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关系论析_1912_1937_

第48卷第6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11月Vo l.48 No.6Journal o f Huazho ng N or mal U niver sity (H umanities and So cial Sciences)N ov.2009

收稿日期 2009-06-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金融团体研究0(08JJD770109)

民国时期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关系论析

(1912)1937)

刘俊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民国时期汉口钱庄和华资银行,在这特定的时代里,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它们关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前,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附;进入20世纪20年代,银钱业交往日益密切,两业关系呈现出冲突异常激烈,但合作又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矛盾态势;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抗战前,钱业式微,银钱业合作和冲突面同时减少,银钱关系虽表现为合作与冲突并存,但合作成为主流。汉口钱庄和华资银行的关系反映了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而它与上海银钱关系的差异,也说明近代中国金融业变迁的过程和程度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关键词 民国时期;汉口;钱庄;华资银行;银钱关系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新旧杂糅是其显著特征。在金融领域,孕育于中国内部的钱庄和作为舶来品的西方银行,在这特定的时代里,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学术界对银钱关系多有探讨,在钱庄与外资银行关系方面,已有学者注意到它们的经济联系,并揭示出两者的合作、竞争、依附、冲突的互动模式1

;在钱庄与华资银行关系方面,不仅有学者对上海、天津等地的银钱关系进行个案研究,更有学者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并总结出近代以来银钱关系在前期是合作与支持、在后期是竞争与排斥的总体态势o。但就全国范围而言,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是否如此简单划一呢?汉口的银钱关系是否也如此呢?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尚未有学者对汉口银钱关系进行专门论述,但在对汉口钱庄的研究中,对此问题多少有所论及,就笔者所了解的汉口银钱并非像前述的那样简单?。正因如此,本文选取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以民国时期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为切入点,将其放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分析民国时期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特点,从而揭示近代金融业变迁中,丰富而又复杂的银钱关系。

一

从理论上讲,钱庄与华资银行都从事金融业务,在业务的开展上,势必出现竞争、引发矛盾和冲突,但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前,由于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相对缓慢,实力相对弱小,同时,汉口华资

银行和钱庄在业务上,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它们以合作为主,但合作中表现出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赖。

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就已出现,但当时汉口工商业尚不发达,加之钱庄初创,规模简陋,钱庄资本/少自(至)三四千两,多至四五万两0?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钱庄业务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钱庄从最初的兑换制钱、改铸生银、小额存放转为逐渐向工商业放款和发行庄票。在辛亥革命前,汉口钱庄就与武汉工商业发生着紧密联系,/武汉各工商行业咸赖钱庄,据清理辛亥债务时钱业公会的统计,总额计估平银三千万两0?。辛亥革命时,钱业虽受战火洗礼,颇受打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给汉口钱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各帮在汉竞相设立钱庄,1919年/汉口八大行中,以钱业获利为最优0?。汉口钱庄依靠自身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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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里强大的实力,在汉口商场占据着领导地位。从1909年到1918年,汉口钱业在汉口商会中的议董或会董中的席位,少则占据1/5,多则占据1/3。1920年,汉口总商会进行了第九届改选,钱业会长万泽生更被推选为商会会长。这一时期正是汉口钱庄相当繁荣的时期。

相比钱庄,这一时期,华资银行虽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但实力有限。汉口的华资银行起步晚,且多为分行或支行,虽然早在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汉口设置分行,但在民元前,华资银行总共只有3家。民国后汉口的华资银行发展较为迅速,1913年,已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鄂州兴业银行、黄陂实业银行、泰丰银行、直隶银行、民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湖南银行、广西银行和浚川源银行等11家华资银行。?到1920年,汉口华资银行的数量,达到21家à,银行实力大有增长。这一阶段,银行之间的合作开始出现,1917年4月,一些华资银行发起组织金融研究会,1920年11月正式成立银行公会á。虽然如此,汉口华资银行并没有积累到挑战钱业领导地位的足够资本,华资银行为了拓展业务不得不同钱庄合作。

20世纪20年代前,是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银钱业的合作有限,银钱关系远不如上海和天津等地的密切,甚至,由于汉口钱庄在汉口金融市场上占据的优势,在某些领域,汉口华资银行还受钱庄的控制。

在上海、天津等地,早期华资银行的管理人才,很大一部分来自钱庄;在银行的创办初期,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钱业?。但汉口华资银行相对特殊,汉口的这些银行多是分行或支行,在银行创办初期,高级管理人员都直接来自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总行,其经营资本也多是直接从总行支取,因此,在管理人员和创办资金方面,与汉口钱业交集不多。

华资银行初来乍到,在业务的开展方面,不仅没有对钱庄造成冲击,相反还需要依赖钱庄。由于华资银行的不发达和钱庄原有客户多习惯与钱庄保存密切金融合作,因此在放款、发行钞票上,华资银行不得不借助钱庄已经有的优势,来扩大自己的业务。钱庄的老主顾,受交易习惯的影响,依然保持着与钱业的业务往来,华资银行受制于此,/以低利放与钱庄,俾期转放各方0,在钞票发行上,因/金融完全操诸于钱庄之手,故各银行之钞票,亦须赖钱庄之推行0 l v。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汉钞虽多,但需要借助于钱庄打入市场,汉口众多钱庄成为这些银行的代兑机关,并且,钱庄还可以从代兑钞票中谋取利益。因此,汉口华资银行在业务开展上,依靠钱庄,并为两方带来了双赢的局面。

