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中的“两张皮”问题
2001年第3期总第106期
外语学刊
FOREIG N LANG UAGE RESE ARCH
2001,№3Serial №106
收稿日期:2001-03-07
语言研究中的“两张皮”问题
伍雅清
(中南大学,长沙 410075)
摘 要:本文讨论我国语言学界的所谓“两张皮”的问题。主要分析了“两张皮”产生的背景,介绍了现在比较引人注目的以解释为目的的语言研究现象,并对汉语界和外(英)语界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两张皮”;解释充分性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1)03-0066-07
11引言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国语言学界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外语界的研究是以理论的介绍为主,而汉语界的研究则侧重于语言事实的描写,二者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种现象被有些学者形象地称为语言研究中的“两张皮”的问题。这个说法虽然不够准确,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它部分反映了我国语言学界一度存在并且现在还有的事实。现在来探讨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仍然是有必要的。它能为以后的语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1“两张皮”产生和存在的背景
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不均衡的态势。这一点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汉语语法的独特地位决定的。当汉语语言学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宣告它的诞生的
时候,我国的外语教育还处于蒙昧状态,更谈
不上对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在此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的语言学描写和研究都是在西方语言学的框架下修修补补,曲为比附。这是语言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这个阶段的语言研究主要是以对语言材料分类甚至规定为主,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工作还围绕着如何摆脱西方语言研究的窠臼,如何落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来进行,如:简化汉字、制定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大范围推广普通话、大规模地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由于在解放以后和“文革”以前的这一段时间我国的外语教学主要是以俄语为主,因此我们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介绍以苏联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依、库尔特内、谢尔巴等的音系学理论组成的布拉格学派和一些语言学著作,其中一些内容不乏当时的政治色彩,如:“语言没有阶级性”等。苏联语言学对我国语言学的影响在近年来随着俄语教学慢慢地从外语教学中的中心位置退出而有所下
降,但是苏联语言学在音系学、篇章学、翻译学等方面对我国语言学界仍然有较大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汉语语言学界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仍是我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延续,只是少了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学习普通话和语法、修辞的热潮。取而代之的是在我国范围内广泛地兴起“外语热”,尤其是英语热。伴随着这种热潮的是我国外语教育和应用语言学的迅速普及,大量的介绍国外语言学的著作和文章相继面世。值得注意的是,与外语界应用语言学的繁荣景象黯然形成对比的是,汉语语言学却在一段时间成为高校中文专业的冷门,有人戏称之为“婆婆不疼,舅舅不爱”。这种鲜明对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汉语语言学在被忽略和冷落的氛围中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语料搜集工作,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对汉语言事实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以《方言》、
《中国语文》为代表的刊物上。
第三个阶段反映的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语言研究出现的一些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二个阶段呈现出的强烈对比的一个拨正。就汉语语言学界而言,随着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的进一步深入,一些边缘学科如汉语计算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语言研究的“神农尝百草”(吕冀平,1996)那样光靠摸索碰运气,一些在海外获得学位的语言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而外语语言学界在度过一段理论介绍时期以后,已经开始着手于实证的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个倾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在理论和事实之间、在解释充分性和描写充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如C on2necticut大学的语言学教授H oward Lasnik(转引自New Y ork T imes,December5,1998:p3)所说:“为了有一个描写充分的语言理论,你必须有丰富多样的描写手段。但是这里就有一个相反的情况:描写的手段越多,孩子在各种可能性的迷宫中作出选择的困难就越大”。
31蓬勃发展的解释现象
我们这里所指的解释充分性并不是指单纯句法学意义上的解释充分性,对解释力的追求已经渗透到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解释充分性的追求实际上是顺乎我国语言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在时机比较成熟的语言学研究目标的必然嬗变的体现。我们的汉语言研究已经在语言材料的积累和语言结构描写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近十多年来,中国语言学者随着对国外语言学的更广泛和深入的介绍和了解,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态度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对待西方语言理论的心态也越来越成熟,我们不再把这些理论看成是与汉语格格不入的东西。
第二,一些知名学者对语言的解释充分性的大力提倡。这其中包括徐烈炯、桂诗春、宁春岩、刘润清、徐盛桓、沈家煊等。这些知名学者或者通过著书立说,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讲学、讲座等倡导对语言理论的科学建设。
第三,一批在海外获取学位,现在海外、港台供职的语言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对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如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黄正德、程立珊,南加州大学的李艳惠、陆丙甫,康乃尔大学的陶红印,威斯康星大学的李亚非、张洪明,堪萨斯大学的冯胜利,英国伦敦大学的黄衍,澳洲墨尔本大学的周晓康,昆士兰大学的陈平,香港城市大学的李行德、潘海华,香港
