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言意之辩_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

论_言意之辩_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
论_言意之辩_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

1999年12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ec.,1999第19卷第4期(总50期)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19(Sum No.50)论“言意之辩”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

张 蓉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陕西西安710049)

[摘 要]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魏晋文学创作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刘勰等人科学地观察分析了文学创作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审美感受很难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感受的表达又不能完全脱离语言。从而提出了含蓄的创作方法,并将创作延伸到读者心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新的认识和追求。

[关键词] 言意之辩;言不尽意;创作论;含蓄美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1999)04-0079-04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中一个重要论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这个哲学中的唯心命题,在文学的审美规律的把握上,却具有正确和深刻的内涵”。尤其是当文学艺术走向独立的时候,“言意之辩”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规律的发展,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言意之辩”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哲学著作中就已屡屡提到。《墨子?经说上》云:“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认为语言可以表达出事理。《庄子?天道篇》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就是说,语言难以传达出深奥的事理来。《周易?系辞上》也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到了魏晋时代。随着哲学上的言意之辩的流行,言能不能尽意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从而成为玄学名理的重要内容。玄学家们曾对言、意、象(物)的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先后形成了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两大派。占主导地位的是“言不尽意”派。

《三国志?魏志?荀 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中有一

段记载:

粲兄侯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

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

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

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

出。”

很显然,荀粲对于言不尽意的论述,乃是融合了《周易》与《庄子》两家的说法。《周易》中已认识到“言不尽意”的道理,故采取变通的方法,借助于“立象”、“设卦”以尽“意”、尽“情伪”;而荀粲则将庄子的“精”与“粗”、

“有形”与“无形”的思想运用其中,进一步提出了“意外”、

“象外”和“系表”之说。认为意内、象内系内可言之,而意外、象外、系表的东西则“蕴而不出”,心或知之而不可尽言之,甚至根本就无从言之。这就把“言不尽意”的道理讲的更深入,也更玄妙了。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家》中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

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已观意。意以象尽,象以

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收稿日期] 1999-05-07

[作者简介] 张 蓉(1956- ),女,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意,得意而忘象……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重画已尽情,而画可忘也。

这是魏晋论述言意关系问题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它在原则上判明了名言与意理的关系。即“意”要通过“象”而传达出来,较之其他人,王弼更注重“意”,而不是“象”。他把得意看作是目的,把言看作是得意的一种手段,得了意,言、象均可忘掉。“得意忘言说”注重的是对精神本体的体悟和把握。王弼承认象只有通过言才能了解,所以对意的把握最后还要归结到言。然而意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更玄妙、更幽微的意,便非言、象所能表述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所以,“言不尽意”成为当时普遍的认识。

王弼等人所讨论的,终究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就人的认识和表现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或特点而说的。但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影响一切精神文明的思想背景。哲学上的“言不尽意”是诗学上的“言不尽意”的衍化源。这场哲学上的“言意之辩”,广泛地渗透到美学、文学领域,对美学理论和美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言不尽意论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只是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规律,并试图通过“忘言”、“忘象”的具体办法,希望由有限的“言”、

“象”去领悟无限的“意”。正是在这点上,玄学和文学贯通了起来。玄学上的“忘言”、

“忘象”,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引导人们形而上学的看问题,不要囿于文字而忘了意理。玄学上的这场争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恰恰启示文学家对“言”的重视。从文学的审美规律来讲,固然可以“得意忘言”,而在审美创作方面,却无法忘却言的存在。在王弼的逻辑框架中,在言———象———意的认识链条中,“意”固然是目的,而迈向目的的第一步却是“言”。美虽有无限的可能性,但其表现总是具体可感的,又脱离不了有限。成功的作品即在于通过有限表现无限。正因为“言不尽意”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创造的特殊规律,这才使得它对当时及后世的文艺创作及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产生了种种感受、联想等,要将这些感受传达给他人,必须要借助语言等物质手段。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类的思维可以不凭借语言。艺术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或形象思维,不一

