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为何只有苏联援华

抗战初期为何只有苏联援华?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贫弱的中国面对各方面都领先于自己的日本，一个一以贯之的方针即是竭力争取外援。

中国向国际社会求援，很大程度系于宋美龄的个人魅力。她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于1942年至1943年间赴美进行长达七个月的访问，并发表多次演说宣讲“我们不但为自己而抗战，我们为世界的人类而抗战”，游说美国与中国展开抗战的“合作”。

美国对华施援，已是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的抗战后期。少有人注意的是，在抗战初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最早是苏联开启了大规模的对华援助。

苏联的军事援助几乎全部针对国民党，以至于让同期在敌后根据地艰苦作战的中共抱怨，“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但是得到了绝大部分援助的国民政府，它对于苏联的援助心态也十分复杂，因为他对于这样的援助并不满足，甚至曾在一开始一度拒绝与苏联合作。

即使如此，苏联的援华物资在1937-1941年里的确给予了中国莫大的帮助，有力地帮助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1941年之后，苏联因为苏德战争爆发，停止对华援助，并且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在原本美好的援华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遗憾的结尾。

“九一八”后仅苏联公开谴责日本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开发。直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日本将东北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这引起了苏联的高度紧张。

俄日之间因为中国东北而产生矛盾，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

早在17世纪，沙皇俄国就通过雅克萨之战等途径，试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1840年后清朝国力衰微，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有欲更加旺盛，先后占领外东北、夺得库页岛，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企图在满洲与朝鲜建立势力范围。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4月17日，清廷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仅仅六天后，俄国便联合德国、法国“三国干涉换辽”。被迫将辽宁半岛交还中国的日本深以为耻，在短短九年后的1904年发起日俄战争战胜俄国。

三国干涉还辽。

从地缘考虑，苏联和中日相邻，一旦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苏联将面临重大威胁，所以从国家利益考虑，倾向于扶弱抑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当时的外交宣传便是，把中国东北变成对苏战争的桥头堡。

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苏联对立的美国，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表现出中立立场，“为了不引起日本的恼火，必须保持谨慎态度”，并“呼吁”中日不要扩大冲突。英国也希望日本的扩张仅限于东北。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外部找不到任何依靠。而另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感到孤独的国家，是被世界各国孤立的苏联。

因此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苏联在《真理报》上公开谴责“日本武装占领满洲，践踏中国主权”，并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立场与英美对比明显。这一表态虽在情理之中，但多少也有点在意料之外。因为三年前，中苏两国刚因“中东路事件”断交。

1932年，国民政府同苏联在日内瓦举行了恢复邦交并签订相应条约的秘密谈判。在谈判之初，国民政府提出两个底线：第一，联苏并非“容共”；第二，必须先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讨论复交问题。

日本获悉此事后，派出代表颂冈洋右途径莫斯科与苏联方面会谈，表示愿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国民政府知悉之后当即改变立场，电令颜惠庆“从速办妥复交手续”，于12月12日由中方代表颜惠庆和苏方代表李维诺夫向各国宣布：自即日起，中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以此来避免被日本人捷足先登。

自此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制定“联苏外交”，以苏联遏制日本的侵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说:“余对于中俄两国重复正规之外交与商务关系极为满意……，深信定能于实现远东和平大有助力。”

而苏联也乐于借中国之手打击日本、保护自身安全，正如斯大林在1940年对驻华武官崔可夫所说的：“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飞机、火炮、机关枪支援国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虽然中日战争大规模的都是陆战，但是由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且日军占有制空权，所以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并且伤亡很大，急需物资补充。

面对日军强大制空力量，中国空军开始整合空军力量，组成驱逐、轰炸、侦查三个司令部，九个大队。

但是中国各种飞机总数约为450架，且飞机严重老化很多都失去了作战能力，更不要说从数量上看日军空军就是中方的八倍，所以中国最急需的就是飞行员和飞机以及大量的技术技师。

1937年12月初，苏联向中国派出首批航空人员。1939年初，苏联再向中国派出五千多名优秀军事专业，其中包括大量的苏联志愿军飞行员。

因在援华抗日战争中表现英勇，很多苏联顾问和优秀的飞行员获得苏联和中国的荣誉勋章，许多苏联军人与日本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其中飞行员就有200多人。

苏联援华飞机与中国飞行员。

但贫困的中国并无足够外汇向苏联购买军事物资、武器装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苏之间的援助便采用借贷和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1937年8月20日，中苏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也于当年9月访苏商议援华事项。

当时报纸报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此后，中苏双方迅速展开了最初两笔贷款的协定和军事物资购买协商。