汉口华资银行由于缺乏自己的汇划机关,在1920年前,钱业汇划所一直是汉口惟一的票据交换组织,在票据汇划方面,华资银行票款收解需仰钱庄鼻息。钱业汇划所除清理会员钱庄之汇划票据外,非会员钱庄与各银行间接受之票据,都送此汇齐,由会员钱庄代为交换 l w。汉口钱业对票据交换市场的垄断造成,/内国银行与钱业间、与外国银行间及与同业之票款清理,大都须托钱庄为之代理0 l x。

与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赖相反,钱业对华资银行的依赖并不强烈。汉口钱庄经营的放款业务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在辛亥革命前,汉口钱业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拆解关系,外资银行/经买办之手,间接而舁之钱庄,复由钱庄向流转于市场0 l y。而华资银行的到来,虽为钱庄带来另外一个借款的渠道,但华资银行实力有限,相对弱小,对钱庄拆款并不多。在1917年,汉口钱业风潮中,8家钱庄倒闭,与钱业保持良好合作的浙江兴业银行只因此损失1.2万两 l z。而清末,/三怡0钱庄倒闭中,钱庄共欠汇丰银行50万两。可见,在拆款方面,外资银行的地位尚未动摇,在资金上钱庄对华资银行的依赖性并不强。

在20世纪20年代前,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附,在面对金融动荡的特殊情况下,也是如此,钱庄多给银行提供帮助。1916年5月,因汉口中国、交通两行纸币信用丧失,汉口市面出现挤兑风潮,/钱业受此影响岌岌可危0,汉口商会于13日急忙向省政府求助,最后由政府命令/十五日照常开兑0,并且/湖北造币厂拨出十万元,每行五万以为应对之需0,/且有汇通钱庄、怡大钱庄、集成钱庄等为之代兑0 l{。虽然在此次挤兑风潮中,汉口中国、交通银行的信用受到影响,但在钱业的帮助下,多少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1917年6月,汉口再次出现金融动荡,当时/军需课拨现洋二十万元,会同财政厅存银三十万元,交由汉钱业公所流通市面,藉以维持0,但此举收效甚微,以致/中交两钞无市0,当时就有人感慨/钱业公所握金融之枢纽,应诉诸良心,以某种手腕,使奸商不致趁火打劫0 l|。虽然钱业公会的措施,并没有很快地缓解中交银行的压力,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钱业在合作上的努力。其实,在金融风潮来临时,银钱两业因共同的利益,容易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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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体,钱业对华资银行的支持,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避免金融风潮扩大,而危及自己的利益。

综观这一时段的银钱关系,虽然汉口钱业与华资银行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合作的态势,但是,这种/合作0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中包含着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赖或依附,也就是说,它们的合作并不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对华资银行而言,钱庄是银行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但对钱业而言,华资银行并非是其主要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因此,处于汉口金融领域较强势一方的钱庄,还能容忍华资银行的发展,并且与之展开金融上的往来。但是一旦这两个金融机构,走向同位竞争时,两者之间的经济利害冲突将无法避免,摩擦与冲突将接踵而至。特别是在华资银行不断发展壮大后,它越来越要求挑战钱庄的地位,它们的矛盾冲突必定会更加激烈,这种相安无事的合作关系必将被打乱。可以预见,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金融组织,为了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在互动过程中,将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19世纪20年代后,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它们的矛盾以一种异常激烈的形式暴露出来,并且导致银钱关系出现巨大波动。

二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以前,银钱两业尚能和平相处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1927年前,银钱矛盾被激化和暴露出来。这一时期银钱业合作中伴随着激烈的斗争。

20世纪20年代,虽然汉口钱业依然是汉口金融市场中重要的金融力量,但随着汉口银行业的发展壮大,以及银行业之间合作的逐步加强,以前被掩盖和隐藏的银钱矛盾被激化出来。1920到1921年间,发生了民国时期汉口银钱业的第一次绝交事件。