定依赖语言手段。这是指创作思维阶段的特点,要将思维传达出来,则必须借助语言等。无论哲学和文学,讲超越语言,讲“去言”、

“忘言”,从原生意义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思想感情的交流,都需通过语言文字。何况,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其创作思维的运行中不可能没有语言因素的介入。诗人之所以被人称为语言大师,正是由于他们对语言的艺术加工。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不论多么深邃、奇妙,没有语言这一载体,文学本体就无从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辞令”即语言,既是“管其枢机”,就应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物象的显现伴随着语言,语言的通塞关乎文思的利钝,关乎审美意象的传达。对文学创作而言,就要把审美意象化为语言文字。所以作家们总是致力于传达技巧的磨练,总是追求语言能够充分达意,将审美意象通过语言文字纤毫必露地显现出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

另一方面,变动不居而又错综复杂的审美感受,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在玄学“言意之辩”中,“意”指精神本体。所谓“言不尽意”是指人们在理性思维时不能用语言文字把头脑中的概念,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对于文学创作来讲,这个“意”,不仅仅是理性思维,抽象概念,同时也包含情感、联想、想象等形象思维,这种以情感为枢纽的审美感受,具有比概念更复杂的特性,更难于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言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更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这后一句话,精彩地说明了审美感受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语言所能全述的特点。

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之五),也说明作者捕捉、感受到了审美对象的意蕴,形成了一种主体情思,但这种情思又苦于用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所以,在创作实践中,“言不达意”的苦恼,时时折磨着每一个作者。

西晋卢湛《答刘琨诗书》提出:“是以仰惟先情,俯揽今遇,感念存亡,触物眷恋。《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不胜猥懑,谨贡诗一首。”卢湛在这里指出,自己“感存念亡,触物眷恋”的复杂感情,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

南朝江淹在《别赋》中,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人们各种各样的离别之情,最后仍不得不感叹道:“虽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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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墨妙,严乐之笔精……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陆机在《文赋》中指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刘勰更是感慨道:“文不尽意,圣人所难。”(《文心雕龙》)

面对“言不尽意”给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形成两种决然相反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大力发挥语言的表现力,尽量减少言外之意,务使欣赏者一目了然,一看即懂;第二种态度是,巧妙地利用“言不尽意”带来的积极审美效果,有意识地使用语言含蓄有致的特点,尽量增加“言外之意”的信息量,为欣赏者的情感、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机制的积极活动提供广阔空间。含蓄的艺术手法正是后一种态度的实践。

虽然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追求文学的含蓄美。如《周易?系辞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可谓对含蓄之美的最早的朦胧追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及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所谓“文约”、

“辞微”,指屈原及其《离骚》里说出来的少,或说得比较简约;所谓“指大”、“义远”指诗里所暗示出来的意味则丰富而深远。在这里“含蓄”的本意已基本上被揭示出来了,但还处于直觉的、朦胧的状态,并未形成清晰地创作论。只有到了魏晋,在“言意之辩”的影响下,文学家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言不尽意”的问题,试图从创作方法上去寻求一条解决的途径。这时,他们关注的不是“忘言”,而是“言”对“意”的表达了。

陆机《文赋》中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在这里,他明确地把“味”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创作领域,要求文学要有遗音余味,把“味”和含蓄联系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讲究韵味的特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刘勰是首次论述含蓄美以及它的表现特点的。他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从复意为工,秀从卓绝为巧。”又有佚文,见张戒《岁寒堂诗话》引:“情在词外曰隐。”在刘勰看来,优秀的诗文是“复意”的结构,一层是字面的意思,一层是言外的意思,而“隐”作为一种含蓄之美所重视的是“文外之重旨”。可见,“隐”即指含蓄婉曲的艺术手法。文外重旨曰“隐”,即用隐约的语言来表示多重的含义,在那表层意义之外还应隐藏着深层的意义,要读者自己去涵泳、思索、玩味。这样就将文学创作的艺术思维线索延伸到了读者心中。而要能够“义生文外”,给人留下广阔的思考余地,使人思而得之,就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而应“秘响傍通,优采潜发”,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的含蓄之美。在这里,刘勰以其敏锐的艺术眼光,从创作和鉴赏两个层面揭示了“含蓄”美的特征和功能。

