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新闻客观性的历史情缘与现实悖论

2010年第5期

（总第69期）推进创新理论探索创新实践

DONGNAN CHUANBO

摘要：随着新闻与社论区分的事实报道逐渐消解，新

闻客观性才最终得以确立；新闻客观性的发生存在多种因素，如战争的公关、宣传直接催发了新闻客观性；然而，由于新闻客观性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追求，因此现实中存在多种悖论。

关键词：新闻客观性历史情缘现实悖论一、从报道事实到新闻客观性

新闻主张报道事实是一开始的追求，这在早期的办报理

念和实践中已得到了证实。

早在1702年出版的《伦敦每日新闻》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这样的指导方针：秉持公平、中立原

则、据实报道所得之资讯。[1]

为确保公正，每一篇报道在具体操作中都标明报道所取外国刊物，目的是让读者可以了解报道出自哪些国家或政府批准，以自行判断报道的可信度和公正性。这一时期的报道强调作者在编辑中不渗入任何个人的评论和意见，他们要做的仅仅是提供与事件相关的事实。因为办报人相信每个读者都有充足的智慧，可依事实衍发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关于报道事实的历史还可追溯到米兰多（Mirando,J.A.）在1867年出版的《哈尼创作指南》（Haney ′s Guide to Authorship ），米兰多指出，新闻写作方法所应注意的不光是不偏不倚，还不应在报道事实中发表评论，而且不应站在党派立场上，罗列事实而不能插入意见等等。[2]新闻人应该公

正、

真实的报道新闻，把个人的观点放到报纸的其他部分甚至根本就不发表意见。关于报道新闻与社论的区分，米兰多在后来出版的《年轻编辑指南》（Hints to Young Editors ）中，重申了报道事实的不偏不倚原则，并且还明确提出所有的新闻要严格作为新闻对待，也就是说报道要将新闻与社论分开，新闻人要公正来写每一条新闻，用最简洁、极清楚的方式

记录事实。[3]

至此以后，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新闻理论工作者，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分别从修辞、消息来源、事实与观点分开等方面力陈了报道事实的这一一般准则。

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产生的便士报开始，报道事实的这种不偏不倚、讲求事实与意见分开以区别于党派的报道原则已初具职业理念了。舒登声（Schudson ，M.）认为，便士报的产生强化了事实报道的基本准则，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的便士报中，对于一个新闻人除了知晓事实是第一位的，就

没有其他东西可言。[4]

然而这里需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记者们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忠于事实，而另一方面又要让报道生动活泼。这难免产生一些困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偏不倚的事实报道被生动活泼的描述所占有，甚至

出现被人们所不齿的

“夸大之词、半真半假之言”。一战的爆发，对以前那种信奉事实就是世界一部分的朴素经验主义的报道原则提出了挑战。战争期间，大量的战争宣传以及公关的兴起，甚至是“弗洛伊德主义所揭示的人类无理性行为”，使人们动摇了原来所建构的事实报道原则，对新闻、公关捏造事实产生怀疑。正如舒登声所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类是个体的和群体的建构了和他们相关的现实的观点，占据社会思想的中心位置。”[5]

并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如政治专栏类的主观型报道开始在报纸上制度化；二是主张用一种对报道“规则和程序的忠诚”来取代对事实的简单迷信，也即客观性。并由此演绎出新闻客观性

的五个要素，即倒金字塔结构（inverted-pyramid style ）

、不党（nonpartisanship ）、不偏（detachment ）、据实（a reliance

on observable ）

、平衡（balance ）等。[6]

在大多理论家看来，新闻客观性是一种道德理想，同时又是一套报道、编辑实践，包含一系列的新闻写作样式。新闻客观性的内涵至少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道德理想（a moral ideal ）、一套关于报道及编辑的原则（a set of reporting and editing practices ）、新闻写作样式（a pattern of news writ-ting ）