1920年前,钱业的交易市场是汉口银钱惟一的交易市场,当时银行业的部分交易必须在当中进行,原本相安无事,然而,到1920年冬天,钱业突然/援上海成例0,停止银行在钱业公会中交易 l}。在这次冲突,汉口钱业公会借口/援上海成例0,看似冠冕堂皇,其实直接导火线是钱业人士不满银业人士的张扬,/银行人太阔大0,以致1921年2月12日,/钱业中人会议议决,以后钱业公所,不准银行中人入门,亦不收费,该帮跑街如到,则安置门房招待0;并拟出两条措施/其一凡属银行钞票,除中交两行外,其余皆不代兑以免夺官票势力;其二银行如需洋银要钱帮辅助,则须较市价高数厘0 l~。汉口银行业为了应对冲突,不得不/另于一码头,设立银行交易所,凡中外银钱业,均可在彼处交易0 m u。当时有人对钱业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指出:/今彼此绝交,不啻自杀而害及其市。前途危险,可胜言哉。0 m v是否真如批评者所言,钱业/不啻自杀0呢?其实,钱业不满银行的张扬只是矛盾的导火索,在银行业日益发达的同时,钱业的利益逐渐受到危害,钱业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借助手中控制的汇划所,对银行业进行敲打,断绝两业的往来并不是钱业的根本目的,从钱业最后采取的两条措施看,钱业并没有真正断绝两业的往来,只不过是对银行的票据交换进行了限制,并提高交易成本。在20世纪20年代,银钱业的绝交并不只此一例, 1924年到1925年间两业的绝交事件再次发生。

1925年初,因百堡垣路地契事件,钱庄再次断绝与华资银行的往来。1924年夏,汉口金融不稳,为救济金融,汉口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召开联席大会,决定将湖北官钱局所有的股票证券及后城马路地契(百堡垣路地契)作为钱业公会发行流通券之保证,但实际上股票和地契并不直接交给钱业公会,而是送由银行公会保存 m w。年底,钱业公会收回所有流通券,并屡次向银行公会索要地契,但银行公会以官钱局曾在公会借款为由,拒绝归还。银行公会此举,激怒了钱业公会。1925年1月23日,钱业宣布与银行断交,并拟定三项办法:

1、钱业同人新正月起,不许至银行交易所做生意;

2、如有破坏公约者,得由全体否认该破坏人为同业分子;

3、由全体自动的与破坏人为营业上绝交。银行公会也针锋相对,打算对各钱庄催收放款,并决定不许钱庄在银行交易所交易。银钱业的冲突引起湖北地方政府的重视,31日,两湖巡阅使/肖耀南以两帮内讧,若不迅速调解,恐决裂到不可收拾之地位0为由,邀汉口银行公会会长万泽生到署,面询绝交原因,并和汉口总商会从中斡旋调解 m x。最终,地契事件以钱业公会/手续业已结清0,省署/核准消案0而告终 m y。地契事件虽解决,但两业的绝交已对汉口商场产生影响。为恢复商场对金融业的信心,由钱业公会出面登报说明并无绝交一事 m z。银行公会为恢复银钱两业感情,也规定/自今以后,做钱业生意者,准其在公会内做去;做银行生意者,准其往银行交易所。但不能在银行交易所而做钱业生意,以免扰害金融行市0 m{。在政府以及汉口商会的协调下,此次银钱绝交事件,最终化解,两业再次握手言和。

通过对银钱两业这两次绝交事件的考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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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钱业是两次争端的挑起者。然而绝交又是一把双刃剑,伤害对方的同时也损害了钱业自身的利益,但为何钱业多次使用这种/自杀0的手段呢?其实,同为汉口金融市场的重要机构的钱庄和华资银行,不仅存在者利益之争,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可是,在银钱关系调适的过程中,汉口钱庄还不能完全适应华资银行的兴起,尤其是,银钱业的竞争从20世纪初的错位竞争,逐渐转变为同位竞争,在吸引存款、票据交换以及银钱行市的确定上,银钱业逐渐出现利益竞争。在存款方面,各银行制定多种措施吸引存款,汉口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银行,为发展储蓄业务,四行联合组织储蓄会,以四行资本担保利息,并且在储蓄种类上灵活多样,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要 m|。银行业在开拓存款业务的时候,必使钱庄流失部分客户。在票据交换上,1921年银行业设立自己的交换所,华资银行在票据交换上开始试图摆脱钱业的控制,并对由钱业自订银钱行市的状况产生了冲击。

面对华资银行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钱庄在处理银钱关系上选择了不理智的举动。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虽然钱庄采用的绝交方式不够理智,但对钱庄而言,它还拥有绝交的有利资本。这一时期,华资银行仍需依靠钱庄的汇划市场进行银钱交易。正因如此,钱庄在面对银行业逐步发展壮大、在自己利益一步一步被蚕食的情况下,就使出自己的杀手锏,停止钱庄同银行的交易,希望借此打击华资银行,从而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当然,汉口钱业并非没有考虑到自身的损失,银钱绝交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钱业只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提醒华资银行,钱业的利益不容侵犯。其实无论是银业还是钱业,都不能独自承担绝交后对汉口金融业乃至工商业的打击,因此最终的相互妥协成为它们的选择。

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前7年里,银钱业的绝交成为这一时间段的特点,但为了银钱业的共同发展,它们的合作依然在进一步深化。

