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入WTO以来，外资以更快速度和更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国内，这将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1.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且，投资在当年虽然表现为增长的需求效应，但一旦投资形成，在滞后几年中则可以表现为产出的供给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一个部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具有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

在此，笔者采用我国1985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资料来源：2000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时间序列分析，论证并反映我国外资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一些对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建议和意见。

1.1 FDI与GDP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FDI对GDP的影响，我们以FDI作为解释变量，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回归方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两者的相关性。设变量X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变量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现通过2000-2004年“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建立两者之间的经验公式，该回归方程为：

其中方程式下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在此回归方程中，自由度为9，临界值F0.05（1，9）=5.12，而F检验值为8.595，F>F0.05，说明方程式总体线性关系在95%水平下显著成立；临界值t 0.05=2.262,而t检验值为2.9318，t>t0.05,说明变量FDI作为解释变量是显著的；R2 =0.9046说明FDI与GDP之间的拟合优度很高。这一回归方程表明，我国每增加1亿美元的FDI,将可以增加20.71亿美元的GDP，即FDI对GDP的需求效应十分明显。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效益分析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效益分析第一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也开始步入以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转型时期。市场容量的扩大、需求的多层次性、工资差距的变动以及“消费断层”的存在促使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投资动机、投资方式还是在投资类型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1.1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 1.1.1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规模看，2002年我国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4171项，是1983年的54倍、1990年的约5倍；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外资金额规模看，2002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合同外资金额达827.68亿美元，分别是1983年和1990年的约43倍和13倍；最后，从外商对华实际投资规模看，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527.43亿美元，是1983年的65倍、1990年的15倍。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和纳税分别已经占全国的30%和21%，占出口的比重高达55%，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4500万，在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在中国投资的达到480家。截至2009年5月底，中国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9000亿美元。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增长速度持续稳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无论在批准项目数、合同外资额，还是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上都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1984-2002年全国批准外商

直接投资项目平均增长率为24.91%，其中，1984-1998年均增长率更高达59.4% 。合同外资额增长率总体上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1984-2002年均增长率为21.47%。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999年出现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增长，1983-2002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33.5%。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从过去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调整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2007年，中国企业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额达到190亿美元，是2004年的3.4倍，2008年又增长到410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仍持续稳定并且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 1.2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1.2.1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过去主要集中于以轻纺为主的传统工业，近年来开始转向重工业方面投资,逐步投向石油化工、冶金、汽车和飞机等工业。另外，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大幅增长，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数量也迅速增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新增外商投资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使得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最近几年外商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投资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制造业正在从加工组装基地向全球制造基地转变。随着跨国公司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中国在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研发上的优势也开始形成。以往许多跨国公司不愿意向中国转移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但这种状况最近几年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量日本企业正在将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和产品转移到在华投资企业。例如东芝在华投资已由以往集中于家电、机电、能源领域转向信息技术及软件领域，并将在今后加大IT业方面的投资。阿尔卡特将其全球先进技术和产品向在华合资企业和中国市场全面开放，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有限公司将全面获得阿尔卡特开发的最新技术和产品。柯达公司已经将全球的Easyshare数码相机生产转移到上海。医药行业中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其最新产品，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其新药上市首批名单等等。 2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分析

