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记忆系统的留存_以_国家历史文化名村_番禺区大岭村为例_肖俊玲
摘 要：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番禺区大岭村作为广州市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保存了800多年的广府传统，呈现了广州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遗存反映了广州的文脉与阅历，是体现独特的岭南文化个性的重要资源，对于提升广州的城市审美价值、建立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城市记忆；大岭村；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岭南文化
Abstract：Every city has its own unique historical memory. The Da-Ling village of Pan-Yu district, which is the only exclusive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 in Guangzhou, has saved more the 800 year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presented the accumulated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ity. These historical relics reflecting the context and the experience of Guangzhou, has beca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reflect the feature of Ling-Nan culture. It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enhance the urban aesthetic value and to establish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Guangzhou.
Key words：memories of the city；Da-Ling village；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Ling-Nan culture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2-53（5）
作者简介
肖俊玲，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州历史记忆系统的留存
*
——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番禺区大岭村为例
肖俊玲 戴伟华
＊ 基金项目：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唐五代岭南文士考论”项目成果。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1]城市记忆即是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的一种“集体记忆”。 这种“集体记忆”能够表述城市的空间特征、记录城市的形态要素、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反映和重构城市发展进程和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资源。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城市快速的现代化不断地改造着这些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的空间，造成各种记忆“错位”与“失忆”，城市化正在使原本富有个性的城市走向“千城一面”的程式化。因此，保存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提升城市历史文化品味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城市建设的客观要求。“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发展之‘流’。我国城市应当‘源远流长’，才是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2]
城市中历史文化遗存完整、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对于唤起城市“记忆”累积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在物质形态上，这些历史街区、乡土建筑“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而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3]广州地域特色鲜明，保存了不少文化形态独特的传统聚落。在思想形态上，广州作为一座河海型港口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岭南文化中心地，开放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活跃的人文思想。“岭南文化凭借它的地理位置，凭借明清以来岭南发达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凭借它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中原的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断淡化，使得它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因