与前一时期相比,它们的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突破。银钱业在同政府打交道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24年为了争夺关余,汉口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共同反对广州政府截留关余的企图。两会以/关余关系国债基金0为由,分别致电北京国务院财政部财政整理会、北京安总税务司,让其阻止孙中山等提取粤海关余 m}。为避免安徽劣质银元流入汉口市场,1924年5月4日,汉口银钱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湖北军省两署采取有利措施,避免劣质银元流入 m~。1926年,因为汉口金融市场紊乱,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汉口总商会以/有商人勾通私运劣币,危害金融等事由0,请求军省两署/按照国法惩治,昭示国人0,并希望军省两署维持金融市面稳定 n u。可以说,如果单凭银业或钱业的力量,必是势单力孤,无力影响政府及有关当局的决策,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反映汉口金融业及商界的利益,银钱业不仅通力合作,而且联合其他团体,共同为维护汉口的金融稳定和它们的金融利益向有关当局进行交涉。

此外,银钱两业在业务上的合作更趋广泛。银钱业开始共同投资,1926年11月,湖北当局为筹设湖北省银行,向银钱业借款,/银钱两业借款五百万元0,/中国、交通两银行各认洋五十万元,汉口其他各银行认洋二十万元,钱帮共认洋七十万元0 n v。尽管此次筹设湖北省银行,因政局更替功亏一篑,但银钱业的合作反映了在资本市场,银钱两业拥有一定的共同利益。除了共同借款,在钞票推广使用方面,银钱业依然保持着同上一阶段同样紧密的联系,但惟一不同的是,随着/汉钞0发行量的日益增多,钱庄代发钞票的数量也日渐增加。

这一阶段,银钱业的合作得到深化,主要表现在与外资银行的关系上,汉口钱庄在拆款上从对外资银行的依赖转向了对华资银行的依赖。我们可以从1926年8月汉口广大钱庄的倒闭清理中看出这一趋势,广大钱庄共计欠款20余万,其中欠本国银行的约15万,而欠麦加利等外国银行的约3万两 n w。这一时期,钱庄对华资银行的拆款成明显的增长趋势。此外,在与外资银行业务往来上出现矛盾时,华资银行给予钱庄很大帮助。1924年9月1日,因汇丰银行不信任钱庄发行的流通券,要求钱庄必须当日现金交付。钱业迫不得已,急忙寻求华资银行的帮助,后在史晋生等银行家的协调下,外国银团才允许转期 n x。随着华资银行的逐步发展,银钱两业的合作基础其实越来越广阔和坚实。

当然,在金融风潮或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时,银钱业依然保持良好的合作,但它们的合作由单向的钱庄对银行的帮助,变成了互助。在资金的通融、钞票的兑换上,华资银行为钱庄提供了方便。在1924年的金融风潮中,汉口商会会长周星棠代钱业公会向银行公会借款30万两,但这无法满足钱业的需求。后在汉口总商会、银行公会、湖北官钱局的支持下,钱业公会发行流通券,从而缓解了金融风潮对钱业的冲击 n y。

1926年受北伐战争影响,8月20日广大、宝通、协和等三钱庄倒闭,对汉口钱业造成巨大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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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汉口银钱各业被迫暂停营业。后来,汉口钱庄复业,但因资金周转困难,遂向华资银行寻求帮助,要求/将收款转作开期,以维现状而资周转0 n z。汉口银行公会最终接受了钱业的要求。虽说推迟收款给银行业带来了一定损失,但钱业的稳定符合汉口银行业的长远利益和发展要求。在汉口金融领域,钱庄同华资银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关系。

在华资银行在经营上出现危机和波动时,出于稳定汉口金融市场的需要,钱庄也会提供便利。在银行钞票信用受到冲击时,钱业为银行业兑换钞票,维护钞票的信用。20年代,汉口华资银行常受谣言和政局变动影响,发生钞票挤兑现象。1921年11月,中国、交通两行发生停兑风潮,并波及汉口分行,当时得益于/其他商业各银行及各钱庄之从旁维持,兑现风潮,未久即归平息0 n{。1925年因政局变动,市民担心农商银行汉口分行被查抄,导致4月4日该行/发生挤兑0,农商银行汉口分行乃/临时商量附近各钱庄各存银洋若干,托为代兑0 n|,最终风潮才完全平息。正是在银钱业的合作下,银行的挤兑风潮都能得到比较理想的解决。

20世纪20年代,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冲突异常激烈,但合作又不断扩展和深化。看上去很矛盾,但这一矛盾有着合理的逻辑。这一时期,汉口钱业面对华资银行的异军突起,面对竞争,钱庄表现得不知所措,以致出现过激的举动。但是利益依然是维系银钱业合作的主要纽带,在面对强大的政府和外资银行时,在遭遇金融风潮或金融波动时,银钱业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只有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才能维护两者的共同利益。可以说,为了两者的共生共存,银钱业不断调整它们互动的方式,并以期望达到自身最大的利益。以1927年为分界点,此后银钱业发展的客观环境及实力对比出现了巨大变动,两者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双方都不断在调适自己的立场,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汉口银钱关系形成了较为理性的互动模式。