理工大学的蒋严、石定栩,香港中文大学的顾阳,香港浸会学院的黄月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杰、张敏、包智明,台湾交通大学的林若望,等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对国外语言学理论十分了解,有一些对理论的建设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他们十分关注汉语言研究的成果,研究的对象也是以汉语言为主。
第四,国内汉语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结合理论,起到对语言事实比较好的解释作用。这里有研究认知语言学的袁毓林,研究句法的沈阳、李珊,研究语言逻辑和语义的徐颂列,研究语言习得的李宇明、周国光,研究理论的杨成凯、余志鸿,研究功能的熊学亮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研究中除了保持原来汉语言研究的优点即观察仔细,描写详细以外,还注意在研究中用语言理论作观照点。他们的研究在原来汉语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方法论上的改进。
第五,一些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在办刊宗旨上的转型对我国语言研究的发展倾向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首当其冲的是《现代外语》,该刊在办刊宗旨上以国际语言学学术期刊惯例编辑出版。采用的稿件规格高,学术性强,一定程度反映了作者的独立思想。后来《国外语言学》更名为《当代语言学》,在办刊风格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以介绍国外理论为主过渡到以独立的研究为主。体现类似思路的还有黑龙江大学的《外语学刊》。这些刊物的办刊思路的变更一定程度上既为追求形式化解释的语言研究提供了学术阵地,又为语言研究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连一向以事实描写见长的《中国语文》,近年来也刊登了不少结合事实描写和现代语言理论探索的文章,如曹逢甫(1996)、黄月圆(1996)、汤廷池、张淑敏(1996)、徐杰(1999)等。而由黄正德等海外学者创办的汉语类学术刊物《中国语言学论丛》,刊登以中国境内各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使得国内读者也能集中读到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41汉语语言学界的误区
以上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它比较好地回答了语言研究是以描写事实为目的还是以解释事实、构建理论为目的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汉语界对语言的解释研究还存在许多误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语界许多学者还对理论建设的认识不足,即便是前面提到的对语言理论关注得比较多的学者,也是更多地侧重于事实的描写。在理论和事实不可以兼顾时,被舍弃的常常也是理论。这种特点有历史的原因,它一定程度上是自乾嘉学派以来传统语言学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的延续,也是第三节第四部分中提到的汉语言学者和第三部分中提及的语言学家的一个比较鲜明的区别之一,正如许嘉璐先生(转引自周建设,2000)所说:“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
第二,因为理论的易谬性(falsibility)而对理论建设持怀疑态度。原因是不少现代语言理论如句法学、音系学、语义学等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许多有关语言理论的假设容易被证伪。今天的理论说来好像头头是道,明天遇到反证时就会被一套新理论所取代,让人觉得朝是夕非,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汉语语言学界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对语言的科学性的认识与国外语言学有较大的不同,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没有认识到科学是一个成长的肌体,理论的嬗变是它的常态,因而对变动不居的理论不太宽容。
第三,和国外语言学主张的“列举事实是没有意义的”观念相反,对语言事实有一种拥有者的兴趣。而现代语言学研究不能是出于
主观的兴趣和某种特别利害的关注,而是着眼于客观的理论价值。加州大学San Dieg o 语言学系教授陈渊泉(1986:31)指出:
“所谓主观的兴趣是指拥有者的一种兴趣和关注,而客观的兴趣是指超然的、纯理论化的一种兴趣。......如果研究汉语仅仅是基于一种主观的、认同的因素为出发点,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就不会为一般语言学家所注意。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既有语言的隔膜,也有某种程度的沙文主义(西方学者不太重视汉语),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相当多的汉语语言学著作主观利害关系所占比例较大,客观理论成分较少。换言之,以往研究汉语的作品大多数只是对事实或现象的描写,而未进一步说明这些事实跟一般语言学理论存在着什么关系,难怪西方语言学家很少重视研究汉语的著作。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汉语语言学跟一般语言学脱节,各理各的,闭门造车,不相往来。如果研究汉语方言或语音、语法的学者在描写事实的同时指出它们跟一般理论有什么相关的联系,这才会引起语言学家的普遍注意,使汉语研究对一般语言学有所贡献。”
陈渊泉先生的这些观点切中了汉语语言学界的通病。他还说:“我历来对学生有个要求,你可以选择印地安语或泰语等任何语言作为论文写作对象,但一定要讲出为何不研究印地安语的人也应该读你的这篇论文。也就是说,你不能以拥有者的主观兴趣来进行写作,必须使论文具有客观的理论价值”。
第四,知识结构的局限。国外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一般都有比较好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形式逻辑、分析哲学、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掌握的语言数量和种类比国内汉语言研究者多,便于进行跨语言比较和对语言类型学、语言共性的建构。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较单一,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语言的科学性等作多方面
的探索。而且一提到进行跨语言比较,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英汉语之间的比较。对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很少涉猎。