与刘勰同时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两晋时期的玄言诗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即抽象化、概念化,用语太直、太露,缺乏韵味,也就是不含蓄。钟嵘还明确地把含蓄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结合起来,认为含蓄就要靠赋比兴来加以表现。他对传统的“兴”义作了新的诠释:“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义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因而在有限的文词中可以寄托有余不尽的情思。

魏晋的文论大师们,科学地观察分析了文学创作中的“言不尽意”和“言能尽意”的双方意见后,从“言不尽意”的矛盾出发,去探求“言能尽意”的境界。他们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恰恰可以为文学创作所利用。既然言不能尽意,那么就索性寄情于言外,给读者留下思维的空间。

从创作角度讲,含蓄作为艺术美的一种形态,是诗人创作的共同追求。诗人面对的是社会生活和心中涌动的感情,而生活和感情是无限丰富多彩的。诗人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生活全部描绘出来,也不可能把流动多变的感情全部直说出来。诗人创造的意境不论多么完整,与生活相比,与感情相比,总是一个有限的局部、断片、角落、枝叶。从丰富性这一点而言,诗永远无法与生活竞赛。这样诗人为了征服生活所采取的“策略”,必然是以个别概括一般,以无限表现有限,即“以少总多”,“万取一收”,企望在“言外”建立一个无限丰富的艺术世界。例如王昌龄的《长信宫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历来被看作具有含蓄美的典范作品。这是一首描写失宠宫妃痛苦生活的作品。失宠宫妃的痛苦有多么深广,诗人未置一词,而是通过描写宫妃的一个动作———在寒秋的清晨仍摇晃着一把合欢团扇,一种隐蔽的心理———感到自己美丽的容颜还不及带着昭阳的日影的寒鸦,就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失宠的宫妃那种无限的幽怨之情和深广的痛苦生活。所写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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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少,可让人感受的很多,这就是所谓的以少胜多,就是含蓄。

反之,文学作品如果太直率、太单调,使人一目了然,一览无余,就不能引起人们充分的审美愉悦。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谈到杜牧的《赠别诗》中“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认为它“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

从审美角度讲,含蓄之美,使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充分发挥想象作用,在艺术再创造中,获得美的享受。也就是说,要超越字面意义和具体形象,进一步想象和领会那“象外之象”、“弦外之音”。杜甫的《春望》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司马光对这几句曾这样分析:“‘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恐,则时可知矣”。(司马光《续诗话》,《历代诗话》)杜甫含蓄地表达了他感时伤乱的情绪,“意浅不露,语不穷尽”。而司马光则从这有限的语言中,充分把握了诗人那“无言之美”。诗那无穷的韵味,在欣赏者的想象中得到了补充。可以这样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美,是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去创造的。

黑格尔在《美学?全书序论》中谈到:“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以外(译者朱光潜注:“即意在言外”)指引到它所要表现的某种心灵性的东西。”可见,含蓄之美,不只是文学的一种艺术手法,而是带有某种普遍的艺术规律的性质。所以,魏晋时期开始的对于含蓄美的探讨和推崇,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艺术风格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文学领域内将“言意之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新的认识和追求。于是便有了皎然的“情在言外”、

“文外之旨”;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梅圣俞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杨万里的“诗已尽而味方永”;王夫之的“不言以函言”等种种理论。这些理论将含蓄之美推向文学的至高境界。

概前以说,在魏晋以降的历代有关含蓄美的论说中,几乎无处无时没有“言意之辩”的影响,其影响之深远。“很有可能中国最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做出的显著贡献就在于此。”([美]丁?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4.

[2] 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3] 毛正天.“言不尽意”: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的重要命题

[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6,(4).