三

1927年受武汉政府/集中现金0措施的影响,汉口银钱业受到惨重打击,其中钱业尤甚。1927年/集中现金0后,昔日一百多家的钱业,只有五六家勉强营业,其余都已歇业 n}。到1928年,虽数量上有所恢复,但资金都比较薄弱,每家只有/一万元至三五千元不等0,而且,营业范围大为缩小,/大都不做存款放款,以汇兑兑换为其主要业务,兼营买卖现洋和纸币交易,其势力远不及以前钱庄之雄厚0 n~。此后钱业仍有所恢复发展,但1931年的大水、1933年的/废两改元0、1935年的金融恐慌,尤其是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得钱业赖以生存的银钱兑换业务彻底消灭,汉口的钱庄业往日的辉煌一去不返。在武汉沦陷前,汉口剩下的钱庄只有28家。与钱业相比,虽同样受到/集中现金0政策的打击,不少银行歇业,但在1928年,/银行更形发展,加添有十家0 o u。加之此后,南京政府在政策上对银行业的扶植,在30年代,汉口华资银行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可以说,汉口华资银行对比钱庄而言,拥有先天的优势,它们资本雄厚,采用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依靠南京政府金融政策的支持,它们在与钱庄的竞争中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霸主。在这样的情形下,钱庄为了生存发展,如何调整银钱关系,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虽然这一时期,汉口钱庄的实力急剧下降,但钱庄在汉口金融市场上还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并没完全退出市场。因此,在维护汉口金融市场的稳定方面,银钱两业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导致它们之间依然需要保持合作关系。

维护汉口金融市场的稳定,是银钱合作的核心内容。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0政策后,金融市场因硬币种类繁多,流通兑换出现问题,为了维护币值稳定,汉口市钱业同银行业,于1934年12月4日召开联席会,统一了银币贴水办法,规定/凡合法银币,,与本省造币一律通用,不得差价帖水。0 o v此外,为了保证这一措施能够在汉口商场顺利实施,两会一道向汉口商会提出整顿银元流通的要求,要求对不合法定色量者,加以限制,以视区别;对符合要求者,汉市亦应一律通用不再差价 o w。同时,汉口银钱业还将自己的请求分呈省市政府、财政厅,要求/合法银币应一律通用0,并希望省政府/通行本省各级政府暨国税省税各机关知照,以维币制0 o x。可以说,在汉口金融领域里,钱庄势力虽有下降,但依然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华资银行只有与钱庄进行合作,才能有效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华资银行还积极配合钱庄处理卷款潜逃的商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1934汉口增大洋油号号东徐敬亭(廷)卷款潜逃,其家属同时避匿,汉口钱业公会为减少损失,致函银行公会,/请其分知各银行,如有增大押款或存款,惟予一并扣留,俾维债权而儆刁风。0银行公会同意了钱业公会的请求,立即要求各银行/查照办理0 o y。汉口钱业公会同银行公会在金融市场中的这种配合,对正常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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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归根结底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在金融风潮中,银钱业的合作更是紧密。维护汉口金融市场的稳定,符合银钱业发展的根本利益。1935年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刺激,上海钱业出现恐慌,并波及汉口。6月23日,汉口源裕钱庄倒闭,引发连锁反应,几乎一半钱庄歇业。当日,汉口钱业公立刻与银行公会交涉,希望其提供资金,帮助度过难关,银行公会同意其请求,借款150万元给钱业公会用作急救之需 o z。6月24日晚,汉口市长吴国帧召集银钱业及商会领袖,开紧急谈话会议,决定原则三项:/1.银行及钱业分别组织仓库公库,克日成立,凡有欲将货款抵押现款者,可将货物提单送钱庄,加具本票,由公库盖印,负责送由银行贷款;2.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湖北省银行等五行担任无限制放款;3.有货商人与各银行有来往者,仍可由各银行直接抵押借款。0汉口金融业各界达成协议后,钱业公会共筹公库基金/共一百七八十万元0 o{。此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及省银行等,依照与市府商定之救济办法,联合贷款维持,并推定交通为代表银行,主持办理。自廿八日至月底止,各庄以特货作押之款共约七八十万元,由钱业金融调剂委员会担保贴借0 o|。在政府的协调下,银钱业紧密合作,两业算是度过难关,尽管金融风潮后的钱业一蹶不振,大量钱庄歇业,但不管怎样,这场金融危机中银钱业的互帮互助还是反映了这一阶段银钱业互动的常态。

在银钱业业务开展方面,虽远不如前期紧密,钱庄与华资银行依然保持了合作。这一时期,随着华资银行的兴起,外资银行在汉口的金融势力日渐衰退,在与钱庄的关系上,华资银行取代了外资银行的地位。钱庄受大的政策环境制约,一蹶不振,在汉口市场上与外资银行/发生关系者,已不多见0 o}。钱庄的拆款逐渐转向了华资银行,但是拆款的数量却在减少。1925年前,银行对钱业放款达到1700万元,到1934年,银行对钱业的放款仅有500万元。随着华资银行与汉口商场关系的日益紧密,银行借助钱庄放款的需求越来越减弱,而且/对于钱庄拆借款项,不若以前之优待0 o~。钱庄缺少流动资金,营业收入大为减少。在银行钞票的领用方面,/领用暗记钞票,为现今钱庄的副业0 p u。然而,在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汉口华资银行失去发钞券权,银行委托钱业领用钞票的现象一去不返了,这也导致钱庄重要/副业0的丧失。

