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引导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尤其迅猛，而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问题。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导向上仍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因此，通过整理和评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成果，可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进而为以后的研究找寻新的方

向和角度。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理论; 研究评述;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时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选址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

这不同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决定了对外投资以后，才考虑对外投资的地方，但是这个顺序也可能是反过来的，即企业选好了地方，在考虑是否进行投资时，可能投资也可能撤资。从这个角度说，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阶段。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问题，而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国内空间的分布情况，这导致两个理论的交集甚少，这也就解释了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没有涉及区位因素的原因。但是区位因素在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只有将区位因素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才能对更多的问题和现象进行解释。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除了扮演重要的引资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对外投资国，并且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

将研究领域聚焦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 或ODI) 具有普遍适用的理论规律，例如可以用西方投资理论进行解释，也可以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说明。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其独特的一面，有处于新兴经济体大国背景下的特殊性，不能完全用某一现有理论全面解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DI 的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通过对中国ODI研究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诸多学者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区位选择、投资路径、投资方式等几个问题上。基于所要研究的内容，下面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方面的文献进行总结归纳。

一、外文文献的研究成果

外文文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起初由于缺乏足够的分类数据，大多为描述性研究，一些对少数高知名度的中国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如华纳之后的研究才逐渐应用数据、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和探讨。首先，一些文献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情况。伯克利指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需要将特殊的所有权优势和制度因素纳入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DI流量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另外，母国的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流向起了重大作用。得到类似结论的研究还有程、冯，他们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的O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选取中国对90～98个国家或地区(考察三个样本:总样本、剔除避税港样

本、剔除离岸金融中心样本)的投资流量和125～15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存量，他们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具有共同地理边界和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DI流量。其次，张、钱分析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他们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21个发展

中国家和10个发达国家)的ODI存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GDP比率、东道国GDP增长率、人均资本比率、东道国工资水平、东道国原材

料产品的出口比率和东道国风险指数。他们的结论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是由不同的因素驱动的。具体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没有显示出市场寻求的特征，而成本低和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原因，并且东道国风险的检验结果不显著;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而言，市场寻求、追求低成本、资源丰富拉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东道国的风险指数仍然不显著。之后，他们又将模型进行拓展，加入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对东道国出口以及投资集聚三个要素，其结论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集聚效应都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集聚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如产业的集聚效应，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美国硅谷，聚集了几十家全球IT巨头和数不清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都是驱动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因素;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拉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资本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表现较为分散; 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对

非洲和石油生产国的投资是由于其自然资源。另外，一些文献针对某一个或两

个区位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蓬塞( Poncet，2007) ［8］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 BITs) 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双边投资协定可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大类，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内容主要在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体现；现代型的指两国之间订立的专门用于国际投资保护的双边条约，又分为美国式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及德国式的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科尔斯塔和威格( Kolstad＆Wiig，2009) ［9］的研究认为，巴克利等( 2007) ［5］及张、钱( Cheung ＆ Qian，2009) ［7］文章中使用的数据是经批准的投资数据，而非实际投资的结果，因此可能有失偏颇; 并且之前的研究都是将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和自然资源禀赋因素独立考察。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投资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结合作用，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多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二者存在替代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企业多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 风险高) 和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通过国家对比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比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托兰惕诺( Tolentino，2010) ［10］

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对比，分别采用考察了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其自身的一些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比：中国、印度

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自身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数据：1982～2006年

1980～2006年两国的时间序列数据

研究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评估

结论：发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利率、人力资本、技术能力、汇率和汇率波动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 Granger)原因。相比之下，印度的国家技术能力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 原因。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依靠政府来推动，相关的

区位选择和分布更倾向于政府的指引。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冯、埃雷罗( Fung ＆Herrero，2008) ［11，12］等

人的研究。拉玛沙米( Ｒamasamy，2010) ［13］等则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 ～2008 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国有企业倾向于对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

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他们还指出，现有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私有企业的投资

行为，但是对于国有企业，需要将现有的理论进行调整才能对其解释。类似地，姚等人( Yao et al. ，

2010) ［14］认为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他们提出理论命题，即中

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能源建设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国家政策会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因此这些国

有企业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相对地不考虑国际市场或一些东道国存在的风险，并且该文章进一步

用中铝和力拓的案例对其命题进行了说明验证。

二、国内文献的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是基于对本国经济现象的研究，因此相比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的

研究成果更加全面、详尽。以下主要分为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 一)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方面

冼国明、杨锐( 1998) ［15］认为，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只是强调某个时期的技术变动

或发展阶段对发展中国家FDI 的决定作用，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他们把邓宁( 1993) ［16］的附加策略变量

的动态国际生产折衷( OLI) 理论模型作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学习型FDI 模型框架，这个模型既可以

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同时还可以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交叉投资的

行为，从而完善了坎特韦尔( Cantwell) 的技术累积理论。另外，他们还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从而对策略

型对外直接投资做出解释。这个理论框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并没有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特有因素。另

外，江心英( 2004) ［17］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 environment) 、体制( system) 、政策( policies) ，即ESP

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 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文章指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行为事实上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

间的正和博弈，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利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的引资目标和跨国公

司的投资目标是否吻合以及吻合的程度。范小军、杨舟( 2006) ［18］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

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

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 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

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 二)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的探讨

1．一些文献从整体上讨论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 2003) ［19］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

展中国家为重; 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 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

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钟

懿辉( 2006) ［20］，他指

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应当针对临近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不同的战略;

同时，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注重“聚集效应”、保持成本优势、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还要结合企业自身

102

特__________点。

另外，程惠芳、阮翔( 2004) ［21 － 25］等人的文献都是通过建立引力模型、一般的计量经济模型或者空

间计量经济模型，选取多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国家( 和地区) ，对中国对外投资流量( 或存量) 数