而对传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大的游离性和再创造性。岭南文化这种远儒性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说明。”[4]开村历史逾800年的番禺区大岭村真实地反映了广州的这些文化记忆。这些记忆是广州历史的再现，是今日广州的历史标识，是广州发展的资源。
1 大岭村的聚落结构
“聚落”一词起源很早，《史记?五帝本纪》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下注曰“聚，谓村落也”。《汉书?沟洫志》谓，“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广义地讲，聚落是指人聚空间，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的总称。狭义地讲，是指有别于都邑的农村居民点。
传统聚落不仅具有居住和使用价值，还体现了当地的人地关系相处模式。聚落结构通常包括聚落的空间结构和集聚人群的社会结构。聚落的空间结构展现了所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征；社会结构则表现了人们的聚居组织方式和生产、生活行为方式。
1.1 大岭村的空间结构
1.1.1 村落格局
大岭村原名菩山村，明朝嘉庆年间（公元1522～1565年）始改名为大岭村。自宋朝开村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广州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它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西北面，背依菩山，三面环玉带河（又名大岭涌）。东邻莲花山，与亚运村“广州新城”相望；南临市莲路；西、北面为广阔的耕地和鱼塘。明清两代，大岭村隶属茭塘司大岭堡。1949年至今，隶属石楼镇，下辖中约、西约、上村、龙漖四个自然村，占地3平方公里。
大岭村位于番禺大谷围东部边缘，民居傍水而建，有序地排列在菩山脚下和大岭涌之间，由于地处水网地带，村落布局处于自由式岭南水乡布局与规整的梳式布局之间，呈半月形结构，所谓“蛎江涌头，半月古村”。村内以一条古街为主轴，旁生里巷，形成独具特色的鱼骨状“大街—小巷”街巷格局，处处与村落水系相通，是典型的岭南“山?水?村?田”聚落。
1.1.2 风水景观
理想的村落不仅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还使居民身心愉悦，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愿景。因此，村落规划者对于宅基选址与风水营造常常慎之又慎。中国传统的风水说强调一种基本的整体意象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大岭村的自然环境除了右边是白沙湖冲积平原，西北角缺“白虎”外，基本符合理想风水条件的要求：“左联马鞍岗（左青龙），遥对金鹅岭和唐帽岭（前朱雀），背靠菩山（后玄武）”。
大岭村西北角缺山，宜建高耸建筑物以形成整合的栖息地模式。此处又是玉带河汇入石楼河之处，正好是个水口①，宜建水口园林②。
大岭村在聚落发展过程中，逐步在村西北角营建了水口园林。先是明代嘉靖年间，在前临大岭涌的位置，坐东向西建造了大岭村陈氏九世祖陈皋夫祠，名显宗祠。接着，在康熙年间，建造龙津桥。清光绪十年，又建了大魁阁塔，既成为水口园林的组成部分，又弥补了村西北角缺“白虎”的意象缺陷。清同治年间，在龙津桥以北约150米处的玉带河涌口位置，建造了接龙桥。接龙桥呈东北向横跨玉带河，进一步镇锁水口。这样，大岭村完成了由显宗祠、龙津桥、大魁阁塔、接龙桥、古榕等构成的水口园林的营建。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乡村水口建筑群。风水理论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其深层的景观理想却很值得我们重视。解读这些乡土景观设计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城市规划设计中更好地思考人的体验和需要，把城市建成生态化、人性化的宜居城市。1.2 大岭村的社会结构
大岭村是番禺建村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曾有陈、许、马、洪、曾、郑、何、刘等族群居住，最后定居下来的居民主要为陈、许二姓。大岭许姓原籍浙江绍兴，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经南雄移居大岭开村。到南宋绍兴年间，陈氏始祖陈遗庆为避战乱，由南雄珠玑巷辗转迁徙至大岭，后陈氏发展成为此地最大的姓氏。
一般而言，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会发生文化的交流、融合、冲突，存在同化、被同化、共生、冲突的相处关系。许姓与陈姓先后定居大岭，显然也经历过文明的“碰撞—共生”过程。在大岭村陈氏始祖的宗祠陈氏大宗祠广场东侧，仍清晰可见一块陈许二姓历代太祖遗留的禁约石碑：“启看我大岭乡陈许二姓聚族而居，历数百余年如同一家，相安无异。今为保存土地物业以免他日凋零，合议计划特出此禁约：凡我乡内屋宇及墟铺地盆不得典卖与外乡人士。如系拆毁砖瓦木石，亦不能卖
出外乡。村前门口涌一带潮田不能卖出外乡，倘因穷困至必要变卖之际，则由乡中太祖或各会公箱集资承受。至于价值以政府评定之价交，如卖与本乡人不在此限。太祖墓前假有碍其坟墓者，亦不能卖与外乡人，虽本乡子侄亦不能建筑阻碍弄情。如有不肖子侄私自与外乡人订价变卖者，查出定即革胙出族，罪及儿孙，永不能复胙。如做中人系我乡人者，亦照此办法。”
从禁约可知，陈、许二姓聚族而居数百余年，彼此能和平相处；两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订过类似的和平契约；宗族内部有严禁变卖与破坏乡内屋宇、墟铺地盆、潮田、墓地等一切公共资源的族法规定；通过维护土地物业资源来维护族产和宗族的稳定性。
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村落的形成过程中，常有族群先后迁徙到留居地，通过碰撞、冲突、交流，最后达成共同协议的情况。不同宗族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通过地缘关系、婚姻关系联合在一起，共同维护宗族土地领属权，体现了珠江三角洲包容性的移民文化。