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汉口银钱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维护金融行市和金融稳定上,而银钱业在业务上的合作明显发生倒退。这种倒退,主要应归结于钱庄与华资银行的业务竞争更加直接。废两改元导致汉口钱庄的主营业务之一的银钱兑换丧失;法币政策的实施,导致钱庄最大的副业领用钞票的作用被剥夺,而最后剩下的只有吸收存款、放款以及经营股票和公债等业务。而这些业务,恰好都是华资银行的主营业务,两者在经营业务上同质性越来越强。在吸收存款方面,钱庄/经营者在社会享有相当地位,仍可以号召吸收存款外,其余大多营业清淡0,以致不少实力薄弱的钱庄专门经营公债和股票。由于,钱庄资本弱小,放款上只能采取投机手段/凡利息优厚之押款0,钱庄都表示欢迎,导致不少钱庄大肆投资烟土 p v。面对华资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大举扩张,汉口钱庄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在其鼻息下生存。

尽管,汉口钱庄无力挑战华资银行的地位,但在两业往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可是,在矛盾的内容和处理矛盾的方式上,比之以前,都发生了变化。银钱两业之间的冲突大多围绕着两业交易上的细节展开的。这一时期,两业实力对比失去平衡,汉口钱业无力与银行业展开激烈的竞争,加之/绝交0这种激烈的冲突形式,并不符合银钱业的根本利益,以致在表现形式上,两者的冲突在范围和激烈程度上远比不上20年代时的广泛和激烈,银钱业在互动上采取了更加理性的方式。

1933到1934年两业就票据问题,多次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其中的矛盾和冲突。1933年11月24日,两业就银钱交易中易出责任纠纷的八个问题展开讨论:1.电汇收据问题,议定以后电汇一律改正式收据,两会实行后再会同与外国银行交涉。2.印鉴问题,议定钱业公会先商划一办法通知银行公会,银行公会亦将银行所送印鉴外之印章通知钱业公会。3.本票责任问题,议决本票当然由发票人负完全责任。4.汇票承兑问题,议决由两会各再详细研究再行定期集议由银行公会召集。5.铜牌问题,决议铜牌改为记载张数目之凭条。6.冲票问题,议决因冲票而发生止兑或不兑时,虽过营业时间亦应设法照付。7.本行汇票问题,议决本行汇票应不问票根到否,按期照付。8.来人或无记名之汇票问题,应凭票由收款人记载收讫签名照付无须觅保。 p w这八个问题涉及的都是两业票据交换中易出责任纠纷的问题,在协商中可以及时解决的,银钱业达成了最后方案,一时无法定论的,两业也为日后协商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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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11日,两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围绕票据交换中的汇票票根问题、防止空头支票问题、变更铜牌问题和汇票承兑问题进行讨论,并分别通过决议。在汇票票根问题上因需银行商量各总行再行确定,所以只是制定暂行办法,/由各银行用最稳快方法,将票根寄交付款行;如票根未到,执票人要求付款时,得由执票人签章负责照兑。如认为有觅保必要时,仍得请其觅保,其执票人负责范围;记名汇票,仍照向例负责0。在防止空头支票问题上,决议将票据法关于汇票人应注意之点,刊入支票簿,存户须知,对空头支票过多之存户,结清其往来。在变更铜牌问题上,/决议,铜牌改凭条记张数,不记款数0。在汇票承兑问题上,/决议暂行保留,仍由两会各自研究,必要时再集议0 p x。此次联席会议,不仅对此前遗留的汇票承兑问题、铜牌问题提出更为完善的解决方法,而且更加明确了两业在票据往来中的责任和义务,尽量避免了日后不必要的纠纷。

1934年9月,银钱两会就票据代收问题出现纠纷,商会出面协调,但仍未解决。虽然,此问题在1933年11月的银钱业联席会议上,已经确定了解决的大致原则,但具体措施,还未有定论。时至1934年9月,银钱业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施行细则,并决定委任代收之票据应一律将委任人名及代收人名分别填明,盖用/某某银行钱庄收0图记。至于未能达成一致的/代收票据保证日期0问题,决定双方研究具体办法,再行开会讨论 p y。虽然此次联席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票据代收问题,但毕竟为银钱两业处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协商的渠道。

从两业多次召开联系会议解决票据交换中的责任问题来看,两业虽有矛盾,双方在某些方面没能达成一致,但最终并没有出现银钱业停止往来的激烈冲突。可以说,就双方而言,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上,激烈的冲突变成了友好的协商,两者更加趋向于一种理性;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采用两业的公会协商对话,而不是以绝交相威胁。两业的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多年来处理相互纠纷后得出的最优选择,因为激烈的冲突,甚至采取绝交的方式,都是不利于银钱两业各自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银钱实力对比的变化,以致这时钱业无力与银行业展开激烈的竞争。

