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朝鲜战争

2006年第3期

总第141期俄罗斯研究Russian Studies No 13,Sept 12006Gen 1No 1141苏联时期?苏共

苏联与朝鲜战争

宋晓芹3

【内容提要】　朝鲜战争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众多与朝鲜战争有关的国际因素中,苏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苏联与朝鲜战争这样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提出如下几点看法:(1)苏联是朝鲜分裂的始作俑者之一,而朝鲜的分裂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朝鲜战争;(2)北朝鲜首先发动的军事进攻,事先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3)中国出兵朝鲜承受了来自苏联施加的一些压力;(4)苏联空军的秘密参战,意味着苏联事实上参加了朝鲜战争;(5)苏联对朝鲜停战的实现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苏联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但在战争的缘起、爆发、进程和结束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战争的后果负有责任。

【关键词】　苏联　朝鲜分裂　朝鲜战争　停战谈判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 (2006)03-0065-(06)半个多世纪以前爆发的朝鲜战争,虽然是一场地区性的战争,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作为冷战初期两大阵营之间的一次军事较量,朝鲜战争与美苏两国关系密切。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美国与朝鲜战争的研究关注颇多,而对苏联与朝鲜战争的研究关注较少。这种现象或许是由于苏联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所致,或许是由于缺乏苏联方面的档案材料所致。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有关前苏联冷战初期的外交档案,为苏联与朝鲜战争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诸多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细节的研究成果倍受关

注。①本文旨在从苏联与朝鲜战争这样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对苏联在战争缘起、战争进程和战争结束等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术同行。

一、苏美默契朝鲜半岛分裂,苏联应对战争爆发负一定责任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根据《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日本的溃败,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共同宣布,

“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P407)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曾经私下谈及朝鲜的托管问题,并就此达成了谅3①宋晓芹,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沈志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其代表性的论文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莫斯科的安排和做法》,《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等。此外论文还有,曲爱国:《中苏协商与抗美援朝决策的最终形成》,《纵横》2000年第1期;邹荣础:《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

解,希望战后首先由苏、美、中、英四国共同托管朝鲜一段时期。7月的波茨坦首脑会议,重申了《开罗宣言》关于朝鲜问题的规定。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苏军很快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美国距离朝鲜最近的地面部队尚在600公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防止苏联独占朝鲜半岛,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斯大林提议,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对日军受降的分界线。斯大林在次日复信中默认了杜鲁门的主张,苏军很快从已经占领的汉城、仁川等地退到了“三八线”以北。苏联在完全有可能占领朝鲜全境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接受美国的建议,现在公布的材料还不能提供能解释个中原因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八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美苏两国私下交易的产物。“这个貌似无害的协议不仅使朝鲜盼望已久的独立梦想归于破灭,也使一个同宗同族的人民分裂成不共戴天的仇敌”[2](P4)

进入朝鲜的美苏军队,在各自的控制区内实行截然不同的政策,加剧了朝鲜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与对立。随着美苏矛盾的激化,“三八线”由美苏对日受降分界线逐渐变成了朝鲜两大政治力量的分界线。由于美苏都担心统一的朝鲜有可能投入与自己为敌的阵营,因此虽进行了无数次冗长的谈判,却无法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谈判破裂以后,1948年5月10日,根据所谓的联合国决议,南朝鲜进行了单独选举。选举产生的国会于7月17日制订了宪法,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5日,北朝鲜进行了包括南方在内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选举产生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9月2日在平壤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选举产生了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三八线”便成了不是国界的国界线,朝鲜半岛陷入了严重的分裂状态。

朝鲜的分裂是典型的大国政治的产物,是美苏冷战在亚洲的重要体现。对于遭受了40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来说,朝鲜的分裂则使他们不可挽回地陷入了又一场民族灾难。相互对立的南北政权,皆称是朝鲜唯一合法政府,皆高举民族统一的大旗,皆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的使命。由于美苏之间和南北政权之间的严重对立,当时并不存在和平统一朝鲜的可能,而和平统一机会的丧失,就使朝鲜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朝鲜的分裂,就不会有朝鲜战争。苏联作为朝鲜分裂的始作俑者之一,无疑应该对朝鲜战争的爆发负责。

