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沦陷是果不是因

道德沦陷是果不是因

最近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曝光，很多“黑心事”还都和名气响当当的大企业相关，弄的人心惶惶，不知道到底该信什么，该吃什么。一条在新浪微博上“疯传”的微博道出了百姓的无奈：“早上。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氢氨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回到家，吃个增白剂加柠檬黄馒头...... ”

连续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后，温家宝直言国人道德沦陷，媒体直呼中国社会底线难寻。道德重建，价值观念被提上头条，北京禁止了浮夸奢侈广告语，河南封存倾倒一百三十多吨猪肉制品……

道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一厢情愿。道德是一种社会资本，需要长时间的不断努力积累才能形成风气。道德培养同时不能少了法律制约，人是经济动物，趋利避害是自然选择，正是因为有了法律的制约和监管，人才能在做选择的时候避免选择“不道德”的事情。久而久之，这种制约的力量就造成人们自然选择“对”的事情，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也就形成并固定，成为无需严苛监督而奉公守法的传统。

但是，道德沦陷并非发生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不高才是病灶所在。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和美国一百年前水平相当，而一百年前美国的屠场跟今天的中国食品厂恐怖的程度相差无几。拿北京等大城市来说，6、7成职工的年收入水平低于三万人民币。在大多数人都还在为温饱生活操心劳力的阶段，赚“快钱”变富有成了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这个不难理解，当你需要从牙缝里攒三个月的钱才能背上一个LV包，你就会对有LV包的人另眼相看，装模作样也要挤进这个群体；反而在一个18岁的青少年在加油站打工半年就能买上一辆不错的汽车的社会，一个小白领就不会为了买车绞尽脑汁。

从经济学概念来看，财富的边际效应随着财富的积累而递减，以香港为例，早些年，香港人的偶像是白手起家的商界大亨李嘉诚，为了赚钱没日没夜。但现在对富豪的崇拜已经大幅下跌。这些年香港人的奋斗目标从对物质富足的追求转移到对生活质量和内心世界富足的追求，这种转变的最根本原因是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2010年人均GDP已排名世界第七，进入富裕社会行列。

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低，大多数人收入低，低劣和相对廉价的产品才有市场，为了尽可能的压低成本，商家就转向劣质货甚至假货。

出了问题，政府见招拆招，要各个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强化责任追究，且不说这个办法没什么实际作用，就说政府真的“照猫画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笔者对效果也不乐观，大概只能学个形式。

远了不说，就说香港，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集中在食物环境卫生署（职能集中）；覆盖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法律后盾），商贩一旦触犯食品安全法律，一律视为犯罪，罚款不说，留有案底，以后再想做买卖也不容易；操作执行规定细化（覆盖全面）；先进技术保障同样重要，香港不仅仅有先进的检验技术，同时还有一整套的食物风险分析评估办法。反观国内，以上几条，哪个能够切实实行？先不说成本高的法律建设，就说技术方面，国内卫生部门也还要大量投入提高。卫生部近日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列出47种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中，有25种物质目前还没有检测方法。

要短期内稍为改善情况，只能“治乱世用重典”。大部分食物安全问题都是经济犯罪。监牢和死刑对经济犯罪有威吓作用，但效用还不是最大。以经济办法来处理经济犯罪，把所有相关人士全部财产充公更为有效。参考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所有犯罪公司中低层以上管理人员与其家属，所有没有合理解释的财产，都要一概充公。这必须包括转移到香港澳门等地区的财产与投资。很多不良食品工业都可能受到地方政府包庇，所以必须由中央成立调查小组处理。犯罪公司所在地区官员与其家属没法合理解释的财产，也要一概充公。限于中国的执法能力偏低，所以能够抓到的，必须严刑正法，以降低经济犯罪的期望回报。民怨因为各种食品与民生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如果没有稳定，经济与民生没法改善，所以中央必须痛下杀手，疏导民情。

要想长远地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抓起，实际操作还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勇气。怎么从根抓起？减少贫困人口，增加人均收入。方法有三：一是加快西部贫困省份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加工企业西部转移，解决5亿农民就业问题；二是取消户籍限制，农民工到哪都能享受社会保障；三是实行负所得税制度，即政府制定一条“贫困线”凡是个人实际收入达不到该收入保障额度的个人都可以得到政府补助，收入越高补助越少。这样既不打击人们创富的积极性，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值，还能给贫困人口生活保障。

至于补贴贫困人口的钱从哪里来，当然要从“富的流油”的国企里来。对国企抽税，在目前的利益不清的体制下，基本没效。这些国企对整体经济平衡发展没什么贡献，倒不如私有化，把国企卖给民众，当然主要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然后，开放垄断领域，允许充分竞争。原来给国企补贴的钱可以用来大力发展对市场发展敏感的私有民营企业，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私有化所得的财富也可以用来解决贫富悬殊，发展不均匀的问题。政商分家后，对企业抽税的可能性也可提高，贪污腐败的诱惑也可减少。有人可能怀疑中央不会这样做。但一

时的利益，没有长远的安定繁荣重要。（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王泽基解青 2011年0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