(责任编辑:冯 蓉)

(上接第78页)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

敬亭山。(《独坐敬亭山》)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穴

目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

众鸟飞尽,孤云悠悠。孤独苦闷的诗人,与孤寂傲岸的敬亭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不期而遇,一见倾心。独栖碧山,会心微笑,花落水流,别有天地,此天地是一自然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精神的境界。它体现出宁静的美,天然的美。两首诗各拈出一“闲”字,同写一“静”境,皆折射出诗人超脱于世俗生活之外的恬静心态。

山水诗中的无我之境与庄子天人合一之境一脉相通。“无我”并非纯客观的描绘,乃是指审美主体消解了自身的功利之心,使自身融汇于审美客体,成为自然当中的一部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达到浑然一体的状态。作为诗人,只有挣脱了世事的羁绊,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彻底忘记一己之私欲,才能进行这

样的审美观照,才能体悟山水自然的真谛。

庄子思想和艺术风格对后世诗人的人格构建及诗歌艺术精神影响深远,刘熙载《艺概》云:“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在近代,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等先生都对庄子的影响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仅就古代山水诗而言,庄子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其艺术精神仅促使古代山水诗在晋宋之际勃兴,而且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直接开启了古代山水诗最高妙的境界———无我之境。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司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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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福师12秋《文学创作论》练习题

福师12秋《文学创作论》练习题 注: 1、本课程练习题所提供的答案仅供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参考之用,有问题请到课程论坛提问。 2、本练习题页码标注所用教材为: 教材名称单价作者版本出版社 文学创作论49.5 孙绍振2009年11月第4版海峡文艺出版社 如学员使用其他版本教材,请参考相关知识点 一、论述题 1、如何理解“有特点的细节能以局部更好地表现整体”?请结合具体作品进行论述。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为有特点的细节能以局部更好地表现整体,参见教材P14. 2、论述无意注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为无意注意的重要作用,参见教材P60. 3、以托尔斯泰对《复活》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肖像描写的多次修改为例,谈谈作家独特感受的作用。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为作家独特感受的作用,参见教材P94. 4、请以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为例,论述作家情趣和生活意象之间的契合关系。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为作家情趣和生活意象之间的契合关系,参见教材P9. 5、“有意注意要得到无意注意的补充,无意注意得到有意注意的鉴定。当有意注意限制了观察的范围时,无意注意则来冲破这种限制;当无意注意提供的信息陷入迷乱时,有意注意会对之加以注释和梳理。”你如何解读这段话?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关系,参见教材P61. 6、请根据你的阅读经验或写作经验,谈谈你对文学创作的认识。(提示:不要泛泛而谈,应该结合一些你印象最深的文学作品,或者从你自己切身的写作体验来展开论述,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体会。) 解析:本题考核的知识点为文学创作的各种理论,参见教材各章节. 二、作品分析 1、阅读所提供作品,运用本门课程中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不少于500字。注意:不必面面俱到,可自选一个切入点展开分析。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时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文学创作论

文学创作论 “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 巴尔扎克在这里剖析了性格的二重内容(正反两大系列),而每一系列中又有多种性格原素,这种种性格原素,例如高傲与谦虚、懒惰与用功、疏忽与心细等,又可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从而形成复杂的性格系统。巴尔扎克的性格本体就存在于这种二重组合之中。由于性格原素具有无数种组合的可能性,家已对此有所论述;现代作家中,最早自觉地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的极其重要性;并从美学上加以概括的是鲁迅。他指出,把我国文学成就推向峰巅的《红楼梦》其美学价值,最重要的就表现在它打破了我国古代小说文学“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性格单一化的传统格局,表现了“美恶并举”(《中国小说史大略》)性格的丰富性。所谓“美恶并举”,就是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是《红楼梦》以及世界上许多伟大文学作品创造具有高级审美意义典型时取得成功的美学基础。这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极强的美学原理,我们可称之为“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切实地掌握这一美学原理,对于总结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对于思考我国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都有很大的意义。 语言学概论 1.自言自语是个人可以控制的行为,这说明语言是个人现象吗?请分析说明。1)表面上看,语言表现为具体的人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但语言不是个人现象。 2) 语言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语言的发展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在一个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语言就存在了,代代相传,不可能是个人现象。语言的产生与存在都是依赖于社会的,离不开社会的。个人虽然有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权利,但依然使用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语言材料。所以语言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3) 语言的社会性并不否认个人的语言特点和个人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这种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不同的人对共同使用的语言材料的选择和运用是不一样的,这是构成个人语言特点的主要方面; 二是每个社会成员在运用语言时会不同程度地超出已有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这往往可以成为语言发展变化的开端。 4) 总之,我们不否认个人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但归根到底语言是社会现象,不是个人现象。 2、大与小有没有明确的界限。应如何看待词义中的这类现象。 《庄子》有云: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膠,水浅而舟大也。也就是说大和小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当各自的参照物不同的时候,各自的大小也不同,没有绝对的大小,大与小都是相对的。那这样说来大与小既有明确的界限又没有明确的界限。