[427]夏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分析崔健.吉林大学,2013. 摘要: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扭转经济颓势，美国先后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2年9月再次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并于同年12月加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事实证明其财政、货币政策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本文通过研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分析美国前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尤其是对中国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合理预估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 告诉你仅花7天时间搞定专业论文的绝招 1 写论文一定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闭关。因为是论文是一个完整、逻辑连贯的体系，如果干扰太多，写起来就会很慢，而且心也会很烦。如果在实验室或办公室，杂事太多，估计就是给两个月都写不完。 2 写论文之前最好先做一个报告，阐述一下做论文的思路，因为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你所作的东西用最简要的话说出来，就说明你的思路是清晰的。如果写论文没有清晰的思路，最好先不要写，否则是浪费时间。 3 这一步是最关键的。抓大放小，逐层细化。开始的时候，我论文写得很细，每一个论点的证明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但后来发现不行，一是写起来太慢，二是越写越发现自己沉陷于一个泥潭之中，根本写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放弃，先是简要写出主要需说明内容，很快就能把论文的主体结构完成。感觉很有成就感，于是再把一些需要补充说明的东西逐步逐步加进去，使其丰满。这样，每细化一次，就把论文从头到尾过一遍，有整体感，逐步写下来，论文就写得非常快。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至关重要的是按照第3点完成主体内容，我有一点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您可以淘宝或百度上搜索一家叫“馨雅文献”的店家，他们家最贴心的业务是这样的：只要给出所写论文的题目和关键词，花费100

{财务管理财务知识}区域经济的增长效应和辐射效应研究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效应和辐射效应研究[摘要]在LS模型框架下研究发现，金融资源集中可以使得核心区获得较前更高的增长率，即金融集聚会对本地区经济产生增长效应(具体包括“需求关联效应”和“资本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效应则包括金融资源集中的福利补偿效应以及金融资源扩散的涓流效应。进一步对上海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上海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但辐射效应还不明显。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域经济，增长效应，辐射效应金融集聚是指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从流向看，金融资源的活动呈现集电与扩散两种方向。这两种方向又是对立统一的过程，“对立”表现为，它们是两种相反方向的资源流动；“统一”表现为，在产业升级的情况下，金融资源呈现梯队形由集聚区域向周边地区扩散，而低端的资源被“边缘化”并溢出到周边区域，这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可加强集聚中心区对高端资源的吸引力。金融资源的这种集中和扩散都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影响，即金融集聚对核心区经济将产生增长效应，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辐射效应。在空间经济学中，有不少模型是研究产业集中、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其中，Baldwin、Martin和Ottaviano(2001)提出的Is模型中，把资本的溢出效应引入模型，假设资本存量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了新资本的形成成本，且这种影响的大小在不同的空间是有差别的，分析了溢出效应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以及对内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该模型视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因素，对本文中的金融集聚和区域经济增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述评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述评内容提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高国内企业业绩具有诸多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但随着外资进程的加快，利用外商对华投资的风险问题也随即出现，亟待需要解决和深入研究。本文在问题提出的背景下，就近期相关中外资风险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以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关键词：FDI风险政策建议一、问题背景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伴随引资战略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国内被外资垄断的一些行业，排挤了我国民族企业，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加大了国内市场风险。其次，外贸依存度虚高，外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企实现，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过高，影响到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加大了国际市场风险。第三，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从总体上看不太明显，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绝对层次的现状并没改变，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也没扭转，表明利用外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增强了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技术的相对落后使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偏低，加大了国际和国内市场风险。第五，外资对总体就业的贡献率很低，与其在我国获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时，外资的区域选择偏好也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收入差异。尽管目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讨，但绝大多数国内专家在从总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后，只是略带论述了外资的负面效应，还不够深入；或从单个方面探讨外资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学者在技术外溢和技术安全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计量与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对统计计量标准与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国外学者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整体进行分析，或以中国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直接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的较少，并且国外专家分析也难免会从自身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来看待中国问题，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虽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有专门阐述，但缺乏理论系统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全面履行人世义务的过渡期即将过去。这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外资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国际投资的自由化趋势难以逆转。在积极参与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投资自由化活动中，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的现象使我国的政策出现了两难