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受汉口钱业整体实力急剧下降,华资银行实力日益增强的影响,两业调整了相互的关系,虽然合作与冲突并存,但化解冲突的方式依然是合作,合作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在抵抗金融风潮,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方面最为显著,华资银行虽然发展壮大,但此时依然离不开钱庄的协助。尽管在业务经营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变动,汉口钱庄丧失了银钱兑换、领用银行钞票两大业务,钱庄经营业务的变化,不仅导致两业合作面减少,而且经营业务上同质性日益增强,双方出现正面竞争,可是,汉口钱庄实力日渐式微,只能在其夹缝中残喘,无力与华资银行正面冲突。当然,两业也有矛盾,在票据交换的细节问题上,两业存在分歧,但在处理矛盾的问题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选择了友好协商,相互合作。毕竟,这一时期,汉口钱庄已经丧失了挑战华资银行的实力和资本,而华资银行无法完全离开钱庄的合作。

四

通过对民国时期汉口银钱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汉口银钱关系虽逃不脱合作与支持、竞争与排斥的范畴,但难以简要概况为前期/合作与支持0,后期/竞争与排斥0 p z。就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一个接触到密切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合作伴随着两者互动的始终。

具体来讲,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从时间上讲,在民国初年,银钱业关系并不密切,华资银行与钱庄的合作,表现为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赖或依附;进入20世纪20年代,银钱业交往日益密切,两业关系呈现出冲突异常激烈,但合作又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矛盾态势;从20世纪20年末期到抗战前,钱业式微,银钱业合作和冲突面同时减少,银钱关系虽表现为合作与冲突并存,但合作成为主流。从领域上讲,在维护汉口金融市场稳定、向政府争取金融利益和处理与外资银行的关系时,银钱两业选择了合作;在拓展自身业务方面,如银行对钱庄的拆款、钱庄领用银行钞票上有选择性的合作,当两业经营业务发生竞争时,合作随之减弱,甚至爆发冲突,但冲突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从银钱关系互动的结果看,虽然,爆发过冲突,但合作是主流,两者达到了共生共存的目的。

其实,银钱关系的合作或者冲突都只是表象。如果我们把民国时期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放在近代汉口金融业发展变迁过程中考察,可以发现,指导并影响银钱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利益,而采取何种手段与方式,与双方实力对比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最初阶段,汉口华资银行实力相对弱小,外资银行同钱庄关系密切,华资银行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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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仅对钱业缺少冲击,而且还存在依赖,因此,两者暂时和平共处能够出现。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华资银行形成一定气候后,在经营上对钱庄产生一定冲击,由于钱庄尚未做准备,在这种正面竞争形成的初始阶段,钱业发出了激烈的反应,导致冲突不断,然而,华资银行的发展导致银钱业合作基础逐步扩大,以致出现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局面。1927年,集中现金政策的影响,使得钱业在汉口金融领域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华资银行则出现稳步发展的态势,再加上此后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货币政策的几度变化,钱业虽与银行业同质性竞争更加激烈,但无力挑战华资银行的地位,因此,大多采取合作姿态,在其鼻息下生存。更何况,民国以来,汉口金融环境并不太平,政局频繁变换,多次金融风潮爆发,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银钱业的合作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必然。正因为近代汉口金融业发展的环境特殊,以致不管银钱业竞争多激烈,冲突多巨大,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都能保持持续的合作,并试图在这样的局面下共生共存。

如果把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放在近代银钱关系大的范围中考察,我们发现汉口的银钱关系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在初期,汉口银钱关系并不像上海等地那样紧密。汉口早期的华资银行并不是从汉口钱庄中裂变而来,而是各行的支行或分行,其高层管理人员和创办资本多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总行,与上海等地比较起来,汉口的银钱关系缺少天然的联系。这也导致了:在初期,银钱关系并不像上海那样密切。在银钱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汉口也没有出现一个前期/合作与支持0、后期/竞争与排斥0的截然区分。民国时期汉口的金融环境并不十分稳定,银钱业为了共同生存,必须选择合作。同时,20世纪30年代后汉口钱庄式微,单凭其力量根本无法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决策,面对大的金融环境变化和华资银行咄咄逼人的攻势,它并没有像上海钱庄那样进行激烈的抗争,而是顺应时局的发展,改革营业方式,以一种合作的姿态与华资银行进行互动。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起初新的往往依托旧的,旧的常常紧拉着新的。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经济组织的汉口钱庄和华资银行的合作,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即新事物不可能立刻取代旧事物,新旧之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共生共存。然而,共生共存并不是最终结果,它只是一个中间过程。其实,新旧之间除了合作,定会有斗争,在相互斗争中旧的要么自我革新,要么被淘汰。在不同的发展环境和阶段中,新旧更替的程度和方式并不相同,同一时期汉口银钱关系与上海银钱关系表现出差异的原因正是如此。而汉口银钱关系的特殊性,也正是近代中国金融业变迁的过程和程度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最鲜活的例证。

注释

1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高海燕:5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6,5社会科学集刊62003年第2期;张艳国、刘俊峰:5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6,5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07年第6期等论文,上述文章对外资银行与钱庄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o对华资银行与钱庄关系个案的研究参见何益忠: 5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1897)1937年的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6,5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61998年第3期;林地焕:5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业的繁荣6,5史学月刊62000年第1期。此外,李一翔的5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6,5上海经济研究6 2003年第1期、5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6(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对近代银钱关系进行了总体上的概况。