2 大岭村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质
2.1 水口建筑的水产入图与洋人入像
显宗祠和龙津桥是大岭村水口园林最早营建的部分，有着三四百年的历史。
显宗祠总占地面积1632平方米，为三楹三进两天井结构。建筑的雕刻极具岭南地域特色。檐枋雕龙、鳌鱼及缠枝花图案中穿插有三鲤鱼、鳗鱼、麻虾、青蟹等，这种鱼虾蟹入祠堂图案乃珠三角地区首见，是珠三角饮食文化的投射与反映。在正门左右的雕花石鼓墩正面，还雕有两个西洋儿童像。垂卷发、着紧身衣、束马裤、高皮靴、佩长剑，还抱着金元宝，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据村中老人介绍，早在明代，陈氏即有族人在朝廷任礼部侍郎，负责接待外国使节，返乡时就在祠堂外立了“送财洋童子”的石墩。
龙津桥是番禺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之一，也是大岭村的标志性景观之一。桥长28.2米，宽3.2米，东西引桥又分出一支向南，长2.9米。桥上雕有明代风格的卷草图案，在桥北侧一方还刻有双手作捧盘献品状的番奴像。洋人入像是当时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地方建筑中的反映。
2.2 蚝壳墙
蚝壳墙是广州风物之一，也是岭南独特而别致的建筑工艺与人文景观。在大岭村，还保存着珠江三角洲留存较为完好的蚝壳祠堂——两塘公祠。两塘公祠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是大岭村陈氏八世祖祠。
两塘公祠最大的特色在于外墙全部用硕大的蚝壳混杂泥沙砌筑而成。墙身高九尺，墙体厚重，墙上的蚝壳横排有250多只，竖排有150多只，仅一面墙就使用了3.8万多只蚝壳。如此估算，两塘公祠的三面墙身，共用了10多万只蚝壳筑成。蚝壳作为建筑材料属岭南独有，反映了岭南人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智慧。
2.3 民间信仰
2.3.1 三遝庙
在大岭村北菩山脚下有一座三遝庙，上世纪50年代拆除。1992年乡亲们捐资重建。重修三遝庙碑记曰：“三遝庙为表彰姑婆贞节，勿忘其恩典，流芳百世而建，并供奉洪圣、观音、文奎、菩萨，供村民参拜，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年代久远失修而残破不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拆去，时至今日，旅港同胞倡议重建，以悼念深恩，以慰之念也。”庙内现供奉着南海龙王洪圣公、天后、文武二帝，观音、财帛星君诸神。
南海龙王是南海之神（民间称洪圣公）的化身，是奉玉帝之命管理海洋的神仙，大岭村至今还有串村拜洪圣公的民俗。天后是护佑出海人安全的神祗。文武二帝即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文昌帝掌管人间禄籍；关武帝即关羽，民间商人尊其为“武财神”。观音在民间被奉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菩萨。财帛星君掌财运、福运。
三遝庙本为纪念大岭陈氏四世娃姐抚孤延续氏族香火而建，与此同时，还供奉主海洋和主文财的诸神，反映了岭南地域文化特色。
2.3.2 风水塔
珠江三角洲盛于建塔，并且大多为风水塔，名文阁、奎阁、魁星阁等，具有祈求文运之意义，这与岭南重商务实，重现世不重来世的文化有关。大岭村的大魁阁塔就是一座风水塔。福建林兆声先生为塔址择地时说，村西北角太虚，建文昌阁可以催官。因此，大魁阁塔除“风水攸关”外，主要是供奉、祭祀文昌帝君，祈求文运昌盛、科举成功。据《陈氏族谱》显示，大岭村仅有清一代就出了1 位探花、34 位进士和53 位举人，
九品以上官员有100 多人。这样的科举荣耀与文化实力稳固了其作为一方大族的地位。
2.4 民俗文化
闻一多《神话与诗》中的“端午考”提到，端午节应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龙族团的一个节日。古越人以舟楫为家，为避免海上蛟龙的侵害，喜欢将船制成龙的样式，因为龙是越人崇拜的图腾。赛龙舟风俗是古时南越人的图腾祭节日之一，早于从北方流传过来的吃粽子。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自明崇祯丁丑（1637年）以来，石楼就有了龙舟活动。镇锁水口位置的接龙桥即得名于龙舟活动。在广东，龙舟活动包括起龙、探亲、赛龙舟和埋龙等环节。每到端午节，附近乡镇的龙舟要互相探访。大岭村民要来接龙桥处迎客，村内龙船陪客船在玉带河上来回扒三次后才入村。大岭村现有“白桡”和“黑桡”两条名龙舟，为大岭在各种龙舟赛中赢得了不少荣誉。村内至今流传有“龙船打龙鼓，咚咚响，响咚咚，江边看龙舟，口中吃住③粽”和“大岭白须公，响起锣鼓会飞冲”等歌谣。
3 大岭村留存的珠三角女性文化谱系
岭南地区既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影响，又留存着古越族文化，还与外来文化往来繁多，这使得它的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女性文化而言，大岭村有姑嫂庙的传说，有“贞寿之门”牌坊，还有自梳女的姑婆屋，展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独特的女性文化谱系。
3.1 姑嫂庙
姑嫂庙建于明朝，今已不存，是为陈氏三世祖文炳（字日南）之女娃姐而建。据《陈氏族谱》载，“四世祖姑曰娃姐，生当淳祐，稍长知孝义，有弟东卿，甫三岁而母亡，痛母弃世，怆弟丁零忧劳备至。有向父求婚者，自泣曰：‘陈氏三世惟此一线，我何忍置老父幼弟而他适耶？'奉养日南卒后，遂杜门抚孤终身不字，与寡嫂抚孤得延宗嗣，迄今族姓蕃衍悉赖姑力，立祠崇祀事详省志，入祀本邑节孝祠，享寿九十有五，葬在本乡平冈头，有侍从，大姑墓在左侧。”可见，娃姐是大岭陈氏氏族初期的功臣，她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终身不嫁，侍奉老父，与寡嫂共同抚孤，为陈氏一族繁衍生息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娃姐，特立庙崇祀。