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金融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和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下来的金融风险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引起连锁反映，从而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殃及整个经济生活，甚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与政治危机。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背景下，正确识别金融风险及其传导机制，及时、准确监测，采取适当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又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在次贷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欧债危机刚刚有所缓和，全球金融市场仍处于恢复、调整期的严峻形势下，把目光汇聚于极端情况下金融市场风险的度量、管理及其传导机制的分析上，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为识别和管理风险创造良好条件，无疑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从金融风险的度量和溢出效应入手，先采用定性的方法了分析我国金融业存在的风险及主要影响因素，然后采用VaR、ES、CARE、CoVaR、GARCH、SV、Copula、MCMC等多种定量方法，来分析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及其传导机制，立足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征，探讨如何通过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具体工作如下：(1)极端损失出现时，以分位数为基础的QVaR估计值会出现完全低估风险的情况。而从业人员和监管部门通常更关心就是在异常波动和极端损失（如经济危机、市场崩盘等）出现的情况下，金融资产所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为了避免QVaR模型的这些缺点，采用以Expectile模型为基础VaR度量方法(以下简称EVaR)来构建向量自回归期望分位数模型(CARE)，并以此来计算金融收益序列的VaR和ES，用以度量金融市场风险。通过对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的实证分析发现：CARE模型在对金融收益序列的VaR估计与预测方面，明显优于金融风险管理实务界主流的RiskMetrics模型，也优于CAViaR模型，而且在ES度量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2)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考察两个市场间风险传导的实质就是检验其风险-Granger因果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结合时变Copula-GARCH模

外国直接投资RD与溢出效应对四个高技术行业的分析

国际经济学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四个高技术行业的分析（初稿）黄烨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内容摘要：论文在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资溢出效应的文献，归纳出该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论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模型方法，选取了中国四个高技术产业下的18个小产业为分析对象，对这些产业从1997年至2002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与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因素是外资溢出效应的来源。关键词：外商投资溢出效应技术一、有关溢出效应含义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外资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间接效应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在有关外资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的间接效应的研究成果中，大量论文都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关联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些在直接的外资投资收益之外的积极影响成为溢出效应的来源，主要表现在本地企业技术提升、出口渠道的扩大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善。其中有论文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角度对外资的这个间接技术效应作过分析（陈国宏，1997；李平，2001）。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而言，由于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关溢出效应的存在和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从1974年到2001

年期间国外学者正式发表的有关外资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中，14项研究得到了溢出为正的结论，13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不确定的结论，4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负的结论。就中国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在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溢出效应都作为一个积极效应被提出，但是，同时也有论文分析了外资给当地企业带来的负面的间接效应。就相关的实证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项目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的视角、数据的来源和检验方法有着不同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因此不同。（一）有关外资溢出效应的内涵首先，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定义而言，由于溢出效应的具体内容和发生机理是一个复杂的很难精确定义的过程，因此，它是伴随着外资为源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而产生，有关的研究认为导致溢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要素不同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本质上表现为信息和知识，具备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过程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这成为溢出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的溢出效应，其发生的机制是在同一产业内的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尤其是在价值链的环节之间存在分工关系的外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各类形式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关联。有关这个关联对当地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贡献，由于是外商投资企业直接经济效益和税收收入之外的利益，因此就它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而言，是属于一种溢出，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外部效应（Meier, 1976）。也有学者将它定义为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何洁，2000）。在通常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比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具备更先进的技术，他们

我国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探讨

我国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探讨【摘要】当前，我国正值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重中之重。本文基于var模型分析了我国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需求要素，特别是居民需求要素的增长所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先对较大。最后，文章就扩大内需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言。【关键词】经济增长；消费需求；var模型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278(2012)04-044-01 一、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对于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别是生产投入要素角度和消费需求要素角度。从生产投入要素角度来看，主要有harrod-domar模型、solow-swan模型（1956）、lucas 模型（1978）和rome模型（1986）。harrod-domar模型的结论体现出：一地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该地区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因此，单纯的通过降低储蓄来扩大个人消费是无法促进经济增长的。solow-swan模型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一些条件，认为劳动与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得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并不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lucas模型主要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rome模型则侧重强调了知识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虽然这些模型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有投入要素入手来分析经济增长，并且忽视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而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对经济结构变迁的效应和诱发技术进步的效应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的。在消费对经济结构变迁的效应分析中，最早应该追溯到baumol模型（1967）。baumol根据各部门间的技术差异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从而分析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先进部门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而收入弹性很高时，随着收入和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则会从落后部门转移到先进部门，落后部门最终消亡。从而通过消费结构的改变来改变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echevarria（1997）在baumol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外生技术变量的三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模型。该模型最中证实有差异的收入弹性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促进经济的腾飞。在消费对诱发技术进步的效应分析中，我可以认为穿新的动机主要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当现有的技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时，企业就会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从而迎合消费者提出的新的需求，从而消费需求就又发了技术的进步，进而导致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二、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一）数据说明和单位根检验我们可以看出，lgdp、lpc、li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

