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调查报告

关于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调查报告

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社会走到了一个开放、发展、充满竞争的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开放社会中所固有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明显感觉和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较多类型的贫富差距。主要有城乡贫富差距、东西贫富差距、群众性贫富差距、政策性贫富差距等。其中城乡贫富差距是一个综合性的贫富差距。它综合地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一、贫富差距形成原因分析城乡贫富差距表现在：

1，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二者的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实的差距肯定还会更大些。2、城乡贫富差距又表现为城市豪与贫困农民的差距，这一差距更加明显，更为突出。其现象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豪门宴与食不果腹、高档别墅与缺房无房、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现在的中国是10%的人口掌握了95%的财富，贫富差距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现在想要发财，可不是仅仅靠努力就可以达到了啊！十几年来中国的税收不断地增加，特别是房改后，国家本来可以通过征收房地产税进行资金再分配，取之于民而用于民。但是由于中国征收的房地产税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政府卖地，还有房地产买卖中的交易税，而不是征收房地产者的占有和使用税。这样的结果是富人买了房子以后，占用了国家资源且不需要每年再缴税，一劳永逸。假如将房子租出去，他还可以将买房子的

成本通过租金转嫁给房客（穷人）。富人一方面（转载自第一范文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0612281673.html,，请保留此标记。）可以通过房地产的增值获得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收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那么富人就越来越富。而穷人买不起房子，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除此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这十几年、二十年中，中国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其它福利的改革，使得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负担减轻，应该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等的支出，政府一概推掉，或者减少。这样整个社会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福利就大大地下降。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是非常严重的现象。还有失业社会保险方面也做得不好。而另外一方面，工资改革，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幅度的增加政府官员、教师、军队的工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的雇员，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军队的、政府的，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财政那么大的一笔收入都再分配给了与政府相关的人员，而跟政府无关的，不但从工资上没有得到好处，而且国家财政在对他们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健康、教育等都比改革之前大大地减少。在中国，教员和医生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其他职业，而且这种收入增长中，体现为工资增长的部分不大，很多以课时费、班主任津贴，或者病床费、手术费的形式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大部分教员批改学生作业的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员用于“家教”的时间增加；同样道理，大部分医院的常规诊疗水平下降，但乱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对此类只有靠“责任心”才能提高工作质量的职业，沿用工厂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的办法看来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职业服务水平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尤其在90年代以来减额非常大。所以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驱使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

（一）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我市在岗职工工资人均19080元，而全市机关单位年平均工资为2.6万元，事业单位为2.7万元，企业为1.6～1.7万元，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均工资相差1万元以上。从各个企业看，2005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企业达8.7万元以上，最少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仅有5000～6000元，有80%以上的企业平均工资在1.5万元以下，

最高的是最低的14～15倍；一些垄断或特殊行业人均工资也在4～5万元，是最低企业职工工资的8～10倍。

（二）不同职业的收入相差悬殊。就职业而言，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管理者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职工收入，尤其是企业在体制改革，走向市场后，打破了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的分配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倾斜，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阶层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收入的20～50倍，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另外，部分改制企业过分追求自身利益，不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有的即使缴纳也数额很低，仅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造成了部分职工在岗期间收入低，到退休之时养老金无保障的局面，使收入差距的时期进一步延长。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乡村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无从谈起，从长远来说加剧了企业职工、农民工和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的收入分配矛盾。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逐步扩大。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账面上为3.53∶1,我市为2∶1，但实际情况与帐面上的比例有很大的出入。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和特产税，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农民收入增幅仍然低于城市居民。2003～2005年，我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3%，低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去年我市农民人均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到40%，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不足3200多元，平均每月260元左右。这260元中，还有25%以上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为195元左右，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670多元，城乡差距为3.44∶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6∶1，我市也在5∶1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并且这种扩大趋势仍处在“U”字型的上升期。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财富的分配向社会原始收入倾斜。2009～2010年，我市GDP年均增长19.9%，高于城、乡居民收入8.8和10.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和居民收入均大幅度增长，但就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

而言，财政收入提高的幅度大大高于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近三年来，我市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7.9%的速度增长，2010年增幅达到了42.3%，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幅为11.1%和9.3%，最高年份也只有14.2%，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形成巨大的反差。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财政收入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一般居民收入的增长。

（四）乡村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数量少，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由于我市乡村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受到了限制，就业渠道狭窄，致使部分城镇职工失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从第一产业中走出来，影响了部分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五）存有一定的投机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有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通过个人诚实劳动，而是靠现有的资源支持，靠社会的周围环境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从而得到了丰厚的收入，这部分人的巨额收入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腐败现象。这部分人的收入与普通劳动者的差距是无法相比的。另外，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我想谈谈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

我以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乡分割，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公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一个是衡的社会。其次，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农业，扩大农业投资。我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么优点，农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再次，增加农民收进，减轻农民负担，调节城市居民的高收进，农民收进增加，才能真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躲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进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国稳定，政通人和；只有农民增加收进，减轻负担，才

能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应该进步农民素质，加强农民教育，在农村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班，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

其次，通过产权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受市场经济的驱动，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基石，而政府理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对企业而言，应该在取得较大利润的同时，实现上缴税收最大化、财政贡献最大化，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最大化。对农村而言，推进产权改革需要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同时，还可以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提供必要条件。只有遵循“公平优先”原则，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健康持续发展。

三是通过公共投资政策改善农村人口的收入功能分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点是扭转公共投资的城市偏向政策，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农村公共投资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对农村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资，三是对农村基本生活设施的投资。前两个方面投资可以为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创造潜力，后一种投资可以直接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福利，从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是注重消费和积累的关系。从积累和消费关系上看，从事最基本的生产活动、最辛苦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积累和消费的主体，而一些城市居民的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农村居民仅有3000～4000元左右，有的甚至更低，现在的收入水平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准，仅仅只能解决温饱而已，谈不上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其他消费与投资。近几年来，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始终以“项目建设”为依托，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出发点，投资得到了快速发展，2005年增长幅度达38.6%，消费由于受居民收入的制约，不尽人意，消费增长幅度不足17%，低于投资20多个百分点，积累的增长速度过快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使其协调合理增长，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收进分配题目，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题目；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题目、政策题目。对收进分配题目，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多数人如农民、城镇下岗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等并没有从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取得多少实惠，这部分人的收进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公道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幅进步这些人的收进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进步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进步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对农村的调整和发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城乡贫富差距一定会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