魏晋玄学的 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南北朝,一个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在这场政治的漩涡中,一批批的门阀士族被残害至死。 他们生活在一种富贵安乐的环境之中,他们又生活在一种满怀忧祸的境地之中。 但,正是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中,门阀士族们产生了忧惧深重的无边哀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无限感慨和深刻反思。 于是,他们觉醒了! 正是由于在这种没有过多统制束缚和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变得相对自由和开放,而议论争辩之风气也开始兴盛。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飞跃! 他们觉醒了,然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权威,他们相信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值得怀疑的,是不可信的,无价值的。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他们觉醒了,他们表现的是何等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无耻地贪图享乐、腐败、堕落,然而,恰恰相反,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深刻地展现出的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面对日渐动荡的社会,面对频仍的战祸,面对流行的疫疾,大批的上层贵族,一时俱逝,所有的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既然如此,那些以往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等等又有什么用呢?它们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 这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注重人和人格本身,开始注重人们内在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功业、气节、学问和道德。 于是,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观念和礼俗。 于是,“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 于是,甚至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成为了人们的理想和榜样。 于是,士族门阀们把心思、眼界和兴趣由环境转向了内心,由社会转向了自然,由经学转向了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了主体的存在。文学艺术中的“言不尽意”,书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都是要求通过有限的穷尽的外在的言语形象,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文艺自觉了。 回想一下,那忧愤无端、慷慨任气的阮籍,他把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写得如此深沉美丽。 一方面他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1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2.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1.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2.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文学创作论》复习题及参考答案(优质)