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XX; Zhang and Song 20XX)。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

中国相邻省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分析_经济论文

中国相邻省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分析_经济论文论文导读:：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市1990-2006年间的数据，引入省份产出变量，在Solow增长模型框架下对全国29个省份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做了分析。结果发现：京津唐地区经济联系度低，区域合作性较差；长三角地区形成了良好的经济互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围地区快速发展；南部沿海地区中广东省对邻省的经济带动作用不足，福建省对邻省的溢出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中的河南、安徽、湖北以及西部地区中的宁夏与其相邻省份互动性良好；东北地区之间区域合作较差，辽宁省的经济辐射作用不大。论文关键词：相邻省份，溢出效应，Solow增长模型一、引言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即一个地区的产出不仅依靠自身内部条件，同时受到其他地区产出尤其是相邻地区产出的影响，表现为经济增长溢出（陈丁、张顺，2008）。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越大，地区间经济联系度越高，产业互补性越强；溢出效应越小，则地区间经济联系度越低，产业互补性越差。一个地区与其相邻地区通过聚集和辐射相联系，聚集主要是源于自身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人才效益和设备效益等吸引着相邻地区的要素向本地区聚集；辐射指本地区对相邻地区的综合影响能力和发展带动能力，表现为产业带动以及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溢出等（刘崇献，2005）。研究各个地区与其相邻省份的互动关系，对于我国各省份明确当前形

势、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也越来越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Ying(2000)从中心-外围理论的角度出发，使用空间数据分析法，分析了中国1978-1994年省份产出增长率的相互作用，证实了中国空间经济存在溢出效应，其中广东省是全国经济增长的中心，对周围的沿海省份海南和广西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而对周围的非沿海省份湖南和江西则极化效应明显。 Brun,Combes and Renard(2002)利用Barro(1991)式的增长回归方程，对我国28个省份1981-1998年的平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中部地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东部地区内部溢出效应也很明显，但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则溢出效应不显著，进而得出在短期内溢出效应的作用不足以使中国区际经济差异缩小的结论。王铮、刘海燕、刘丽（2003）在Douver and Peeters修正的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础上经济论文，对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了区域间GDP溢出研究模型，根据1984-1999年数据的回归结果，得出我国东中西部GDP溢出效应明显，其中中部地区的发展起着主环节作用的结论。李国平、陈安平（2004）以1978-2001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实际GDP 的增长率为变量，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证实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东部自身，也有利于中西部地区。陈安平（2007）以1953-2004年我国八大区域的人均实际GDP为变量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云

国际投资学之国际直接投资效用分析

第三讲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什么是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所谓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效果，既包括对东道国的影响，也包括对投资国的影响。积极的影响称之为正效应，消极的影响称之为负效应。直接产生的影响称之为直接效应，间接引致的影响称之为间接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分析的方法论 1.经济学研究的两种方法：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价值判断，研究“应该怎样” 实证研究：假设论证，研究“是什么样” 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分析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讲主要根据大量实证研究的结论介绍一般性的分析原理，这些是我们自己开展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分析的主要范围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是综合性效应，但为了分析方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别考虑：资本形成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就业效应