从当年10月底开始，苏联给与中国5000万美元的贷款，年息3%，用于向苏联购买军火等物资。同时中国用茶、皮革、棉花、丝绸、桐油、兽毛以及各种金属矿产等分5年偿还贷款。

第二笔贷款同样以5000万美元为贷款额，还款方式之类的和第一笔一样。

1939年6月13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第三次贷款协定，额为1.5亿美元。贷款的使用，年息与前两笔贷款相同，自1939年7月1日起计算利息，偿还年限为10年（自1942年7月1日起）。这笔贷款由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因此中国只动用一半便中断了。

但是在抗战前期，英美均以高息提供贷款，并且美国还在援助日本的情况下，比如：1939年中国只从英国借款三百万英傍，美国只给中国信用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但美国却在1938年给日本却一亿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以及机床、军事装备和武器。同期，苏联以低于英美3倍左右利率的贷款和大量物资人员对华支援。

1937年至1941年来自苏联的武器援助数量。

中苏信用贷款各批动用总表。

根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援华的军火数量是：飞机900余架、大炮1140余门、坦克82辆、汽车和拖拉机2000余辆以及其他数量庞大的枪支弹药、火炮和炸弹。

这一时期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会见法国政府领导人赖伐尔时认为，这一时期“莫斯科给予了中国大量的物资援助，而且还正在继续援助。苏联帮助中国的物资数量比其他国家援华物资的总和还要多”。

时任南京政府官员陈天放曾在书中回忆，“在1937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武器运往中国，为中国装备24个师的军队。”

除此之外，苏联也派遣了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与对日作战。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的空战，轰炸了日军机场、车站、舰船、仓库，远征台湾，支援中国陆军作战。

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期间，共参加过25次战役，击落日机100余架，炸沉日舰70余艘，还帮助中国训练了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其他空军技术人员8354人。

“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中苏在接触复交之时，国共双方的关系尚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状态，因此当时国民党曾有联苏并非“容共”的底线。但在对华援助正式开始时，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苏联在进行巨大的军事、经济援助时，如何处理在国共两党间的分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援助之初，苏联面对中共对于军事物资以及武器的诉求，回应积极。基于中共抗战的实际需要，苏联开始准备援助中共。

在这一过程中，苏联考虑到当时敏感的国共关系，希望把国共两党视作一个整体，将对中共的援助纳人整个对华援助中。当时苏联提出过三种方案，分别是：第一，帮助援建军事工业；第二，根据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定，从拨给国民党的物资中抽取一部分给中共；第三，直接通过公开途径向中共提供装备。

中苏地勤人员维护SB-2。

但这三个方案最终都夭折了。关于第一个方案，斯大林曾指出，中国为了坚持抗战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并表示准备提供制造飞机和坦克的材料，准备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帮助建立兵工厂。但是这个承诺更多针对的是国民政府，事实上当时苏联正在同国民政府商谈，帮助中国援建飞机制造厂和炮厂等事宜。

关于第二个方案，王明曾在回忆录中回忆了斯大林和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承诺:“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来源，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

但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做。根据《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国民政府不过从“军队统帅部”分配给中共大概120挺轻机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等苏联武器，到了1940年连弹药供应都终止了。

中国军队使用苏联火炮抗击日军。

苏联对此情况知情，但也未作更多的表示。1940年由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书中回忆，斯大林说：“照理说，中国共产党比蒋介石和我们更亲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全国的领导力量还有很长时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能容忍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能得到英美的援助，而毛泽东永远不可能……。更关键的是有了英美和我们的帮助，蒋介石虽然不能打败日本，但是也能长期拖住它。”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据苏联方面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具体如下: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部、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5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0颗。

与此同时，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却没有从苏联得到一粒子弹一支步枪，只得到了一些医疗器械和政治读物。正如后来李德所说:“苏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遂有不满意味的调侃——“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不过苏联还是给了延安一定帮助，苏联通过莫斯科东方大学，伏龙芝国防大学和新疆军校等院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定数量的高级军事人才和专业化军事技术人员，也为延安派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对中共军队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3年，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与苏联外科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在延安。

到了1940年左右，形式再次发生变化，一方面之前武汉和广州会战后已经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退守西南；另一方面苏日的诺门坎之战表明了日本向北入侵苏联的潜在威胁，为了牵制中国北部日军的行动，莫斯科方面不得不再次考虑对中共的援助。

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议如果八路军能够打通延安经由绥远到外蒙之间的通道，苏联就可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

根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在经过深思之后，中共方面于12月18日提供了三套方案回复苏联：一是组织精锐的小股骑兵部队，两至三个骑兵连，每个连配备100匹马，定期往返于这一路线上运送武器；二是组织大部队，规模一万人左右，配备1000匹马，接收并运送武器；三是疏通镇守绥远的傅作义——可以用经济方式，也可以向其提供部分苏联的军援——以方便运送武器。