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或者面板数据分析，进而考察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他们

的研究结论中有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是相同的，有些是相反的。他们的研究结论都认为，中国与东道国的

双边贸易额是影响对该东道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很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但是东道国国内生产总

值、双边汇率、前期投资的影响方向却不确定。

除此之外，胡博、李凌( 2008) ［26］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

响，他们采用2003 ～ 2006 年中国对54 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他们利用聚类技术将样本国家分为市场寻求、资源寻求、科技寻求这三类。他们的研究证实了东道国的

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和科技水平是影响中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三个重要因素。具体地，较高的科技创

新水平是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或潜在市场则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而

阎大颖等( 2009) ［27］则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以经典的国际折衷理论为基础，

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发展特征建立了一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

架重点考察的因素为政府扶持、关系资源、融资能力。然后他们以2006 ～ 2007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对全样本分析时，

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政府政策扶植的作用较弱。另外，他们

对三个类型( 贸易型、生产型和其他类) 投资的子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政策扶植对资源和技术类

ODI 的意义相对更重要，海外关系资源则与贸易类ODI 关系更密切，而融资能力则是影响最普遍和突出

的因素。

2．一些文献集中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影响因

素。

贺书锋、郭羽诞( 2009) ［28］考察了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他们选取2003 ～

200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 个东道国作为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政治信仰、政治摩擦、

国际地位和政治关系四个度量政治因素的变量。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

的影响，中国企业更偏向投资于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

较高的东道国。韦军亮、陈漓高( 2009) ［29］则专门针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他们选取了中国企业2003 ～ 2006 年在73 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采用GMM 估计方法，

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高政治风险的东道国的原因，可解释为这可能源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以及少数企业的

盲目投资等。殷华方、鲁明泓( 2011) ［30］研究了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

1993 ～ 2006 年49 个经济体在29 个OECD 成员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样本，以文化距离带来的“外来者

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创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他们的

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和

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存在着水平S 型曲线关系，这能够较好地解释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

“文化距离悖论”，即国际直接投资更愿意流向和母国的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因此他们建议对于中国

正在“走出去”的企业，未必要投资于和中国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应该同时考虑文化距离的“外来者

劣势”和“外来者收益”。陈松、刘海云( 2012) ［31］分析了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的影响。他们选取75 个国家或地区2007 ～ 2009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另外，他们还考察了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技术

水平、汇率、双边贸易、东道国通胀率等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市场规模较

小的国家或地区; 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吸引力; 中国向东道国的出口促进

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 东道国技术水平、双边汇率、从东道国进口贸易以及东道国通胀率没有显著影响

10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 2012) ［32］则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

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他们选取的样本包括2003 ～ 2009 年

92 家上市公司在60 个国家新建的283 家海外子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双

边投资协定是联系母国和特定东道国的双边联系因素，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 双边投资协定对促

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投资作用更大; 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替代母国

制度支持的不足，对于获

得更少母国支持的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更有帮助。

( 三)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DI 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 2002) ［33］，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

难后易”与TCL 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

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他指出，总体而言，对于中国企业，

尤其是以制造为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所处的阶段适于运用“先易后难”战略，即主张先进入发展中国

家市场。而邵祥林( 2005) ［34］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

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

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

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 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

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

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 例如独立经营和合

资经营) 。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

“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 2010) ［35］将对外直接投

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 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 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

者也称为“探索型O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 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

梯度FDI 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 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

“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

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DI”与“利用型ODI”的优势。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目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DI 区位选择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总体上看，学术界对

ODI 区位选择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发展中，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范式尚未完全确立。到目

前为止，每个相关的区位理论只是解释某个特定时期或者特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无法对所有

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问题做出一致的解释。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还没有满足现实需要，实践上需要

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和研究成果来指导现实经济决策［36］。第二，外文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包括母国制度、母国政府扶持、投

资企业类别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独特的。但笔者认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既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也有符合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框架的一般性。在

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时，一般性和独特性都应该予以考虑。

第三，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有关研究的综述和修正，

以此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的构建方面，现有的文献极

其缺乏，没有形成用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框架。具体地，对FDI 区位决策的研究基本

是从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发现、识别和验证影响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但未上升到一般性理论，

没有揭示影响因素对FDI 的作用大小及其条件变化。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方面，由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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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易后难”逐渐发展成“难易并进”的模式。在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他们不但分析了经济因素、

环境因素，对制度因素的分析也很多，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因素的考察仍然不够全面，特别是基于母国角

度的分析十分不足; 另外，很多研究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即同一个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

择的影响出现了矛盾的结论; 而且大多数文献是从某个侧面描述对外直接投资

的区位选择问题，缺乏系

统性。

第四，以往的研究基本基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而这些理论模型中普遍存在没有考虑贸易成

本、集聚经济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无贸易成本这些条件建立的。由于受到这

些假设条件的限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缺少了和主流经济范式共通的基础条件，大多数理论以一种假说

的形式呈现。这使得相关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度减弱。直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区

位选择的分析范式———新经济地理理论( 强调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

结合，FDI 理论才具备了主流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是基于比较严格的假设条件的，对于新的国际生产的现实问题，

它们已经较难做出解释［37］。而现有的文献中，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

问题就很缺乏了。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如何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问题，一个较好的研究角度

即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入手，在全面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基础上建

立理论框架，进而解释中国ODI 的区位选择问题; 或者是通过应用现有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来解释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也不乏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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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Ｒeview on Location Theory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

ZHANG Hui1，HUANG Jian-zhong2

( 1．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Shanghai 201204，China;

2．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policy guidance of the “two markets and two resources”，China's developmen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especially rapid. The primary problem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the study on

location choice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However，the developing time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