（一）对东道国的影响 1.直接效应从资本流动方向看：初始流入（＋）、利润汇回（－)、利润再投资（＋）从进入方式看：绿地投资（＋）、跨国购并（不显著）从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内部（+）、投资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东道国金融市场（－）、利润再投资（＋）从东道国市场结构看：垄断市场结构（－）、竞争市场结构（＋）

（一）对东道国的影响 2.间接效应：产业连锁效应（＋）： ?带动前向辅助性投资：上游中间品供应商投资 ?带动后向辅助性投资：下游经销商、服务商投资示范与牵动效应（＋）： ?竞争压力促使本地企业扩大投资 ?带动其他相关跨国公司投资或政府贷款其他可能的负效应（－）：降低储蓄率

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我国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技术溢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指由于FDI 进入东道国其带来的技术对当地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贡献而FDI投入方却无法因带这些贡献而得到相应回报的现象。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最早的技术溢出是由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提出的。 Cooden（1960）和Caves（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多次提及溢出效应。Blomstrom（1998）将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理论。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Blomstrom和Perssom（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l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

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李平（1999）对中国各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产业自身的产品内含型技术和资本内含型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选取的12个制造业产业中,他发现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姚洋（1998）利用第三此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发现行业中如果外国三资企业数量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行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秦晓钟、胡志宝（1998）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含采掘业、电力煤气等39个行业进行了检验,得出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 （1982）模型实证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的结论。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陈涛涛（20__）利用我国制造业84个四位码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当内外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以上文献均侧重于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其效应方向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因素的作用的分析。实际上FDI的进入东道国并不是主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而是需要与一定的东道国具体因素相结合本文将就几个重要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利弊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利弊分析 (2009-04-09 11:29:19) 鲁月峰一、文献回顾与理论综述麦克杜格尔（Macdugall,1960）较早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做了理论研究，后经肯普(M.C.Kemp)等人对其分析的发展形成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模型。麦克杜格尔和肯普认为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将使各国的资本边际产出率趋于一致，从而可提高世界的总产量和各国福利。麦克杜格尔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明显扩大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西方学者采用宏观结构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其中有海默（Hymer1960）等人的垄断优势论，哈佛大学教授维弄（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P.J.Buckley）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邓宁（J.H.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等等。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的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这三种约束都将阻碍经济发展。实质上双缺口模型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得出的，而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来研究外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将经济增长率对外国投资水平和外国资本的积累进行回归分析；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导出的增长方程研究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的东道国的各种实证分析中，有的学者认为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接受国的经济增长，有的学者对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否定态度。其中，V.N.Balasubramanyam 和M.Salisu利用4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检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学者Husian和Jun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如Raghuram G.Rajan，Eduardo