二、朝鲜发起的军事进攻事先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

在和平统一朝鲜半岛的所有努力宣告失败以后,相互对立的朝鲜南北政权都希望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军事摩擦和交火事件频繁发生。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首先举起了武力统一的大旗,发动了对南方的军事进攻,这一点目前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根据近年来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材料,苏联在是否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曾经有过犹豫和彷徨。朝鲜分裂之初,北朝鲜特别希望苏联支持它用武力来完成统一,苏联则担心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没有接受北朝鲜的请求。1949年3月5日,斯大林在会见金日成时表示,“我国人民已疲于战争,他们需要休养生息,因此对于进行新的战争的主张他们是决不支持的”。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时,也认为北朝鲜的请求是不合理的。[3](P134)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北朝鲜武力统一的欲望。1950年1月中旬,金日成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这一次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月3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要他转告金日成说,“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4](P196)2—3月间,苏联满足了北朝鲜关于提前使用1951年贷款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的要求。4月,金日成一行访问了莫斯科。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虽然认可了北朝鲜武力统一朝鲜的方案,却一再告诫金日成,“如果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5](P145)显然,中苏结盟大大增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优势,降低了美苏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解除了苏联对武力统一朝鲜的后顾之忧,这应该是苏联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5月13日,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到北京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来看,斯大林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多少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意外。众所周知,此时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大部分军队集中在南方,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已经同意北朝鲜开始行动并要求朝鲜同志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的消息时,中国方面中断了与朝鲜方面的会谈,立即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打电报给斯大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斯大林)同志本人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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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说明。”5月14日,维辛斯基转发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证实了金日成的说法,并补充说,“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4](P219)于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再提什么反对意见,但也没有作出什么具体的承诺,因为金日成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4](P218)

同意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对苏联可以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如果成功,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如果失败,由此而导致的中朝和中苏、苏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迫使中国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上述地区来,推迟解放台湾的行动。对于苏联来讲,朝鲜比台湾重要得多,与其支持毛泽东在台湾的行动,不如让金日成在朝鲜采取行动。如果朝鲜问题能顺利解决,将会促进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如果朝鲜问题受阻,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也将受阻,苏联照样不用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发生与美国的冲突。显然,没有苏联的支持,北朝鲜仅凭自己的实力,是不可能那么快就采取行动的。

三、中国出兵朝鲜是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一些压力

根据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包括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国的确没有参与策划朝鲜战争,也不想卷入朝鲜战争。但是,作为斯大林为金日成请好的帮手,在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日深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面对出兵朝鲜的问题。诚然,美国干涉和扩大朝鲜战争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是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的关键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确实对中国出兵朝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美国出兵朝鲜以后,从1950年7月出开始,斯大林就不断地通过驻华大使罗申,探询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并表示愿意为中国派往朝鲜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但由于当时朝鲜人民军还在向南推进,美军也没有越过“三八线”,出兵的问题并没有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联合国军可能越过“三八线”并给中国造成安全威胁以及斯大林对中国是否决定出兵的一再追问,使出兵的问题真正提上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6](P331)10月1日,在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和金日成的求援信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毛、周、刘、朱参加,任弼时因病没有出席),讨论的结果倾向于出兵。但是,在10月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多数人要求在出兵问题上谨慎从事,所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中国决定“暂不出兵”,但“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7](P138)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转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认为,“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最初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7](P139)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列举了诸如美国没有作好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苏联作为中国的后盾将迫使美国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让步、美国将被迫放弃台湾并拒绝同日本单独媾和等有利于中国出兵的国际形势,并进一步提醒毛泽东,“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将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他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担心中美开战的问题,中苏“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8](P92-93)10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就出兵问题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作出了由彭德怀率军于10月15日入朝作战的决定。10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复信中建议,中国派代表去苏联与他商讨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斯大林表示同意。[8](P93)

10月1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第二天,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他首先谈了中国出兵面临的困难,并强调还是不出兵最好,但他告诉斯大林,“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弹药。”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9](P85)在得知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后,10月12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通知彭德怀,“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命你和高岗明日回京面商。”[10](P442)与此同时,中央下令暂时停止了出兵的军事行动。

当斯大林得知中国决定暂不出兵的消息时,他又走了一步妙棋把中国推上了出兵的道路。他告诉周恩来,让朝鲜同志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把他们的军队、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中国东北,以便日后进入朝鲜,甚至要金日成在东北组织流亡政府。毫无疑问,朝鲜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并组建流亡政府,将使东北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还有可能以此为借口把战火燃向中国。10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将立即出兵。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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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把中国出兵的决定告诉斯大林后,苏联提供空中掩护的面纱终于揭去,斯大林让莫洛托夫转告周

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9](P87)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最后决定出兵,除了美国扩大战争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压力以外,还有一部分压力来自苏联。新的中苏同盟刚刚建立,依靠苏联援助进行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当时的中国无论对内对外都需要苏联的支持与帮助。因此,维护中苏同盟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关系对于中国远比对苏联重要,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因为出兵问题而使中苏同盟面临危机。由于中苏之间的信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如果中苏同盟因此而面临危机,新中国的内外处境将不堪设想,出兵朝鲜便成为中国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

