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论文

经济理论体系下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研究与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理论机制和效应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研究分析,构建经济学理论融合创新机制，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现代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融会贯通，在新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创新研究范式。关键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创新

China Economic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der Economic Theory Abstract: Although Marx's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hav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innovation of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the effect .it is believed that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innovation theory of Marx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and construct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theory."Ma xue for body", "learning to use," Chinese culture as the root ", worldly affairs as a mirror, conditions for according to "as the foundation to achieve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 western theory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newly founded economic theory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model of economic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Marxist Economics;Western Economics;Innovation

前言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使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具体化。

一、创新经济学理论的产生

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很多领域。在经济学范畴,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

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形成了最

初的创新理论。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

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经济理论体系下有关创新的研究综述

经济学家M·卡曼、N·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M·卡曼、N·施瓦茨认为,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市场竞争程度的强弱;二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三是垄断力量的强弱[3]。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在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制度创新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该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往往是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只有在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能成为可能,技术创新需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证[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随着各历史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和结构进化与成功实践经验有机结合而实现[6]。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前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两个主要学派，两者关于政府干预的观点是对立的，前者坚持政府无效论，而后者却坚信政府干预是必须的。从这两大流派产生的背景(理论渊源(基本假设和经济波动理论四个方面出发阐述了其政府干预观的形成，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评析[7]。

经济学多体系多学科的融合是在前述方式基础上依据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采用组织与自组织理论原理方法，层次递进推演而成就其完整结构[8]。根据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系统科学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对国外有关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并对技术创新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加以阐述,为确定我国技术创新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选择技术创新模式提供理论依据[9]。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10]。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逻辑主线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根本方法是坚持实践第一,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11]。

三、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创新理论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

（二）关于创新机制的分析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Ｒ＆Ｄ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

（三）创新效应的分析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

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创新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

（二）创新理论的过程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

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创新效应的分析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五、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创新的发展

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正确提问,就决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的问题。

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

（一）马学为体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

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

（二）西学为用

就整体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如: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虚伪性、辩护性和庸俗性,因而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科学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就能提炼出科学的经济思想。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许多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

（三）国学为根

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的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想到西方经济学的自卑乃至盲目崇洋心理。

（四）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为鉴”。“世情”有丰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例如,世界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

“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福利个人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国情为据”。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着省情、市情、县情以及城、乡差别实情。改革开放30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围绕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中国经济学有必要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五）综合创新

上述理论上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实践上的“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要求在综合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外经济实践,科学创新已有的经济理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因此,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是在结合当代中外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提供的经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它们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六、结论与展望

目前对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已经从各个角度展开,但遗憾的是继技术创新理论、制度

创新理论之后,尚未形成另一个完整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分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未停止过,也一直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和引导。未来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趋势: （1）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并在横向上扩大范围,纵向上加大深度以往对创新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而对于人文、历史、社会学科的研究则比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将其作为辅助环境影响因素去加以考虑。加大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将引导经济学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进行碰撞,在激烈的思维碰撞中寻找出新的研究灵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全面交融将会带来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2）实证分析将成为首要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撇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求证中检验假设”的方法,在作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假定前提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这种分析方法是在感性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更容易引导创新。

（3）个体的因素将被更多地关注以往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思维本身是滞后的。在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实际上创新的时机已经被滞延了。个体的微小变化日积月累将带来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见微知著的个体现象研究将成为新的趋势。

（4）过程创新是一个全新的视野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基础是生物无止境的进化,这是一个过程的进化。在创新经济学中,选择和搜寻作为过程创新的两个关键要素,将代替传统分析中的“最大化”概念。选择和搜寻是系统的创新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不可逆性、偶然性,对待发现事物的依赖性、不确定性。选择和搜寻行为的规律性表现为技术进步的积累性,因为选择和搜寻的产物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是明日选择和搜寻的自然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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