《文学创作论》复习题及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 1.梁启超“薰浸刺提”说对文艺社会作用的阐释,侧重于文艺作品的美感特征与接受者审美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其对文艺的审美特征的探讨,是对( B )的一种深入研究。 A.庄子“言不尽意”说 B.孔子“兴观群怨”说 C.司空图“韵味”说 D.严羽“妙悟”说 2.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高峰期,其问曾先后出现过文论史上的若干个“第一”,下面选项中正确的是( A )。 A.第一部文论专篇——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一部文论巨制——《文心雕龙》 B.第一部诗话——曹丕的《诗品》,第一部创作论专篇——陆机的《文赋》 C.第一部创作论专篇——钟嵘的《文赋》,第一部文论专篇——曹丕的《典论.论文》 D.第一部创作论专篇——陆机的《文赋》,第一部诗话——钟嵘的《诗品》 3.《沧浪诗话》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 成,其中,“( A)”是全书的弹论核。 A.诗辨C.诗法 B.诗体D.诗评 4.“才”、“胆”、“识”、“力”是诗人创作必备的主体性要素,叶燮认为,四者之中,“识”处于( D )的地位。 A.配合和中介 B.支配和协领 C.从属和边缘 D.核心和主宰 5.金圣叹学问渊博,通晓诸子百家,其一生衡文评书,曾将《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集》、( B )、《西厢记》合称作“六才子书’’并予以评点、批改。读者接触文学,往往首先接触具体的文学文本,文学文本的主要特征一般包括语言系统、表意、阅读期待、开放。 A.《红楼梦》 B.《水浒传》 C.《西游记》 D.《三国演义》 6.郭沫若曾在《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肯定王国维“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将王国维的( C )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称为“中国文艺研究史上的双璧”。 A.《文学小言》 B.《屈子之文学精神》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摘要]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王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为人清新淡雅,纵情山水,一改汉魏以来的厚重,开启了新一代的书风,这也使他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成就了“书圣”的美称。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与魏晋时期的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所以文章要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等社会大背景来分析,究竟有哪些影响促使了他书法艺术的发展。.[关键词]魏晋风度;王羲之;书圣魏晋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动乱年代,军阀纷争、王朝更迭,使得思想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兴起了提倡黄老、杂糅道释的玄学,出现一大批热衷于谈玄论道、游逸山林且无心仕宦的玄学家,他们大都出身高门大姓、享誉盛名。早期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洒脱的心态影响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因为玄学的盛行,那些或高居庙堂、或散居朝野的士大夫们,都向往自然、崇尚自然。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向往自由崇尚自然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影响魏晋政权更迭频繁,皇帝靠世家大族维持统治,政出名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门阀制度在此时达到鼎盛。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与北方的常年战乱相比,南方较为安定,为避战火,士人百姓纷纷随皇室南迁,建立了东晋。东晋政权仍然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外有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内部则时刻上演着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内忧外患不绝于朝。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社会的动荡却没有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文人名士或屈从于政治高压下的一官半职,或放纵山林隐逸遁世,他们积郁的能量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当时,隐居遁世成为名士们的流行风尚,他们借此逃离残酷的政治斗争,摒弃功利欲念,远离凡世尘嚣,过着“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1](P2426)的生活。只有这种崇尚自然、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就极为辉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王羲之正处于山峰之巅。此外,东晋时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支柱,举贤不出士族的政策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这让一些名士书法家如坐春风。他们不必为生计发愁,同时又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个人才情的激发以及个性的解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东晋书法得到史无前例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羲之在代表最高艺术水平的《兰亭序》中洋溢出的淡薄高远,正是王家得势时,身为会稽内史的他与好友悠游山阴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考研真题及详解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2012年文艺理论(代码703)真题及详解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30分) 1.诗意裁判 答:“诗意裁判”是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恩格斯说自己“从这个卓越的老头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还有他对这个历史的富有“诗意的裁判”。“诗意的裁判”是善与美的统一,它既是对情感评价的价值品格内容的规定,也说明了情感评价的实现方式。情感评价作为“诗意的裁判”有着其自身的内涵,意味着情感评价作为“善”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尚品格和功利取向。 2.典型 答:典型是指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而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文学艺术审美认识的特征,就是通过个别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和美的享受中达到对于生活真理的领悟,通过富有感染性的艺术形式达到对于生活规律性的认识,就因为它创造了典型。 3.文学四要素 答:文学四要素是美国学者M.N.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的文学活动的四种要素。他认为文学是一种活动,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即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四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一切文学作品都有源泉,这就是生活,即“世界”;生活要经过“艺术家”的加工改造,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意义的文本,即

“作品”;作品如果束之高阁,不跟读者、即“欣赏者”见面,也还不能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 4.直寻 答:“直寻”是钟嵘针对五言诗提出来的创作观念。钟嵘在《诗品序》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从感物动情之中直接求得胜语佳句,而不是在前人典故或诗作中寻词觅句。诗歌的创作灵感、素材和语言都有赖于“物”的感召和“情”的摇动,而不靠用事用典。在创作过程中,将当时、当地的真情实感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是“直寻”的基本内涵。“直寻”开启了中国诗学的新视野、新思路,显示了新的理论追求。 5.思无邪 答:思无邪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经》的著名观点。“思无邪”主要有两方面内容:文学创作理论上,孔子强调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思想上,“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孔子认为这句诗可以包括全部《诗经》意义。邪和正,必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 6.《人间词话》 答:《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它是王国维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