第五,和事实描写相比,理论研究对研究者要求更高。它不仅要求研究者要有仔细的观察和积累,而且要有更抽象的概括能力和在理论框架中的解释能力。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准则之一是例子不能否定理论,只有理论才能否定理论。也就是说,仅仅指出别人分析方法的缺陷,提供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例证,而不能提供相应的分析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或例证,就不足以否定别人的理论,也不是论证的终极目的(参见石定栩,1999: 52)。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思考和反复推敲、修改,因而从事理论解释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例如徐杰的“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1999)论文,部分内容先后在美国费城美国语言学会第66届年会(1992年1月)、武汉新时期语法学者国际讨论会(1996年10月)和上海师范大学(1996年12月)先后讨论过,前后相隔7年;王嘉龄等关于“汉语反身代词和乔姆斯基的约束理论”(1991)的论文则是在哈尔滨生成语法学会(1984年)提交的论文,前后相隔的时间近7年。当然,这其中当然可能有多种原因。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比之下,以描写为主的汉语语言学成果的发表周期一般要短得多,而事实描写比理论建设容易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第六,由于前面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原因,相比之下,我国汉语语言学界乃至整个语言学界对突出语言人文性的研究比较认同,而对突出科学性的语言研究则比较排斥,或者认定对语言的结构描写就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表现在比较容易接受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语言的功能研究、语用学的研究等研究方向。当然,笔者并无意贬低这些研究的
价值,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解释性的研究已经渗透到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象周振鹤、游汝杰的语言文化研究,徐烈炯、刘丹青,张伯江、方梅,沈家煊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和徐盛桓的语用学研究,在笔者看来,都是优秀的科研成果。然而就总体而言,这几个方面的语言研究的科学性还不够,客观性不强,解释不力,满足于事实列举或主观判断,或者把世界知识纳入到语言知识中,做大而无当的研究或无所不能、包容万象的“解释”。更有甚者,把语言的人文性强调到极致,提出“文化语言学”,并赋予它在现代语言学中的中心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背离现代主流语言学的科学精神。
51外语语言学界的误区
在我国外语界特别是英语界,语言学的中心地位一直没有被动摇过。但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关于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目的和方法却一直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一个人心目中的语言学可能和另一个人心目中的语言学有很大的差别。正如徐烈炯(1990:121)曾经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组同名而不同性质的学科,其中有好些都从属于其他学科。把不同的学科统称为‘语言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人体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每门学科研究一个方面,幸而从未有人用过‘人学’之类的总称,不存在主次之分,各科均可发展。”
虽然现在已跨入新的世纪,但是徐先生的这番话仍然反映了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在的关键是,不论我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研究语言,都应该以科学的解释为最终目的。以前关于语言研究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之争,现在看来充其量只是语言认识论之争,而不应该成为方法论的分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纵览外语界的语言学现状,我
们认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
第一,是引进还是参与的问题。如果说汉语界的语言研究长期以来是以描写方法为主的话,外语界的语言学则在较长的时间内是以引进介绍为主。与其说是独立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语言学的普及和推广。虽然介绍国外当代语言学理论是进行研究的前提,普及和推广语言理论也是外语界语言学者现在和将来义不容辞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但把对理论的引进介绍当成语言研究本身还是不恰当的。这样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不加以改正的话,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我国语言学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有比较多的介绍语言学各个领域的著作,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现代语言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语言学理论丛书”等;第二,随着外语出版业实力的增强以及与外国科技文化交流的加强,我们可以比较迅捷地接触到当代西方语言理论的最新著作(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共109本“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等)。可以想见,以后我们能够直接接触西方语言学文献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第三,国际互联网大大拓宽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使我们能够比较方便、快捷、有效地了解到国外理论的发展,最大程度上缩短了我们了解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时间,同时也将会动摇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知识积累方式,使得原来我们单一的普及工作模式很快地被多元化的途径所代替。第四,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即介绍和研究可以同时进行。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层出不穷,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在等到把国外语言学理论介绍得很充分了再进行对照汉语的研究。否则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指望做什
么研究了。
第二,研究对象的问题。不少外语界的同仁有这样一个误解,即外语教师当然要以外语为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在语感方面比起英美人来讲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在选择语言证据尤其是介乎正确和不正确之间的语言证据的时候,常常因为把握不准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时候就只能依据英美人语感,引用他们的例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的创新,至少失去了证伪的重要依据。注意一下海外华裔语言学家或者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沈家煊(1999,前言)先生谈了自己的体会:
“就(语言的)描写和解释来说,我对解释工作更感兴趣,也就是想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句子能说,那样的句子不能说。要做这样的工作,我发现最好是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对汉语做深入的考察。道理很简单,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有一些英语语句到底合不合语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语法我拿不大准,例如语言学文献中那些前头打上一个或两个问号的例句,而凭语感作出这样的判断恰恰是深入研究的前提。于是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到汉语语法研究上来。当然研究汉语也要把它放在世界语言的范围内来考察,通过比较才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沈先生的意见在笔者看来,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汉语和英语中都存在着这样的临界现象,给我们的语感判断带来了的困难。我们来看下面英语的例子(选自K uno&T aka2 mi1993,1997)。
(1)a.?/3Who didn’t y ou bum p into?
b.3Which country doesn’t he come from?
(2)a.?/3What didn’t John become?
b.What don’t y ou want to become?
(3)a.In which room didn’t they put a copy of
the Bible?
b.??/3In which filing cabinet didn’t he
put the document?
在上面的含否定词的疑问句中,(1a)的可接受性要比(1b)强;(2a)是不可接受的, (2b)却是合格的句子;(3a)是合格的,(3b)却是不能接受的。对这些句子的合格性判断是很重要的,因为K uno&T akami的论点就是要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说明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但要我们对英语作出类似的准确判断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是描写还是解释的问题。语言的描写和解释都是重要的。描写是基础,解释能更好地挖掘出事实的价值。因此,我们的态度是要描写,但不能止于描写。对此,沈家煊先生(1999:6)也发表了他的见解:
“不管是研究语言中的那一种现象,研究者都有以描写为目标或以解释为目标的自由,但是解释语言现象应该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解释比描写来得难,但最终还得以解释为目标。一般来说,解释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如果语言现象还没有描写清楚,怎么谈得上对它们作出解释呢?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把语言现象完全描写清楚了再去作解释,因为语言现象的描写是无止境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同样的语言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描写。真要等到语言现象完全描写好了再着手去作解释,解释工作永远无法开始。反过来看,在着手描写语言现象之前,研究者已经对语言现象有某种理论上的看法,事先没有任何理论设想就根本无法开始描写。……因此我们主张在研究中把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两者可以交替进行,相互促进。新的语言现象的发现对解释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理论上的解释也会引导我们从新的角度去观察语言现象和发掘新的语言现象,语言科学在不断的描写和解释中发展”。
第四,解释是为了说明事实,还是为了维护理论。在语言研究中有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即如何看待语言之间的差异问题。旨在建立对语言共性探索的语言科学的语言学家由于视角更开阔,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的研究和对表相背后的共性,我们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应该看到语言之间的参数变异。由于“唯理论”的倾向在国内语言研究中很少出现,而且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理论建设,因此我们在此不多评论。
61结语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在前面对汉语界和外语(英语)界的各种区分实际上是粗线条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的分类复杂。所谓的“误区”也只是一部分人心中的观念。事实上,随着外语的普及和跨学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在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上都体现出多元的态势,因此很
难就此进行一刀切的分类。的确,我国语言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存在着汉语界和外语界比较严格的壁垒,汉语界觉得外语界的研究只是介绍和引进,而外语界的学者则以为汉语界没有理论新意。但是现在坚冰已经打破,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理论和事实的结合。正如程工(1999:271)所说:“本来壁垒森严的两块语言学研究阵地———汉语界和外语界开始出现沟通、融合的趋向,前者掌握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欲望日趋强烈,后者希望亲自动手研究母语汉语的欲望也空前高涨。这些为共性的研究提供了思想和人力方面的基础。”可喜的是,现在这种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不仅出现在汉语界和外语界,哲学、数理逻辑、统计分析、认知学科、计算分析等方面的知识都被广泛运用到语言研究中,使得我国的语言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曹逢甫1汉语的提升动词〔J〕1中国语文1996:(3):172-1821
〔2〕陈渊泉1语言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A〕1探索与争鸣———上海青年语言学论文选〔C〕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学术情报处编,1986:31—401
〔3〕程工1语言共性论〔M〕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
〔4〕黄月圆1把/被结构与动词重复结构的互补分布现象〔J〕1中国语文11996(2):92—991
〔5〕沈家煊1不对称和标记论〔J〕1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
〔6〕汤廷池、张淑敏1论旨网格1原参语法与机器翻译〔J〕1中国语文,1996(4):260-2711
〔7〕徐烈炯1八十年代的语言学1语文现代化,1990(10):120-1381
〔8〕徐杰1“打碎了他四个杯子”与约束原则〔J〕1中国语文,1999(3):185-1911
〔9〕张伯江、方梅1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1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
〔10〕周建设1汉语研究的四大走势〔J〕1中国语文,2000(1):961
〔11〕K uno,Susumu&K en.ichi T akami.Negation and Extraction〔C〕.In C LS28.V ol.1,The Main Session,297-317.
Chicag o Linguistic S 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 o,Chicag o,19831
〔12〕W ang Jialing&Justine S tilings.Re flexives in Chinese and Ch omsky’s Binding T heory Lingua P osnaniensis,1991:32-42.
【责任编辑:王君瑞】
A Cognition2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E nglish and Chinese P assives
