08:06长江日报刘林德

刘林德本报评论员

原题《食品监管之外尚需道德良心》

南京市疑似食用小龙虾致病人数已上升为19人，致病原因尚未查明。受此事件影响，各地小龙虾销售均有程度不同的下降。

南京市早先排除了洗虾粉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可能性，24日下午又表示尚未查明食用龙虾与产生横纹肌溶解症的具体关联因素。

尽管有多种因素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南京19名患者目前发现的共同点只有食用小龙虾，因此，尚未查明关联因素，并不表示一定不存在关联。彻底排查小龙虾从种苗培育、养殖、捕捞到销售、清洗和烹饪的整个链条，当是务实而负责的做法，这对公众的健康和小龙虾产业的良性发展都是有益且必要的。

小龙虾作为大众食品，近年来几乎红遍大江南北，从报道看，北京、大连、合肥、武汉、南京、上海、宁波、广州等地，小龙虾的消费群体都相当庞大。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等省份，小龙虾养殖已成部分市县的主抓产业，江苏盱眙的龙虾节甚至三易其名：盱眙龙虾节、中国龙虾节、国际龙虾节。

与产业的兴旺和地方政府的推动热情相较，对这一产业的全链条监管则显得明显不足。目前来看，从养殖到加工食用，并无统一标准可言。出事之前，各地

也没有像检测蔬菜、猪肉等食品一样，对小龙虾的养殖、销售、加工各环节进行例行的常规检测。

小龙虾本是一种野生水产动物，由于需求量增长迅速，目前已被大规模人工养殖，养殖方式多种多样，我们在网上搜索发现，虽然多方声称小龙虾食性庞杂，并不需要特别的添加饲料，但仍有号称可以缩短成长周期的添加素出售。养殖方式转变和添加素的使用是否增加不安全因素，需要说明。

另外，洗虾粉作为致病元凶的可能性虽被否定，用这种工业化学用品洗虾就极不应当。况且，洗虾粉中除柠檬酸和亚硫酸盐两种主要成分外，是否有未被分离的其他成分，尚不清楚。同时，洗虾时除此之外有无添加其他化学品，仍需调查。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一再出现，动辄引发行业性震动，政府监管首当其冲受到质问，食品链的整体安全性也一再被提及。毫无疑问，政府是国民健康的第一责任主体，能不能保证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执政能力。放松监管，放任隐患，掩盖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是对国民的不负责任，是政府功能的异化。

全链条的严格监管，当然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但从多起食品安全事件看，加强监管并非唯一有效的方法。政府监管，需要标准，需要有的放矢，但再严格的标准，也不可能包括根本预想不到会出现在食品中的成分，例如三聚氰胺，没有谁事先会预想它能出现在奶粉中，洗虾粉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我们认为，加强监管之外，尚需努力提升社会的道德良心水准，不为自身获利而去害人，算是最底线的道德标准，然而在利益至上的喧嚣时代，道德底线总是被轻易地放弃。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我们显然更多强调市场的逐利性，而忽略了其道德性，很多时候，道德性的呼吁甚至被认为与市场的经济性格格不入，这不能不说是个认识上的偏差。

道德不能包办一切，过分强调道德高标往往会陷入虚伪，但道德水准低下，更是社会之不幸。我们相信，在一个商业道德和为人的基础底线被普遍遵守的社会，在食品中投入害人成分的事件，肯定会大大减少。

9.王石川：别让问题奶粉再苟延残喘

2010年08月23日07:36京华时报王石川

一个行业要发展壮大不容易，猝然倒下很容易。中国乳业要重塑消费者信心，亟须消除信任危机和监管危机。要实现此愿景，除了企业自我救赎，还需职能部门恪尽职守、监管到位。

三聚氰胺又给消费者添堵。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十六次年会上，理事长宋昆冈表示，必须实施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才能使乳制品

行业走上科学发展道路，消除行业“恶名”。这一表态，不失为明智、适时的自我救赎。

除了企业自我救赎，更需要职能部门监管到位。乳制品行业迅速扩张，险象环生、劣迹频现，宋昆冈总结为“散、乱、无序已经成为乳业的突出特点”，高指标、超常规、以速度求发展已成为行业发展畸形的一大原因。基于此，职能部门必须主动介入，积极监管。

近日有媒体报道，除青海民和县“东垣问题乳粉案件”外，河北、山西、天津等地也清查出问题乳粉，目前各地正对所有乳品和含乳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持续排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8月20日，共计发现涉案问题乳粉103.44吨，这无疑给公众的健康安全带来威胁。犹记得相关部门曾信誓旦旦地坚称，除极少量作为司法证据保存等特殊需要外，问题乳粉已全部采取高温焚烧、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等方式予以销毁，未发现流入市场。

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查处了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河北“香蕉果园棒冰”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这些问题奶粉、乳制品，都使用了2008年未销毁的问题奶粉做原料。如今，各地又查出百余吨问题奶粉，足以说明监管现状堪忧。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称，“一些地区整顿工作任务、目标和责任尚未落实，整顿效果不牢固，食品安全案件还时有发生”。惟有依法严惩监管不力的人员，才能长记性，才会主动监管，将之常态化。