福师《文学创作论》2017秋在线作业一及答案

福师《文学创作论》在线作业一 试卷总分:100 测试时间:-- 单选题 判断题 一、单选题(共5 道试题,共10 分。)V 1. * 形象是_D_。 A. 感情特征 B. 生活特征 C. 艺术形式特征 D. 感情特征,生活特征和艺术形式特征的三维结构 满分:2 分 2. 中国古典诗论中所经常强调的比兴手法,兴则遵循_B_程序。 A. 相似联想 B. 相近联想 C. 相反联想 D. 相同联想 满分:2 分 3. 诗歌形象是C_。 A. 生活特征、自我感情特征二位一体 B. 自我感情特征和符号特征二位一体 C. 生活特征、自我感情特征和符号特征三位一体 D. 生活特征和符号特征二位一体 满分:2 分 4. *' 在人的五官感觉中,最重要的无疑是A_ A. 视觉 B. 听觉 C. 嗅觉 D. 触觉 满分:2 分 5. 观察的最后任务是_D_。 A. 把握局部 B. 把握整体 C. 要在局部上把握主要特征 D. 要在整体上把握住主要特征 满分:2 分 二、判断题(共45 道试题,共90 分。)V 1. 许多反向联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相似、相近联想结合在一起的。有些反向联想因处于相近的地位而形象显得更鲜明。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2. * 艺术形象是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自我的统一。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3. *'从写作来说,工夫不仅仅在于找到主要特征,而是排除非主要特征。这在中国戏曲理论家李渔的理论中,叫做立主脑,减头绪。没有减头绪的魄力,文章就可能很芜杂。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4. * 有特点,就不是一般的总体的,而是一个点。这就是细节,细节不是全部。全部不及细节,因为它能唤起经验记忆,让读者去补充它。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5. 自我抒情优势,是诗与散文分化的起点。 A. 错误O B. 正确 满分:2 分 6. *'不同艺术形式的特殊规范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历史的灵活性。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7. 概括性使诗的意象不容易老化。 A. 错误O B. 正确 满分:2 分 8. 在特殊的文学形式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美感经验才不断积累上升为审美规范。而作家也只有通过形式才能掌握浓缩在形式中的艺术技巧。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9. *'从根本上来说,作家的特殊心理素质就是多情,多愁善感。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10. *生活特征是纷繁的,确定主要特征并改变它与其他诸特征之间的关系,不完全以事物本身为准,这要看作家此时占优势的情趣的性质。 A. 错误 B. 正确O 满分:2 分 11. *概括性使诗的意象不容易老化。 A. 错误O B. 正确 满分:2 分 12. * 形象是生活特征、自我情感特征和形式特征(规范)的三维一体。当这三个要素形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熊启强2012011922 化工系摘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着重从“贵无”“崇有”的现实意义中强调了放达的态度,而对当今社交网站的发展情况,论述了“清谈误国”到现在的“聊天误人”,还有就是游戏像寒食散一样的强大成瘾的功能。 关键词:崇有贵无放达魏晋风度清谈寒食散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从而在当时士大夫群体兴起了一股放达隐逸的社会风气。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其集中表现为清谈、吃药和喝酒三个方面。“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个演讲。晋人由于多吃“寒食散”导致其皮肤易磨破,因而其多轻裘缓带,不鞋而屐,给人一种飘逸风度的感觉。 然而,魏晋风度是当时一个时代的产物,其对现在又有什么启示意义呢?我认为首先便是他那种放达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现在社会上兴起了一种风气,许多人都存在严重的趋利倾向。许多的人为了金钱,为了财富甚至甘愿做伤天害理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事。什么“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啊,什么“要嫁就要嫁土豪”啊……这些都反应了我们这个社会是过于的强调物质财富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地提高,许多人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洋房,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精神境界却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反而由于财富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底层的许多劳动人民对富人产生了企羡,这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去获取财富。有些人获得不到,只有采取一些不是很正当的方式。这渐渐地形成了社会上的一种风气,人们普遍认为金钱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并不是那么重要,有许多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获取。许多富人也深受这种社会风气所影响,在各种场合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的豪车以及名牌物件等,有些富人甚至为了自己的一时之快,恣意的违反社会的法规,其认为社会的法规所造成的约束只需要花一些钱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试问,如果任凭这种社会风气所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魏晋南北朝时“贵无论”和“贵有论”的争论,何晏和王弼提出了“贵无论”,认为社会的本源以及我们世界的根本都归结于“无”,同时他们强调要安贫乐道,无知无欲。