?姚会元的5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6(5武汉师范学院学报61984年第2期)、5近代汉口钱庄研究6(5历史研究61990年第2期)等文章涉及到对汉口钱庄和华资银行关系问题,但受考察对象和研究重点的限制,并没有展开论述。笔者的硕士论文5汉口钱业组织研究(1919)1938)6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也论及到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但因受研究对象的限制,没有深入展开。

? o u p u迈进篮:5汉口金融业之过去与现在6,5汉口商业月刊6第2卷第9期,1935年9月。

?龚榕庭:5解放前武汉地方金融业溯往6(1959年8月17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19)130)118。

?5己未年各业盈余调查录(再续)6,5银行周报6第4卷第9号,1920年3月23日。

?5中华币制史6(1925年),见5武汉市金融志6编写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5武汉银行史料6,1987年(内刊),第41页。

à5武汉金融之趋势6,5银行周报6第4卷第14号, 1920年4月27日。

á张克明:5汉口金融机关概况(下)6,5银行周报6第18卷第1号,1934年1月16日。

?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李一翔的5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6(5上海经济研究62003年第1期),本文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l v5武汉之工商业6,5汉口商业月刊6第2卷第1期, 1935年1月。

l w张克明:5汉口之票据及其清算方法6,5汉口商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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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6第1卷第4期,1934年4月。

l x杨荫溥:5杨著中国金融论6,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342页。

l y张玉涛:5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6(1911年),见5武汉市金融志6编写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5武汉银行史料6,1987年(内刊),第26页。

l z杜恂诚:5中国金融通史6(第3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

l{5金融扰乱之武汉6,5民国日报61916年5月17日。

l|5政变后的各埠金融6,5银行周报6第1卷第4号, 1917年6月19日。

l}方善堉:5统一汉口金融市场及改革银行交易处刍议6,5银行杂志6第1卷第3号,1923年12月。

l~5汉口银行钱庄之绝交6,5银行月刊6第1卷第3号, 1921年3月。

m u5各埠金融及商况6,5银行周报6第5卷第8号,1921年3月8日。

m v5汉口银行钱庄之绝交6,5银行月刊6第1卷第3号, 1921年3月。

m w5维持流通券已销案6,5银行月刊6第5卷第2号, 1925年2月。

m x5银钱业发生龇龉和好之经过6,5银行月刊6第5卷第2号,1925年2月。

m y5维持流通券已销案6,5银行月刊6第5卷第2号, 1925年2月。

m z5银钱业发生龇龉和好之经过6,5银行月刊6第5卷第2号,1925年2月。

m{5银钱业约法四章6,5银行月刊6第5卷第3号,1925年3月。

m|黄既明:5汉口之储蓄会6,5银行杂志6第4卷第3号,1926年12月。

m}5全国商会银行公会力争公债基金6,5银行月刊6第4卷第1号,1924年1月。

m~5沪汉银钱业一致防御皖币厂轻质银元6,5银行月刊6第4卷第6号,1924年6月。

n u5呈督理湖北军务、湖北省长6(1926年3月),武汉市档案馆藏:68)17)42。

n v5筹办湖北银行6,5银行月刊6第6卷第11号,1926年11月。

n w李一翔:5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6,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n x5汉口金融恐慌维持记6,5银行杂志6第1卷第22号,1924年9月。

n y5汉口银行公会往来函件6(人民银行武行市分行5旧银行案卷6),见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5武汉市金融志6编写委员会编:5武汉钱庄史料6,1985年(内刊),第57页。

n z5汉口钱业公会来函6(1926年12月8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71)1)42。

n{5金融风潮之经过6,5银行月刊6第1卷第12号, 19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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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5汉口市钱业银行业同业公会致汉口市商会函6 (1934年12月2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266。

o x5分呈省市政府财政厅文6(1934年12月2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266。

o y5汉口银行同业公会致大陆银行函6(1934年3月26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67)1)10。

o z陈志远:5汉口之金融恐慌及其归趋6,5中国经济评论6第2卷第7号,1935年7月。

o{5汉口金融恐慌6,5银行周报6第19卷第25号,1935年7月2日。

o|5银钱营业概况6,5交行通信6第7卷第1号,1935年7月。

o}张克明:5汉口金融机关概况(上)6,5银行周报6第17卷第48号,1933年12月12日。

o~5武汉之工商业6,5汉口商业月刊6第2卷第1期, 1935年1月。

p v程序:5汉口钱庄营业之今昔观6,5汉口商业月刊6第2卷第7期,1935年7月。

p w5汉口市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联席会议6(1933年11月24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266。

p x5汉口市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联席会议6(1934年3月11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266。

p y5汉口市钱业银行业同业公会第三次联席会议为票据责任印鉴问题决议案6(1934年9月3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266。

p z李一翔:5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6,5上海经济研究6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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