X iong Xueliang Wang Zhijun
Abstract:In this paper,a contrastive study is conducted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on English and Chinese passives.The findings are:agentless passives fit EIC M and are hence considered as prototypical while agentful passives deviate from EIC M and are hence considered as non2prototypical.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totypical and non2prototypical forms in both languages are surface variants of corresponding deep structures.S ome m otivations for such variants are als o discussed.
K ey w ords:passives;prototype;non-prototype;EIC M;cognition
Вкладрусистовв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уюлингвистику
ВанМинъю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теориисовременнойлингвистикисводятсякдвум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формализмуифункционализму.Какзападныелингвисты,русистысосредоточилижесвоёбольшоевниманиенаизучениифункционализмаисвоимидостижениямивнеслиогромныйвкладв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уюлингвистику.Вданнойстатье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структурный,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когнитивныйиметаязыковойфункционализмипоказываетсяразвитие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лингвистики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вРоссииивКитае.
Data-oriented or Theory-oriented:Tw o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 R esearch
Wu Y aqing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probes into tw o kinds of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 research,with its fo2 cus on the methodology in the linguistic study.The paper falls into four parts:the part first discusses brief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approach of Chinese circle and foreign languages cir2 cle,namely,data-oriented approach and theory-oriented approach;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cur2 rent turn in linguistics which takes explanatory adequacy as its ultimate g oal.The third and the forth part deal with s ome of the misconceptions in linguistic approach of Chinese circle and foreign languages circle respectively.The paper ends with a summary in the fifth part.
K ey w ords:data-oriented and theory-oriented linguistic approaches,explanatory adequacy
T ranslation—R e-creation Manipulated and Dominated by Dual I nfluence of Pow er Discourse
Qin Wenhua
Abstract: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ss ociate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the theory of“P ower Dis2 course”put forward by Michel F oucault.The author has further interpreted the principal id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New Historicism”as well as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the within and the without of our country.The author,hence,holds that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re-creation ma2 nipulated and dominated by dual in fluence of the theory of“P ower Discourse”.The paper is com posed in the hope of broadening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y through perceiving F oucault’s theory of“P ower Dis2 course”.
K ey w ords:translation study;P ower Discourse;New Historicism;re-creation
Exploration of the I conicity of Word Order
Wen Xu
Abstract:The iconicity of natural language has been one of the m ost im portant parts in the study of m orphology,syntax,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The paper chiefly probes into the w ord order in natural language,especially that of freezes.It shows that English w ord order is mainly g overned by four principles:iconic sequence,closeness to the speaker,proximity iconicity,and conventional cul2 tural iconicity.In addition,Section4has a detailed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freeze“right and left”and the Chinese“zuoy ou”.
K ey w ords:w ord order;iconicity;cognition;contrastiv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