早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九局（部）下发通知，要求工商、质检、商务、工业主管、财政、公安、环保、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协作配合，做好不合格奶制品退货退款和召回、销毁等工作。很显然，一纸通知虽然不无雷霆决心，但并未掷地有声，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执行，或者只是蜻蜓点水、浮皮潦草。《食品安全召回规定》明确规定：应当销毁的食品，应当及时予以销毁。如果各地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地毯式的排查，一旦发现，及时销毁，问题奶粉何以能苟延残喘至今？

一个行业要发展壮大不容易，猝然倒下很容易。中国乳业要重塑消费者信心，亟须消除信任危机和监管危机。要实现此愿景，除了企业自我救赎，还需职能部门恪尽职守、监管到位。相关报道见今天A04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石川

(京华时报)

10.亚洲周刊：日本拒为对华侵略道歉背后

2010年08月27日07:53中新网我要评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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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8月26日电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刊发毛峰的评论文章《日本拒为对华侵略道歉背后》，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日本之所以再次向韩国而不向中国道歉的原因。

文章摘编如下：

8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首相菅直人就《日韩合并条约》签署一百年发表的讲话，为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带来的莫大损失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真诚道歉。菅直人的“首相讲话”首次坦率承认了日本违背韩国国民的意愿实行殖民统治，深深伤害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菅直人还表示，将把殖民期间掠夺到日本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文物尽快返回给韩国。

菅直人的道歉受到了韩国欢迎。总统李明博肯定日本“富有诚意的讲话”，将成为“推动两国未来合作发展的重大机遇”，但是韩国《每日经济》仍然认为，日方没有承认韩日强制合并的非法性，道歉诚意让人怀疑。韩联社评论认为，韩日还有许多问题仍待解决，其中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很有可能让两国关系再度陷入僵局。

日本之所以再次向韩国而不向中国道歉，原因有三。

首先，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长期受困于历史问题，以菅直人为首的民主党新政权试图有所突破，想藉化解历史恩怨来增强日韩关系，也以强化美日韩联盟，来牵制日益强大的中国，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能力，优化民主党新政权长期执政的外交环境。

其次，以“价值观外交”的双重标准，来处理历史问题。菅直人在对韩道歉讲话中表示，“日韩两国是拥有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等相同价值观的最主要、最亲密的邻国”。言下之意，日韩两国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深知民意、民情对执政党内外政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当然，还有背后“潜台词”，即日本深知韩国具有“宁可玉碎不求瓦全”强烈民族自尊心，更有高昂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情绪，若发展良好的日韩关系，必注重向韩国释放善意，作出一定让步。

日本对遭其侵略受害最深的中国至今未正式谢罪，与日本战后一直将自己定位于“受害者”的社会心理情结有关。每年8月，日本全国上下集体扮演战争受害者角色。除首相、参院议长、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出席外，还有政府内阁大臣及国会议员等，日本天皇和皇后也循例出席并讲话。今年除了一千八百名政要及官员外，还有五千四百名阵亡者遗属应邀出席。今年广岛原爆纪念式，更有美国驻日大使出席。而配合广岛、长崎原爆纪念和终战纪念，日本各大电视报章均会挖掘出新的史实，显示战争与原爆对日本伤害之深、之惨、之痛。今年NHK电视台特集，以幸存者的口述为主线，披露了战后有57万以上的被俘日军被拘押在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和强制“洗脑”，其中更有5.5万多人悲惨死去。

这些纪念活动和节目，虽有助于人们牢记历史，痛恨和反对战争，宣示和平可贵，但却忽略或遗忘了对战争责任的思考。长期以来，右翼势力和保守政要、学者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根植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意识而兴风作浪，把“侵略”美化为“圣战”，把“殖民”称作为“帮助开发”，把“战犯”混同于阵亡者视作为“英灵”，强调正是他们为国捐躯，才有日本今天的繁荣、和平、民主和富强。围绕对侵华道歉问题，中日有过多次重大交锋。其中，1998年日本突然拒绝在“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中写上对华侵略道歉，一度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瓶颈”。

据亚洲周刊记者采访记录显示，1998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提出“20世纪发生的事情，要在20世纪内解决”的政见，日本正式邀请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双方签署了旨在建立面向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日本政府也首次在联合宣言中就殖民侵略韩国表示道歉。

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迅速制定了“告别历史，开创新世纪中日关系”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日计划。江泽民是中国国家元首于战后首次访日，为此中日双方商定由两国首脑共同签署“面向未来”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方要求日方像处理韩国问题一样，就侵华战争向中国进行书面道歉，“总结历史”。经多次协商谈判，日方在这问题上从不肯让步到表态暧昧，直至答应可以表示“道歉立场”。

然而，就在江泽民已启程访问韩国、继而于11月25日正式访问日本的前一天，中方发现中日首脑即将签署的正式文本中仍然只写有“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但没有表示道歉。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为此紧急从韩国飞赴日本，与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等进行紧急磋商，交涉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但日本政府在“道歉”立场上坚持不肯让步。