。这些规则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贯穿于新闻编辑和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成为新闻职业的标志，内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自觉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习惯于从写作层面的“客观性报道”和职业层面的“客观性规范”来理解新闻客观性，前者说的是一种新闻报道的呈现方式，而后者则是新闻从业的理念。我们可以这样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客观性，既是出于对读者的忠心，更是出于对新闻从业者自己作为一个职业团体，而不是其发行人或发行人所倾向的政治团体的忠心。新闻客观性虽外现于操作的规则当中，但本质上是一个职业团

体对自己职业规范、

职业理想的明确维护。二、发生的历史情缘前文已提及，新闻客观性的广泛普及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种被后来确认为职业道德准则的客观性概念，由此确立了新闻生产的逻辑和新闻业的使命。也正是如此，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制作精神和新闻记者报道新闻的准据，体现了构成现代新闻业的独特气质。

新闻客观性在一开始被认为是一个道德理想，在现实操作中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新闻业坚持并相信客观性，缘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新闻人员极力信奉这一信念；另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要求，因为普通民众对新闻的渴望也给予了一种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客观性是19世纪后期建立的朴素经验主义和事实就是真相的扩展，也是对怀疑的一种积极回应。也有人说，新闻客观性是对一个民主市场社会的辩证式应对而不是直线性推断，新闻客观性不是信奉事实信念的最后表述，而是要维护一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所设计的一种方法。

新闻客观性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新闻业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需要。新闻客观的出现说明了新闻业具

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同时呈现出新闻业与社会、

政治权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关系。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突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电报技术对新闻客观性贡献甚大。大多报刊史家都认为，客观性的普遍接受与电话和电报的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因为当时随着通讯社的发稿日益活跃，逐渐成为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并且随着这种新闻发布方式的变化，人们开始接受一种“客观的”报道

探析新闻客观性的历史情缘与现实悖论

王彦林1，刘硕2

（1.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北京外交学院北京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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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谈及电报技术、通讯社与客观性的关系时，凯瑞

（Carey,J.）以为客观性与电报存在必然联系，电报的壮大对

语言和新闻业的影响甚大。[7]

因为语言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当电报被通讯社所采用时，迫使通讯社使用一种除去地方性或区域化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含义明确、简单、平实和标准，使得各地的读者能以相同的方式理解同一报道，原有的方言或夸张甚至幽默等报道风格被彻底取代，由此产生的作者与读者的对等性关系在电报语言中得到体现。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报淘汰了相信描述并分析内容的作法，代之以提供单纯的事实；由于电报费用的昂贵，使报道必须简练而且要经过报道者的重新组合，产生了新闻讲述者与新闻报道者的分离；电报对新闻文本的改变，使新闻编辑部也发生了改变，催生了新闻的程序化生产。相比于电报技术的影响，科学对新闻客观性的作用也是巨大的。19世纪30年代，人们普遍以为“科学”就是清晰明确、能被公众理解的具体知识，基于此，激发了一系列的自然科学的兴起。与此同时，或者说更晚一些，人们开始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由此使进化论成为科学的范式。科学的作用在于提供材料、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新闻客观性的前提假设，即在一个外在的世界，对一个事件的说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世界或者其部分。这个新闻客观性不是说报道新闻的媒介是客观的，而是指外在的客观世界可以被报道。自一战以来，世界新闻报道发生了转变，开始由事实本身向其所希望的东西转变，致使大多数的报纸随波逐流，不再坚定展现重大新闻或解释来向观众甚至政府提供参考。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这面大旗深刻影响了人类思想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则表现为劳工报与便士报的兴起与发展，通过理性、自然权利、公共利益等思想来争取社会的各种平等权利以服务于公众。这一时期的报道俨然声称要为社会提供独立和公正的新闻，以使所有的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并形成对各种重要事件的认知。然而正是公关和宣传的大肆渲染，人们开始怀疑新闻报导的真实性，甚至表现出对无理性的恐惧。公关的成功，表明宣传的得利和新闻报道中事实的失败，这也不难说明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可以制造和编辑专门的新闻和报道。并由此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外在环境的变化和社会渐趋复杂，使得新闻业失去事