远东的苏联士兵。

但是由于爆发了皖南事变，苏联担心输送武器会激化矛盾，再加上之后苏德战争爆发，这样的援助再次无果而终。不过也并不能说苏联在整个抗战期间就并未给予中共任何军事援助，比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提到，国民党的记录显示“苏俄曾用`‘新盛’名义运军火三十六辆至延安”。

但是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是很难被证实的，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孙艳玲在《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中所说：“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多是间接的……都找不到多个可靠的证据……至今我们都没有在中共正式文件中找到有关中共得到苏联武器援助的蛛丝马迹……我们既做不到对援助数量、种类等做准确的统计，也不清楚中共如何分配、使用这些武器。”

国民党对于苏援的复杂态度

虽然苏联给与了国民政府大量的物资和人员的帮助，但是国民党对于这样的援助并不满足，因为这远远没有达到国民政府的期望。事实上从一开始，国民党对苏联援助的期待，就不是获得物资的援助，而是希望苏联介入战争，直接帮助中国打击日本。

中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主要方向就是寻求盟友。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同提倡中苏结盟的外长王宠惠和特使孙科讨论中苏互助条约的问题，希望该条约能让苏联直接参战。

其实这个设想最早是由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中国提出的，但是当时由于中日战争还未爆发，国民政府持观望态度，所以没有答应。但是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联盟外交才开始，而这时再想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让苏联直接参战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苏联方面认为，环境发生变化，苏联直接参战是不合适的，应避免直接陷入战争，所以现在只讨论互不侵犯条约。当孙科和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讨论中苏互助条约的时候，后者明确拒绝这一问题的讨论。

苏联方面极力劝说国民政府，陈述互不侵犯条约的好处，并且暗示未来可以签订互助条约。但当时国民政府对于苏联援助的态度是：不愿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要么就要求订立互助条约，要么就干脆连互不侵犯条约也不签订。

这一极端矛盾的态度让苏联人也大为不解，鲍格莫洛夫也说道:“我国政府无论如何闹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

国民政府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担心苏联的援助会影响欧美援助，国民政府不希望在未得到苏联的重大支持的情况下给外界造成亲苏的印象，从而影响到它与其它列强的外交。另一方面担心给予日本方面更大的刺激，因为凭中国的力量是很难对抗日本的，国民政府在顾忌这场战争能否打赢。但是如果是互助条约，苏联能直接出兵同日本对抗，那么情形就会变得不同，因为已经获得苏联重大支持，即使丢失英美援助也无妨，而且中苏联手对日作战，谁胜谁负，一目了然，战局就会变得很明朗。

但是苏联为了避免直接陷入战争漩涡，一直拒绝了这项提案，所以中国从苏联能争取到的最多不过是物质援助了。而这远远没有达到国民政府的期望，但是由于战况的恶化，英美对中国态度的冷淡，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同意了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毕竟聊胜于无，能获得一些物资援助总还是好的，即使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即使对于物资援助本身，国民政府的态度依然很复杂。苏联的军事援助是想把国共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希望军事援助分配能够公平。但是国民政府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并不愿意与共产党分享这一援助。

为了防止苏联偷偷地给予中共援助，蒋介石不仅多次拒绝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想法，而且严密监视苏联在华人员，加强对根据地的交通管制，防止苏联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党对苏联军运车队行驶区间的限制逐渐加紧，开始是不许超越兰州,后来又不许超越哈密，1940年和1941年先后派汽车团和空军人员直接在哈密接收苏联援华物资。

所以对于苏联援华，国民政府的心态是很纠结的：一方面这样的物资援助是不让人满意的，是不得已采取的折中办法；另一方面，虽然是不让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战况紧急，这些物资聊胜于无；再一方面，即使面临得罪苏联的风险，也一定要自己吃“独食”，绝不同共产党分享。

但是即使如此，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在1941年后苏德战争开始后也逐渐停止了。并且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像盛世才与苏联关系恶化，苏联为了维护自身在新疆的利益，甚至出兵新疆，几乎将新疆的国民政府力量扫除殆尽。

后来苏联更以自身利益为主，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翻版，只不过这次牺牲对象是中国。由于中国不久后便获得英美援助，所以苏联援华的停止不至于对战况有实质影响。但苏联的角色转化太快，也对中国的民心士气造成了影响。蒋介石对此曾评价：“在莫斯科于十四时(下午二时)签订中立协定，闻其内容有互相承认外蒙与伪满领土完整之条文，此乃俄损人利己之一贯惯技，如果属实则为俄国在国际信义上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