城市发展与城市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分析

城市发展与城市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分析广佛日趋同城化、珠三角拟定打造“两小时生活圈”、苏中板块应承长三角顺势而起，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大城市辐射周边城市且区域日益紧密联结的发展态势。城市间的溢出效应，是指区域中心城市产业转移、资本流动、意识观念扩散等有形或无形资产的转移扩散至周边地区的现象。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一般学者都普遍解读为城市间的“互利双赢”“联姻之好”“做大做强”的壮举，其中体现在以下几个依据：（1）不同等级之间的城市发展对溢出效应的需求；（2）中心城区对周边城市的“溢出”对其的带动发展作用；（3）低位城市对接高位城市，解决了大城市空间发展限制问题；（4）城市间的互补借力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5）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对于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城市间的关系认定，应存在以下几种格局，“互利双赢”“两败俱伤”“各有取舍”。溢出效应也可以相应的分解为“正溢出效应”、“负溢出效应”、“回波效应”。正溢出效应，是指溢出效应中的积极因素，即产业转移、资本流动等带给周边城区的发展机遇和正面影响。苏中板块小城市群以上海、苏州、南京等特大城市为依托，乘着中心城区调节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模式的的机会，充分利用大城市的溢出因素，提升自身经济水平，达到互利双赢的局面。负溢出效应，是指溢出效应中的消极因素，即高位城市的溢出因素对周边城区的不利作用和负面影响。城市的溢出因素，也包含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拉力作用以及城市化演化过程中的负面问题，比如，生活垃圾、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空间限制、交通堵塞等城市化问题。这些城市溢出因素带来的城市间复杂的利益问题，既加深了中心城市的城市化问题，也加剧了城市与周边地区矛盾。北京近郊的垃圾村镇，成为大城市经济发展负溢出效应的现实例子。回波效应，也称为反馈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溢出效应的反效应。利用水纹为例，中心城市可视为小石子投入水湖的中心区域，中心城市产生的水纹一圈圈向四周扩散，越靠近中心点，水波纹路越深越清晰，越远离中心点，水波纹路越浅越模糊。在表面的水纹掩盖下，水底相应的生产回波，对中心城市产生一个反馈的作用，即城市间的回波效应。这表现为周边地区对中心城市辐射的反作用力，即“各有取舍”。区域间溢出效应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正是这种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才把空间上彼此分离的城市结合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即城市空间体系。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都在着力打造具有高成长性、强辐射作用的城市群。从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到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再到东北、西北地区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我国的经济区域规划和相关指导性意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密集出台。关于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路径的探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经济地理学所阐述的空间外溢效应可以成为解释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正确认识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对规划城际间发展模式、评估城市群的发展效益以及界定城市间的发展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在空间是受限的，由于溢出因素的多样性和发展的多维度，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周边城区的消化吸收作用很难做到“鱼和熊掌都可兼得”，利弊共存，各有取舍。在城市群的规划政策中，应注意城市间正溢出效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一)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会使我国进出口量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会使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引进外资，而要合理利用外资。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资金我国从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保守思想，开始利用外国资本来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从文革的废墟中起步，百业待兴，资金和技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当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弥补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资金缺口，改善了我国外汇资金极为短缺的状况，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这一时期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为主要特征。到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积累，国内出现了大量闲置资金，外汇储备也开始大幅度增长，这一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多为非储蓄缺口和非外汇缺口性外资，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产业重组、结构升级。 1983～200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3964.3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一直呈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54%上升到1998年4.7%.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它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例如，1992年后提出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期待以市场换来技术，但效果并不理想，许多行业市场份额的出让并未带来国内急缺的技术，反而挤垮了国有名牌。如洗涤用品行业出现了美国宝洁、英国联合利华、德国汉高三足鼎立的局面，碳酸类饮料市场上，可口可乐占76%；在我国金融机构出现存差的情况下，大量外资引入造成国内资金闲置，冲击国内货币市场，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我国目前产权交易不规范，外商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购并异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外商大量购并国有企业，外资过分渗透，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我国引入外资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下面笔者以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为实际背景，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利用外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85～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拉动GDP增长我国自1983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平均每年46%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到2002年上半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企业具有内资企业所缺乏的品牌优势、信息优势、融资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其中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更远胜于内资企业。它直接带来了社会需求创新效应、人力资源创新效应、产业创新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并通过对国内企业的示范作用，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带动整个经济水平的实质

论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论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论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摘要：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了阐述，然后在赵奇伟等（20xx）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经验分析。采用我国1997～20xx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现有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滞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针对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获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xx）。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xx）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

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xx）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

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

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 [摘要]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税收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就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税收及税种结构、税负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述评，对于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经济增长；税收；税种结构；税负结构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财政理论层面上说明如何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是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二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对税收这个经济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税收及税收结构是通过哪些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适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和财政体制要求的最优税收结构是什么样的研究则很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述评。作文/zuowen/ 一、税收的经济增长作用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很久以来就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联系在一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国富论》。Smith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由于资本积累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的驱动，征税会降低预期利润，影响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所以，税收不应该设定得过高，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同时，国家的职能应尽量减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当经济生活的“守夜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经济。 David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他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该征税，税收不是来自于资本，就是来自于收入，都是对积累的减少，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来自于资本的税收比来自于收入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