实报道的基础，也就决定了新闻报导不再能够反映世界的真

相；另一方面，新闻业充分认识到宣传对新闻的巨大消极作

用，为确保自身的形象和地位并且以区别于公关和宣传，也就必然选择新闻客观性。

三、存在的现实悖论从历史角度看，新闻客观性的产生，自启蒙理性到为公众说话，乃至后来的便士报的发展等等，为客观性的出现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随着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变迁，先前反映社会真相的报道理念因新闻无理性行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一战前后，宣传与公关的突起，更是对追求事实、公正、不偏不倚报道原则以致命的打击。正是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民主市场危机的环境中，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为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

地位，更是为不断完善已经拥有的独特工作方式、

规范和组织文化，新闻报刊最终提出新闻客观性原则。然而，新闻客观性的提出至实践全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不少学者认为新闻客观性的产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追求。也就是说，以行为来实践客观性道德上的使命，决定在现实中必然通过有形可视的方式来体现其存在，以具体的可操作性承接因新闻失真而引起的普遍疑虑，从而达到展现自己的道德理想的目的。正是新闻业界的这种努力，遭到了理论界人士的同声讨伐。根据甘斯（Gans ）的说法，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一个调查显示，

98%的新闻从业人员直接把客观性等同于“公平”和“平衡”，并且有意地回避“超然”、“中立”。[8]

这是因为工作中“公平”和“平衡”的问题可以操作层面得以实现，而所谓“超然”和“中立”则属于无形的价值判断，无法具体实现。这也就不难理解，新闻客观性使得新闻业在技术规定和道德规定并重的道德理想中，倾向于技术规定的行为。由此也就产

生了一种被塔克曼称之为“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 ）[9]

的

操作模式。我们知道，新闻客观性的产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为的是解决因新闻失去

“真实”而产生的普遍质疑，是一种特殊处理问题的实践。然而，受现实的影响，这种新闻客

观性逐渐演变成新闻职业中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和理解的

事实，从而使初始形成的条件消失殆尽，使其存在的价值大打折扣。新闻客观性本来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新闻专业的理念等丰富内涵也因此而慢慢褪去，呈现在从业者面前的仅是为新闻客观性理念所认同的事实描述和展现的具体形式和外壳。新闻客观性的矛盾，在现实社会中是有证可查的。自上

个世纪70年代以来，

新闻客观性支配下的媒介，成为政府或社会精英层发表声音的舞台。有学者总结到美国的新闻媒体

对美国政府的作用时说：美国媒体向政府提供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消息；通过报道公众舆论使政府官员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使政府得以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公众和政府内外的精

英；使主要执政官员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在公众面前，尽

可能的在公众面前显示他们的风度和政治能力。所有这些，只能说明新闻客观性违背了平等、公正的初衷，不可能为社会公众带来可资理性判断的信息。另外，新闻客观性之所以失色，还在于其立足的新闻操作模式———受托人模式

（trustee model

）。[10]

在这种模式中，记者以独立为基础，以专业为标准，相信自己能够知晓公众之所需，并能够代表公众搜集和提供所需的新闻。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存在于此，那就是在整个新闻业的实际生产过程中，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根本没有权力决定或干涉新闻信息的搜集和报道，

而他们能做的仅是消费媒介已安排好的新闻。难怪凯瑞也愤怒地说，在委托人模式中，一个报业的结果就是成为拥有特殊新闻搜集权力的强大机构。参考文献：[1][6]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3.[2][3]Mirando (2001).Embracing Objectivity Early on:Jour-nalism Textbooks of 1800s.Journalism of Mass Media Ethics,16(1)：23-32.

[4][5]Schudson (2001).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Journalism,Vol.2(2):147-170.

[7]Carey (1989).Communication as Culture.Winchester,MA:Unwin Hyman,Inc.pg.210.[8]Denis McQuail (2000).McQuail ′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175-299).London:The Alden Press,Ox-ford ：288-290.[9]同①，94.[10]同①，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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