四、苏联事实上参加了朝鲜战争

避免公开卷入朝鲜战争,是苏联一贯的立场和原则。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就告诫金日成,如果遇到强大的抵抗,只能请中国同志帮助解决。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表明自己与战争的爆发无关,苏联也没有立即返回安理会,任凭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了抵抗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决议。面对美国对朝鲜的武

装干涉,苏联在表示谴责的同时又宣称,“这场战争是‘朝鲜的内战’”,“苏联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11](P103)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夕,金日成恳求斯大林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也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在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多次向美国和中朝方面表示了苏联非交战方的地位,拒绝直接参与谈判。然而,这并不能反映苏联与朝鲜战争的真实关系。朝鲜战争作为冷战初期两大阵营之间的一次军事较量,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苏联来说,完全置身事外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现实的。没有公开参战,事实上却参加了朝鲜战争。

如前所述,苏联事先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工作,没有苏联的支持,北朝鲜当时是没有实力采取军事行动的。战争期间,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所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绝大部分也都是由苏联提供的。除了留在朝鲜军队中的苏联顾问参加了战争的策划和指挥工作外,苏联空军还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

苏联空军并没有像斯大林事先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出兵两个或两个半月以后才出动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11月1日,苏联空军首次在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的必经之路———鸭绿江大桥上空与美国飞机相遇。根据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11月2日给斯大林的报告,这次空战共击落4架敌

机,苏方没有损失。①之后,以苏联空军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第324歼击师为基础,成立了由别洛

夫将军指挥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转驻中朝边境的安东机场,负责保卫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保卫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的交通线和飞机场。特别是米格—15新式战斗机的使用,给美国的“空中堡垒”B —29战略轰炸机造成了巨大威胁。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从1951年1月10日起,苏联同意出动两个空军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的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第四次战役期间,为了解决敌机严重破坏中朝后方供给线的问题,应毛泽东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并决定再调一个大型歼击师到安东弥补不足。1951年9—10月,面对美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苏联空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击。米格飞机在其活动的鸭绿江到清川江区域内,取得了明显的空中优势,使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无法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的轰炸。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击落敌机的总数就达569架,仅损失飞机63架。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战斗,轮番参战的空军总人数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5,000—26,000人,共击落敌机1,300多架,损失飞机335架,299名苏联军

人在战斗中阵亡,其中包括120名飞行员。②苏联空军在朝鲜的秘密战斗为中朝军队的地面战斗、后勤

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得知苏联空军参战的消息,苏联对参加战斗的飞行员和飞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根据命令,参战的飞机一律不许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战斗,参战的飞行员一律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配戴志愿军徽号和符号,并保证决不泄露参战的消息,作战飞机和地勤车辆均改涂中国志愿军飞机或朝鲜飞机的颜色。战斗中飞行员不许讲俄语,不准在海面上空飞行,不准进入距离战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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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①②参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70页。

参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72、74页。

英里以外的地区,不准攻击美国海军船只,不准追击受伤和油料即将耗尽的敌机,只准在己方控制区域上空作战,要绝对避免苏联飞行员被俘。事实上,要做到绝对保密是不可能的,除了被俘的苏联飞行员外,在与苏联空军短兵相接时,美国飞行员就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无线电通话中也听到了俄语,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把苏联空军秘密参战的消息泄露出去,将在国内面临要求与苏联开战的巨大压

力,所以才保守了这个秘密。这种“秘而不宣的状态,20年以后才公开。”[12](P114)因此,说苏联事实上参

加了朝鲜战争并不为过。

五、苏联对朝鲜停战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1951年5月,朝鲜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由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于是美国便开始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停战的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特殊性,中美之间又没有外交关系,美

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谋求停火应该“通过苏联来直接进行”。[13](P516)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

过了用谈判结束战争的决议。5月31日和6月5日,乔治?凯南受国务卿艾奇逊的委托,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进行了两次会晤,就美苏两国政府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交换了意见,并初步达成了一致。

6月10日,毛泽东派高岗和金日成一起飞赴莫斯科,就停战谈判的问题与斯大林交换意见。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提出了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各自军队从“三八线”后撤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第一步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正式向中朝方面提出了停火谈判的建议。次日,中朝方面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的名义致函李奇微,表示愿意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并决定于7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由中朝控制的重要城市开城举行谈判。