无独有偶，在广州白云山上也有一个番禺区沙湾镇何氏宗族的“姑嫂坟”。另外，在番禺区板桥村还流传有“姑婆大”的传说。这些传说中的女性都具有忠贞不二、愿为家庭付出一切的高尚品质，显然经历了一个被汉族士大夫修改润色以迎合封建礼教的过程，体现了古越族女人可以“不嫁”、“长住娘家”的习俗，生动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的母系氏族制遗风及其受修饰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3.2 “贞寿之门”石牌坊
“贞寿之门”石牌坊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坐北向南立于大岭村北往荔枝岗转角路边，四柱三间三门楼，是番禺区现存碑坊中较完整的一个。牌坊是因官至文林郎的陈达华妻蔡氏、妾冼氏二人守节，抚孤成名，并且都寿长百岁而立。
横额正中刻“圣旨”二字。左门横匾刻“同享”，右门刻“百龄”。牌坊前后刻有四副对联：“贞门帝予千秋表，寿域天为二母留”，“苦节可贞两母期颐臻上寿，考思锡类九霄沦綍霈皇仁”，“身历六朝嫡庶齐臻百岁，恩褒四字门闾特表千秋”，“百尺画楼高福曜双星辉翟茀，千秋彤管炜慈云同日荷丝纶”。
清朝时文林郎为正七品文散官，可知陈达华在大岭村诸文人中名气并不大，但他居住的大岭西，却因二妻的守节，皇帝下旨改名为“百岁里”，他也因而留名百世。“贞寿之门”牌坊的树立，彰显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
3.3 姑婆屋与自梳女
大岭民居中还留存有姑婆屋。姑婆屋是自梳女④为日常生活栖身及养老送终而集体筹资修建、共同居住的房屋。自梳风俗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独有的一种习俗，盛行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据载，广州市番禺区在“光绪、宣统年间（1875—1911年），南村人口多达数千人，一年之中，女子之出嫁者不过数人。至1905 年甚至无一人出嫁。民国22年（1933年）《番禺人口调查报告书》载：全县自梳女共7011人。其中一区1055人，二区4908人。”[5]
古代广东地区盛行女子“临嫁始髻”、男子“临娶始冠”的风俗，因此，“盘头梳髻”成为婚嫁的必经仪式。发髻不仅是一种发型，更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自梳女即以特别的盘髻以宣誓独身终老。
广东地区“长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存在，是自梳女产生的历史根源；珠三角特有的桑基鱼塘农业生
产模式，使女性得以依赖采桑及针黹等实现经济独立，清代以后，桑基鱼塘的推广刺激了缫丝工厂的飞速发展，为当地年轻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自梳女兴起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进了珠三角地区剧烈的寻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是自梳女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传统婚姻生活带给女性的种种痛苦不幸的恐惧，使能够自给自足的年轻女性自愿做出“不嫁”的选择，是自梳女兴起的内在原因。
19世纪中叶的珠三角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自梳女”吸收了古越族的“不落夫家”习俗、儒家文化中的“贞洁”观念、西方文化中“独立、自由”的文化因子。“自梳女”的抗婚方式是消极的，但她们的反抗客观上标志着妇女的解放、自立自强，是对封建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冲击，反映了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所做的努力。
大岭村保存了从姑嫂庙的娃姐传说，到“贞寿之门”石牌坊，再到姑婆屋与自梳女的珠三角女性文化谱系，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独特的女性文化的重要个案与珍贵资料。
4 结语
传统聚落是乡民聚居、生息的物质载体，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更是各地历史记忆之本。拥有800多年建村历史的大岭村，保存了广府传统的诸多记忆。目前全球城市的发展，正由大尺度的、激进式的物质空间改造转向小规模的、渐进式的场所营造；由传统的城市美化运动转向城市文化的内涵塑造与品质建构。大岭村遗存的这些历史记忆，生动地展现了广州的商业文化、世俗文化、海洋文化、包容性的移民文化、兼收并蓄的女性文化等等，对于描绘广州的城市文化空间脉络，完善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代代生成、创新、继承的过程，提升广州城市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岭南水乡多以水口作为村落的门户。所谓“水口”，是指村落中水流的出入口。传统风水学认为，“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则用不竭。”因此，水来处宜开敞，水去处宜封闭，以留住财源。
② 岭南水乡多在水口处建桥镇锁水口，营建一个由文塔、石桥、河流、廊亭、古榕等构成的水口园林，作为村落的门户。
③ 吃住：粤语，意为“吃着”。
④ 自梳，又称梳起，是指女子自行异辫而髻、宣布独身不嫁的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的不婚女性被称为“自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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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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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