而裴頠认为“有”是世界的本质,是有组成了世界,其同时也提倡人们去追求财富和权力,鼓励人们积极的出仕。何王的“贵无”学说是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的,三国时期,社会比较动乱,几个政权交替的统治着中原,农民起义也有很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政权的更迭,也兴起了许多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在下层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起到了一种缓冲矛盾的作用。为了缓和社会的矛盾,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因而这些世家大族提出了“贵无论”,使人民安贫乐道,无知无欲。虽然何王两人的贵无学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麻痹了世人,使他们易于被世家大族所统治,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是其提倡的无知无欲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而裴頠的“崇有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当时的社会,由于人们普遍的推崇何王二人的“贵无论”,导致许多有真才实干的人普遍的也贪图玩乐,不图进世,更有甚者,许多已经掌了权的人也经常的不理政事而流连于玩乐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的发展,因而裴頠主张“崇有”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意义的。现在社会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人们过度的“崇有”,也产生了许多的不稳定的因素。现在每年都有许多的人挤破头皮的要考公务员,而当他们做了公务员之后经常会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拼命的敛财,例如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而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国家的健康发展,我们迫切的需要改善这种情况。王何二人的主张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并不是全盘的接受其主张,我们要有选择的选取。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提倡的是一种介于“贵无”和“崇有”之间的状态,这可能有点类似于儒家的“中庸”主张,我们要有一定的追求,但不能为名利所累,我们要安贫乐道,但是不能没有工作的动力。这些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主流的哲学思想。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哲学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但是主流哲学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统治者正是在自己认可的哲学指导下制定政策、统治国家。具体到每一个人,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它不一定会像主流哲学那样被书面化、被宣扬,它往往存在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 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积极入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逃名避世,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视隐逸为人生最高境界。但是,从时间的长短来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儒家自身的改良有关。然而,有一个时代却是例外,儒学衰微而道家崛起了,这就是同样动乱的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战乱,让文人们感到儒学的无力,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而困惑,人们需要一种更适合当下环境的思想来给人慰藉和力量。人们想到了同样产生于战乱之中的道学。在这样的时代,避世也许才能获取平静的内心,甚至才能保住生命。但儒道两家有太多思想是相抵牾的,那些上层士大夫,既想标榜自己为老庄的弟子,却又舍不得真正摒弃名利物质,实现庄子的“任逍遥”,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却又恰好成为了玄学产生的必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玄学就是老庄哲学。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思潮,它源于先秦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是老庄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魏晋玄学既标榜信奉老庄哲学,但也把孔子奉为圣人。何晏是早期重要的玄学家,他采取了一种调和折中的手段,认为老子的观点与孔子一致,所以都是圣人。王弼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从“有”“无”的观点入手,认为孔子不谈“无”是与老子的“无”相互补充,同样是高明的圣人。这些玄学家看到了孔子圣人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便采取了迂回篡饰的手法,把老庄学说中的精髓灌输到经学中去。 魏晋玄学我们称之为“新道家”,新道家并不是要完全推翻孔子,他们需要借助孔子来为老庄哲学的经典性正名。而且,统治者需要儒学中的“忠孝”和等级制度来维系政体的稳定。那么,玄学中必然保留了儒学的某些成分。这就决定了,玄学是一种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并调和了某些儒学内容的新哲学,它是儒道融合的产物。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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