7月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电告了朝鲜方面就谈判代表团的组成以及停火的时间、建立非军事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战俘交换等问题的建议,斯大林当日电告金日成,必须就上述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并共同制订出相关的方案。7月3日,毛泽东打电报向斯大林通报了在交战双方军事代表会面时

中朝方面计划提出的五点建议,并请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意见。②斯大林在当天的回电中表示,

“前两点提议我们完全赞成,第三点的后半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对方提出来可以接受。第四点不应该提出,如果美国提出由联合国组成一个委员会的话,应该反对。第五点应提出并坚持你们的主张。关于撤军和难

民问题,你们应提出并坚持你们的看法。”[14](P66-67)同一天,毛泽东把发给彭德怀和高岗的电报内容又向

斯大林作了通报。③从这段时间中苏朝领导人之间往来的电报可以看出,苏联实际上参与了中朝方面谈

判方案的制订。

谈判开始以后,由于在如何确定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的分歧,8月中旬,美方单方面中断谈判,并发动了军事进攻。8月27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关于谈判中断的情况,并建议代表团“利用谈判中断的这段时间,与对方展开冷战,以便揭露敌人无耻的挑衅行为”。“如果形势发展到使敌人希望恢复谈判的

时候,那时我们就可以主动提出使谈判发生转折的办法并迫使敌人接受”。[14](P68-69)第二天,斯大林在回

电中认可了毛泽东的看法。

在新的一轮谈判开始前,美方代表提出了更换谈判地点的要求,中朝方面认为改变谈判地点毫无理由,应立即在开城恢复谈判。在双方互不相让的情况下,10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奉命约见了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希望苏联帮助朝鲜谈判圆满结束。苏联政府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中国和朝鲜政府。10月7日,中朝方面提议,将谈判的地点移至双方军控线中间的板门店。10月25日,谈判在板门店恢复。11月27日,交战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划分达成了协议。1952年2月,双方又就向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召开高一级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达成协议。5月,关于停战安排和监督问题的谈判也宣告结束。出乎意料的是,战俘问题却成了最后达成停战协定的主要障碍。

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美国置国际公约的规定于不顾,坚持“一对一”和“自愿遣返”,中国则坚持按照国际公约“全部遣返”。由于双方拒绝让步,导致了停战谈判的僵持。1952年7月初,当美国提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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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①②③参见宋晓芹:《试论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第33-39页。

参见The Cold War in Asi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1995/1996.P67.

意遣返仅包括6,400名中国战俘在内的83,000名战俘时,中朝领导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中国认为这是

敌人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接受它对中朝方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①朝鲜方面则认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倾向于接受这一建议。为此,斯大林明确支持中国的立场,8月20日,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

没有输掉任何东西。”[4](P411)为此,朝鲜领导人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意见。10月8日,美国宣布无限期休

会,停战谈判陷入了僵局。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以缓和国际关系为出发点,调整了对朝鲜战争的政策。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信中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

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15](P38)北朝鲜对苏联的

政策调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金日成认为,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

[15](P39)中国领导人对此虽感到有些意外,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苏联的提议。4月26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6月8日,战俘问题最终解决。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用“小战争、大背景”来描述朝鲜战争的特点,应该是比较贴切的。这场表面上看仅仅为了完成民族统一而爆发的战争,事实上包含了太多的国际因素。受当时冷战格局的影响,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本来属于朝鲜内战的冲突,从而使这场战争具有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苏联作为众多国际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朝鲜战争的缘起、爆发、进展和结束阶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苏联与朝鲜战争关系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且可以看到苏、中、朝之间的一致和分歧,甚至还可以看到苏联对外政策中明显的本国利益至上的传统。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无论苏联如何努力地维持自己“局外人”的地位,它与朝鲜战争的密切关系都是毋庸质疑的。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这场战争从酝酿到爆发,再到中国参战,最后到停火,苏

联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6](P147)如今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了,但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分裂仍然在继续,

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样的后果,过去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参考文献

[1]国际条约集(1934-1944)[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2][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俄]尼?特?费德林.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4]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M ].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5]Sergei G oncharov ,J hon W.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 orean War [M ].Stan 2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7]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关于抗美援朝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连载一)[J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6):126-142.

[8]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关于抗美援朝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连载二)[J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1):92-10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王焰.彭德怀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Walter LaFeber.America ,Russia and the C old War (1945—1992)[M].New Y ork :Mc G row -Hill Inc ,1993.

[12]齐德学.抗美援朝纪实[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13][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4]The Cold War in Asia [J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1995/1996.

[15]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1):28-39.

[16]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成　为)

—07—①[参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