于是，江泽民主席抵达羽田机场时突然发表简短声明，强调“只有总结历史，对未来两国发展才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江泽民主席拒绝在“中日共同宣言”上签字，并在访日期间时时处处提醒日方要记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在11月26

日晚天皇举行的国宴上，江泽民不依惯例身着礼服，而是穿深色中山装出席，并罕有地在晚宴上提及日军侵华的历史。在27日会见日本两院议长时，江泽民也劝告日方要以史为鉴、鉴古知今，而在日本首相宴会上，江泽民更严肃地告诫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其侵略战争的历史”。

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江泽民再强调日本政府要教导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江泽民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日本一些政治家“经常歪曲事实，美化侵略历史，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直至离日前一天访问北海道时，江泽民仍念念不忘地提醒日本“要记取历史教训”。

日本拒绝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导致中日“告别历史”破局。江泽民访日期间几乎天天“教训”日方，也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其后，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恶化，陷入了冰冻期，事实上形成了1998至

2006年中日关系史上新“八年抗战”。其后，中日关系在“解冻”、“破冰”、“迎春”和“暖春”中再度“柳暗花明”，构建了战略互惠关系。

于是，要求对侵华战争进行道歉的问题被边缘化了。中方也把“底线”收缩到了坚决反对日本现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方则在多种场合强调日本已多次“道歉”，没必要围着“道歉外交转”，事实上关闭了向中国正式道歉的“大门”。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学院教授管建强说，日本包括中国一些媒体称日本已经正式就侵华战争向中国进行道歉的说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地反省”。

在1998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则写明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但均没有向中国作出道歉。1995年日本发表村山富巿首相的“村山谈话”，首次承认了日本对亚洲国家施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

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发表的“首相谈话”也同样承认日本过去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近邻造成重大损害与痛苦，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但这两次“首相谈话”只是对亚洲各国或亚洲近邻进行泛泛的道歉。因此从国家关系法上看，不能算作是对中国或某一个国家的正式道歉。

11.香港大公报：向两岸政治对话过渡2010年08月27日07:54中新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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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8月26日电香港大公报26日刊发资深台湾问题评论员林修祺的评论文章《向两岸政治对话过渡》，文章说，两会协商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应需要灵活变通和发展的，其功能可以扩展，协商层次可以提升，如今应把兼具政经性及“准政治性”的议题纳入其处理范围，安排相关的官员参与讨论和协商。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由此切入，是目前最务实可行的选择。

文章摘编如下：

两会协商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应需要灵活变通和发展的，其功能可以扩展，协商层次可以提升，如今应把兼具政经性及“准政治性”的议题纳入其处理范围，安排相关的官员参与讨论和协商。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由此切入，是目前最务实可行的选择。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后，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新阶段，政治议题的对话和协商是必然发展趋势。但马英九当局认为，两岸政治对话与协商

仍须逐步累积较多的政治互信后才能进行，目前尚欠缺开展政治对话协商的时机与充分条件。

北京有位学者最近发表文章，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经济阶段，也是初级阶段；第二是“军事阶级”，也是“中间阶段”，又称为“非政治阶段”；第三是政治阶段，也是高级阶段。他强调，在ECFA签署之后采取“先军后政”的前进路径选择，就是遵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个“先军后政”阶段论值得商榷。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是分开的，而且政策上是矛盾的。但台海两岸的政治和军事是分不开的，军事基本上属于政治，而且是高度敏感的政治，不能与执政党政府的政策相矛盾，如果有差别，军事层面亦往往是政治光谱上最保守的鹰派。因此，把“军事阶级”视为“非政治阶段”而当作中间过渡阶段，是不切实际的设计。

具有两岸特色的“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必须先透过政治对话协商，累积相当程度的政治互信，才能建立并有效运作；如果政治基础要件不具备就直接进入军事安全重大议题的协商，只会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美国政府鼓励两岸先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的就是想掌握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情况。因为台美军事关系仍相当密切，可交换军事情报，所以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更须建基于政治互信。

作者认为，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政治含量和敏感度很高，如果在ECFA 签署后就一步到位协商此议题，不符合“先易后难”的原则。两岸政治对话的切入点，应选择台湾当前迫切需求解决的议题。

ECFA签署后不久，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就在7月12日到北京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晤，传递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最新十六字箴言，希望未来两岸能秉持“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原则，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但马当局同时表明，两岸政治协商必须累积较多政治互信后才能开启，最快也要到2012年之后。这显然是担心政治协商会增加国民党和马英九的选举风险。

ECFA签署后，各方面都认同两岸关系已进入历史新阶段，如果两岸协商处理“准政治性”议题时，仍继续透过秘密管道进行显然不合时宜，民进党和绿营一定抹黑为“秘密交易”。由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来协商处理也不合适，大陆当局已表明不会透过该会来处理。那不妨考虑既有的海协、海基两会管道。两会协商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应需要灵活变通和发展的，其功能可以扩展，协商的层次可以提升，如今应把兼具政经性及“准政治性”的议题纳入其处理范围，安排相关的官员参与讨论和协商。

协商议题选择台湾亟需解决的，协商管道选择既有的两会机制，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由此切入，是目前最务实可行的选择。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